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融工策略批判
《列宁道路》的同志们在《为党生活的人》书评当中提到 “《为党》中佐佐木小组的工作方式，与当代中国冒险主义者的“融工-盲动”路线是一样的；这一“融工-盲动”路线，以佳士斗争的失败为代表。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比较日共和佳士斗争的相似之处，来理解“融工-盲动”路线的实质：经济主义-冒险主义。” 参考共产主义运动当中较早期的日本工人运动的经验作为定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实践活动的坐标，无疑为我们提供了某种意义上的帮助，使得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活动能被放置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的国际工人运动当中被反思、批判，而不单单是以某种特殊的国情或运动发展的特殊阶段为借口永久的停留在某个未经反思的策略上，而不遵循着辩证唯物主义活的精神，将运动推向前进。诚然，我们运动当中的同志可以批评美国融工的失败全然是因为其托洛茨基主义的意识形态背景，而托派也可以大大方方的将失败的原因总结为80年代SWP对托洛茨基主义的“背叛”。然而我们不能仅仅是以一种决定组织的意识形态路线的方式去审视一个阶级政治领域的问题，即为什么看似促进了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策略是失败的，恰恰要在此处更强调内部政治的一致性、方法与策略的连贯性以及是否真正的定位了政党（如果已经“形式建党”）与群众（在哪里，是哪些）之间的关系。是否“形式建党”，在什么意义上以什么意识形态建党固然决定了一定时期内的党的自我定位与自我要求，决定了路线与策略，然而使路线与策略与其设想的梦想宫殿大相径庭的，则仍然是具有跨“主义”一致性的阶级-政治问题。这也就是说，如果无法摸清无产阶级与革命先锋的关系，不管是将自己打扮为“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的托洛茨基派（以《布尔什维克》和《共产主义者》为代表）还是自领革命先锋队的中毛共一派，都无法避免他们最终的政治冒险主义、工作教条主义、斗争经济主义与最终失败，走向机会主义。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当中的浪漫主义者用失乐园（堕落的人类与暴虐的神）称呼那个他们曾经拥有却失去了的革命未来。为了探索美国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走向我们自己的“失乐园”的，有必要详细解释下面的故事。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WP）1978年的"转向工业"，是美国左翼历史上后果最严重、破坏力最大的战略决策之一。它起初是一个看似合理的战术调整，在工人运动确实处于激进化的时期，让党员“到工人中去”了。但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超过三分之一的成员被开除，围绕杰克·巴恩斯个人的崇拜体制得以巩固，最终一个拥有1800名成员的组织沦为一个大约100人的无关紧要的宗派。一个革命组织如何不是被国家镇压或政治失败所摧毁，而是被教条主义领导、托洛茨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无力在现实与理论矛盾时纠偏的内部政治所摧毁。
