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稿】1917年法国军队哗变

【来稿】1917年法国军队哗变

☭东风编辑部☭
一战战场的法军

巴黎,1917年春。

在装饰繁复、吊灯低垂的国民议会大厅里,一个中年男人正站在讲台上。他身穿熨帖的呢绒西装,腹部隆起,仿佛战争的利润正堆积在他的脂肪之中。他的手在空中飞舞,眼中闪烁着一种古怪的光。

“我们正处于胜利的边缘!”他大声喊道,“再坚持一次进攻,德意志人将土崩瓦解!”

掌声响起,皮鞋摩擦地板的声音如同胜利的鼓点。而在遥远的索姆河战壕里,一名年轻士兵刚刚用刺刀刺死了自己的上尉,又迅速朝着地平线逃去。他并不知道,此刻在巴黎的议会中,代表他“光荣”的国度的肥胖议员,正用一根手指轻巧地指向地图上的凡尔登。

法国的春天来临了,却不再属于玫瑰与共和,而属于厌战、恐惧与哗变的呐喊。

在这一年,超过五十万法国士兵拒绝前进。他们用拒绝出击、集体抗命、甚至武装抗争的方式,撕开了资产阶级战争神话的假面。这不是一场战争的失败,而是一次阶级秩序的动摇。它被官方称为“哗变”,被将军称为“耻辱”,却在无产阶级历史中留下了最早的枪声。

1917年的法国战壕,不仅是大炮的坟场,更是阶级矛盾的显影。士兵大多出身工农,忍受饥饿、泥泞与军官的皮鞭,而后者却在后方纸醉金迷。恩格斯指出:“在现代战争中,胜负常常决定于士兵的社会成分。”[1]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资产阶级用爱国主义奴役劳动人民,将他们送入屠宰场,对于资产阶级来说,死一个人和死一百万人都是一样的,不管他们怎么死去的,他们在意的是,这些数字有没有达到自己的“战略目标”。而1916年,就在索姆河会战的前夜,列宁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虽然这部小册子只有寥寥几百页,但是列宁第一次提出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一新概念。在数百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先生生活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终结了。可是,各个“托拉斯”开始瓜分世界,在托拉斯上,是金融寡头集团,他们靠放贷等手段为自己牟利,托拉斯雇佣了最好的工程师,垄断了原料市场,霸占了交通路线和销售渠道,把全部的对手赶下台去。所以,虽然这样的形式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历史上空前地实现了社会化,工厂、铁路、跨国公司与全球市场使得千百万劳动者参与到同一个生产体系中,但这一切却仍被少数资本家阶级以私人形式占有。正是这种“生产社会化”与“占有私有制”之间的根本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危机的深层原因。表面看是“供大于求”,但实际上,是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无法被其自身所消费;看似“市场信心不足”,实则是利润率递减趋势使得资本积累受阻;资本的自我增殖要求无限扩张,而现实的社会消费能力却被工资压制在一个相对固定的范围内,于是危机爆发,周期轮转,资本主义永远也无法根除这一“内在的瘟疫”。资本主义的根本性弊端并没有被革除,于是,及其明显的贫富差距外显,这就会使生产者的收入赶不上生产者自己的产出,危机便发生了,当然,解决危机是很简单的,大家可以想到的一切缓和阶级矛盾的手法都是可以的(例如提高工人工资,缩短劳动时长),但是,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机器,如果提高工资,就会破坏资产阶级政府的既得利益。这就注定成为泡影,他们将会把资本输出到综合国力弱小的国家去,它们依靠着自己的军队,托拉斯在地球仪上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可是,地球上的土地终归是有限的,无主土地被分完了,那么怎么办呢?答案就是:让有主之地换一个宗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真相就由此解释--只和赤裸裸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有关。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做出了精准的预言:“帝国主义的出现将预示着资本主义的死亡,这场世界大战就是它自我毁灭的明证,当一切尘埃落定,革命必然发生......”而在柏林的街头,一场史无前例的罢工席卷了这个帝国主义国家,由于战争以及封锁,德国国内的无产阶级爆发了大饥荒,在这种情况下,社民党,基民党,进步自由派联合了起来,甚至还有人喊出来了一句著名的口号:“真正的敌人不在国外,就在国内!”而士兵的反抗,正是阶级觉醒的开始。

