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你所能保持勇气

如果没有人愿意为了捍卫自由而死，所有人都将死于暴政

历史与自由

莎士比亚剧作《哈姆雷特》（Hamlet）的主角是个秉性正直的人。当邪恶统治者骤然掌权，他自然大为震惊。他被幻象萦绕，受梦魇践踏，在孤独无援之境，意识到必须重建自己的时间感。哈姆雷特说道：「时代已经大乱，啊可恶的命运，竟然注定要我扭转乾坤！」

如今我们的时代显然也已经大乱。过去我们曾因某些原因遗忘历史的教训，现在若不够谨慎，便会在其他因素下再次无视历史的提示。如果想与自由重缔新约，我们就必须修复自己的时间感。

直至不久前，美国人都骗自己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过去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与共产主义造成的伤痛似乎太过遥远，仿佛都已褪为无关紧要的往事。我们允许自己接受「必然式的政治观」（politics of inevitability），认为历史只会朝单一方向前进，必定逐步走向自由主义的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在共产主义于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一年的东欧迎接末日之后，我们就沉迷于「历史终结」的迷思中，于是降低了心中的防御、窄化了想象力，为那些我们告诉自己不可能重临的暴政体制开道。

诚然，「必然式的政治观」乍看之下就像是一种历史观。必然式政治观的信徒，并不否认过去/现在/未来的差别，甚至也会同意人类在遥远的过去曾经有过多采多姿的各种政治形式，但他们认为，当下的时刻只不过是迈向既定未来的一小步，只不过是全球化更扩张、理性更加深化、经济更加繁荣的一小步。这种思维叫做「目的论」（teleology），它认为历史会朝向某个既定目标前进，而且这个目标通常令人向往。共产主义也是一种目的论，它说社会主义的乌托邦终有一天会到来。然而，当共产主义的美梦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前破碎，我们却做出了错误结论——我们不但没有放弃目的论，反而认为自己的版本才是正确的。

必然式的政治观是让自己的思维停滞的方式。只要共产主义者与资本主义者的系统还在竞争，只要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的记忆依然犹新，美国人就必须提拨心神回观历史，将过去的概念保存下来，藉以想象未来的其他样貌。然而，我们一旦接受了必然式的政治观，就会以为历史再也无关紧要。如果过去的一切都遵循某种已知的趋势，我们就不需要了解其中的细节。

必然式的政治观，扭曲了我们谈论二十一世纪政治状况的方式。它不但扼杀了讨论政策的空间，还容易让政党系统变成其中一个政党想维持现状，另一个政党则完全否定。它让我们习惯认为一切事物的基础规律都是「必然如此的」。立陶宛政治理论家利奥尼达斯·丹思基斯（Leonidas Donskis）称这种观点为「液态之恶」（liquid evil）。我们一旦认为一切都是必然的，政治批评就会失去施力点。许多看似提出批评分析的言论，都因为默认现况不可能改变，反而间接使得必然性的思维更加强大。

例如有些人会批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批判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以某种方式驱逐了其他一切经济秩序。他们的批判固然所言不虚，但光是沿用这个词，通常就已经是在不容挑战的政经霸权面前俯首称臣。此外有些评论家，会借用一个分析科技创新的语汇，认为政治局势需要「破坏」（disruption）。但这个词搬到政治领域后，又带着相同的隐义，认为世上的一切都不可能真正改变，所有刺激我们的混沌乱象，最终都会被自我调控的系统吸收。在足球场上裸奔闹场的人，当然会破坏赛事，但并不会改变比赛规则。「破坏」这个概念，本身就意味着不成熟——它假设在青少年搞砸事情之后，成人就会过来清理善后。

但是现实世界并没有「成人」。我们得自己收拾残局。

第二种反历史式的回顾过去方式，是「永恒式的政治观」（politics of eternity）。永恒式政治观和必然式政治观，都是掩盖历史真实的面具，只是方式不同。虽然它重视过去发生的事，但只热中于自己的版本，不去看真正的历史事实。它总是怀念那些过去并未发生，而且事实上相当悲惨的「光荣时刻」。永恒式政治观的信徒，把历史描述得宛如一座广袤的迷雾庄园，里面全是模糊难辨的国家受难者纪念碑，每一座碑距离现在都同样遥远，每一座碑都同样方便他们进行政治操弄。他们引述的每一则往事中，仿佛都有一些境外的敌人要伤害这个国家的纯净性。