SWP的决定必须放在1970年代非同寻常的劳工激进化背景下才能理解，这是被称为"基层的十年"的时期。1977年12月至1978年3月长达111天的全国煤矿罢工中，矿工拒绝了两份临时协议并藐视了卡特总统签发的禁令。整个1970年代，煤矿行业经历了数以千计的野猫罢工；仅1977年一年，罢工就使该行业损失了230万个工作日，是其他行业的十倍。基层反叛的源头可以追溯到1969年的尘肺病政治罢工、争取矿工民主运动，以及推翻腐败的联合矿工工会主席托尼·博伊尔。在钢铁行业，埃德·萨德洛夫斯基的"钢铁工人反击"运动是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反对派运动。作为第31区（芝加哥-加里地区，12.8万会员）的主任，萨德洛夫斯基挑战了不罢工的"实验性谈判协议"，要求基层工人批准合同，并在1977年2月竞选工会主席时宣称："工人和老板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是一个阶级问题。"他以43%对57%落败，但胜者有舞弊嫌疑。卡车司机争取民主联盟作为一个持久的改革运动也在这一时期出现。1972年洛兹敦通用汽车罢工、底特律汽车厂的高温野猫罢工、1979年的199次教师罢工、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的工会承认斗争——劳资冲突无处不在。正如《雅各宾》所概括的："今天几乎没有人知道，1960年代中期到1970年代中期在美国发生过一场历史性的劳工运动高潮。"
然而SWP面临一个社会构成的问题。大多数成员是通过1960年代的学生激进化浪潮——反战运动、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被吸收进来的。到1970年代中期，党员绝大多数是前学生，在教师、社会工作者和医疗工作者的岗位上工作。正如SWP前全国主席所解释的："大多数新成员来自学生激进运动。因此，当他们毕业时，倾向于找教师、社会工作者、医疗保健工作者等类似的工作。我们在这些工会中有很大的党团，但在基础工业中要弱得多。"相比之下，该党的创始神话根植于工业斗争。法瑞尔·多布斯领导了传奇性的1934年明尼阿波利斯卡车司机罢工，并在整个中西部组织了二十五万名长途卡车司机。但SWP的产业基础已被麦卡锡主义、史密斯法案起诉和1950年代的反共工会清洗所摧毁。1960年至1976年间，联邦调查局使用了1300名线人来监控SWP，花费168万美元。"回归"工业可以被包装为一次“回归之旅”。1977年12月的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以及1978年2月的后续会议上，SWP全国书记杰克·巴恩斯提出了将改变这个党的提案。他的核心指令毫不含糊："我们必须把一切都服从于立即组织SWP的大多数成员进入工厂和工业工会。"巴恩斯宣称"有一些工人阶层正在自觉地寻找政治替代方案来对抗他们所面临的打击"，并把工业工会的地位概括为已经走向了美国政治的"舞台中心"。
理论上的正当性建立在三个相互关联的论断之上。第一，1970年代的基层运动高潮预示着工人阶级即将出现政治激进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战斗性，而是向革命意识的质变。这与所谓“2018政治元年”的判断有异曲同工之妙。第二，SWP的小资产阶级社会构成是对其革命性质的威胁，需要紧急进行无产阶级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吝啬使用这类话术批评或自我批评。第三，历史先例，如多布斯的卡车司机工作、托洛茨基和坎农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著述要求将这种取向作为一种永久性的战略必需，而不仅仅是一种因时制宜的策略。米亚所描述的最初框架设想成员戴"三顶帽子"：融工、工会工作、以及把工友吸引到社会主义中来。这看起来是合理的。该"转向"获得了全体中央领导层的一致通过，包括那些后来成为反对派的人。正如米亚所说："1978年报告中提出的产业转向政策得到了全体中央领导的同意，包括那些后来质疑古巴、尼加拉瓜和许多其他问题上立场转变的人。所有领导人，包括少数派的领导人，都同意工人阶级及其工会正在走向美国政治的中心。"
