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调节消费

战争迫使所有交战国和许多中立国都实行了调节消费的办法。面包配给证出世了，成了很普通的现象，接着又出现了其他各种配给证。俄国也不例外，也采用了面包配给证。

然而，正好用这个例子，我们也许可以把对付灾难的反动官僚办法同革命民主办法作一个最鲜明的对比，前一种办法力求局限于最微小的改革，而后一种办法要名副其实，首要任务就是强制地同过时的老一套决裂，尽可能加快事情的进展。

采用面包配给证，是目前资本主义国家调节消费的一个典型例子，它的任务，它所要做到的只有一点（至多也只能做到这一点）：把现有粮食分配得让大家够吃。规定最高消费量的远不是一切食品，而只是几种主要的“大众”食品。如此而已。别的就再也不管了。官僚式地统计现有存粮，按人口分配，规定定量，付诸实施，这样就算完事。奢侈品是不涉及的，因为这些东西“反正”很少，“反正”很贵，“人民大众”是买不起的。所以在无一例外的所有交战国中，甚至在德国这样一个无可争辩地可以说是最准确、最精密、最严格调节消费的模范国家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富人一直不受任何消费“定量”的限制。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大家”谈起来都是加以嘲笑的。德国社会党的报刊（有时甚至是资产阶级的报刊），不管德国军营般森严的书报检查机关如何横暴，经常登载一些短评和消息，报道富人的“菜单”，披露富人在某某疗养地（凡是……有钱的，都可以托病到那里疗养）可以无限制得到白面包，富人吃的是难以见到的珍馐佳肴，而不是大众食品。

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害怕损坏资本主义的基石，雇佣奴隶制的基石，富人经济统治的基石，害怕发挥工人以及所有劳动者的主动性，害怕“煽起”他们的要求；这样的国家除了面包配给证，其他什么也不需要。这样的国家在任何时候采取任何一个步骤，都不会忽略自己的反动目的：巩固资本主义，不使它受到损害，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尤其在调节消费方面，仅仅采取一些使人民不致挨饿所绝对必需的办法，而决不打算真正调节消费，就是说，并不想监督富人，并不想把战时更多的负担加到那些在和平时期养尊处优、享有特权、饱食终日的富人身上。

用反动官僚办法解决战争向人民提出的任务，就只限于实行面包配给制，平均分配那些生活绝对必需的“大众”食品，一点也不放弃官僚主义和反动性，就是说，一点也不放弃自己的目的：不调动穷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平民”）的主动性，不容许他们监督富人，更多地为富人留下享受奢侈品的漏洞。在所有国家中，重复一句，甚至在德国，更不消说俄国了，这样的漏洞是留得很多的，“老百姓”在挨饿，而富人却到疗养地去，除官方规定的很少一点定量外，还得到各种“补贴”，而且不许别人对自己监督。

在刚刚完成了反对沙皇制度、争取自由平等的革命的俄国，在按实际政治制度来说一下子就成了民主共和国的俄国，大家看到富人可以轻易躲过“面包配给制”的限制，这特别使人民感到刺眼，特别引起群众的不满、恼怒、痛恨和愤慨。他们这样做非常容易。他们“暗地里”用特别高的价格，尤其是“依靠交情”（这种交情只有富人才有），就能得到一切，而且数量很大。人民却在挨饿。调节消费受到最狭窄的官僚反动的框框的限制。政府方面丝毫没有想到，丝毫没有设法根据真正革命民主的原则来进行这种调节。

“大家”都吃到排队买东西的苦头，可是……可是富人却派仆人去排队，甚至雇用专门的仆人来做这件事！这也叫作“民主制度”！

在国家经受空前的灾难的时候，为了战胜当前的灾难，革命民主政策应不限于实行面包配给制，还要加上以下的办法：第一，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因为不这样就无法充分贯彻对消费的监督；第二，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要他们无报酬地在这些消费合作社中从事文书之类的劳动；第三，把一切消费品真正平均分配给居民，使战争的重负真正平均分担；第四，实行监督，要使富人的消费受到居民中贫苦阶级的监督。

