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的有机过程（中国的经验）
托洛斯基
本文原为发表于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经《布尔什维克》杂志电报频道转发
（编者按：在这篇文章中，托洛茨基进一步批判性的检验了斯大林指挥下的“人民阵线”策略在中国导致的恶果以及对其他欧洲国家革命前景的挫败。正确的革命策略不是对眼下一城一池的得失作为衡量，而是基于对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判断，以及对世界无产阶级最终的彻底胜利的作用来制定的。斯大林的阶级调和手段的本质和后果在今天依旧能提供有价值的教训，并且更加需要我们仔细考量与深思以免中国的革命重蹈覆辙。）
不久之前，斯大林派骂我们为“社会法西斯、“反革命者”、“韦尔斯的走狗”。为什么呢？因为在希特勒胜利之前，我们在德国宣布与社会民主党缔结联合战线，俾德国无产阶级仍在国会外的大斗争中反对法西斯主义。在这联合战线中，我们想把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变节态度暴露于其本党的群众之前，因而取得其群众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对于这一策略的否认，即为希特勒胜利的理由。
可是现在却又换了一个腔调，特别是在法国与比利时，在那些正处于阶级斗争的紧张时期，或在这种斗争之前夜的国家中，他们就叫我们为“冒险主义者、极左派、盲动主义者”。不过这个腔调毫不新奇。你在一九二五至二七年的《共产国际》（以前是革命马克思主义的机关报）上可以找得到斯大林、布哈林、马尔可诺夫等人的许多妙文。用冒险主义与盲动主义的谩骂来攻击俄国的反对派。
在这里，就不禁令我想起在斯大林主义的目前政策与另一时期的政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实际上，那时，斯大林与蒋介石左右的军阀们联盟，随后又叫中国共产党服从着汪精卫、陈友仁等人的左派国民党的指挥，这不是与目前苏联与法国参谋部建立联合战线，另一方面又令法国共产党臣服于达拉第、高脱与弗老脱等人所领导的小资产阶级的激进社会党，适相符合吗？十二年之前，斯大林为要以俄国革命的权威，使中国的无产阶级群众入于国民党的旗帜之下，乃派鲍罗庭与加伦到中国去；而对于目前的法国也是如此，他为要叫法国无产阶级受社会激进党的指挥，派遣了他的比亚塔次基、欠毛唐诺夫、考沙洛夫到法国。诚然，他们的权威，幸而已没有在中国革命那么盛大，因为德国党的不光荣的失败，已使一部分的先锋队看到了斯大林派政策的结果。但是正因为此，危险性却更大。转变的斯大林主义者尤其从属于社会党的领袖，则愈将浸沉于阶级调和的思想。因此，把中国革命惨败的教训，在西方广为传布，已成为一个必须的与现实的任务了。这真是一件要紧的事情，因为斯大林派企图把他们在法国的现行政策，解释为“德国失败的教训”，斯大林怎能消受历史的教训呢！当他在德国的极左主义的把戏失败以后，同样是为了外交政策的利益，于是又循着那有机的过程，重找他的旧欢，即重找那更为平庸的社会机会主义了。
斯大林在一九二六年的政策之出发点，并不是为了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利益，而只是从俄国的观点出发，在蒋介石、冯玉祥等军阀们的身上，想找一个国外的强者，在目前的法国亦然，他决不是为了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俄国对于中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成为他与蒋介石联盟的代价，而目前俄国对于法国无产阶级的影响，又成为他与法国总参谋部交涉时之一种讨价还价的东西。
现在让我们就几个基本的特点，将中国革命加之简单的观察。两国的经济、文化与社会诸方面虽有不同，但我们显然还有权利将法国的现状与那时的中国，作一个对比。“反帝国主义”这一个名词用以辩护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一切政策。布哈林将国民党加以荣光，说它能代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与无产阶级的利益。因此，为了反帝国主义这个“公共”斗争的利益，中国共产党不得不抛弃它独立的政治立场而接受国民党的指挥。斯大林及其同僚完全看不到大农与买办的资产阶级，乃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民众中的支持点，他们看不到假使反帝的斗争，不是觉醒了劳苦大众为本身的利益的斗争，即不是土地革命与剥削那帝国主义走狗、买办的斗争，那就无法前进的。