诉诸民粹的国家主义者（National populists）相信永恒式的政治观。这些人最爱引述一九三〇年代的往事：当时民主共和国似乎都被击溃，纳粹与苏联两大敌人势不可挡。如今那些倡议英国退欧的人，说英国是民族国家，但这件事从来不曾为真。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个大英帝国，帝国瓦解之后变成英国，后来加入了欧盟。即使脱离欧盟，英国也无法回到过去，反而是冒险跃入未知的状态中。令人不安的是，当英国法院判决退欧程序需经下议院通过，某份英国小报竟然说法院是「人民之敌」（enemies of the people）——这是一九三〇年代苏联作秀公审使用的斯大林式词汇。同样地，法国极右派政党民族阵线（Front National）也以一幅虚构的战前民族国家意象，煽动选民退欧。然而无论法国还是英国，若不曾经历帝国时期或欧洲跨国组织时期，如今都不可能存在。至于俄罗斯、波兰、匈牙利的政治领袖，也用类似的方式缅怀一九三〇年代的光荣历史。

在二〇一六年选战中，川普喊出「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这句口号；过去曾有一个阻止美国对抗纳粹的团体就叫这个名字。他的战略顾问保证政府的政策一定会「和一九三〇年代一样刺激」。此外，还有另一句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这句话中的「again」是指什么？提示：看一看「别让悲剧重演」（Never again），你就会找到同样的「again」。川普总统本人甚至把一九三〇年代的政体改变方式，当成解决当下问题的解药：「你知道经济崩溃，全国陷入地狱，一切惨不忍睹的时候，要怎么解决吗？」他认为我们需要的是「几次暴冲，才能让我们回到国家过去伟大的样貌之时」。

永恒式的政治观，会让我们沉迷于神话式的往日故事，不再思考未来的可能性。习惯以受害者自居，会削弱我们修正自己错误的动力。如果国家的价值源自过去固有的美德，而非未来的发展潜力，政治就会变成争执善恶的口水战，不再讨论真实发生的问题该如何解决。

如果国家永远处于危机之中，人民永远处于紧急状态中，规划未来就变得几乎不可能，甚至反而显得对国不忠。如果敌人永远都在门前，我们要怎么改革自己的国家？

如果说必然性的政治观让人陷入呆滞，永恒性的政治观就是让人陷入催眠：循环不已的往日神话宛如不停卷动的涡漩，钉住你我的目光，摄走我们的心神——然后我们就会听从别人的命令，犯下令人震惊的大错。

如今我们面对的危险是正在从必然性政治观的道路上，走向永恒性的政治观；从天真而不完美的民主共和国，走向混乱而犬儒的法西斯寡头制。必然性的政治观，在现今动荡的局势中显得极度脆弱。神话一旦被打碎，时代一旦乱了套，我们就会急忙寻找其他方式统整眼下的混乱。那条阻力最小的道路，会让我们从必然性的政治观，直接坠入永恒性的政治观。

如果你曾经相信最终一切都会变好，如今你就会相信最终什么都不会改善。

如果你曾经认为社会必然会不断进步，因而没有付出任何努力，如今你也可以继续无所作为，因为你相信历史必然循环。

必然性与永恒性的政治观，都是反历史的立场。而唯一能够阻止我们陷入这两个极端的力量，正是历史本身。历史让我们辨认规律、让我们做出判断。它帮我们勾勒出世界的结构，让我们在其中追求自由。

历史让我们回顾过去的关键时刻，看见每个事件虽然各自不同，但没有任何一个事件真正独一无二。我们一旦了解过去的事件，就能知道如何共同创造未来。

历史赋予我们责任感，让我们知道自己即使无法决定整体大局的走向，依然会左右每个瞬间的发展。波兰诗人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认为，这种历史的责任感正是对抗孤独与冷漠的武器。过去的先人曾经付出更大的努力，遭遇更艰困的处境。有了他们的陪伴，我们便不再孤单。

我们这一代拥抱了必然式政治观，让下一代失去了历史感。如今，必然式政治观所允诺的美好未来显然已经破灭。下一代的美国人将如何回应这个世界？也许他们会逐渐从必然坠入永恒。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希望他们走上另一条道路，重拾历史意识，拒绝上一代遗留的陷阱，不落于必然式和永恒式的政治观。

我们可以确定，如果美国的年轻一代不开始缔造历史，历史便将毁于必然式与永恒式政治观的信徒之手。但是在缔造历史之前，美国的年轻人必须先了解历史。这个时代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时代已经大乱，啊可恶的命运，竟然注定要我扭转乾坤。

虽然哈姆雷特这么说，但他最后的结论却是：

不，咱们一起进去。

本文节选自《暴政：掌控關鍵年代的獨裁風潮，洞悉時代之惡的20堂課》（劉維人 译，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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