在这方面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在组织人民中最贫苦阶级实行监督方面表现真正的革命性，就能大大推动现有的每个知识分子努力工作，就能发挥全体人民真正的革命干劲。然而现在，共和制的革命民主主义的俄国的部长们，和他们在其他一切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同行一样，说些“为人民利益共同劳动”、“调动一切力量”这样的漂亮话，可是人民到底还是看到了、感受到了、觉察到了这些话的虚伪性。

结果是踏步不前，瓦解现象日趋严重而无法控制，灾难日益逼近，其原因在于：按照科尔尼洛夫方式，按照兴登堡方式，按照一般帝国主义方式来让工人服军事苦役吧，我国政府无法做到，因为革命的传统、记忆、痕迹、习惯和制度还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之中；真正认真地沿着革命民主的道路前进几步吧，我国政府又不愿意，因为它完全依赖资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搞“联合”，生怕触犯资产阶级事实上的特权，这样就把它浑身上下都束缚住了。

政府破坏民主组织的工作

我们探讨了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各种办法和方法。我们处处都看到了，以民主派为一方，以政府以及支持政府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为另一方，彼此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证明这些矛盾不仅我们说存在，而且在实际上存在，为了证明这些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已为具有全民意义的冲突所实际证实，只要提一下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历史中两个特别典型的“总结”和教训就够了。

帕尔钦斯基“当权”的历史是一个教训。彼舍霍诺夫“当权”和垮台的历史又是一个教训。

上述各种战胜灾难和饥荒的办法，实质上就是要从各方面鼓励（直到强迫）居民，首先是民主派即大多数居民“联合化”，也就是说首先鼓励被压迫阶级，鼓励工人和农民，特别是贫苦农民“联合化”。为了克服战争所带来的空前的困难、重担和灾难，居民自己已经自发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沙皇政府曾千方百计地阻挠居民自动地和自由地“联合化”。但在沙皇君主制崩溃后，民主组织便在俄国各地产生并迅速发展起来。自发的民主组织，即各种供给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燃料会议以及诸如此类的组织，进行了克服灾难的工作。

在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全部历史中，在这个问题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自称为共和的革命的政府，即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革命民主派全权机关”的名义支持的政府，竟反对民主组织，并且搞垮了这些组织！！

帕尔钦斯基由于进行这个斗争，臭名传遍了俄国。他藏在政府背后进行活动，而不在大庭广众公开出面（所有立宪民主党人也喜欢以这种方式活动，乐意推出策列铁里来“对付人民”，自己却在暗中包办一切重要事情）。帕尔钦斯基阻挠和破坏了自发民主组织的一切重大措施，因为任何一项重大措施都不能不“损害”基特·基特奇之流的无限利润和专横气焰。而帕尔钦斯基正是基特·基特奇之流的忠实卫士和奴仆。事情弄到这种地步，——这是报上公布过的事实——帕尔钦斯基竟公然撤销自发民主组织的指令！！

帕尔钦斯基“当权”的全部历史（他“当权了”好几个月，而且正是在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切尔诺夫当“部长”的时候），完全是一部讨好资本家、为了资本家的卑鄙私利而践踏民意、破坏民主派决定的见不得人的丑史。自然，报纸上能够发表的只是帕尔钦斯基“功绩”的极小一部分，要把他阻挠克服饥荒的罪行彻底查清，只有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的政府才能做到，无产阶级一旦取得政权，就会把帕尔钦斯基及其同类人物的案件毫不隐匿地提交人民审判。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帕尔钦斯基只是一种例外，他不是已经被赶走了吗……可是问题正在于：帕尔钦斯基不是例外，而是通例；赶走了帕尔钦斯基，情况丝毫也没有改善；代替他的只是一些名字不同的帕尔钦斯基罢了；资本家的全部“影响”，为讨好资本家而破坏克服饥荒的全部政策，仍丝毫没有触动。因为克伦斯基之流不过是维护资本家利益的屏风而已。