大兵变的爆发与发展

1、 “胜利攻势”的陷阱:帝国主义战争的极限暴露

1917年4月16日,法国将军尼维勒在香槟-亚眠一线发动了一次所谓的“决定性攻势”。这场被称为“尼维勒攻势”的军事行动,原本在巴黎的议会中被宣传为“胜利的黎明”,其目的在于以大纵深突击击溃德军防线。然而,事实却如利剑般刺破幻想——在短短几日内,近13万法军士兵伤亡,前线阵地毫无进展。

这场惨烈攻势的直接后果,是士兵士气的全面崩溃。许多部队拒绝再向前推进,士兵开始集体迟到、拒绝命令,乃至成群结队地从战壕撤退。他们不再相信“祖国”也不再相信将军,更不再相信战争能带来任何意义。相反,他们开始互相低语、写传单、歌唱“国际歌”——在火线与死亡之间,一种模糊的阶级觉醒在酝酿。

毛主席曾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法国大兵变的爆发,正是帝国主义战争无法掩盖阶级本质的裂缝。当资产阶级的“国防神话”被血肉淹没时,士兵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质疑整个体制。

2、 士兵不是机器:从抗命到集体哗变

1917年5月,法国第2集团军第5师率先爆发大规模哗变。士兵不仅拒绝进入前线,还占据军列、毁坏通信设备、袭击军官。随后,哗变之火迅速蔓延——从前线扩展至后方,从单一部队扩展至多个集团军。据法军参谋部统计,整个五月至六月间,法国军队中至少有68个师发生严重哗变,超过50万士兵参与其中,占据当时前线兵力的近三分之一。

其中,法军第21步兵师的表现突出,军官动员士兵进攻,可是战士们就是不为所动,军官质问(他甚至有脸质问!)他们:“你们有没有一点爱国心”的时候,战士们给了军官最响亮的耳光:“我们今天还站在这里,就是出于对国家的责任,如果德国佬冲上来,我们自然会同他们战斗,但是想让我们冲上去白白送死,对不起,做不到!”

在法军阵营中,有一支来自俄国的远征军,然而,就在两个月前,这支队伍好似感染了某一种“神秘的红色病毒”他们效仿老家的方式,通过选举,出现了自己的苏维埃代表,把军官架空他们不只是拒绝了作战,还打出宣传标语:“为祖国战斗的时刻结束了,现在,该为和平而战了!”

收到了俄军部队的感染,越来越多的法国军队参加了进来,他们有秩序的占领一切战略目标......

这一场兵变的特征如下:

1)参与者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士兵

2)哗变形式具高度组织性

3)明确的反战意识逐步形成

许多士兵还在营地中秘密张贴《共产党宣言》节选与革命歌曲歌词,有的部队甚至涂掉帽徽,高呼“再也不为资产阶级流血!”

在情况最危急的时候,通往巴黎的道路上几乎不设防,巴黎的资产阶级害怕极了,眼前的这一幕,简直是和巴黎公社一模一样,资产阶级的导师——梯也尔给现在的资产阶级(主要是贝当)上课生动形象的一课——对外软弱,对内强硬。

恩格斯曾预言:“当军队的组成越来越依赖无产阶级时,它将不再是统治阶级可靠的工具。”1917年的法军已逼近这一界限。无产阶级的儿子们曾被迫拿起步枪捍卫资产阶级,如今他们却开始意识到:真正的敌人,不在对面战壕,而在后方议会。

也正如列宁指出:“帝国主义战争是旧世界的垂死痉挛,也是新世界的产房。”法国大兵变,并非简单的纪律危机,而是士兵阶级意识的原始爆发。

他们没有组织,却本能地团结;没有旗帜,却自发地聚集。他们没有喊出“社会主义”,却已经迈出了走向革命的第一步。这不是混乱,这是旧秩序的裂缝......

