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委员会：幌子下的真相
《布尔什维克》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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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委员会究竟意味着什么？它实现了巴黎公社原则吗？它是否像毛主义者所说是群众自下而上掌握政权的工具？为了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深入到历史中去，拨开重重迷雾，解释一系列让人不明所以的事件背后的真相。本文是针对对革命委员会盲目的迷信而写的，力图对目前左翼群体普遍存在的误解拨乱反正。
关于“三结合”的历史
上海革命委员会“三结合”原则被毛主义者们奉为圭臬。然而“三结合”原则是怎样提出来的，又是怎样取代巴黎公社原则的呢？
在文革刚开始之时，毛泽东曾评价说聂元梓大字报是当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随后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十六条》又一次提及巴黎公社，说文化革命委员会要实行巴黎公社式的选举。这些体现了毛泽东的巴黎公社情结，也在热情参与投入文革的群众中掀起巴黎公社热。
1967年2月2日晚，张春桥和姚文元刚回到兴园路招待所，北京的电话来了，回答他刚才报告的关于上海造反派组织明天将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事。张春桥后来回忆那天的情况说：
三十八个单位联合，他们把宣言也搞好啦，委员也搞好啦，到了晚上九点多钟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和姚文元，说我们上海人民公社成立了，向你们报喜，我们说你们怎么来的这么快呀，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他们说明天开成立大会，你们来参加，现在我们就向你们报喜，我说这个事情要报告一下中央才行啊，我们就给中央打电话说上海三十八个组织今天晚上宣布夺权，宣言、委员都弄好啦，要向我们报喜，我们准备到他们那里去给他们谈一谈，去接受他们的报喜，同时请中央考虑还有什么指示没有。这个就是第四次啦，我们到那里当然大家都很高兴，我们也祝贺了他们，然后就回家。回到家，中央就打电话给我们，说这样子不好，就这样子没有三结合他们搞得成啊？——《张春桥回忆录》
中央的转变并不是毫无原因的。1月31日上午，在哈尔滨市的北方大厦门前广场，黑龙江造反派召开大联合大夺权誓师大会。2月2日，《人民日报》还配发了社论《东北的新曙光》，对黑龙江省夺权给予高度评价。社论说：
黑龙江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的负责人和党政机关的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对夺权斗争的胜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采取反对一切、排斥一切、打倒一切的方针，是完全错误的。应当看到，有些领导干部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坚决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路道路的当权派进行斗争的。对于这样的干部，我们就一定要充分地信任他们，与他们并肩战斗。对于那些动摇不定的或者犯过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只要他们愿意改正，回到党的正确路线上来，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来，我们也应该团结他们，一道战斗。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在当时，全国各地一片“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破旧立新”的声音中，这篇文章用了相当长的篇幅，肯定了黑龙江省“三结合”的做法，这三结合分别是：结合军队、结合干部、结合群众性造反派组织。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那些被打倒的干部重新进入政权机构。在此之前，山东的青岛市，江西省，贵州省宣布夺权，报上发消息时，《红旗》杂志或《人民日报》所配社论的重点都是强调造反派的大联合，以及要求干部站出来支持造反派。《人民日报》为黑龙江省夺权所配的社论，则不只要求干部支持造反派，而且要求夺权机构中必须有原来的干部参加。黑龙江省是全国省级夺权中第一个在夺权机构中有干部参加的省份，让一些在群众中仍有威信的领导干部站出来工作。很显然，毛泽东抓住了黑龙江的做法。
张春桥后来也承认自己的错误，没有认识到“三结合”的原则：
三结合的经验是黑龙江创造的。大联合我想过，我想团结得越多越好。三结合当时我没有想到。一月革命大多数是单方面夺的权，后来是学了黑龙江才解决的。
干部问题
毛泽东一开始支持群众起来造反，取代之前的老干部，上海“一月风暴”就打倒了以陈丕显为首的市党委机关，造反派组织真正掌握了实际权力。可是当人民公社的筹备会都开完了，毛泽东突然将“三结合”原则强加于上海，要求结合干部。1月22日，毛泽东在与王力的谈话中就已经提出了“要一点旧的人，黎元洪也好”。
