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工人运动是这样开始的——全母祭泰一文（上）
泰一为什么死
为了恢复工人的权利，改善劳动条件，我的泰一高呼“不要让我白白死掉！”焚身自尽已有五年了。可是，我们工人至今还在遭受痛苦，因此，我想他死了之后恐怕还不能瞑目。我一想到这一点，就不能在这个追悼会上向你们工人只谈谈几句客套话和表示悲哀。若是那样，我的泰一就必然会感到更大的痛苦。因此，今天我想谈明白，我们的权利必须要由我们自己去争取。只有这样做，才能慰抚泰一的灵魂，使他瞑目安息。我们要在这个追悼会上，明确地理解全泰一的死意味着什么，认清为争取我们工人的权利该怎么做，并以此为转机，要行动起来，把它具体地付诸实践。
我要谈的不是别人，而是我那儿子的事，所以不免叫我难为情。加上，我要谈的是我根本就不想回忆的伤心事，所以更不想谈。但是，因为我不能忘记泰一的意愿，又热切希望你们工人早日摆脱象在地狱里那样的痛苦，所以今天我想谈一谈我的一些想法。
各位工人！我认为你们目前遭受的痛苦，正是我的泰一一直遭受的痛苦。泰一在自己的日记里，从来没有把你们和他自己分开过，而且明确地说，他自己就是你们大家中的一员，而你们大家就等于他自己本身。因此，我认为，我是泰一的母亲，同时也是你们大家的母亲。我希望你们大家也抱着同样的心情听听我的讲活。泰一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呢？他为什么死呢？他的死给我们说明什么问题呢？为了让大家认清这一点，我想首先简单地谈谈他在世时都做了哪些事。
劳动标准法和“蠢人会”
不知是因为我的泰一生来不遇，没有遇到好父母，还是因为善良的人在这个社会非如此不可，他勉强念完小学之后，为了活命，就去擦皮鞋、卖报纸，现挣现吃，过了孤儿一般的日子，后来到和平商场做工。
这是他在十六、十七岁那年的事。当初他想，无论如何也要努力做工，学好技术，维持生计。可是，他第一眼看到的都是当“徒工”的童工们遭受的痛苦，比起死掉还要难熬。“徒工”们要从早到晚忙着干活，又受人辱骂，有时没有活儿也要在灰尘满屋的工作室里受折磨直到深夜。起初他以为这是因为剪裁工们照顾得不好。
他原以为剪裁工在虐待这些童工。他认为剪裁工满可以给徒工减轻负担，也可以不骂他们，还可以早早放他们回家。他想最坏的是，直到深夜还不放他们回家。
因此，为了减轻徒工的痛苦，泰一决心要做剪裁工了。于是，他从此不做缝纫工，当了工资又少的剪裁徒工，过不多久当上了剪裁工。可是，要解决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大家知道，在这和平商场，一个剪裁工哪有那么多力量解决这些问题呢。乍一看起来，“徒工”和缝纫工的命运好象掌握在剪裁工的手里。但事情并不是这样的。不久，泰一也认识到，对这个问题，剪裁工也是无能为力的。但在一个时期，他还是给“徒工”们减轻了负担，也不骂他们，还早早放他们回家，有时还给他们公共汽车费，哪怕是便宜的面包也给他们买面包吃。可是，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啊！
泰一当剪裁工以后，收入比当缝纫工时多了。可他拿回家的钱，还是与从前一样少。对此，他可能感到对不起我，有时躺在炕上对我说：“今天有一个‘徒工’没带午饭来，我给他买了点面包。”每当这时，我没能回答他。因为虽然我们全家也为明天的口粮发愁，但我充分理解他的心情，同时也因为我亲身经历着我们这些底层人的痛苦生活。“你做得对，拿你的收入，该给那些饿着的孩子们买东西吃啊！”我是不能这样明白地鼓励他的，但也不能阻止他这样做啊。因此，我只好喃喃地说：“你倒做了件好事。”我还记得泰一象口头禅似地常对我说：“在这个世上最叫人悲伤的是饿肚子。”
哪里还有那么好的企业主，喜欢有人为年小的“徒工”着想，尽早放他们回家，又叫他们休息的呢？这样的企业主是不会有的。于是，泰一被开除了。到头来，在和平商场找事也很难了。那时，他虽受很大的痛苦，但回到家，却依然装作照旧做工。
结果，泰一要做剪裁工保护“徒工”的美梦，化为泡影了。
从那时起，他开始探讨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靠某一个善心的人帮助某一个不幸的人的办法，是不能解决这一问题的。