3、 “共和国”的回应:镇压、清洗与谎言

面对这场大范围的士兵革命,第三共和国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镇压。6月起,法军最高统帅部在不公开审判的情况下,对哗变部队进行清洗:超过3000人被秘密军事法庭审判;554名士兵被判处死刑,其中约50人被真正执行(著名的如Jean Blanchard、Lucien Bersot等);数千名哗变士兵被强行调往“惩罚营”,或遣送至殖民地服苦役。

媒体与议会对此缄口不言,官方将此事完全封锁,称之为“纪律小乱”或“暂时混乱”。(那么,那一支俄国远征军在作战中被友军全歼法国资产阶级政府又应该怎么解释呢?,所以,贝当在20年后签署下的那一纸卖国条约,也不容让人质疑了,毕竟梯也尔是他的导师,他们也许热爱法国,也许热爱人民,可是,他们绝对无法忍受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许多士兵家属被恐吓,或收到假消息:“你儿子是因疾病死亡。”共和国以它惯有的虚伪面孔,向外界展示“军纪已恢复,秩序已重建”。

资产阶级的镇压暴露了“共和国”的反动本质:它不仅是战争的组织者,还是对无产阶级最残酷的刽子手。

4、 无产阶级战壕中的觉醒:一次进步的火炬

尽管这场大兵变没有立刻推翻法国第三共和国,也未能像俄国那样建立起无产阶级政权,但它的历史意义绝不可低估。从革命的尺度衡量,它不是失败的叛乱,而是无产阶级觉醒的前夜,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群众斗争。它用最直接的方式宣告:帝国主义战争机器已被群众行动撼动。

为什么?

1)这是一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革命行动。大兵变波及68个师、50余万士兵,不是个别的逃兵、临阵的惧战者,而是成建制的集体不服从,拥有明确的目标与统一的诉求——反对战争、反对无谓牺牲、反对资产阶级将工农子弟当作炮灰。这种规模的阶级行动,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几乎绝无仅有,仅能与同年的俄国革命水兵哗变、后来的德国基尔起义相提并论。

2)这场兵变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萌芽。许多士兵开始自发组织会议、讨论战况、评议命令,有的营地出现了士兵代表选举和“红色小组”的胚胎。虽然它们尚未建立起系统的政治纲领和领导力量,但其内在逻辑却深刻体现了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倾向——“不是服从,而是决定;不是牺牲,而是反抗。”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指出:“群众斗争是历史的真正推动力。”法国大兵变虽无党组织领导,却恰恰说明了:即使在最严酷的战争条件下,群众也具备发动斗争、推翻秩序的潜在能力。”

3)它是一场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重大打击。法军统帅部原以为“决战攻势”能扭转战局,为自己全欧洲最大的债务国蒙上一层好看的面纱,实际上却因士兵哗变而被迫中止一切进攻计划,数月内无法恢复战斗力。这意味着,工农子弟组成的军队,正逐渐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回战争的主动权。革命不仅可以在后方爆发,也可以在火线上点燃。

4)资产阶级依靠秘密军法审判、恐吓和镇压维持“秩序”,却再也无法掩盖战争的阶级本质。共和政体在工人眼中不再神圣,军官不再被尊敬,祖国的概念不再与人民重合。这种信仰的崩溃,比任何弹药更具颠覆性。

正如毛泽东所言:“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2]1917年法国士兵并未等待救世主,也未幻想宪政改革。他们用行动表达了自己的意志——战争不该继续,人民不应再死。

这是一场自发但不盲目的反抗,一次未组织却并不混乱的斗争。它不完美,却伟大;不彻底,却无愧于“觉醒”之名。

历史不会忘记这群士兵。他们并未倒在通往革命的最后一步前,而是点燃了那第一把火。他们不是失败者,而是先驱。

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危机的交汇点

1917年法国大兵变并非孤立事件,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深重危机中的产物,也是世界革命浪潮先声中的一次回响。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全面崩溃的历史节点上,这场士兵起义不仅挑战了法国统治阶级的战争机器,更震撼了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根基。它标志着帝国主义战争和革命危机的历史性交汇,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链条中的一个关键环节。

1、帝国主义战争的结构性危机

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民族利益的碰撞,不是“自由国家”与“专制帝国”的斗争,而是帝国主义列强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市场和势力范围所引发的掠夺性战争。战争本身就是垄断资本积累逻辑的延伸,是帝国主义经济危机的输出方式。

