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界最神秘的职业
The Atlantic
在大多数类型的音乐演奏中,听众都能从心里和身体的直觉上感受到,演奏者的任务有多么艰巨。要拥有让小提琴歌唱所需的极其敏锐、细致入微的精细运动技能,或具备从长号中诱发美感所需的镇定与呼吸控制,不仅要成为艺术家,还得像一名能够控制隐形肌肉的奥运会运动员。无数焦虑梦境中都有一个原始场景:你面对一场毫无准备的音乐演出,观众不耐烦地咳嗽着,三角钢琴在一束光中等待着你,像某种闪亮的、漆黑的装甲坦克。
指挥却不同。我敢打赌,几乎每个看过指挥带领管弦乐团的人,都曾短暂地想过:「得了吧,谁都能做。还不就是挥挥手臂吗!」不是吗?如果不是,那他们究竟在做什么?许多人——甚至许多音乐家——都不相信围绕这些从事神秘而又略显可疑艺术的人,常常被赋予的那种念咒般的神秘色彩。
在光谱的另一端,则是同样不准确的看法:指挥是拥有近乎超自然力量、绝不会犯错的存在。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认为,没有挥动指挥棒的智者引导,乐团就会彻底束手无策;他们忘了,任何优秀的合奏团体都由几十名经验丰富、头脑敏锐的音乐家组成,每个人都有能力独立进行音乐思考。倾向于这样看待指挥的听众,有时会惊叹于指挥似乎不知怎么就能熟悉每个人声部中的每一个音符。如果他们参加排练,甚至可能会因为指挥家提出一个简单要求——例如让某个乐段演奏得更抒情——而陶醉不已,仿佛那是从天而降的戒律。
我主要是一名作曲家;面对一张空白的五线谱纸时,我最为自在。但我也是一名指挥,既指挥自己的音乐,也指挥他人的音乐。早在拿起指挥棒之前很久,指挥的奥秘就已经令我着迷。管弦乐团的音乐家并不需要指挥,才能完成音乐创作的核心任务。然而,当一位非凡的指挥站在指挥台上时,一股电流般的力量会在合奏团体中流动。这种额外的能量,能帮助几十名音乐家像一个复杂、多元的有机体那样共同呼吸、共同发声。归根结底,指挥是一场关于信任的深刻实践:乐团相信指挥会始终掌控油门,指挥则相信乐团能够腾飞。
当然,指挥并非总是必要。让一个人站起来对着三重奏或四重奏挥动手臂,不仅多余,还可能是一种冒犯。在小型团体中,交流很容易。音乐家可以彼此面对,像餐馆卡座里的一群朋友,展开一场音乐对话。每个人都能清楚听见其他所有声部;演奏者可以与彼此目光相接,共同呼吸。
不过,当聚会人数达到一定规模后,这种互动就会变得十分麻烦。四五个朋友可以临时决定去哪里吃晚饭。但如果是 70、80 个人呢?其中任何一个成员可能都不认识其他每一个人。要是没有某种约定好的组织形式,想让大家进行同一场对话几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最有独立精神的成年人,也可能渴望有一位能干的活动策划人。指挥家的核心职责之一,就是充当这样一个有帮助、如牧羊犬般的存在。
指挥家作为一种独立职业,只是在 19 世纪中叶才出现。这是音乐和技术发展汇聚后的必然结果。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像影响其他众多领域一样,也给音乐留下了印记,推动了各种新式乐器的发明,包括大号、萨克斯管和钢片琴。流传数百年的乐器也得到了改进。例如,给小号和法国号加装活塞阀,使它们的声音更响亮、更精准。反过来,这些技术进步又造就了声势轰鸣、如海洋般浩瀚的现代管弦乐队。这种乐团能够奏出丰富而精致的声音,也就是我们今天可能称为「电影感」的声音。
许多作曲家欣喜地利用了这些新的音色可能性。他们拥有了铜管乐组,其锃亮、闪耀的音色足以震动听众的胸腔;也拥有了规模庞大、音色丰润的弦乐组,足以让听众陷入麻醉般的昏沉。管弦乐队变得越来越庞大,最终演变成工业时代(Industrial Age)那些强大蒸汽船和货运列车在音乐上的对应物。和那些船只、列车一样,这些乐团也庞大而难以驾驭,因此需要指挥家来引领。
早期由贵族资助的宫廷管弦乐队通常规模较小,不需要指挥家。这些乐团往往在私密的小型音乐厅里为特定观众演出,通常由第一小提琴手或键盘乐器演奏者带领。他们一边演奏,一边用持弓的手臂或头部打拍子。但整个 19 世纪期间,无论在欧洲(Europe)还是美国(United States),许多音乐组织纷纷成立。它们不再设于王室宫廷,而是由私人公民创办。这些新管弦乐队属于城市公共机构,旨在向尽可能多的人开放。为了容纳更多观众,许多城市建造了气势恢宏的新音乐厅,舞台上乐团的规模也随之扩大。