一个官僚机构当然是不会对自身进行革命的。毛泽东毕竟是中共的实际最高权力拥有者，无论显得自己多么的激进，多么地支持群众，也无法革了自己的命。毕竟，如果不是毛泽东亲自鼓动群众起来造反，文革根本就不会发生。作为中国官僚机构的最高仲裁者，他必然要维护整个官僚集团的利益，维护党国体制。如果所有老干部都被打倒了，那么中共实际上也就失去了政权，这将会严重的触动官僚集团的利益，必然引起官僚集团自上而下的强烈反对。“一月风暴”紧跟着就是“二月逆流”。2月11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叶剑英责问：
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这又是想做什么？
叶剑英还当面质问陈伯达：
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
叶剑英是毛泽东一手提拔上来的人物，他的态度反映了当时中共高层对于上海夺权并改名为上海人民公社一事的不满。他们强烈的感觉到，群众日益激进的造反运动，必然会触及他们的特权。
“二月逆流”使毛泽东警觉了起来。第二天（2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接见张春桥、姚文元，提出上海人民公社是否能够改名，和其他省市一样，都叫革命委员会。因为这涉及到政体、国家体制、国号的问题，还涉及到外国承认的问题。两人当面检讨自己的错误，承认还是主席高瞻远瞩。
2月24日，张春桥不得不向造反派转达毛泽东的指示，
......主席说，这样就发生一个问题，就是发生了改变政体的问题，就是国家的体制问题，国号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问题，是不是要成中华人民公社呢？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是不是要改成中华人民公社的主任？还是叫社长？……
在毛泽东看来，夺权似乎会造成政体上的问题。只不过，毛泽东以国号和外国承认作为借口，无形中否定了革命群众的造反运动。“无产阶级中国”究竟需要谁的承认？是苏修？还是世界资本主义阵营？一个工人国家，难道它的社会主义同盟会因为其国号改变了，就不承认其为无产阶级的国家了？
事实上，毛泽东根本不想赋予革命群众真正的造反的权利与自由。毛主义者鼓吹的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归根结底也只是言论自由，而且还极其有限（因为群众并没有出版自由）。造反的对象，只能由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小组说了算，群众造反的权利，也只是中央赋予的，他们只能对毛泽东、四人帮（一度包括林彪）以外的人造反，他们永远不能跳出这个圈子，不然就有军队在后面等着镇压他们。
革命群众被利用来清洗过于繁冗的官僚体制，打击威胁到整个国家体制的中下层官僚，甚至威胁并恐吓了一些上层官僚。当目的已经达到后，群众的运动开始进一步激进化的时候，官僚集团必然就会想方设法遏制运动。通过“三结合”的原则，毛泽东实际上是承认了过去旧的官僚体制，承认了党干部能够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这也更加暴露了他作为头号官僚的根本利益所在。
马克思曾指出，在某些社会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社会各阶级都十分弱小的情况下，国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获得独立性，自主的官僚机构能够统治社会。在被打倒的资产阶级无力复辟资本主义，而工人阶级又因诸如社会经济和生产力等物质条件的限制尚未能完全掌握无产阶级国家的机器，官僚集团就会从中诞生并渐渐使国家脱离无产阶级的掌控。在这种情况下，官僚代替工人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统而不治”，托洛茨基将其称之为无产波拿巴主义。波拿巴主义的特性就是利用社会上的某一阶层去反对另一阶层，从而使得自己的权力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且攫取大量利益与特权。上海人民公社与市革会的演变，就揭露了波拿巴主义官僚的嘴脸。
巴黎公社的原则
巴黎公社的原则，文革刚开始时的《十六条》中就有表述：
文化革命小组、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和文化革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要像巴黎公社那样，必须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候选名单，要由革命群众充分酝酿提出来，再经过群众反复讨论后，推行选举。……可以由群众随时提出批评，如果不称职，经过群众讨论，可以改选、撤换。
我们不难看到所谓“三结合”离巴黎公社原则相去甚远。参加上海革委会的就几十个造反派组织，每个造反派组织都派出自己的代表。各派组织可以随时撤换自己派出的代表，但这最多只是各造反派组织之间的势力平衡。这几十个造反派组织并非民众推举，只在民众中占极少数，且民众也监督不了这些组织。至于“结合干部”这方面，由于张春桥一句话“市里没有人站出来”，中央就单方面决定了让张春桥、姚文元以干部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二人作为中央指派的代表，其权利合法性并不来自于群众选举，而是来源于毛泽东。至于“结合军队”，实际上也只是结合军队领导人，那更不是群众能够插手的事情了。
造反派组织大多陷入派系斗争，往往为小事争的不可开交。当《文汇报》上的公社组成单位宣言传出后，全市一下子冒出六百多个组织，都说自己是市一级组成单位，争着要求成为发起单位，而已经进入发起单位的组织，有的因为排名靠后了，吵着要排到前面去。耿金章更是成立了第二人民公社与张春桥唱对台戏。
所谓选举，也没有认真实行过。张春桥对于选举并不热衷，他曾对多次对人解释说：
巴黎公社式的选举制度，重要的不是选举，而是及时撤换。