而法国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中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它是战争的推动者,以国家主权和民族自卫为名行殖民统治之实;另一方面,它又是帝国主义体系内部矛盾的牺牲者——国家财政破产,物资短缺,阶级对立加剧,无产阶级被动员投入屠杀机器。这种双重性决定了法国社会结构在战争中面临全面崩溃的潜在可能性。

1917年春的“尼维尔攻势”本质上是对帝国主义战争逻辑的再一次强行延伸。统帅部企图用一次“决战”来挽回战局,但结果是法军兵员与士气的空前崩溃。这不是战术失误,而是资本主义战争机器自身的极限暴露。

2、士兵: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震荡角色

士兵的双重性,在马列主义经典理论中一再被强调。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服兵役,是它的无奈,同时也是它未来反叛的基础。”法国大兵变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士兵既是镇压工具,又是被镇压者;既是帝国主义的刀锋,又是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

他们接受过系统的革命教育么?没有,可是,他们在最血腥的训练场上懂得了阶级的真义:炮火不分敌我,唯有阶级划线;命令从不关心生死,只关心利益。他们开始拒绝出击,不再歌唱国歌,不再敬礼。他们甚至开始组织起士兵自己的“委员会”与“代表”,模仿俄国二月革命之后出现的苏维埃形式。

法国大兵变在此意义上,是一次阶级意识自发生成的过程,也是一次无产阶级由“被统治”向“自我组织”过渡的历史实验。它证明了:即便在最反动的战争条件下,群众斗争的潜力依旧存在,并且可以在特定条件下激变为革命行动。

3、俄国革命的催化效应与国际化潜能

1917年二月革命爆发后,沙皇制度在群众罢工、兵变、农民起义三者联动下土崩瓦解。十月革命进一步由布尔什维克完成对资产阶级的彻底剥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场革命在法国工人和士兵中激起强烈共鸣,不少前线士兵传阅布尔什维克的布告与《真理报》翻译件,高呼“不要再为资本家打仗”。

法国军方档案显示,1917年5月后被查封的军邮信件中,含有大量提及“俄国变革”“士兵代表会”“罢工胜利”的内容。巴黎《人道报》虽遭审查,却仍通过秘密渠道传播十月革命消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成为欧洲战场上士兵阶级意识转化的催化剂。

如果说法国大兵变在春季是自发的抵抗,那么在秋冬之交,它已经开始被俄国革命的火炬照亮。这是一种世界革命传播链条的萌芽形式。列宁曾设想:“如果俄国的革命能点燃德国和法国的革命,那将是整个帝国主义体系的终结。”虽然法国未能完成这一历史性跨越,但其兵变本身已成为布尔什维克战略构想的一环。

与此同时,1918年末,德国基尔水兵哗变引发德意志革命,1919年匈牙利爆发短暂的苏维埃共和国,意大利工人于1920年发起“工厂占领运动”,英国工人罢工潮此起彼伏。这一切都表明,法国的兵变并非偶发事件,而是世界革命火焰中早已熊熊燃烧的火种之一。

献给无名者的挽歌——他们在当前的意义

他们没有名字,或者说,他们的名字从未出现在纪念碑上;他们没有勋章,只有秘密军法庭的裁决书;他们没有官方的悼词,只有墓碑上草草刻着的“阵亡士兵”。但在无产阶级的历史记忆中,他们是先行者、觉醒者,是革命未竟的先锋。

1、沉默中的火焰

没有政党纲领,没有理论先导,甚至连统一口号都模糊不清——这是否意味着失败?相反,正是这种没有准备的爆发,恰恰印证了历史逻辑的必然。

他们的火焰是沉默中的:出击命令被拒绝,步枪上挂起红布,哨兵不再报告,军官被集体无视。他们没有夺取电台,没有攻占城池,却动摇了一支百万人的军队,让整个共和国政府为之一震。他们以沉默反抗命令,以罢战否定战争,以站立着的姿态走向死亡。

一名参与哗变的法军士兵遭到处决

他们不是失败者。失败的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正当性,是共和国政府的威信,是军官的权威。他们以生命否定了战争,以叛乱捍卫了人性。

