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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 全民共振代表全民共振团队回答网友对全民共振的疑问
网友1 提问:
在李一平和吴建民最早于2017年提出“共振”并要求统一服饰时，我是公开在推上反对的，我认为当时人们在思想上，行动上并没有准备好，并且，统一服饰容易陷入危险的境地，后来，在统一服饰上有了修改，另说。但是，我本人认为，参与“共振”行动，虽然思想上，行动上时机并不成熟，从心理上说却确实有必要，至少可以在心理上产生运动的意识，至少可以煅炼（没错，是这俩字）自己的勇气，至少可以给个人增加信心，基于这些认识，我个人在当年的“八一”在步行街待了一下午，现在去步行街，有时候也会驻足憧憬，如果有运动，这里可能会人山人海吧！
目前，我还是认为，“共振”的实际行动时机依然不成熟，先不说一般民众认清某党的“恶”，就是在认识到某党“无能”上，也没有形成共识，加上经济不够恶化，所以，我还是认为现阶段只适合个人的煅炼和锤炼，并不适合公开呼吁。
希望群里如果有民运大佬，议论议论！
回复:
一、全民共振最早开始公开发布是2018.3.5，在此之前的2017年并未公开。你可能张冠李戴了。
二、全民共振团队自推动全民上街运动伊始，就一直秉承尽量减少参与者风险的原则，在现阶段（第一阶段）不提政治口号，而是以“”补偿利益损失“”的名义参与运动，所以从来没有建议过统一服装。我们不但不会要求统一服装，相反我们还特别提醒参与者现阶段不要以组织形象出现。同时还再三强调已经被国保重点盯防的民运人士不要上街，因为他们不去参加全民上街反而可以牵制更多的维稳人员。所以你可能记错了。
三、不可否认，匪共已经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邪恶组织，要推翻它们不是一次两次就可以成功的事。你提到民众觉醒还不够的问题我并无异议，但是，如同一支军队需要训练才能打仗的道理，参加颜色革命的民众也需要训练，训练越多，决战时的损失越小。多年来我们的同胞一直被匪共以原子化模式管理着，相互之间缺乏联系、缺乏配合、缺乏信任，所以就更需要在运动模式、运动心理、运动组织化等各方面有个适应的过程。举例说吧，任何人第一次玩蹦极都会恐惧，但是跳多了就习以为常了，不用指导，他自己就能在蹦极的前、中、后去处理要做的工作。而现阶段的全民上街就是在进行胆量、组织、技能等各方面的运动前训练。
四、虽然自2018年以来我们一直积极地在推动全民共振运动，坦率地讲，我们并不认为2018-2019年度能够成功推翻匪共政权。但是2020年开始，成功的概率急剧上升，原因简述如下：以匪共的统治力量，要推翻它们必须有三个关键要素，一是国际社会对匪共的围剿；二是底层民众的愤怒反抗；三是匪共高层内部权斗的激化。这三个要素目前都在以可见的速度在增强！由于CCP VIRUS在全球肆虐，到今天为止已经有122个国家提出要追查来源，包括向来与匪共互抱大腿的非洲国家和俄罗斯，这是国际社会与匪共政权公开决裂的标志；其二，中国前四十年来经济发展的依托条件自前几年就开始消失，加上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即便没有疫情，中国的经济下滑也是可预见的，疫情只是加剧了这一推进速度。有道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经济即将出现断崖、失业率激增的情况下，经济寒冬从上到下的传导也在加快，一旦完成了这个传导，老百姓感受到了切身之痛，出现愤怒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百分百的；其三，习包子上台以来，通过大肆打压异己来夺揽权力，企图把分权共治改成一家独霸，赵家内部的不满已经是世界皆知。随着疫情结束后国际社会的围剿、经济即将出现的断崖，赵家人在内部、外部的利益都避无可避的大损。目前赵家人只是在等待机会，只要民间的反抗火苗烧起来，匪共内部必然公开分裂，那时，就是匪共真正的末日！想想1991年的苏共吧，那一幕九成九会在中国重演。但中国不同的是，没有民间反抗为引子，赵家人也很难主动发起与习包子的公然决裂。我们不断推动全民共振、全民上街的运动，就是要促使它尽早发生！
网友2 提问：a.组织者是否在国内、是否参与？
b.是否熟知大陆法律 （游行不报备属于非法集会）？
c.是否考虑过参与游行者安全？
回复：
以上三个问题以前我曾在推特、油管、微信上不止一次回答过，今天在此再次回答：
一、组织者是否在国内。
这个问题比较敏感，但为了让大家听明白，请原谅我就直话直说了。发起人不在国内，也不应出现在第一线。一个常识：任何一件组织化事务的运作都有分工，有执行者，有管理者，有决策者，应该各行其职。在企业里，操作员不能去做采购员的事，总经理不能去做仓管员的事。在军队里，士兵不能代替团长指挥战斗，将军也不能到第一线冲锋陷阵。比如艾森豪威尔从来没上过二战战场，诸葛亮也从来没有替代关羽张飞领兵杀敌。如果有士兵指责艾森豪威尔、诸葛亮为什么不上阵杀敌，这个兵要么喝高了，要么就是敌人派来的奸细。再说个近的，辛亥革命爆发时，孙中山可也没在国内，而是通过信息渠道与国内的各路将领们组织革命。这么说吧，全民共振团队已经亮相的五个人（李一平、吴建民、原乡居士、雾亭、还有我邹承峰）都是排在匪共黑名单前列的人，根本就进不了中国海关，我们只要出现就必定被锁定抓捕，而且别想活着走出牢房。共匪最希望的就是抓住发起人，发起人都没了，全民共振运动也就烟消云散了！所以一直以来很多五毛账号在网上装成反共人士指责我们为什么不回国亲自上街，想带节奏让人们猜疑我们，我们都一概不理，我们就不能上这个恶当！