对这一点的最明显的证明，就是粮食部长彼舍霍诺夫退出内阁。大家知道，彼舍霍诺夫是个最最温和的民粹派。可是他在组织粮食工作方面很想老老实实地做些事情，同民主组织取得联系，把它们作为依靠。彼舍霍诺夫的工作经历和退出内阁之所以更值得注意，是因为这个极温和的民粹派分子，这个“人民社会”党党员，虽然决心同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还是不得不退出内阁！原因是克伦斯基政府为了讨好资本家、地主和富农而提高了粮食的固定价格！！

请看玛·斯米特在9月2日《自由生活报》[5]第1号上对这个“步骤”及其意义的描写吧：

“在政府决定提高固定价格的前几天，全国粮食委员会里曾出现了这样一个场面：右派代表罗洛维奇这个顽固维护私人商业利益、激烈反对粮食垄断和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人，洋洋得意地当众宣布，据他所知，粮食的固定价格很快就要提高了。

而工兵代表苏维埃的代表回答说，他丝毫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只要革命还在俄国进行，决不会有这种事，不同民主派的全权机关经济委员会和全国粮食委员会商量，政府无论如何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农民代表苏维埃的代表也同意这个声明。

但是，可惜！事实对这个反声明作了非常严酷的修正：言中的不是民主派的代表，而是有产者的代表。关于准备侵犯民主派权利这件事，他消息很灵通，而民主派的代表连发生这种事情的可能性也愤慨地加以否认。”

总之，无论工人代表或农民代表，都以绝大多数人民的名义明确地申述了自己的意见，而克伦斯基政府为了资本家的利益却反其道而行之！

罗洛维奇这个资本家的代表对于民主派不知道的那些事情，消息是非常灵通的，这正象我们常常看到而且现在还能看到的情形一样：资产阶级报纸《言语报》和《交易所小报》对于克伦斯基政府中所发生的事情，消息是非常灵通的。

这种消息灵通说明什么呢？显然说明资本家有自己的“门路”，并且在事实上掌握着政权。克伦斯基是一个傀儡，他们要怎样使用他，就怎样使用他，要什么时候使用他，就什么时候使用他。千百万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成了一小撮富人利润的牺牲品。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怎样回答这种令人愤慨的嘲弄人民的行为呢？也许他们已经发表了告工人和农民书，宣告干这种事情的克伦斯基及其同僚只配进监狱吧？

根本没有这回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仅仅以他们所把持的“经济部”的名义通过了一项我们已经提到的虚声恫吓的决议！他们在这个决议中声称，克伦斯基政府提高粮食价格是一种“有害的办法，使粮食工作以及全国经济生活遭受莫大的打击”，说实施这些有害的办法是公然“违反”法律的！！

这就是妥协政策的结果，这就是向克伦斯基讨好并想对他“宽恕”的政策的结果！

政府讨好地主和资本家这些富人，采取这种对整个监督工作、粮食工作和整顿摇摇欲坠的财政的工作有害的办法，就是违反法律，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继续谈论同工商界达成协议，继续同捷列先科磋商，继续宽恕克伦斯基，只是通过了一纸决议表示抗议，但就是这个决议也被政府若无其事地束之高阁了！！

这里特别清楚地揭示了一个真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背叛了人民和革命，而布尔什维克才是群众（甚至包括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群众）的真正领袖。

这是因为，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才能肃清克伦斯基之流所造成的混乱现象，才能恢复被克伦斯基及其政府所破坏的粮食、供给等等的民主组织的工作。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极其明显地看出，布尔什维克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即做好粮食和供给工作、满足工人和农民的迫切需要这样的利益，这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动摇的、不坚决的、真正叛卖性的政策正好相反，他们的政策竟使国家干出了提高粮价这种可耻的事情！

财政破产和挽救的办法

提高粮食固定价格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价格的提高意味着更多地滥发纸币，物价更加高涨，财政紊乱加剧，财政破产逼近。大家都认为，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制性借款，它使工人这一部分最贫困的居民境况尤其恶化，它是财政混乱的主要祸害。