指挥家那孤身一人、宛如魔法师般的身影,也是浪漫主义时代的理想象征。那个时代推崇拥有神秘天赋的孤独艺术家。过去,作曲家往往把自己看作工匠,和木匠、造船工人或鞋匠并没有太大不同。无论某位教堂作曲家在某一周是否格外有灵感,他的工作都是为每个星期日的礼拜仪式创作新音乐。

浪漫主义时期的作曲家对艺术家与世界的关系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创作型艺术家是独一无二的、几乎受到神启的想象力源泉,是一种被赋予了凝视天堂与深渊能力的灵魂,也可能因此受到祝福或诅咒。赫克托·柏辽兹(Hector Berlioz)和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等作曲家构想出狂 wild、结构繁复且充满幻象的作品。这些作品对当时的演奏家而言极具挑战,以至于两位作曲家都不得不亲自拿起指挥棒,让自己的音乐宇宙成为现实。指挥家,尤其是作曲家兼指挥家,是最典型的浪漫主义人物。他们如同卡斯帕·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画作中的人物,面对一片由乐手组成的海洋,召唤出风暴。
当管弦乐团发展到如此宏大的规模后,指挥家便成为实际需要。舞台上有 90 或 100 个人时,后勤和空间问题就会随之出现。对于这样的乐团来说,舞台一端的人很难听清另一端究竟发生了什么。假如你是一名坐在最后排的长号手,前方很远处的第一小提琴组稍微加快了一点速度,你真的能察觉到吗?如果围在你身边、声音极其洪亮的同伴——小号、大号和定音鼓——恰好也在全力演奏,那么你可能只能听见他们。这样一来,你要如何把自己的演奏与舞台另一端那些声音轻得多的乐器协调起来?你甚至听不清对方,又怎么知道自己的声音是否与他们保持了平衡并融为一体?
那么,你又该如何与他们保持同步,尤其是考虑到流动的节奏感是许多管弦乐作品演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你主要听当代流行音乐,可能已经习惯了稳定的节拍。如今,许多流行音乐甚至会按照「节拍轨」(click track)录制,也就是使用预设的电子脉冲,提供一连串间隔绝对均匀、毫不灵活的节拍。在这种音乐中,演奏者的首要任务就是锁定这个清晰可闻的脉冲。只要存在稳定的节拍,无论乐团规模多大,一群乐手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完成一首作品都不成问题。即使是由 100 名演奏者组成的管弦乐团,只要单纯跟着一名声音极其洪亮的鼓手演奏,也能自行完成得很好。
问题在于,大多数管弦乐作品都不存在这样的节拍;绝对稳定的节拍通常也不是目标。时间可以像河流一样变化不定。某一刻,它可能流动得迅疾而自由;一秒钟后,又可能像绕过巨石那样变得迟疑、涓滴般缓慢。即使在同一个乐句中,演奏者也可能突然想放慢速度,细细抚触某个格外柔情的和声变化;这一刻过去后,又再次向前推进。管弦乐演出的魅力之一,就在于速度灵活多变、充满不确定性;同一部作品在不同夜晚,可能以略有不同的方式流动。在一场具体演出中,如果小提琴在某个段落注入了格外浓烈的美感,整个乐团也许会想比平时放慢一些,把音乐中的表现力一滴不剩地挤出来。
这就是指挥家的核心任务:体现音乐的流动,带领它,并对它作出回应。一位负责任的指挥家明白,自己既要引领乐团,也要担任最主要的聆听者。他应该清楚地规划演出的整体走向,但也必须准备好在演奏进行时,回应同事们的音乐表达。如果某位演奏者或某个声部展现出奇妙的效果,指挥家就应该知道如何吸收这股能量,再将它反射回整个乐团。去年,我在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指挥演出自己的作品《新身体之乐》(Music for New Bodies)时,双簧管演奏家约瑟夫·乔丹(Joseph Jordan)的美妙音色让我惊叹不已。他的独奏段落因此以我没有预料到的方式扩展开来、延展开来,尽管这些音乐是我写的。指挥家与乐团之间的音乐理念传递,是双向的。
尽管指挥家和乐团都受到乐谱的引导,同一部音乐作品却可以有无数种演奏方式。莫扎特(Mozart)交响曲中的一个乐句,可以有多少种诠释,取决于乐团成员有多少人。某个时刻应该听起来欢快、怅惘、玩世不恭,还是带着讥讽?它的情绪温度是什么?音色应该呈现怎样的质感——深沉还是闪耀,柔和细腻还是尖锐有力?乐团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演奏,风险在于,每个人不同的音乐理念可能会被平均掉;所有人可能都会趋向于中间路线的诠释,而不是最具胆识的诠释。