（前面提到艾森豪威尔诸葛亮孙中山，并非我们自比伟人，而是借人说理。之所以我们现在定位自己不在一线冲锋，是基于身处海外的现实，且更便于从事组织、宣传工作。）
虽然全民共振团队成员不能回国，但别以为我们就是让别人送死我们等着摘桃子！首先，我们五人都在网上公开说过在匪共倒台后我们都不参与将来的国家政治，累了半辈子了，我们也想陪陪家人过几天清闲日子。请问，一个没有权力欲望的人摘什么桃子？
其二，我们对自己有清晰的目标定位，全民共振团队致力于推翻匪共政权，至于重建宪政中华的工作，大陆有众多能人贤人，像许志永、浦志强、秦永敏、高智晟、709律师、以及众多战斗在第一线的勇士们，哪个不比我们更具专业知识、更有群众基础？重建工作由他们这些奋斗在墙内的勇士去做就够了，我们这些人就不掺和了，我们就一心一意推翻那堵恶政的高墙！再者，我们虽然人在国外，但都是因为反抗匪共而被迫流亡海外的：李一平、吴建民都是六四运动的亲历者，也都是在六四之后继续参与反共活动而无法容身才先后来到美国。原乡居士作为地下民间宗教的主导者也是一直在做反共的工作，因被察觉而流亡美国。雾亭在美生活已经二十余年，本可以清闲自在享受幸福生活，不是为了中国的民主自由，她又何必吃苦受累投入全民共振的工作？现在她和我一样无法与国内的家人相见，因为我们的家人们全都被边控了！至于我自己，在2018年逃亡到海外之前我也一直在国内沉在水下做反共工作，同时也是一个无名的全民共振运动的地方组织者。若不是暴露了身份，我今天还在国内继续反共工作。可以说，我们并不像五毛们污蔑的那样畏缩，我们都是先行者队伍中的一份子，我们已经、且至今一直在为理想付出代价，我们无愧于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二个问题：是否熟知大陆法律 （游行不报备属于非法集会）。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如果事事都要合共匪的法，那就一辈子、连带子子孙孙永远做赵家人的奴隶好了！呵呵😄
前面我强调过，现阶段不提政治诉求，以减少政治风险，单纯以利益受损要求补偿的名义上街。不管哪个群体，合法利益被侵犯了去要求赔偿是天经地义的事，所谓自助者天助，如果自己的权利自己都不敢、或不愿争取，那还能指望谁呢？你愿意世世代代被压迫、被奴役吗？
三、是否考虑过参与游行者的安全。
在美国的韩战纪念碑上刻着一句话——FREEDOM IS NOT FREE ！中文意思是自由从来都不是免费的！自由如此重要，岂能完全没有代价？
反抗暴政、争取自由事关每一个人的权利。全民共振之所以鼓励”全民”上街，就是因为我们考虑到了现实问题——参与者的安全！自古法不责众，人多力量大，说得大白话一点，就是“人越多，你就越安全”！维权其实就是人数的比拼，如果三五个人去维权，很显然你必定被狗腿子们殴打、抓捕。如果是三五百人、成千上万人去要求维权呢？狗腿子们就只能站在一边看，政府也无法回避。在以往的历次大规模事件中这的确如此，如池州6·26事件、2007达州事件、 2012重庆万盛事件、及多地反对PX项目落地事件等，面对人山人海，维稳狗腿们不但不敢动手，反而被愤怒的市民殴打、被翻车，政府也不得不出来安抚、商谈条件。
我在国内时曾做过调查，除了北京上海这几个核心城市的维稳人员比例相对高一点之外，一般城市的维稳人员只占当地人口的0.1%左右，也就是说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警察、特警、城管、特勤等各类维稳狗腿子加起来也就1000只上下。当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发生时，还得留下大部分守卫政府等重要部门、及事件现场以外区域的维稳，真正能出动到现场的一般不超过三成。当现场群众人数大于维稳狗腿并团结一心时，狗腿子们就不敢嚣张咬人，毕竟狗腿子也怕死，家里也有老狗母狗小狗要养，犯不上为每月那么一点狗粮搭进去身家性命。这时共匪政府一般会从周边城市调集狗腿子过来支援。那么，如果各城市在同一时间都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各地的主政官员必然先自保，绝对不敢把本地的狗腿子派去外地支援，这就大大分化了维稳力量，各地民众只需对付本地那一点点狗腿子即可。这就是全民共振运动模式的妙处！
近年来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维权事件此起彼伏，小的三五人，大的上万人，一年几十万起，但因时间、空间上不统一，所以没能形成共振效应。眼下疫情肆虐、经济凋敝，很多人失业没有收入，还不起房贷，连生存都出现困难，正是集体上街要求政府救援的时候。以前上街还怕被认出来，现在人人都戴口罩，脸都遮了一大半，不正是绝佳的机会吗？全民共振运动提供的这种模式已经把风险降到了最小，还不值得尝试吗？
还是那句话：FREEDOM IS NOT FREE ！
邹承峰
5/20/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