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支持的克伦斯基政府恰恰采用了这种办法！

要认真克服财政紊乱和必不可免的财政破产，除用革命手段同资本的利益决裂，组织真正民主的、“来自下面的”监督，即工人和贫苦农民对资本家的监督之外，也就是除前面我们所说的办法之外，没有别的办法。

滥发纸币就是鼓励投机，让资本家靠投机大发横财，并且给亟需扩大的生产造成莫大困难，因为材料、机器等等的价格日益昂贵，不停地飞涨。富人把投机得来的财富隐瞒起来，那该怎么办呢？

可以对数额很大和极大的收入征收税率很高的累进所得税。继其他帝国主义政府之后，我国政府也实行了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多半是落空的，是一纸空文，因为第一，货币贬值愈来愈快，第二，收入来源愈是靠投机，商业秘密保守得愈严，隐瞒收入也就愈厉害。

要使税收实际可靠，不致落空，就必须实行实际的而不是停留在纸上的监督。如果监督仍然是官僚式的，那就不可能对资本家实行监督，因为官僚本身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在西欧各帝国主义国家里，不管是君主国也好，共和国也好，整顿财政完全靠实行“劳动义务制”，而实行的办法就是让工人服军事苦役或者说沦为军事奴隶。

反动官僚式的监督是帝国主义国家（法国和美国这两个民主共和国也不例外）把战争重担转嫁给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唯一手段。

我国政府政策的基本矛盾就在于：为了不同资产阶级闹翻，不破坏同它的“联合”，就不得不实行反动官僚式的监督，同时为了不断欺骗人民，又把这种监督叫作“革命民主的”监督，这样就激起了刚把沙皇制度推翻的群众的愤怒和痛恨。

其实，只有采取革命民主的办法，把工农被压迫阶级，把群众联合在各种团体中，才能对富人实行真正的监督，才能最有效地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

现在正在大力鼓励用支票流通的办法来防止滥发纸币。这种办法对穷人没有意义，因为穷人反正是过一天算一天，一星期就完成一次“经济周转”，把挣来的很少几个钱又还给资本家。对于富人，支票流通则有巨大的意义，特别是在实行银行国有化和取消商业秘密之后，支票流通就能够使国家真正监督资本家的收入，真正抽他们的税，真正把财政体系“民主化”（同时加以整顿）。

但是这里的障碍正是那种害怕侵犯资产阶级特权、害怕破坏同它的“联合”的心理。因为不采取真正革命的办法，不使用极严厉的强制手段，资本家就不会服从任何监督，不会公开自己的收支情况，不会向民主国家“申报”储藏的纸币。

联合在各种团体中的工人和农民，只要把银行收归国有，实行一切富人都必须依法执行的支票流通的办法，取消商业秘密，规定没收隐瞒收入者的财产，等等，就能非常容易地使监督成为真正的和普遍的监督，正是这种对富人的监督，能使国库发行的纸币从那些拥有和隐藏纸币的人手中回交国库。

为此就必须有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派的革命专政，就是说，为此民主派就必须成为真正革命的民主派。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关键。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愿意做的事，他们打着“革命民主”的旗帜来欺骗人民，实际上支持资产阶级的反动官僚政策，而资产阶级总是遵循下列原则：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après　nous　le　déluge”）[6]！

我们平常甚至没有察觉到，所谓资产阶级所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反民主的习惯和成见是如何深刻地侵蚀了我们的心灵。某个工程师或银行家公布工人的收支情况，公布关于工人工资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材料，被认为是非常合理合法的事情。谁也不认为这是侵犯工人的“私生活”，是工程师在“侦探或告密”。资产阶级社会把雇佣工人的劳动和工资看作自己的公开帐簿，任何一个资产者都有权随时查看，随时揭露工人如何“奢侈”、如何“懒惰”等等。