于是，他开始研究了“劳动标准法”。他通宵达旦地专心读起来了，间或读到对工人有利的条款，就充满希望地向我这个什么也不懂的人说：“妈妈！法律上是明明规定保障工人的权利的，可是我们偏不知道有这个条款，受人虐待呢！”然而，有时他还说：“这种法律，对我们工人是毫无意义的。”他这样说着对那些制定这些法律，又根本不去履行其中的任何一个条款，只把它当作一个装饰品的政治家，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通过对“劳动标准法”的研究，他才认识到，工人们的权利，只有工人们自己团结起来进行斗争，才能得到保障。也就是说，工人们必须组织工会，并依靠工会集体的力量去把工人的要求贯彻到底。从此，泰一抱着希望，天天去和朋友们会面。他有时把朋友们带到家里来谈，有时在外面谈，每当这种时候，他总是快到深夜十二点才回来。
通过这样的过程诞生的就是“蠢人会”。这大概是一九六八年即泰一十九岁那年的事。所谓蠢人，是指那些象垃圾那样被人蔑视的人说的，也就是指那些在昏喑的背胡同里受人虐待，被人榨取膏血也不敢吭一声的人说的。但是，这些蠢人给自己的组织起名为“蠢人会”这一事实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已拒绝继续做蠢人，宣布他们也是和别人一样的人。我们不是天生的蠢人，不能一辈子做蠢人。虽说我们是蠢人，但我们团结起来就有力量，拿这一力量夺回被人夺去的权利，我们就能摆脱蠢人的命运。可以说这就是他们给自己的组织起名为“蠢人会”的理由。
然而，他们所以管它叫“蠢人会”，还有比它更直接的理由。泰一在和平商场做工时，曾认为“只要我们剪裁工团结起来，就能使我们摆脱痛苦”，便去找老剪裁工谈过这些事。那时，老剪裁工们回答他说：“不要说蠢话啦。我们哪有力量，能搞出事来呢。”可是，泰一和他的两三个朋友仍然去找过老剪裁工，但他们都异口同声地忠告说：“你不要象蠢人那样胡思乱想，还是好好干自己份内的事吧。”有时有人甚至大声骂了他们，但泰一他们从没有气馁，反而对那些人们所说的蠢人这一句表示了反抗。因此，可以说，“蠢人会”是他们看到冷淡和虐待、日益加深的无知和自我虐待等社会现象，并对这种现象表示愤怒和反抗组织起来的。
各位工人！我把“蠢人会”给你们介绍得这样详细，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处境依然和那时一样，同时我认为我们如今也应该和那时一样，下决心反对虐待和自我虐待。我们如今还不能受人的待遇，但又不敢主张自己的正当的权利，却被人当做蠢人。我们再也不能做蠢人了！我们的主人要求我们服服贴贴地听他们使唤，可是，如今我们该走我们自己的路了。
尽管如此，我们当中也许有真正的蠢人，这些人认为他们在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因为他们领一定的工资。也许更多的人到今天还不知道我们受多么残酷的剥削和虐待。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应该认清我们到今天一直做了蠢人，但要决心今后不再做这种蠢人。为了不再做蠢人，我们要认清工人必须团结起来展开斗争，同时关心并以实际行动积极参加工人运动。
这个“蠢人会”的成员，大都是同泰一一般年龄的剪裁工和剪裁徒工。他们象亲兄弟那样亲密无间，东西也不分你我共同使用。他们打算调查工人的实际情况，首先向外面介绍和平商场工人的悲惨情况，来开展工人运动。于是，他们画好了工人实况调查表格样式。我记得，在这个时候，泰一更专心研究了“劳动标准法”。他有时说：“我们的朋友里头若有一个大学生该多好啊，那样我们就能得到很大的帮助。”我想这可能是因为他有些东西看不懂。他一直为没能交上一个念大学的朋友，深感遗憾。“蠢人会”的经济条件很困难，但他们还是把工人实况调查表格大量印出来，天天拿着它到外面进行调查。可是，这一工作，并没有很快取得成就。特别是，他的朋友一个接一个地应征入伍了，有的人，因为搞这一工作失了业。结果，“蠢人会”的梦想，化为泡影了。
后来，泰一跟着爷爷在建设工地做工。泰一不但不能搞工人运动，却在工地上做工，每天拖着衰弱的身体，背着沉重的东西往二三楼爬上爬下。对此，我这个做母亲的心里很难受。这个时候，泰一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看着那些好似被赶进死胡同里的现挣现吃的人们流着血汗受折磨，不禁感到他们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心里涌上了深厚的友情。一般都说，不是为吃而活，而是为活而吃，然而，我们这些饿得快要倒下去的现挣现吃的人们，倒很象为吃而活。吃饭，对我们来说是绝对的。轻松愉快地工作，对我们来说是梦境般渺茫的事。我们仅仅为了吃，不得不天天做苦工啊！
“和平商场的事见报啦”