然而，1978年2月的全体会议"最终确定了这一决定并将其传达给全体成员，不是为了让他们批准，而是为了让他们执行"。个人层面的怀疑是存在的，但没有人说出来。路易斯·普罗耶克特是1967年至1978年间的一名普通成员，后来承认："我对转向工业持怀疑态度，这似乎建立在对美国工人阶级情绪的过度投射之上，但从来没有觉得值得在党内提出质疑，因为害怕被贴上'小资产阶级'的标签。"他描述了自己"在离开纽约去堪萨斯城之前，专门在一次全市大会上站起来发言，宣布我将进入工业，因为机会如此之大，或者诸如此类的鬼话，以讨好那些需要来自基层不断确认的党的领导人"。格斯·霍洛维茨是一名领导层成员，"当'转向'宣布时，他本能地退缩了"。学术界成员查克·凯恩斯回忆说："为了留在党内，海伦和我被期望到工厂中找工作，这意味着放弃我们的学术生涯。"他们选择了离开。SWP在没有反对意见的情况下投票决定了自己的转型，也没有进行任何调查。1979年的三场革命（尼加拉瓜、伊朗和格林纳达）提供了有力的强化。巴恩斯坚持认为这些事件确认了全球走向革命斗争和工业工人阶级中心地位的趋势。米亚后来解释说："为打破SWP历史立场所给出的理由，表面上是从我们都支持的真正的斗争和革命中做出的概括。"巴恩斯在1978年底宣布："这个国家工人阶级斗争的作用，以及托洛茨基主义者将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将在古巴激发一些新的思考。"1979年，SWP说服第四国际在全球范围内采纳了这一转向，这一举动"违反了SWP自1969年以来一直在国际上成功倡导的那个原则，即策略必须从各国的具体条件中产生"。
SWP的融工转向在执行意义上确实令人印象深刻。1979年8月的全国代表大会正式要求百分之八十的成员转入工业就业。这个数字意味着大约1400到1500人被要求在短期内改变职业和生活轨迹。实际执行的结果是，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同时处于工业岗位上的成员数大约在700到800人之间，但先后经历过工厂工作的总人数超过了一千。在转向持续的十年间，始终有成员在进入工厂，也始终有成员因为裁员、调岗、身体原因或士气崩溃而离开。各产业党团的规模在1979年到1981年间达到高峰。钢铁行业的党团超过200人，是所有产业中最大的。1978年全国煤矿罢工和钢铁工人反叛运动给了巴恩斯最初的论据基础，钢铁因此被选为转向的首要目标。在芝加哥和加里地区（美国钢铁工业的传统心脏地带），当地支部120名成员中有39名被安排进了钢铁厂，占比接近三分之一。汽车行业的党团到1980年约有180人，分布在底特律、密尔沃基、洛杉矶和纽约新泽西地区的装配厂和零部件工厂中。国际机械师协会的党团约有150人，其中包括全国主席米亚本人，他在联合航空公司以机械师身份工作并领导党在该工会中的组织。铁路行业约有100名成员。煤矿行业有数十人，集中在西弗吉尼亚煤田，在那里SWP甚至设立了两个独立的地方支部，这在该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因为煤田地区远离任何主要城市，维持一个支部的运转需要相当的人力和财力投入。石油化工行业也有数十人。制衣和肉类加工行业的存在主要集中在纽约和洛杉矶，这两个行业是在1980年代中期被追加进目标清单的，当时巴恩斯把钢铁和汽车工人重新定性为"工人贵族"，要求成员离开相对高薪的工业岗位去投入低工资的血汗行业。融工几乎没有设置任何豁免条件。除非一个成员有严重到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的健康问题，或者属于围绕巴恩斯的极小的核心领导圈子，否则他就被期望融工。党的高层领导人在这方面确实以身作则，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的。彼得·卡梅乔，SWP的总统候选人、该党最有公众知名度的面孔之一，进了一家制衣车间做缝纫工。巴里·谢泼德，全国组织书记、党的二号人物，进了一家炼油厂。莱斯利·埃文斯，一个在纽约从事写作和编辑工作的知识分子成员，被从纽约调到明尼苏达州的铁矿区去找采矿的工作。这些领导人的转型在党内被宣传为革命奉献精神的典范，被用来堵住任何普通成员的犹豫和抱怨的嘴：连卡梅乔都去缝衣服了，你有什么资格说你不愿意去车间？然而，有一个人始终是例外。杰克·巴恩斯本人从1961年作为学生加入SWP起，到他在2020年代仍然担任全国书记的六十多年间，从未在任何雇佣劳动岗位上工作过哪怕一天。他的全部职业生涯就是党的全职干部。一名前成员后来回忆说，巴恩斯在日常交谈中对"打卡上班"和"加班费"这些美国工人日常生活中最基本的概念和用语感到陌生。制定这项策略的人，要求一千多名成员放弃自己的职业和生活去执行的这个人，自己对他要求别人投入其中的那个世界一无所知。他从未在流水线上站过一天。他对工厂的全部认识来自理论文本和下属的汇报。但他坚信自己比任何人都更清楚工人阶级需要什么，因为他读过托洛茨基。