巴黎公社原则，在一月革命后非但再也没有被提起，而且还遭到批判。《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甚至否定全面选举，
迷信选举，这也是一种保守思想。
革命委员会是解放以来最具革命代表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机构。但革命委员会就不是选举产生的。
巴黎公社的梦想，悄然间被置换。
一直到1968年10月左右，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单才正式报告中央。但其实，还有一个没有正式公布的名单。除了军代表之外，这个由七个人组成的名单虽然没有正式向中央报批，但实际上行使着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权力，他们分别是张春桥、姚文元、王少庸、马天水、徐景贤、王成龙、王洪文。
这个办法是跟中央学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也有一个文件传阅顺序，这个顺序是毛定，那个时候，市革会的重大问题就在这七个人的小圈子内讨论，最后由张春桥一锤定音。——《巳申春秋》
每次讨论市革会委员名单，都是内部协商，而不是选举。王洪文曾对此有过解释：
名单产生根据协商推荐上来，不采取大民主的办法。用大民主造反派不可能选上的。名单是按发起组织：工总司、财革会，红代会、红东北、公安机关只一个，此外照顾先进人物，原来的影响，如炮司虽然犯过错误还是有个名额。要考虑代表性，权威性。
上海人民公社的成立宣言中曾说：
……它是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驻沪部队负责人和坚持毛泽东革命路线的革命领导干部三结合的临时过渡性的权力组织，行使公社的领导权力。
虽说是临时过渡性组织，可是后来成为了长期的权力组织。1970年后，革命委员会其实就是党的方针政策的执行工具，并一度陷入军队专政的局面中。
真正看到了革命委员会真相的群众，力图恢复巴黎公社的传统，自下而上组建工人自治的政治机关。
……尽管今年一月风暴揭开了向资产阶级司令部夺权斗争的序幕，但是夺权却被理解为对个别人的罢官，而不是对特权阶层的推翻，不是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再加上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幼稚，政权仍然落在官僚们手中。夺权成了形式上的改良。……
……湖南要彻底革命，必须坚持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当今的省革筹实际上是旧政权的翻版。对它也必须实行同样的原则。任何与这个原则相违背的揪人运动必定是改良主义的。谢氏揪章的下场已经证明了此路不通。……——张玉纲《我们的纲领》
三结合就是革委会的具体内容，三结合的提出，等于把一月革命中倒台的官僚们又重新扶起来，而三结合不可避免的会成为军队和地方官僚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篡权的政权形式。毛主席也是把三结合的革委会称为“临时权力机构”，它只是一种过渡形式，不是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最后结果是“公社”而不是革委会。——杨曦光《中国向何处去》
然而，这些真正为群众斗争的人却被打为异端造反派，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更悲哀的是这也导致其中部分人对文革极度失望，并在文革结束后转向了自由主义。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反复要求结合干部，否定群众自治的形式。虽然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党的领导是必要的，然而违背群众的意愿将已被清除出去的右派请回来，用意何在？这恰恰是中派主义的体现。毛泽东代表的中派集团在利用了左派打击了猖狂一时的右派后，还需要依靠右派的力量打击日益激进的左派。1970年后，被打倒的官僚被重新扶起，连武汉军区领导人陈再道（“百万雄师”始作俑者）这样的人也能复职，而邓小平更是凭借毛泽东一句话直接坐上了政治局常委的位置。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始终坚持权力机关必须结合干部，这是对巴黎公社群众自治形式的坚决的否定。毛泽东对于城市以及工人阶级有着一种近乎天然的不信任，却对农民有着朴素的情感，比如说将知青下放到农村，“向劳动人民学习”。这实际上是为了解散一切学生群众组织。
革命委员会与巴黎公社毫无共同之处。巴黎公社归根结底是无产阶级自治的政治组织，不存在任何高于群众共同意志的权力，而干部和军队结合的存在实际上了阻碍群众中的激进趋势，革命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它作为官僚统治的工具，同时，暴力机关掌握在军队手中，这也不可避免的为文革后期军队专政的局面埋下了伏笔。
“党”的地位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主席说在考虑，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他说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他说你不管叫什么，叫共产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党也好，叫社会民主工党也好，叫国民党也好，叫一贯道（笔者注：黑帮）也好，总得有个党，一贯道也是个党嘛，公社总要有个党，公社能不能代替了党呢？……