但小型或中型乐团能够在没有指挥的情况下演奏,这意味着人们对指挥所能提供的价值,理应设定很高的标准。乐团和观众都有权追问:有了那个挥动指挥棒的人,这场演出是否变得更出色、更富表现力?管弦乐手对此有着根深蒂固的直觉。他们通常在第一次排练的第一分钟内,就能判断出某位指挥究竟会让自己的工作变得更轻松,还是更困难。如果乐团演奏的是一首熟悉的作品,比如勃拉姆斯(Brahms)的交响曲,而指挥发出提示后,乐曲的第一个和弦听起来犹豫不决、杂乱无章,那么这名指挥可能在短短五秒内就失去了乐团的信任。如果指挥在排练开始时说得太多,试图告诉乐手应该演奏出怎样的声音,却不亲自用动作示范,这也是一个立刻出现的危险信号。
任何一个每周一起演奏的乐团,都拥有一种集体无意识;而这种无意识中,存在一套经过精确校准的自动驾驶系统(autopilot)。如果指挥不够清晰,或者无法激发兴趣,这套自动驾驶系统就会启动。要是指挥毫无帮助地挥舞手臂,乐手甚至不必说一句话:自动驾驶系统会开启,演奏者会本能地主要相互配合,而不是听从站在指挥台上的那个人。一个乐团的身体智慧非常强大。乐手总能判断出,什么时候忽略驾驶舱里的疯子会更安全。有些指挥对自己被忽视的时刻心知肚明。更糊涂的指挥则以为自己可以把所有功劳归于己身,即便真正冷静地把飞机带回地面的,是乐团。
指挥这一职业始终带有一丝旧世界专制的气息,这与当代美国大多数城市的职场文化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张力。如今,我们早已远离这样的时代:阿图罗·托斯卡尼尼(Arturo Toscanini)可以来到大都会歌剧院(Metropolitan Opera House),尖叫着说「乐团演奏得像猪一样!」;或者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可以暂停排练,要求站在声部后排的一名小提琴手起身独奏一段,然后对演奏结果不满意,示意那名小提琴手离开,并宣布自己再也不想见到他。如果今天有指挥试图这么做,乐师工会会把他五马分尸。如今,指挥更可能把自己的乐团称作一个家庭,并强调双方的工作关系多么具有合作性、多么友好。
然而,对于这些有时过于甜腻的自由、随意的协作说法,我并不总是信服。即使大多数指挥的表现方式已经变得温和,根本的权力关系却没有改变。指挥斯特凡·德内夫(Stéphane Denève)在 2011 年接受采访时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仍然是独裁者,只是笑得更多了。」
总的来说,德内夫(Denève)说得没错。在排练中,除了乐团成员偶尔可能会就某个具体问题请求说明,通常只有指挥会发言。指挥决定排练什么、某一段要重复多少次、是否要停下来为木管和铜管乐器中的复杂和弦调音,等等。单簧管演奏员突然开始长篇大论地谈论某件事,会被视为不可想象的失礼。从经济角度看,指挥在乐团等级体系中同样处于独特位置。我的意思是,他们的收入高得极不相称。指挥的收入可以达到那些训练有素、技艺精湛的乐手的 10 倍,而他们却声称将这些乐手视为平等者。
的确,如果指挥担任某个乐团的音乐总监,其职责就不只是指挥音乐会。尤其是在美国,公共资金稀缺,筹款始终是必须面对的任务。乐团的音乐总监要负责听取试演,为未来几个演出季规划曲目,通常还要担任乐团为公众所熟知的形象和对外大使。但同样不容忽视的是,音乐总监一个演出季可能只在场几个月,而器乐演奏员却需要全年与乐团一起演出。我一直对荷兰指挥家弗朗斯·布吕赫(Frans Brüggen)的特殊做法印象深刻。他是十八世纪管弦乐团(Orchestr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的共同创办人,坚持与乐团演奏员享有同等经济待遇。2008 年接受采访时,他只是简单地说:「我的收入和第二单簧管演奏员一样。」有些指挥可能会对布吕赫的做法感到不悦,但我不相信他们会愿意解释,为什么自己的工作比那些负责将声音带入空气、让音乐真正响起的乐手更有价值。
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乐团与指挥之间的音乐联系是一种深刻而神秘的存在。在少数乐团与指挥完全理解彼此的时刻,这种关系既不是民主关系,也不是专制关系,而是共生关系;人们甚至无法分辨究竟是谁在做什么,又是谁在引领谁。
不妨想想乐团如何回应指挥的拍点。指挥给出下拍,但相对于这个可见的动作,乐团的声音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响起?它不可能真正做到瞬间发生。指挥提供一个身体上的冲力,演奏员对此作出反应。而视觉信号与听觉回应之间,总会存在轻微的延迟。