融工转向的最后一个重大升级发生在1979年末。到那时，在现有成员中可以被动员进入工业的人力已经接近枯竭。那些愿意去的已经去了，那些不愿意去的要么已经在压力下屈服，要么已经离开了党。目标是百分之八十的成员进入工业，但可动员的人数已经见底了。巴恩斯的解决方案是把矛头转向YSA。青年社会主义联盟是SWP的青年和学生组织，在1970年代曾经是美国大学校园中最活跃的左翼学生团体之一，在反战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中积累了大量的组织经验和人脉关系。YSA的成员以大学在校生和刚毕业的年轻人为主体，他们中间很多人是SWP最重要的未来干部储备。领导层决定YSA也要"转向工业"。几十名年轻成员在组织的安排和压力下退学，放弃正在攻读的学位，进入工厂和包装厂做流水线工人。有些人被安排到远离自己学校和家庭的城市，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开始一种他们从未准备过的生活。布莱汉后来记述了一个他亲身经历的案例。他帮助招募了一名学生活动家，先把她吸收进YSA，然后入了党。此后这名年轻女性被说服搬到另一个城市的另一个支部，在一个包装厂接受了每周六十小时的工作。在那之后，再也没有任何人听到过她的消息。类似的情况不止一例，年轻的成员在组织的安排下进入了一个他们完全不了解的工作环境，在身体的疲惫和社会的孤立中逐渐与组织失去了联系，最终默默地消失了。没有人去追踪他们后来怎样了。组织关心的是进入工厂的人数统计，不是已经进去的人发生了什么。
YSA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被实质性地摧毁了。它的成员基础被抽空，它在大学校园中的存在被取消，它作为SWP在年轻一代中的影响力工具的功能被终结。当1980年代初经济衰退到来、工厂大规模裁员的时候，SWP既已失去了它在白领工会中的旧基础，又未能在工业工人中建立起新基础，同时还亲手毁掉了它在大学校园中的青年组织。在1978年到1982年的四年间，SWP完成了从一个以知识分子和前学生为主体的、在多个社会运动领域中拥有广泛存在的左翼政党，到一个以工厂工人（或者说以身在工厂但心不在焉的前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托洛茨基主义小宗派的转变。
该党在有工会组织的工业企业中安插成员的运动最初有三个目标：成员要融入劳动力队伍、开展工会工作、以及把工友吸引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但随着工会运动被迫进入退却，前两个任务被降低了优先级。第三个目标被转化为'宣传社会主义'，其含义主要就是推销社会主义文献。领导层"加大了对同志们进入工业的压力，要求干部在工厂里'向工人谈社会主义'，而不是倾听和学习其他工人，也不是以清醒的方式参与工作场所的生活和实际的工会斗争"。工会工作中的新取向很快导致了SWP全部过去的工会政策在实践中被否定。新的工会政策变成了对劳工运动中斗争的弃权主义和退缩到抽象的社会主义宣传中。SWP坚持要求成员拒绝被提名担任工会职务——甚至是车间代表的职务——"直到工人阶级准备好接受革命领导的时候"。这种不愿承担领导责任的态度意味着SWP在这个时期的影响力远远低于其人数可能暗示的水平。当一名成员所在的钢铁厂在进行劳资协商时，工厂里的党员反对这份合同并主张罢工。他们罢工了六个星期并赢得了胜利。但是回到党的会议上时，这名党员的策略得到了严厉的批评 "当我在SWP支部会议上汇报合同投票的情况时，我受到了'冒险主义'的严厉批评——说我不负责任地把工人引向一场他们不太可能赢得的战斗，鉴于当前的政治条件。况且，这不是我们加入工会的原因；我们不是来领导斗争的。我们是来争取工人走向社会主义的。"此后不久他就离开了该党。温迪·汤普森1972年进入工厂，1999年当选其汽车工人工会地方分会主席，她观察到："1990年代我的汽车厂里有大约5名SWP成员……我当选了主席，在谈判中反对两级制工资和福利。