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无产阶级政党的行动纲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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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破产——必须建立第三国际
17．齐美尔瓦尔德国际一开始就站到动摇的、“考茨基派的”、“中派的”立场上，这就使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不得不立刻划清界限，分离出来，发表自己的宣言（在瑞士用俄文、德文、法文刊印）。
齐美尔瓦尔德国际的主要缺点，它破产（因为它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经破产了）的原因，就是在同社会沙文主义、同以在海牙（荷兰）的王德威尔得、胡斯曼等等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旧国际彻底决裂的问题上，在这样一个实际决定一切的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动摇不定。
在我国还有人不知道，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就是考茨基派。而这正是一个不能不考虑到的基本事实，现在西欧已经都知道这个事实。就连沙文主义者，德国的极端沙文主义者海尔曼，即极端沙文主义的《开姆尼茨报》的编辑兼由帕尔乌斯出版的极端沙文主义的《钟声》[18]的撰稿人海尔曼（自然也是个“社会民主党人”，而且是热烈主张社会民主党“团结一致”的人），也不得不在报刊上承认，中派或“考茨基派”和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就是一个东西。
到1916年底和1917年初，这个事实被完全确认了。虽然昆塔尔宣言[19]斥责了社会和平主义，但整个齐美尔瓦尔德右派，整个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堕落到社会和平主义方面去了，如：考茨基之流在1917年1月和2月的一系列演说；法国的布尔德朗和梅尔黑姆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一致投票赞成社会党的和平主义决议（1916年12月通过）和“劳动总联合会”的和平主义决议[20]（劳动总联合会是法国工会的全国性组织，该决议也是在1916年12月通过的）；意大利的屠拉梯之流也是这样，他们全党采取了社会和平主义的立场，而屠拉梯本人在1916年12月17日的演说中，甚至“滑到了”（当然不是偶然的）用民族主义词句掩饰帝国主义战争的地步。
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主席罗伯特·格里姆，在1917年1月，同他党内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格雷利希、普弗吕格尔、古斯塔夫·弥勒等）联合起来反对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在1917年1月和2月举行的各国齐美尔瓦尔德派的两次会议上，有一些国家的左派国际主义者，如国际青年组织书记和出色的国际主义报纸《青年国际》[21]的编辑明岑贝格，我党中央的代表季诺维也夫，波兰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代表卡·拉狄克，“斯巴达克派”的成员、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哈特施坦等，曾正式痛斥齐美尔瓦尔德多数派这种口是心非的两面派行为。
俄国无产阶级得到的很多；在世界任何地方工人阶级都还没有机会象在俄国那样发挥出那么大的革命力量。但是多得者应当多予。
再不能容忍齐美尔瓦尔德的泥坑了。再不能为了齐美尔瓦尔德的“考茨基派”而同普列汉诺夫之流、谢德曼之流的沙文主义国际保持藕断丝连的关系了。应该立刻同这个国际断绝关系。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应该是为了了解情况。
正是我们，正是现在，应当毫不迟延地建立起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新国际，或者确切些说，我们应当不怕公开承认，这个国际已经建立并且在活动了。
这就是我在上面一一提到的那些“真正的国际主义者”的国际。他们，只有他们，才是革命国际主义群众的代表，而不是腐蚀群众的人。
如果说这样的社会主义者为数尚少，那么就请每个俄国工人问一问自己：在1917年二、三月革命的前夜，俄国的觉悟的革命者多不多呢？
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正确反映真正革命的无产阶级的主张和政策。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宣布”国际主义，而在于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能够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不要对订立协议和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抱希望。只要帝国主义战争继续打下去，国际间的往来就会被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军事专政的铁钳钳住。不得不容忍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附加的政府的“共和主义者”米留可夫，在1917年4月也没有准许瑞士社会党人、瑞士社会党书记、参加过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国际主义者弗里茨·普拉滕进入俄国（虽然他的妻子是俄国人，他是来探望妻子的亲属的，又因他在里加参加过1905年的革命，为此坐过俄国的监狱，并为获准出狱曾向沙皇政府缴纳过保释金，他来是想取回这笔保释金的。），既然“共和主义者”米留可夫竟能够在1917年4月的俄国做出这种事来，那么现在资产阶级关于缔结没有兼并的和约等等的诺言、词句和宣言究竟有什么价值，也就可想而知了。
英国政府拘留托洛茨基应当怎样解释呢？不让马尔托夫离开瑞士，想把他骗到英国，使他遭到同托洛茨基一样的命运，这又应当怎样解释呢？
我们不要陷入幻想，不要自己骗自己。
既然事实证明，一些忠于国际主义的社会党人连从斯德哥尔摩进入我国都得不到许可，连他们的信件都不准寄来（尽管战时书报检查机关是完全可以用最严密的手续来审查这些信件的），那么，“等待”召开国际代表大会或会议就无异是背叛国际主义。
我们党不应当“等待”，应当立刻建立第三国际，这样一来，在德国和英国监狱中的千百个社会主义者就可以轻松地喘一口气了；成千上万正在举行罢工和示威而使威廉这个恶棍和强盗畏惧的德国工人，就可以在秘密传单上看到我们的决定，看到我们对卡尔·李卜克内西（并且只是对他）的兄弟般的信任，看到我们现在也决心同“革命护国主义”作斗争；他们看到了这一切，就会更加坚定自己的革命国际主义信念了。
多得者应当多予。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俄国这样的自由。我们利用这种自由，不是为了鼓吹支持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的“革命护国主义”，而是要勇敢地、忠实地、本着无产阶级的和李卜克内西的精神去建立第三国际，建立同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些叛徒以及“中派”这些动摇分子势不两立的国际。
18．根据上述情况，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绝对谈不到统一的问题，就不必多费唇舌了。