可是，如果反过来进行监督呢？如果职员、办事员和仆役的团体应民主国家的邀请来检查资本家的收支情况，公布这方面的材料，协助政府与隐瞒收入的行为作斗争，那又会怎样呢？

那资产阶级就会大嚷大叫地反对“侦探”，反对“告密”了！“老爷”监督仆役，资本家监督工人，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人们认为被剥削劳动者的私生活并不是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有权要求每个“雇佣奴隶”报帐，有权随时公布他的收支情况。而被压迫者要监督压迫者，要查清他的收支情况，要揭露他的奢侈生活——哪怕在战争期间，在这种奢侈生活已经直接引起了前线军队的饥饿和死亡的时候——啊，那可不行，资产阶级是不容许“侦探”和“告密”的！

问题归结起来还是在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的制度是不可调和的。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果害怕走向社会主义，那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害怕走向社会主义能不能前进？

以上所说的，很容易引起那些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流行的机会主义思想侵蚀的读者的反驳，说这里描述的实质上多半不是民主的措施，而已经是社会主义的措施了！

这种在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常见的（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流行的反驳，是对落后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动的司徒卢威式的辩护。他们说什么我国还没有成熟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实施”社会主义还为时过早，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所以应该做资产阶级的奴仆（虽然法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在125年以前就对一切压迫者，即地主和资本家采取了恐怖手段，从而使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

那些替资产阶级效劳的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也转到他们那边去了）就是这样推论的，他们不懂得（从他们这种意见的理论根据来看）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垄断组织，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革命民主制。因为，懂得这些东西的人决不会不承认，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前进。

大家都在谈论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无非是垄断资本主义。

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点可以由“煤业公司”、“五金公司”、糖业辛迪加等等充分证明。而这个糖业辛迪加又使我们亲眼看到垄断资本主义怎样转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什么是国家呢？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组织，例如在德国便是容克和资本家的组织。所以德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谢德曼、伦施等人）称之为“军事社会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得简明些，就是使工人服军事苦役，使资本家的利润得到军事保护。

如果试一试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摧毁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中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因为，如果资本主义大企业成了垄断组织，那就是说，它面向全体人民。如果它成了国家垄断组织，那就是说，由国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居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组织）来指导整个企业。但是为谁的利益服务呢？

——或者是为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服务，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国家，而是反动官僚国家，是帝国主义共和国；

——或者是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务，那就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因为社会主义无非是从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再向前跨进一步。换句话说，社会主义无非是变得有利于全体人民的国家资本主义垄断，就这一点来说，国家资本主义垄断也就不再是资本主义垄断了。

在这里，中间道路是没有的。客观的发展进程是这样：不走向社会主义，就不能从垄断组织（战争使垄断组织的数目、作用和意义增大了十倍）向前进。

或者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那就不能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

或者害怕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象普列汉诺夫、唐恩、切尔诺夫那样，借口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能“实施”社会主义等等来非难这些步骤，那就必然会滚到克伦斯基、米留可夫和科尔尼洛夫那边去，即用反动官僚手段来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民主的”要求。

中间道路是没有的。

我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也就在这里。

在整个历史上，特别在战争期间，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不是前进，就是后退。在用革命手段争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20世纪的俄国，不走向社会主义，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骤（这些步骤为技术和文化的水平所制约和决定．在农民的耕作业中“实行”大机器经济固然不行，在糖业生产中要取消大机器经济也是不行的），就不能前进。

害怕前进，那就意味着后退，而克伦斯基之流先生们在米留可夫之流和普列汉诺夫之流的欣然赞赏下，在策列铁里之流和切尔诺夫之流的愚蠢帮助下，正是这样做的。

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无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充分的物质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前阶，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级，在这一级和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一级之间，没有任何中间级。

对于社会主义问题，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抱着学理主义的态度，即根据他们背得烂熟但理解得很差的教条来看待的。他们把社会主义说成是遥远的、情况不明的、渺茫的未来。

其实，社会主义现在已经在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现，在这个最新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前进一步的每项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已经直接地、实际地显现出来了。