我受到了来自公司和工会官僚的巨大压力，但那些SWP成员拒绝在厂内和工会民主问题上发挥任何作用。他们只是卖书。"到1980年代中期，该党在弃权主义转向的基础上又叠加了一个向工资较低，情况远远比汽车厂等正在经历自动化的工厂差的工业部门转移的意识形态转变。已经做了三年机械师学徒的成员被告知要辞职，去制衣车间接受不到一半薪水的工作。钢铁工人和汽车工人被重新定性为不太可能变得革命的"工人贵族"，而这与美国劳动过程的剧烈转变，自动化的配置以及资本主义从长期萧条转入经济危机有关。这个进入工厂去寻找革命工人的党不断向它想象中革命一定正在发生的地方转移，永远是别的地方，更受剥削的工人中间，另一座城市，另一间工厂。欧洲的同志们把这称为"蚱蜢效应"。同志们从一个工厂跳到另一个工厂，从一个行业跳到另一个行业，从一座城市跳到另一座城市，永远在寻找革命的圣杯。结果是在工人阶级中的无根存在。党与阶级的关系是抽象的和一般的，而不是具体的和特定的。党员就像流动的传教士来到工人阶级面前，而不是他们中间的一员。
这种"蚱蜢效应"在中国的融工运动中同样存在。中国的融工者不是从钢铁厂跳到制衣厂，而是从一个工厂跳到另一个工厂，从一次斗争跳到另一次斗争，每一次都从零开始建立关系、从零开始调查情况、从零开始积累经验。五六个"核心工友"跟着知识分子去了下一个工厂。下一个工厂又是调研一个月、交朋友两个月、等待矛盾爆发、斗争、结束、再散。这种模式不形成连贯的政治策略，不留下超出单次事件的组织积累，不建立与特定地区工人阶级之间的持续联系。所谓“三结合”，所谓“游击战”就是如此在经济主义的道路上空耗力量的。"蚱蜢效应"的根源是缺乏对特定工业区阶级构成的系统调查，缺乏以持续性的地方组织为载体的长期在场。中国的融工者虽然强调"调研"，但这种调研被缩减为对单个工厂的情势摸底，从来不上升到对整个工业区工人阶级的生产与政治构成的系统分析。没有这种系统分析，组织就无法判断应该在哪里扎根、应该以什么样的节奏展开工作、应该优先在哪个群体中建立联系。它只能凭着对"革命应该在哪里发生"的主观想象不断转移工作重心。
个人崇拜体制的形成先于转向本身。谢泼德详尽地记录了集体领导如何在1970年代中期遭到侵蚀："杰克是SWP青年在'六十年代'激进化时期的一个有才华的领导人……渐渐地，这种权威被滥用了，直到它变成了一种消极的、破坏性的力量，摧毁了这个党。"巴恩斯成为"政策的唯一发起者和任何讨论中的最高仲裁者。显而易见的结果是其他领导人越来越害怕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星'式的领导体制变得越来越严重和根深蒂固，包括对最高领导人的特殊待遇和特权，适用于杰克·巴恩斯及其周围某些人的特殊标准，而不适用于普通成员"。
米亚描述了巴恩斯的方法："他会带你去当地的一家餐馆，说服你他的立场对整个党是正确的。他总是强调任何分歧只是在重点上的，而非政策上的。如果事实证明不是这样，就会做出纠正。"但纠正从来没有到来。相反，清洗分阶段进行。1982年6月，十八名成员要求组建内部派别的权利；巴恩斯拒绝了。1983年8月，领导层取消了党的代表大会，组织了一个在欧柏林学院举行的"教育会议"，批评者称之为反托洛茨基主义的灌输。四名全国委员会的反对派被停职，借口是他们"未能妥善报告其代表大会选举集团的解散情况" 到1984年初，近200名持批评意见者被开除。随他们一起离开的还有数十名多数派的支持者，"他们要么被赶出去，要么在党的领导层引入越来越苛刻的'无产阶级'成员标准时被鼓励离开"。讨论文章的数量从1981年的239篇（921页）下降到1985年大会的仅53篇（223页）。被开除的成员组建了两个组织："社会主义行动"（1983年10月）和"第四国际主义倾向"（1984年2月）。SWP从1977年的约1780名成员萎缩到1984年8月的826人，到1985年大约780人，1987年放弃了八个支部，今天它大约有100名正式成员，"一个无关紧要的组织"。