奇怪的是,这种延迟会因乐团、场合的不同而产生细微变化。没有两个乐团会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回应指挥的手势;同一个乐团面对不同指挥时,反应也可能不同。即便面对的是同一位指挥,反应的性质也会因演奏的音乐不同而改变。
参与其中的人,谁能准确解释这究竟是怎么运作的?没有人。乐团里的乐手不能,指挥也不能。假如你问任何一位乐手:「从看得见的手势到听见声音之间,确切相隔多长时间?」我怀疑你找不到一个人会回答:「哦,我们的规定是大约八分之一秒。」就连最基本的动作——我们怎么知道要一起开始——也很难说清楚。
设想一下,你正坐在乐团中央,手持乐器,准备奏出当晚的第一个音符,打破演出前那段令人不安的寂静。打破沉默可能令人恐惧。乐团能否自信地做到这一点,取决于成员之间一种深层的共同直觉:什么时候可以放心起奏。我有一位同事曾长期在柏林爱乐乐团(Berlin Philharmonic)演奏。这是一支强大的乐团,声音浓郁得令人着迷,带着一种特殊的轰鸣,仿佛从地底深处涌出。每位乐手都能明显看出是在用尽全力,调动某种共同的内在储备;弦乐声部则一起摇摆起伏,仿佛正在强风中掌舵前行。
这种巨大的发力,往往会让乐团的反应速度出现轻微延迟。我的同事第一次排练时,指挥给出起拍,他立即奏响了乐器;在其他乐团,他受训时就是这么做的。结果尴尬地发现,他明显比其他人都抢先了一步。一位善良的乐手转过身来,大意是这样对他说:「别去寻找节拍落在哪里。和我们一起感受它。相信它。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明白。」几次排练下来,我的同事发现,自己已经以一种无法解释的方式,和乐团其他成员同时作出反应。
指挥大师卡洛斯·克莱伯(Carlos Kleiber)深谙这种不可言说的心理动态。1970 年,他在德国斯图加特(Stuttgart)与一支乐团排练卡尔·马利亚·冯·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歌剧《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的序曲。这段音乐以弦乐和管乐齐奏的阴森 C 音开始。这个音符从虚无中逐渐膨胀,变得如天鹅绒般饱满,随后跃升一个八度。克莱伯用极其轻柔的手势召唤出最初的音符:他先以祝福般优雅的姿态张开双臂,让乐手们也许以为他会给出一个大幅度的起拍。但在关键时刻,他将双手收拢后停顿了一瞬,接着让双手几乎——真的只是几乎——向下倾斜。严格说来,那根本算不上起拍,只有这样一个微小到几乎无法察觉的倾斜,就像跳水运动员站在跳板上,身体略微前倾,却并没有跳下去。乐手们开始演奏,克莱伯却几乎立即让他们停下。音响层次不太对;声音从寂静中探出头来时过于突然。在这种情况下,大多数指挥会给出直接的解决办法,比如「开始时轻一些」,或者「渐强时多花一点时间」。但克莱伯说了一句晦涩难解的话:「让其他人开始。永远让你的同事先开始。」
这是一条自相矛盾的指令。克莱伯(Kleiber)要求乐团的每一位成员,在其他乐手开始演奏之前都不要演奏。如果所有人都按字面理解这条指令,现场根本不会发出任何声音。但实际上,他要求乐手做的是:全神贯注地聆听他们共同拥有的无意识直觉。「在同事开始演奏之前不要演奏」,意思是:除非我们作为一个整体都感到已经不可能不演奏,感到我们都在听从一种不属于自己的意志,否则就不要演奏。他自己也无法确切知道声音将如何表达,但他的职责,是创造必要的条件,让那种比任何个体都更睿智的地下智慧得以掌控全局。他重新开始演奏这部作品,依旧只做出最细微的肢体动作。这一次,声音如喷泉般以流动的力量奔涌而出。
在最理想的状态下,指挥可以做到的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指挥家,能够帮助释放一种共同的音乐力量,而任何个人单独行动都无法实现这种力量。正是这种微妙之处,驳斥了把指挥家与煽动家过于轻易地相提并论的做法。毫无疑问,指挥家和专制者一样,都需要具备一定程度的魅力;在这两种情况下,领导者能否成功,都取决于能否唤起其所领导之人的集体能量。但在音乐中,不同于政治——当然也不同于美国政治——这种强大的共同力量,只有在所有参与者都懂得用自己身体的每一个细胞去聆听时,才能得到引导。当乐团和指挥家以这种方式共同工作时,他们召唤出的力量,或许可以被称为暴力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