什么是普遍劳动义务制呢？

这就是在最新的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前进了一步，是朝着按照某一总计划来调节整个经济生活的方向，朝着节省国民劳动、防止资本主义加以滥用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在德国，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的是容克（地主）和资本家，所以它对工人来说必然成为军事苦役。

可是这一制度如果由革命民主国家来实行，那么请想一想，它会有怎样的意义呢？由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实行、调节、指导的普遍劳动义务制，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但是已经不是资本主义了。这是走向社会主义的一个巨大步骤，在保持充分民主的条件下，除非对群众施加空前未有的暴力，决不可能从这样的步骤退到资本主义去。

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

既然谈到战胜日益逼近的灾难的办法问题，我们就得说明一下另外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就是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的关系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无产阶级的革命战争之间、罪恶的掠夺战争和正义的民主战争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

上面已经指出，我们所描述的一切战胜灾难的办法，会大大加强国家的防御能力，换句话说，会大大加强国家的军事实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不把侵略战争变为正义战争，不把资本家为了本身利益而进行的战争变为无产阶级为了全体被剥削劳动者的利益而进行的战争，那么这些办法就不能实施。

情况确实如此。实行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同时取消商业秘密和实行工人对资本家的监督，不仅可以大大节省国民劳动，可以节省人力和物力，而且会使居民中的劳动群众即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大家知道，在现代战争中，经济组织是有决定意义的。在俄国，粮食、煤、石油、铁都很充足，在这方面，我国的状况比欧洲任何一个交战国都好。如果在用上述办法消除经济破坏时，发挥群众在这方面的主动性，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实行银行和辛迪加的国有化，俄国就能利用自己的革命和自己的民主制度把整个国家的经济组织水平大大提高。

假如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同那些阻挠一切监督办法、暗中破坏生产的资产阶级搞“联合”，而在4月间就使政权转归苏维埃，并且不把自己的力量用在玩弄“更换阁员的把戏”，用在争取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分享部长、副部长等等官位，而是把力量用来领导工农实行他们对资本家的监督，领导工农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战争，那么俄国现在就会成为一个进行彻底的经济改造的国家，成为一个土地归农民、银行国有化的国家，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而这是现代生活极其重要的经济基础）会超过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

实现了银行国有化的国家，它的防御能力即军事实力超过银行留在私人手里的国家。土地由农民委员会掌握的农民国家，它的军事实力超过保留地主土地占有制的国家。

人们常常拿法国人在1792—1793年所表现的英勇爱国精神和奋勇作战的奇迹作例证。但是，他们常常忘记了当时唯一可能造成这种奇迹的物质条件，即历史经济条件。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毁过时的封建制度，使全国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并且是以真正革命民主主义者那种迅猛、果敢、坚韧和忘我的精神来实现这种过渡，——这就是那些用“神奇的”速度挽救了法国，把它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加以革新的物质经济条件。

法国的例子告诉我们的唯一的一点就是：要使俄国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要使俄国也出现群众英勇奋斗的“奇迹”，就必须用“雅各宾式的”无情手段来扫除一切旧的东西，在经济上革新俄国，改造俄国。这在20世纪不是光靠推翻沙皇制度（法国在125年前就已经不限于此了）就能办到的。这甚至也不是光靠用革命手段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我们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背叛了农民！），光靠把土地转归农民就能办到的。因为现在是在20世纪，只有对土地的统治，而没有对银行的统治是不能改造和革新人民的生活的。

18世纪末，法国在物质方面即生产方面的革新是同政治上和精神上的革新，同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政（当时民主派还没有同无产阶级分开，无产阶级几乎还同民主派融合在一起），同向一切反动势力宣布的无情战争联系着的。全体人民，特别是群众即各被压迫阶级，都充满了无限的革命热情；大家都认为当时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战争，而且事实上也是这样。革命的法国抵御了反动君主制欧洲的侵犯。不是在1792—1793年，而是过了很多年，在国内反动势力取得胜利以后，拿破仑的反革命专政才把法国进行的战争由防御战争变成了侵略战争。