中国的融工路线在表面上与SWP截然不同。中国的融工者试图参与甚至领导经济斗争。但在宣传和政治教育的方法上，两者的教条主义结构是同构的。SWP的教条主义以托洛茨基的文本和"不断革命论"为核心内容，中国融工派则不是从工人当下所处的具体阶级状况出发的分析结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进行政治灌输，而是单单的进行某种经济主义的鼓动斗争与在斗争之后进行一些秘传式的传授。《列宁道路》的同志们对二战前日共做出了同样的诊断：日共的工人工作"以纯粹经济鼓动为主，缺少工人政治教育小组，从而陷入了经济主义"。佳士斗争的"融工-盲动"模式"与《为党》中的方式一模一样：进厂当普工、交朋友、发动经济罢工，没有政治教育小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贯穿SWP、日共、佳士和当代融工路线的共同模式：政治教育要么被缩减为抽象理论的单向传递，要么完全缺席。理论已经在工人阶级之外完成了，工人在认识过程中没有能动的位置。列宁在1897年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任务》中对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人中间的工作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要求：
“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工作，这就是说社会民主主义者要参加工人阶级的一切自发斗争，参加工人为工作时间、工资、劳动条件等等问题而和资本家发生的一切冲突。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自己的活动和工人的实际日常生活问题结合起来，帮助工人来理解这些问题，使工人注意到各种极重要的非法行为，帮助他们把他们向雇主提出的要求规定得更明确、更切实，发展工人们对于本身团结的意识，对于全体俄国工人共同利益与共同事业的意识，使他们了解他们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军队一部分的统一工人阶级。在工人中间成立小组，使他们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中央组织发生经常的秘密的联系，印发工人刊物，组织各工人运动中心地点的通信工作，印发鼓动传单和宣言，训练有经验的鼓动工作人员，——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活动方式大致就是这样”
列宁在这里强调的"帮助"和"结合"，与SWP式的"推销"和中国融工派式的"灌输"有本质区别。革命运动的核心问题不是"我是不是工人"，而是"我与工人阶级之间是什么关系"，这也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党与群众之间的联系问题。SWP和中国的融工派都把"到工人中去"理解为一种身份的转换，而不是一种关系的建立。但变成工人不等于理解工人，更不等于能够领导工人。杰克·巴恩斯本人从1961年加入SWP起到2020年代仍然担任全国书记的六十多年间，从未在任何雇佣劳动岗位上工作过一天。他的全部职业生涯就是党的全职干部。制定这项策略的人，要求一千多名成员放弃自己的职业和生活去执行的这个人，自己对他要求别人投入其中的那个世界一无所知。组织认为自己已经知道工人需要什么（托洛茨基主义），剩下的问题只是怎么把这个认识传达给工人。至于工人实际上在想什么、在经历什么、在用什么方式理解和应对自己的处境，这些不在组织的考虑范围之内。先锋队的先锋性不在于它的成员身处什么雇佣关系之中，而在于它是否能够对阶级的实际构成进行科学的分析，是否能够在工人的日常经验中发现指向阶级自觉的潜力，是否能够在斗争的具体过程中赢得群众的信任并提供正确的方向。"形式建党、'开会建党'的组织路线要不得，没有政治小组和革命训练也要不得，尤其是在专制国家。" 历史按阶级之间的力量对比来展开，没有对实际力量对比的清醒分析，没有在工人中间扎下组织根基的长期准备工作，再英勇的冲锋也只是拿着木棒去同正规军作战。