泰一虽在建设工地做工，但心里一直在想怎样才能不让年小的徒工们在和平商场受人虐待。他做过许多梦想。他想建立一个不虐待工人的模范工厂，甚至订出建厂计划，为筹备所需要的资金三千万圆，想卖自己的眼珠，给在《中央日报》上登过广告的失明者写过信。后来，他丢掉这些无谓的空想，决心到三角山的救世祈祷院去念几个月书，于一九七〇年三月离开了家。我想，他可能在那里，苦心孤诣地想着怎样才能履行劳动标准法来解决工人问题。后来他终于想出了用牺牲自己来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
他在下这个决心后，就认为自己再不能离开和平商场。他为在和平商场受苦的年小的徒工烦恼。当时，他在自己的日记里，向和平商场工人写道：“你们要等我，我马上就能回到你们那里去。”这是他的殷切愿望。一九七〇年的中秋节后，回到了年小的朋友们等他的和平商场。当时，他已决心为在这里做工的工人献出一切了。我想，他下三角山时，把头剃成和尚头也是这个决心的一种表现。他为了不给人看出他的和尚头，一直戴着帽子。他组织“三栋亲睦会”，开始动员剪裁工开展了工人运动。他们每次集会时，首先对和平商场的劳动问题、如何保障工人的权利等问题进行了讨论。他们拿着“蠢人会”曾用过的那个工人实况调查表格，开始调查实况，到十月初，汇总和整理调查资料，向劳动厅提出了请愿书。
劳动厅的劳动监督官答应说，他保证经过调查给予妥善处理。可是，他在国会结束国情监查后也对这个问题毫不表示关心，于是他们去诘问监督官。监督官回答说：“国情监查也早已结束了。随你们的便。”这使他们不禁愤怒。泰一为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到过许多地方。他到汉城市厅劳务科去说明和平商场工人的实况，并托他们帮助解决，也到广播电台反映过工人的实况。
不料他在劳动厅记者室给记者们看请愿书的那一事奏了效。许多日刊报于一九七〇年十月七日以《在灰尘弥漫的环境做十三小时苦工》为题，较详细地报道了请愿书的内容。这样，工人们在位于汉城市中心的看起来挺豪华的和平商场，被人敲骨吸髓的令人感到悲痛的事实，通过这些报纸好不容易才传到人们的耳朵去了。
报纸报道了年小的工人们在连有劳动标准法这个事实都不被人知晓的地方借着昏暗的电灯光，浑身蒙着尘土，一天做十三至十五小时苦工，患着肺结核、气管炎、慢性消化不良和肠胃病等疾病，甚至渐渐失去视力的悲惨情况。这真是一桩重大的事件，它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政府一直宣扬的要开发经济啦，要促进出口，振兴国家啦，到七〇年代生活会富裕起来啦等等是骗人的谰言。很明显，到七〇年代生活会富裕起来的那种说法，对几个财阀和统治者的情况来说可能是恰当的，但工人的生活却在日复一日地滚落到悲惨的深渊里去了。
当时，泰一和他的朋友们都很高兴。因为他们以为虽然还没有到达解决问题的阶段，但他们的努力终究被人知晓，问题也总算有个头绪了。他们很想把这些报纸报道的内容告知和平商场的工人。但他们没有钱买报，所以把朋友的手表拿去当了，拿那笔钱买来二百分报纸，又戴上写有“和平商场特刊”的臂章，喊着“和平商场的事见报啦”一边卖报，一边把报纸散发给人们。据说，那时有志的工人酬劳他们，给了他们比报价多得多的钱，有的给一百圆，有的给二百圆，并说：“你们辛苦啦！”他们都很想紧紧拥抱起来大哭一场。因为他们不禁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同时还感到今后要做的工作非常多。
犹如象征这个社会一样，许多年轻的生命在这里受到摧残。可是不曾有人关心他们，而且工人自己也认为他们遭受不幸和痛苦是命里注定的，是无法改变的。所以他们不敢吭一声，也不敢喘一口大气，忍气吞声地过日子。可是如今，他们的情况终于多少传到这个社会里去了。于是，他们的悲哀和愤怒一下子涌上了心头，同时还产生了要重新做人的自觉。直到现今，他们不过是缝衣服的机器的一个零件，是一发生故障就被人遗弃的那样一种存在，甚至连他们的存在本身也不被人知晓。要想购进外国制造的机器就需要很大一笔钱，可是所谓工人这个“零件”，是到处都有的、随时随地可以廉价购买的国产货，是不屑一顾的物件。然而，可以说到了那一天，他们开始睁开眼睛，对自己的权利有了初步的认识，变成可以诉说自己的痛苦和悲哀的人了。我虽不能全部说清和平商场工人积蓄已久的郁愤和悲痛，泰一和他的朋友们对未来的希望和喜悦，但我觉得我多少可以理解他们在那天的心情。对人来说，不管有多么大的痛苦，在经历这种痛苦的时候是不会流泪悲伤的，可是在心里积蓄已久的痛苦，一旦被人理解，受人同情，郁愤就涌上心头，哭出泪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