俄国的情况怎样呢？我们继续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这个战争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是同其他帝国主义者结成联盟，遵照沙皇同英国等国的资本家签订的秘密条约进行的，这些条约允许俄国资本家掠夺别国，占领君士坦丁堡、利沃夫、亚美尼亚等等。

只要俄国还没有提出缔结公正的和约，还没有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从俄国方面来说，战争仍然是非正义的、反动的侵略战争。战争的社会性质和它的真正意义并不是由敌军盘踞在什么地方决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是这样想的，他们堕落到了无知农夫的庸俗水平）。决定战争社会性质的是战争所继续的是什么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由哪一个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

引导群众去参加履行秘密条约的掠夺战争，还指望群众表现热情，这是不可能的。革命俄国的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日益清楚地认识到战争的罪恶性质，资产阶级不仅不能打消群众的这种信念，群众对战争的罪恶性质的认识反而日益提高了。俄国两个首都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了！

这里怎么谈得上群众拥护战争的热情呢！

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是彼此紧密联系着的。没有人民在果敢地实现伟大的经济改造中所表现的大无畏的英勇精神，就不能使国家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而不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不向各国人民提出缔结民主的和约，不用这种办法把侵略的、掠夺的、罪恶的战争变为正义的、防御的、革命的战争，就不能激发群众的英勇精神。

只有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完全彻底地同资本家断绝关系，才能挽救我们的革命，挽救我们这个被帝国主义的铁钳钳制着的国家。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

目前俄国的民主派要想成为真正革命的民主派，就应当同无产阶级结成最紧密的联盟，一起前进，支持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进行的斗争。

分析了同规模空前的不可避免的灾难作斗争的办法问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

战争造成了如此重大的危机，使人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达到如此紧张的地步，使整个现代社会组织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因此人类必须作出抉择：要么是灭亡，要么是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最革命的阶级，以便最迅速最激进地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

由于许多历史原因（俄国比其他国家落后得多，战争带给它的困难特别大，沙皇制度腐朽透顶，1905年的传统还充满活力），俄国比其他国家先爆发了革命。革命在几个月以内就使得俄国在政治制度方面赶上了先进国家。

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严酷地尖锐地提出问题：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

这是可能的，因为在我们面前摆着许多先进国家的现成经验以及它们在技术和文化方面的现成成就。欧洲日益高涨的反战浪潮，全世界工人革命日益发展的气氛，给我们以精神上的支持。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极为罕见的革命民主的自由正激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

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在这样的时刻，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态度证明布尔什维克的老提法（只要形式上相应地作些改变）是正确的，即必须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挽救革命。

而农民在整个小资产阶级群众中是人数最多的。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担任了反动的角色：他们让农民继续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引导农民去同资产阶级联合，而不是去同无产阶级联合。

革命的经验迅速地教育了群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反动政策正在破产：他们已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遭到失败[7]。在这两个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政党的内部都有“左的”反对派在成长。1917年9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社会革命党市代表会议上，趋向于同无产阶级联盟而拒绝同资产阶级联盟（联合）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三分之二的多数。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重复资产阶级所喜爱的对比方法，即拿资产阶级与民主派作对比。但是，这种对比实质上就象拿尺与斗作对比那样荒谬。

有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也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派，只有对历史和政治经济学都十分无知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之所以要作这种不正确的对比，是为了掩盖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就是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还有一个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由于它的阶级的经济地位，必然会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把小资产阶级拉去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他们整个“联合”的实质、整个联合内阁的实质、克伦斯基这个典型的半立宪民主党人的全部政策的实质就在这里。在这半年的革命中，这个政策已遭到了彻底的破产。

立宪民主党人幸灾乐祸，说革命遭到了破产，革命既没有消除战争，也没有消除经济破坏。

这话不对。遭到破产的是立宪民主党人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因为半年来是这个联盟在统治俄国，而且在这半年中使经济破坏加剧了，使战争局势变得更加混乱、更加困难了。

