割裂的海峡：认同危机与民族主义

这篇文章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简单剖析一下台湾问题，大致上使用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

因为不是学术论文，我没按照严格的论文格式来写，有些过于学术的地方用了很简单的语言来叙述，肯定会有歧义，但是我尽力把它表达准确。一些地方过于敏感，所以没有过多叙述。因为自己的英语翻译水平有限，一些概念和人名都用双语标注了出来。大家如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我的参考文献，相信这些资料能给你更多的启发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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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台关系发展与新的变化

History of China-Taiwan-US Relations and New Changes

谈论到台湾问题，美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不能单纯地讨论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爱恨情仇。

在中美建交之前，台湾一直在国际上代表中国，并与很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在1971年的《上海公报》和1978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中，美国承认“一个中国 ”（One China)，并且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关系开始正常化，并随着苏联在第三世界的扩张，中美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防务上都有着合作，“中美苏战略三角”进一步巩固。同时，在80年代，台湾同意返乡探亲，大陆同台湾之间的关系逐渐缓和，双方之后进行了经贸方面的沟通，并在多方的努力下于1992年达成“九二共识”。从此之后，海峡两岸的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大陆逐渐成为了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美国并没有“放弃”台湾，在台湾民主化后，美国视台湾为亚洲自由民主的“堡垒”，同时美国采取了模糊的海峡战略（strategic ambiguity), 即接受“一个中国”（One China）的模糊概念，确保在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的情况下安抚（pacify）大陆不以武力统一台湾。特别是在1995—96年的台海危机中，面对大陆针对台湾的军事演习，克林顿政府部署了两艘航母舰队到台湾海峡来阻止大陆武统。之后，在双方的克制下，战争并没有爆发。通过这次危机，中美之间对双方的底线十分清晰：美国不允许中国动用武力，中国不允许台湾违背“一个中国”的共识。在此之后，中美之间在台湾问题上保持着相当大的默契，双方共同维持着现状。

在民进党（DPP,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候选人陈水扁赢得2000年的选举后，由于陈的台独言论和行动，大陆和美国同时对台湾施加压力，批评陈的言论。也是在此之后，大陆开始防范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因此开始孤立民进党并拉拢其他党派。之后在2000年国台办出台了《“一个中国”原则和台湾问题白皮书》，在2005年人大通过了允许大陆在必要时刻武力统一的《反分裂法》。在马英九上台之后，由于台湾奉行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政策，大陆也默许了这一做法，两岸关系升温，并在2015年双方的领导人在新加坡会面，“习马会”也代表着两岸关系的顶点。

2016年蔡英文选举成为台湾领导人后，蔡的演讲、行动和相关政策都体现出强烈的独立倾向。并且蔡同美国总统Trump在未通报大陆的情况下于2016年蔡选举成功后互通电话，蔡同时在访问加勒比的四个邦交国时候过境美国，这些违背了中美保持多年惯例的行为引发了大陆的强烈反应。基于蔡同美国的暧昧关系，以及蔡强烈的台独倾向，大陆通过外交手段不断减少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合法地位的国家，同时阻止台湾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WHO等国际组织。这些举动体现了大陆试图在国际社会孤立台湾。同时，大陆在台湾海峡和附近海域安排军事演习，并减少前往台湾的游客。并且，习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会议上提出了“习五条”，并在讲话中多次提到“任何势力无法阻挡”两岸统一，这进一步体现了大陆的强硬对台政策。

贸易促进和平？

Interdependence-promotes-peace ?

在蔡之前，大陆一直期望着“以经促政”，即通过经济上的联系来影响台湾的政治，拉近两岸关系，和平统一，这是很明显的自由制度主义思想。这种观点在学界和政界有着一定的影响力，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 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在专著《权力与相互依赖》(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中提到了国家是基于整个国际体系的整体的权力分布行动的，当国家享有一个共同的资本目标时，就会限制国家的行为。

翻译的不好，有能力的直接看原文吧：“state behavior on the basis of attributes of system as a whole ··· ··· and when states had a shared capitalist goal, which could constrain state behavior.”

在此基础上，自由制度主义学者又进一步地阐明，在相互依赖(interdependence)的情况下，经济联系会限制国家的行为：增加军事冲突的成本；改变国家追求的目标以此来降低因不同目标造成的冲突；在经济一体化的情况下国家间的沟通能够了解对方的目的（Kastner, 2006）。

说人话就是：两岸经济交往频繁，一旦开战损失巨大，而且双方都有着因贸易产生的既得利益者，在国内他们会限制政府有损两岸关系的举动。同时双方交流频繁对方心里想着点啥也都清楚，知道意图了就不容易产生误会。这样大家就和和气气，国家基于理性的考量会去追求最大化的经济利益，最后大家交往得多了，也就成一家人了。

这种观点在陈水扁时期发挥过一定作用，当时很多岛内的利益集团（interest group）反对陈，因为陈的台独行为会损害他们在大陆的利益。但是至此之后，通过贸易来促进和平，促进统一并没有明显的效果。