斯大林所选择的同盟者不是无产阶级，而是中国的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要同帝国主义妥协的心更百倍的甚于在土地革命的旗帜下举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的无产阶级和贫农，因为有了阶级意识的觉醒，愤恨蒋介石及这类的军阀。斯大林只有制止无产者反对蒋介石才可以得到与蒋介石的同盟。然而中国共党党无论如何不能和蒋介石亲善，因为蒋介石仇视共产主义施行一个太明显的压迫，并且一九二六年在广东“三月二十”的事变中就已经开始拘捕共产党员。斯大林——鲍罗庭，虽然有蒋介石对共产党员的敌视，仍不愿与他决裂，因之必须找一个中间人以维持对无产阶级的控制。只有这样提出问题，我们才可懂得“左派”国民党小资产阶级的和调和派的领袖们（如汪精卫、陈友仁、宋庆龄之流）之作用。他们自命为阶级合作的代表，以统一的中国人民对待主要的敌人帝国主义。斯大林——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为发言人，在无产阶级之前称赞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为全中国民族之有资望的领袖。如果中国的无产者不满意蒋介石，鲍罗庭便使之平静下去：“不错，蒋介石是不好的，但汪精卫等是顶好的，不应该恼怒他们”。殊不知国民党“左派”领袖，正因其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尽调停的职务，便反对一切与蒋介石的决裂。这样的机械的体系便使中国军队（共产党占百分之五十）维持在反革命的军官指挥之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受斯大林、鲍罗庭的指导，避免一切反蒋介石的严重的斗争，一直到蒋介石抓住一个便利的机会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送到血泊中为止。
另一段有趣的历史是这样：但事情已经太晚了，革命的失败已经成就了，才改变路程以挽留临阵脱逃者，下一道“革命”策略（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意思，是冒险主义和盲动主义的）的命令，并以诺曼之流代替了鲍罗廷之流。此时国民党“左派”领袖所做的就是逃循到蒋介石的营垒中或在中国消失了。他们的社会重心表现出等于零。这些阶级间的调和者之政治的颜色，只有在平静时期才有他们的位置，革命就是他们所要陷落的地坑。然而为着不丧失对于“零”的依靠，莫斯科便放弃了革命。
介乎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的调和者在一个深彻的社会危机的时候便完全消灭——这个事实，亦同样为德国民主党（后来是政府党）的命运所证实。到决定的时候，在法西斯主义和无产阶级之间，绝对不存有它的社会基础。然而它的领袖（如海尔莫崔、方日列里之流）以标卖人的资格为社会民主党的“铁的战线”服务（附带的插问一句：在法国的所谓共产主义者现在的政策和麦尔斯、斯坦佛及其同僚在前希特勒时期中已经判了死刑的政策之间有什么不同呢？）。
今日在法国的事实是怎样呢？腐化成波拿巴主义的苏维埃官僚，倾心于与法国的参谋部结合，而不与法国的革命者结合。应该有一个中间人因为缺乏更好的人们，便与激进社会党的左派领袖（达拉第、高脱及弗洛脱）做统一战线。法国群众已经开始脱离那些对危机表示绝对无能的，说漂亮话的激进派。社会党被迫着要断绝与激进派的同盟并与它自己的右翼分离，以便不失去与无产阶级群众的关系。而现在莫斯科的转变居然引着全法国工人阶级在这同一的激进派的领导之下。所有这些都是在“反法西斯”的旗号之下。但是如在中国与国民党同盟阻止一切反帝国主义的严重斗争一样，现今与激进派的同盟便阻止一切反法西斯主义的严重斗争。不仅陶来斯和勃龙姆会匿藏在达拉第之后，宣布一切生产手段的国有和社会化的斗争为不可能，同时，一切“共产党人”与社会党人都会以同样的态度去，妨碍那对危机作唯一有效的斗争，可是这个危机正就是产生资产阶级的贫困及相因而至的法西斯制度的。并且在政治的战场上，与激进派联盟要是一切放大市场阶级代表的严重斗争成为不可能，而这个大资产阶级是密切地联系于法西斯的党徒。依照中国的模范，曾产生以下的喜剧：
“是的，但是赫里欧是无产阶级的一个敌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提出抗议。“不错，赫里欧不完全是令人满意的，但达拉第和其同僚，却是我们的朋友”——陶来斯和勃龙姆便这样安慰工人。“也许赖伐尔是一个反动的，但赫里欧是较好的；人们可拉住赫里欧”——达拉第同样向勃龙姆诉说。“赖伐尔确实不是好的，但他较优于乐格（法西斯首领——译者）应该□□合作”——赫里欧这样向达拉第答复。“应该拥护乐格，应该增加我们的重量以抵抗平□□线”——赖伐尔这样教导赫里欧。可是在这期间，乐格公爵准备枪杀那受达拉第、勃龙姆、麦来斯催眠的无产阶级。
这一个对比完了，我们的结论是：终止与激进派的联盟，因这个联盟不是加强无产阶级的阵线，而是削弱无产阶级的阵线，并准备法国的蒋介石（乐格公爵）之胜利。阶级对阶级，这就是我们的口号。斯大林派回答说：“冒险主义，盲动主义”？但是历史上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徒不都受过那些小资产阶级的调和派及社会的机会主义者（自路易勃朗、却次、崔列脱列，到考茨基和希尔费丁）之同样的咒骂吗？陶来斯和勃龙姆之流，以及整个的“共产”国际在法国的阶级冲突中采取俄国革命中右派孟雪维克的立场。“无产阶级营垒中的资产阶级代办、助手”——列宁这样形容这些人们。我们也这样看待他们。
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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