资产阶级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破产愈彻底，人民受到教育也就愈快。人民也就会更容易地找到正确的出路，那就是：贫苦农民即大多数农民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

1917年9月10—14日

1917年10月底由波涛出版社彼得格勒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在第34卷第151—199页

注释：

[1]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这篇著作是1917年9月在芬兰赫尔辛福斯写的，1917年10月由波涛出版社印成了小册子。在此以前，它的最后两章《消除经济破坏和战争问题》、《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曾发表于1917年10月1日（14日）《工人之路报》第25号。——[181]。

[2] 全俄民主会议是根据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召开的，1917年9月14—22日（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参加会议的有苏维埃、工会、陆海军组织、合作社和民族机关等方面的代表共1582人。这个会议是为解决政权问题而召开的。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妥协主义政党的领导人失去了在苏维埃中的多数地位，他们便伪造民主会议，企图以此代替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建立新的联合临时政府，使政权继续留在资产阶级手里。他们力图把国家纳入资产阶级议会制的轨道，阻止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布尔什维克参加了民主会议，目的是利用会议的讲坛来揭露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9月18日（10月1日），布尔什维克党团在民主会议上宣读了党中央的一个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给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的妥协政策以尖锐批评。9月19日（10月2日），会议就政权问题进行表决，结果是赞成同资产阶级联合而把立宪民主党排除在外（四分之三的工兵代表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和工会的代表反对联合）。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决议案，由于妥协派内部的分歧只得到了183张赞成票。9月20日（10月3日），民主会议主席团通过决定，由组成会议各集团分别派出名额为其人数15％的代表组成常设机关——预备议会，以履行民主会议的职能。成立预备议会是企图造成俄国已经建立了议会制度的假象。但是9月25日（10月8日）组成的新的联合临时政府把一大批立宪民主党人及其他资产阶级地主组织的代表补充进预备议会，并且限制了它的权利和职能。根据临时政府批准的条例，预备议会仅仅是它的谘询机关。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于9月21日（10月4日）决定从民主会议主席团召回布尔什维克，但不退出会议，同时以9票对8票决定不参加预备议会。由于双方票数大体相等，问题又交给民主会议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讨论，结果却以77票对50票作出了参加预备议会的决议，并经中央批准。列宁批评了布尔什维克在对待民主会议问题上策略错误，坚决要求布尔什维克退出预备议会，集中力量准备起义。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讨论了列宁的建议，不顾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等人的反对，作出了退出预备议会的决定。10月7日（20日），在预备议会开幕那天，布尔什维克代表宣读声明后退出。10月25日（11月7日），预备议会被赤卫队解散。——[187]。

[3] 基特·基特奇（季特·季特奇·勃鲁斯科夫）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这里用作工商界大亨的代称。——[187]。

[4] 卡德里尔舞是一种有四人参加、分为两对的民间舞蹈，在欧洲颇为流行。——[202]。

[5] 《自由生活报》（《Свободая　Жизнь》）即《新生活报》。1917年9月2—8日（15—21日）《新生活报》被临时政府封闭期间，曾用这个名称继续出版。——[210]。

[6] “我们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这句话据说出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路易十五在位时横征暴敛，榨取全国钱财来维持宫廷奢侈生活，根本不顾人民死活，曾说他这一辈子已经足够，死后管它洪水滔天。——[215]。

[7] 指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政治决议案首次在两个首都的苏维埃中获得通过。1917年8月31日（9月13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体会议以279票赞成、115票反对、50票弃权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团提出的决议案。决议案坚决否定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号召将全部政权转交给苏维埃，并提出了在国内进行革命改造的纲领。几天后，9月5日（18日），莫斯科苏维埃也以355票的多数通过了类似的决议案。9月25日（10月8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进行改选，苏维埃选出的主席团基本上由布尔什维克组成。列·达·托洛茨基当选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取代了孟什维克尼·谢·齐赫泽。同时，维·巴·诺根当选为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取代了孟什维克列·米·欣丘克。——[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