其原因在于，自由制度主义的“Interdependence-promotes-peace”是基于理性的假定，受到很大的行为主义的影响，认为国家的决策是理性的，受到群体经济上理性的偏好的影响。但是自由制度主义忽视了非理性因素对于国家决策的影响，国家内部的斗争、身份认同等因素也同样会影响国家的决策。说人话就是，国家也不是绝对理性的，其决策过程中跟人一样也有非理性的因素，国内闹个分裂，领导人的个性，国家的文化，身份认同，这些非理性的因素会影响国家的行为。

所以，自由制度主义的相互依赖促进和平在台湾问题上是无法给出解释的，贸易会带来财富，能让大陆的人去台湾诚品书店买书，能让台湾的商人来大陆赚钱，但是不会让两岸和平统一。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考虑那些非理性的因素：民族主义。

集体认同与民族主义

Collective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是一个非常现代，非常复杂的领域。对于民族主义有着非常多的定义，也有着不同的争论。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Benedict Anderson)写的很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这其实是一种建构的观点（也可以认为是“主观的”，在民族主义研究领域，对于民族主义的形成通常是以“主观”和“客观”这两种出发点来区分的），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er)也是以建构的角度来分析民族主义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角度，比如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在《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中对于早期欧洲民族国家产生的分析，以及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对于民族主义的相关研究。

在这里我采用的是一种建构的角度，因为两岸同胞确实是血浓于水，哪怕是台湾的原住民，往上翻一翻跟大陆也是同一个祖先。不存在客观的种族、宗教等因素来区分“台湾人”和“大陆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两岸都书写同一种文字，都说同一种语言，而在建构中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两岸建构的方式是不同的，建构的内容也是不同的。

台湾：

对于台湾来说，民族主义的产生是因为分配和权威(allocative and authoritative)，简单来说，就是因为两岸分隔，台湾的政府能够对台湾实行管辖，在台湾内部拥有分配资源的权力并建立起了权威，在台湾外部有着美国的支持和大陆的压力，内部的竞争小于外部的竞争，集体认同得以和领土相结合起来。说人话就是，1949年之后，台湾实质上处于独立的状态，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内部存在的竞争小于外部的压力，比如大陆当时的炮击、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尴尬地位，内部的统一和外部的刺激导致了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的形成。

并且在台湾民主化之后，台湾内部出现了很大的变动。由于“九二共识”达成带来的分歧和长久压制导致的反叛通过民主程序表达出来。民族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在外部的美国和大陆两个强大因素的催化下，台湾的集体认同更加深化。同时这种集体认同一旦形成就会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甚至是以一种致命的方式向不受领导人控制地方向发展。并且会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通过社会化的过程塑造每个人的个人身份(individual identity)，将这种民族主义扩散出去。而违背这种民族主义，或者是试图使它降温对领导人来说是危及其政治生命的，也是危及政府合法性的。

因此贸易带来的利益并不能阻止台湾走向独立，内部的民族主义使得台湾政府无法基于理性进行考量，内部的众多因素导致台独倾向越发严重。

大陆：

而大陆的民族主义与台湾的则不一样，虽然同样是建构出来的，大陆的民族主义就更符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提到的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

所谓官方民族主义，最早是指沙俄时期，沙俄政府推行俄语，加强王朝统治。之后，随着历史发展，官方民族主义的形式和内涵也不断变化。

以本尼迪克特的定义来说，官方民族主义是指，在新的国家建造民族(nation-building)政策中，看到的真实的、群众性的民族热情，以及一种经由大众传播媒体、教育体系和行政管制等手段进行的有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

这一点在大陆来说很清楚的看到：新疆的再教育营、义务教育中的民族宣传、对于媒体的管控和主旋律宣传。这些都在不断建构且加强着大陆的民族主义。上文中提到过，民族主义一旦建立起来，就以一种不受控制的方式发展，并通过制度化不断建立并加强集体认同。而没有收复台湾对大陆来说是一种屈辱，与几百多年来整个民族羸弱、受侵略的屈辱相融合。台湾的独立对于大陆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不允许的。在大陆的集体认同里，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和大陆人同族同宗，都是中国人。

同时，政府一直面临的挑战是调和政府合法性中的两个来源之间的矛盾：经济的增长和崛起的民族主义。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下行的情况下，经济的放缓正在削弱绩效合法性，民族主义与政府合法性的相关性增加，政府无法对抗崛起的民族主义，同时也需要利益它加强自身的统治。台独无异于在冲击着中华民族这个集体认同的核心，所以采取强硬的措施来应对是必然的。

To Be or Not to Be？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大陆的强硬政策势必会刺激台湾，使得台湾的集体认同更加强烈，导致台独倾向更加明显，于是大陆进一步被刺激，要做出与之相对应的回应。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正在形成，特别是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情况下。