我们的原则是列宁主义的：组织必须有明确的政治方向，地方组织之间必须通过政治报告制度相互联通，安全措施服务于政治工作而非压制政治工作。"工人小组建党"这条实质建党的道路才是正确的。通过对特定工业区的生产体制、劳动过程、工人阶级构成的系统调查，通过秘密政治组织领导建设的工人学习会与共同研究活动逐步建立同工人的政治关系，同时形成对当下阶级状况的具体认识。在与工人经验的持续互动中推动工人阶级对政治知识和革命常识的学习，帮助工人将自己已经拥有但未经整理的经验碎片重新组合为对整个生产体制的阶级认识。“革命“知识”分子的义务是给工人阶级提供“知识”，而不是提供工人”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当具体的矛盾激化到工人自己感到需要集体行动的时候，组织能够提供协调能力和斗争经验，使自发的不满转化为有组织的阶级行动。这意味着融工策略必须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从寄希望于立刻获得稳定长期的工人进行有威胁性的罢工宣传，到以持续性的调查和政治交流为核心内容，在工人小组的执行和地方小组的领导下，将流动的工人逐步组织化，使之形成具有一定持续性的厂内和跨厂团体。只有在这种团体存在的条件下，自发的斗争才具有可能转化为自觉的阶级行动的前提。一千个知识分子同时进入工厂并不等于与工人阶级建立了联系，一百次成功的个别斗争加在一起也不等于一个阶级运动。日共的覆灭告诉我们，没有经过严格训练和选拔的组织在专制条件下只能反复遭到破坏。佳士的失败告诉我们，薄弱的组织力量公开挑战国家机器的结果只能是以同志的生命和自由为代价。"我们必须彻底总结和清算经济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否则就会再次重复相同的失败，让工人阶级和小林多喜二这样的烈士白白流血，这无异于对革命犯罪！"从这些教训中得出的不是放弃工人工作，而是以更严肃、更有纪律、更有耐心的方式重新开始。有一位来自地方的同志在与我们交流时提到他们的策略“我们不是不融工，而是有组织有预谋的融工”。的确，我们的运动当中的“组织”和“预谋”很多，但的确又很少。我们想要的不是一个人凭着热情冲进工厂去，而是一个有组织的地方小组在特定的工业区中持续地、系统地开展调查和建立联系，开展政治教育以进行培养革命工人的小组工作。在一个具体的地方扎下根来，积累对这个地方的阶级构成的认识和在工人中间的政治信任。不是带着现成的答案去寻找愿意接受答案的顾客，而是带着从马克思主义中学来的追问能力去与工人共同探究他们为什么过的是这样的生活，以及我们能用什么样的，极为现实的且已经被证明过可行的道路去改变这种生活。
关于美国SWP的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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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imer, D. 与 Percy, J. (2012) 'Who or what killed the US SWP?', Link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ist Renewal. https://links.org.au/who-or-what-killed-us-swp
Miah, M. (2012) 'Invaluable history and important lessons', Against the Current, no. 160 (Sept/Oct). https://againstthecurrent.org/atc160/p3688/
Proyect, L. (2007) 'Against sectarianism', Louis Proyect: The Unrepentant Marxist. : https://louisproyect.wordpress.com/2007/02/15/against-sectarianism/
Riddell, J. (2012) 'Causes of a socialist collapse: The U.S. SWP 1976–83', John Riddell.https://johnriddell.com/2012/07/08/causes-of-a-socialist-collapse-the-u-s-swp-197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