2、在无产阶级历史中确立他们的位置

如果革命是无产阶级自身解放的事业,那么这群士兵就是这场解放剧中的先声。他们未能走上布尔什维克那样的胜利之路,但他们为那条道路提供了注脚。他们用自身的抗命、倒下、呼喊,告诉世界:即使在最沉重的压迫下,人依然可以成为历史的主体。

我们纪念他们,不是出于悲情,而是出于阶级感情的忠诚。我们不是在为失败哀悼,而是在为斗争加冕。

正如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所写:“他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对1917年起义的士兵,我们同样可以说:他们是高尚的,因为他们拒绝屠杀;他们是纯粹的,因为他们信仰和平;他们是脱离了资产阶级世界逻辑的人,因为他们背叛了“命令就是服从”的机器。

他们不该仅被铭记为“出错的部队”,而应被铭记为无产阶级历史中的一环。苏联人民记住了喀琅施塔得水兵,德国人记住了基尔哗变者,那么,法国人民,乃至我们今日的一切革命者,也应记住这群凡尔登前线上的哗变士兵。

他们在1917年败于枪口,但在历史中终将胜利。

尾声:在燃烧的军营与人民的沉默之间

当硝烟沉落,战壕归于废墟,1917年法兰西大兵变仿佛一道隐秘的闪电,划破帝国主义战争泥潭的阴云。它未能摧毁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根基,却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真理:人民的忍耐不是无穷无尽,军队的忠诚并非天授神命。只要剥削未止,只要工人仍负重于铁轨之下、农民仍流血于麦田之中,反抗就不会终止。列宁称战争为“革命的助产婆”,在法兰西的土地上,这助产婆虽未成功接生,但已让人听见了婴儿哽在子宫深处,尚未破水的呻吟。

历史不是用来歌颂的,而是用来审判的。今日的资产阶级史家或许仍会用“动摇军心”“失败的兵变”轻描淡写1917年的叛乱,但在每一个泥浆中倒下的士兵眼中,那是一次对世界的控诉。不是所有人都能在凡尔登存活,不是所有人都能在索姆河归来,而能在炮声中喊出“不再为资产阶级去死!”的人,已然是革命火种的携带者,是阶级觉醒的先锋。

那年,法国的冬天格外寒冷,修正主义者们却在国会厅堂中饮酒取暖,咒骂革命“破坏团结”。而在冻土之上,兵士们以泥土为炕、枪膛为火,等待着一个永不降临的命令——不是让他们冲锋,而是让他们回家,让他们重新做人,而非炮灰。

但世界没有回应。他们等来的,是镇压、是流放、是枪决,是修正主义用民族大义包裹的刺刀。他们死时不曾明白:真正背叛祖国的,是那些让人民彼此残杀的将军;真正玷污荣誉的,是那些将“忠诚”献给银行与殖民地的共和国议员。

然而,他们的失败不是终点,而是一段更长征程的起点。苏维埃俄国的胜利给予了世界无产阶级最初的曙光,也为1917年法军兵变赋予了新的意义:它不仅是一场兵士的绝望反抗,更是一段无产阶级自发觉醒、迈向历史舞台的悲壮序章。正如毛泽东所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虽其火苗曾被压制,却终将在新的土壤上重燃。那些倒下的士兵,未能亲眼见证巴黎公社之后第二次的红旗飘扬;但在他们死亡的地方,土地终将再次开裂,革命之芽将破土而出。

我们不为他们涂金镀银,不将失败包装成浪漫;我们仅为他们立碑,在历史的尘埃中刻下这样一句铭文:

“他们曾尝试挣脱锁链。”

今天,当帝国主义战争的阴云再度在世界上升腾,当“捍卫国家利益”的幌子再次召唤年轻人奔赴他国前线,当资本垄断、民族压迫、殖民延续仍然未止时,1917年的呼声仿佛再度在我们耳边响起。是的,他们失败了——但只是在组织上失败;他们胜利了——在阶级意识的觉醒上,他们永远是先驱。我们不是在悼念过去,而是在继承未来。


注释

[1]恩格斯,《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军事问题》。

[2]改编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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