需要考虑的是，中国是否有能力或者说机会进行武统。中国对于蔡英文的举动采取的强硬措施背后除了民族主义和集体认同，还有着同样深层次的原因。国家-社会关系在Xi上台之后出现了变化，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加强，同时大陆对于台湾的贸易依存只有不到5%，这代表着亲台利益集团的削弱。还有不能忽视的是中国领导阶层一直有着强烈的地缘政治安全观念，美国的举动对于大陆的刺激以及台湾对于南海的重要作用都是驱动大陆强硬的因素。

而决定走向的并非是前面叙述的国内的变量(domestic variables)，首要变量(primary variables)是国际体系结构。中国经过多年的发展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军事发展几近停滞，但是依靠资金和政府的大力扶持，中国的军事力量得到了显著提升。其中第二艘航母的下水实质上是领导层根据国际形势的判断，基于安全考量决定建造的。而且地理因素赋予了大陆战略纵深，台湾海峡最短130公里的距离也使得大陆不需要拥有和美国一样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就能够将大量优势军力投送到台湾。这些都导致大陆对于台湾有着绝对优势。起到重要作用的是美国。按照国际关系理论中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的观点，中国不可能和平崛起，在无政府状态下，大国为了生存必然会争夺霸权。美国为了维持其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必然要介入到台湾问题中。

同样，很多学者和政界人士都在担忧着“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崛起的大国势必会挑战现存大国。不讨论“修昔底德陷阱”在学界中的争议，单就在台湾问题上，中美关系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这是两国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正在强大的中国和依旧强大的美国将会在或者说已经在台湾问题上出现大国的博弈。

在台湾问题中，每一方都要是十分小心，任何的过度行为都会导致失控和混乱。

写在最后

Words in the End

写到这里，论述已经结束。但是我们需要从问题中跳脱出来，思考一些更宏大也更微观的问题。

我们总在说“小粉红”在说“民粹主义”，总在讨论“集权”讨论“民主和自由”。但是我们真的了解这些概念吗？我们这的相信这些信念吗？还是说，是因为生活中的焦虑让我们需要通过这种宏大的，看似对我们弱小个体具有决定性的事情来发发牢骚。

政治的确是一个离我们很近又很远的事情，但是我认为它本质上是一个精密的，巨大且复杂的机器，它有着开放性，但同时又带有精英主义的色彩。英国脱欧代表着一种全新的，从来没有过的政治程序的诞生——复杂的问题，宏大的理论，与众多人休戚相关的决定，不是依靠协商和妥协，而是靠简单的yes or no 来决定。而在这简答的yes or no的投票背后，是基于数据、画像和煽动性宣传的程序操纵。你可以认为这是行为主义在科技下的一次新的蜕变，也可以认为这是理性主义的一次溃败。但在我看来这是对民主的践踏，对政治的侮辱，但同样也是对现在繁复、冗杂、老套且愚蠢的精英主义政治的反叛。在这样的程序中，个体被忽视，所有人被程序化为yes or no， o或1；同时，政治价值变得一文不值，被赤裸裸地丢弃到了一边。政治不同于其他学科，它是需要一些政治哲学或是政治价值来作为指导的。

以上的问题我并没有一个解决方案，但是身为个体，我们需要考虑自身是否已经处于这样的程序中而不自知。依附于权力和集体主义语境下的反叛，这二者的本质就是非黑即白，就是yes or no的选择。个体的思考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当今的中国，缺乏良好的讨论环境，也缺乏能够发挥作用的意见领袖。一边是张维为之流作为喉舌把真假掺半的“学术”加工给大众，一边是不愿静下来思考的人们愤怒的表达或者不加思索的拥护。在其中我看不到个体的价值，也看不到思考的力量。

独立思考这个词快被人们用烂了，但是除了用来贩卖焦虑外，不断地提及并没有带来什么作用。这真的太悲哀了。一方面阶层固化的确带来了分割，另一方面人们热衷于成为某个群体地一份子，主动把自己规范成符合某个标签的单元。整个社会急剧地分化，不仅仅是经济上，更是知识上，认知上。

最后，用凯恩斯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任何重大的失败都应该促使我们去反思。”

参考文献：

Anderson, B.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Gellner, E. (2008).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Ripsman, N. M., Taliaferro, J. W., & Lobell, S. E. (2016).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obell, S. E., Ripsman, N. M., & Taliaferro, J. W. (Eds.). (2009). Neoclassical realism, the state, and foreign policy.

Chen, D. P. (2017). US-China Rivalry and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Security, Nationalism, and the 1992 Consensus.

Kastner, S. L. (2006). Does economic integr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ake military conflict less likely?

Sang, X. (2019). The Evolution of Policy Made by Mainland China toward Taiwan.

陶文钊. (2018). 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四十余年的回顾与思考. 美国研究, (4), 3.

Economy, E. (2018). The third revolution: Xi Jinping and the new Chinese state.

Wang, J. (2019). Xi Jinping’s ‘Major Country Diplomacy:’A Paradigm Shif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