毛主席说：所以我看还是不要改名字了吧，不要叫公社吧，还是按照老规矩办吧，将来还是开人民代表大会，还是选举人民委员会，这些名字改来改去，都是形式上的改变，不解决内容问题，那么现在建立的临时权力机构，是不是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张春桥
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被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一切都要“听党的话，跟党走”。这种政治口号到底代表了什么？这里的“党”一词，应当翻译成“垄断国家机构的中国共产党官僚集团”才能理解。它完全反对马克思和列宁的，其目的是为了捍卫整个官僚国家体制，而非推进推翻垄断国家机构的特权阶层的政治革命。
我们必须首先理解政党和阶级社会的关系是什么。在阶级社会中，既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政治素养，任何阶级都会有其领导层——而其最有组织的领导，就表现在职业政治家、干部的政党组织。换言之，只要阶级社会依然存在，各阶级阶级“理所当然地”就会选出代表负责领导的团队。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与企图永远垄断国家机构的中国共产党的思路是完全不一致的。无论是在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还是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都没有提到过革命政党在群众的权力机构中的永久垄断作用，这并不是偶然。因为在两位导师看来，诸如巴黎公社或苏维埃这种全体无产阶级实行自治的权力机构中，一切公职人员都由民众普选产生，没有特权、且随时撤换，这样的草根政治机关足以开辟一条全民参与治理社会的道路，最终使得职业政治家政党的存在也不再有意义，更使得国家政府得以消解；但这条路要走到底，就必须经过国际的革命，达到共产主义的富足，使得每个人都足以发展政治素养。
巴黎公社制度归根结底是群众自治的政治组织，而革命党既然是由无产阶级中最先进的分子组成的职业政治家组织，那么在健康的国际革命和经济富足的条件下，它便没有任何理由与群众对立起来、脱离群众。可是占据执政党地位的官僚集团明显是反对群众的，它是如何产生的呢？
我们以在开头充足运用了巴黎公社制度的俄国革命为例。在内战外患、左翼社会革命党（农民党）退出联合政府、国际革命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列宁在 1919 年就已注意到了落后的苏维埃俄国政府并不能独立地贯彻巴黎公社原则，开始它成了“并非全体劳动人民、而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的，替劳动人民代行的政府机构”。在落后的而受孤立的苏维埃俄国中，党与政府机关的紧密融合，加上旧沙皇官僚大批涌入政府机构，促进了官僚集团的产生。这样的政府显然不是列宁、也不是我们所想要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从俄国革命的最低点起步，即官僚对权力已形成绝对垄断的斯大林主义苏联开始，在一开始跟本就没有群众的草根组织。
此外，革命党的领导地位究竟从何而来？是所谓“历史的必然规律”，还是军队的武力保障？都不然。只有实际推进革命任务，并得以群众支持的政党，才是无产阶级真正的革命领导。列宁说过，“马克思学说具有无限力量，就是因为它正确”，更是因为它是真诚的。它从不向劳苦大众掩瞒真相，而是揭露真相。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他们看得到谁在推进革命。只有群众信任其领导能给他们带来社会主义，这才是革命党领导地位的真正来源，也是布尔什维克的领导地位从何而来，靠的是他们揭露一切压迫性的秘密条例和阴谋诡计，并指引一条能使劳苦大众得以解放的社会主义道路。
然而，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的群众组织不能代替党，他们组织的公社政府也不能代替党，这说明控制国家机构的官员们的权力与利益，始终高于群众的革命利益。毛泽东发动文革，请群众来打倒不听话的官僚，但最终是反对群众管理行政，反对监督执政党。无论什么时候，听从毛泽东和他领导的共产党官僚就行了，伟大领袖毛泽东永远不会犯错！可是，伟大领袖镇压上海公社、阻止群众与军队串联、并镇压群众中反官僚的革命趋势的时候，他还是真诚的革命派吗？群众的目光是雪亮的，亦如当今的左翼青年们。
总结
“一月风暴”是一件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事件。群众造反派向党的机器以及国家机关夺权，这意味着群众再次通过自身的力量参与到政治斗争中 。然而，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却重新树立起官僚集团的旧秩序和权威。经过了三年的翻天覆地，文斗武斗，革命又重新回到了起点。文革前，人民代表制仅作为群众徒有形式上的民主权。而革委会的建立，再次确认了党国体制的不可动摇，将原本用以掩盖官僚政治特权的人民代表制这块遮羞布也一同扯下。
文革的历史在中共刻意地隐瞒和修改下，显得杂乱无章甚至扑朔迷离。在这一过程中，许多左派自然而然地根据对历史不完整的认知而形成错误的理论，而错误的理论又将再次导致错误的政治纲领。唯有回到历史的事实中，重新审视理论与现实的差距，才能正确地引领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共产主义者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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