宁可象李卜克内西那样只剩下两个人——这就是说和革命无产阶级在一起——也丝毫不能有同组织委员会的党，同齐赫泽和策列铁里统一的想法，因为这些人甘愿同《工人报》的波特列索夫结成联盟，在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投票赞成公债[22]，他们已经堕落到“护国主义”的立场了。
让死人自己去埋葬自己的尸首吧：[23]
谁想帮助动摇分子，首先要自己不动摇。
我们党应当用什么名称，在科学上才是正确的， 在政治上才是有助于启发无产阶级意识的？
19．现在谈一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的名称问题，我们应该象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
我们应该重复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社会民主党在下面主要两点上歪曲和背叛了这个宣言：（1）工人没有祖国，因此，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是背叛社会主义；（2）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被第二国际歪曲了。
“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马克思曾经屡次——例如在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这一点，恩格斯在1894年又更通俗地重复谈过这一点。［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1—35页和第22卷第489—490页。——编者注］人类从资本主义只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即过渡到生产资料公有和按每个人的劳动量分配产品。我们党看得更远些：社会主义必然会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而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上写的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这是我的第一个论据。
第二个论据：我们党（社会民主党人）的名称的后半部，在科学上也是不正确的。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而我们马克思主义者是反对任何国家的。
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领袖们，象普列汉诺夫先生、考茨基等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和歪曲了。
与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国家是必需的，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与考茨基之流不同）这种国家并不是指通常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民主共和国那样的国家，而是指1871年巴黎公社以及1905年和1917年工人代表苏维埃那样的国家。
我的第三个论据是：现实生活，革命，实际上已经在我国创立了这种新“国家”，虽然它还处在幼弱的萌芽状态，可是这种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
这已经是群众的实践问题而不只是领袖们的理论了。
原来意义上的国家是由脱离人民的武装队伍来控制群众。
我们这个诞生中的新国家也是国家，因为我们需要武装队伍，需要最严格的秩序，需要用暴力来无情地镇压君主派和古契柯夫－资产阶级的一切反革命尝试。
但是，我们这个诞生中的新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在俄国许多地方，这种武装队伍就是群众自己，就是全体人民，而不是那些居于人民之上、脱离人民、拥有特权、实际上从不撤换的人。
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不要看通常是资产阶级的那种民主，这种民主通讨旧的君主制的管理机关即警察、军队和官吏来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
要向前看正在诞生的新的民主，这种民主已经不成其为民主，因为民主就是人民的统治，而武装的人民是不能自己统治自己的。
民主这个词用于共产党，不仅仅在科学上不正确。这个词在目前，在1917年3月以后，已成为遮住革命人民眼睛的眼罩，妨碍他们自由、大胆、自动地建设新的东西——工农等等代表苏维埃，即“国家”的唯一政权，一切国家“消亡”的前驱。
我的第四个论据，就是应当考虑到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形势。
现在的形势已和1871—1914年不同，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有意识地容忍了“社会民主”这个不正确的、机会主义的用语。因为当时，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历史把缓慢的组织教育工作提上了日程。此外别无他法。无政府主义者当时（现在还是）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根本错误的。无政府主义者对时局作了错误的估计，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形势：英国工人被帝国主义的利润所腐蚀，巴黎公社遭到失败，德国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刚刚（1871年）胜利，半农奴制的俄国仍然沉睡不醒。
马克思和恩格斯正确地估计了时局，了解了当时的国际形势，了解了要慢慢开始社会革命的任务。
我们也应该了解新时代的任务和特点。我们决不要重蹈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覆辙，马克思在谈到这些人时说过：“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04页。——编者注］
资本主义转变为帝国主义，在客观上就必然产生帝国主义战争。战争使全人类濒临深渊，使全部文化濒于毁灭，并且不知还会使多少百万人走向粗野和死亡。
除无产阶级革命外，没有别的出路。
当这个革命开始的时候，当这个革命怯懦地、不坚决地、不自觉地、对资产阶级过分信任地迈出最初几步的时候，大多数的（这是真情，这是事实）“社会民主党”领袖、“社会民主党”议员、“社会民主党”报纸——要知道影响群众的正是这种工具——背叛了社会主义，出卖了社会主义，跑到“本国”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群众惶惑不安，糊里糊涂，受了这些领袖的欺骗。
我们如果仍旧沿用这个同第二国际一样腐朽了的陈旧名称，就是鼓励这种欺骗，助长这种欺骗！
就让“许多”工人去真诚地理解社会民主党吧。现在是学习区别主观的东西和客观的东西的时候了。
主观上，这些工人社会民主党人是无产阶级群众最忠实的领袖。
而全世界的客观形势却是这样：我们党的旧名称便于人们欺骗群众，阻碍运动前进，因为群众在每种报纸上，在每个议会党团中处处见到那些说话最响亮、行动最引人注目的领袖，而这些人“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他们都“主张”同社会主义的叛徒，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一致”，他们都拿着“社会民主党”所开的旧期票要求兑现……
反对的理由是什么呢？“……会把我们同无政府共产主义者混淆起来……”
为什么我们不怕同社会民族主义者和社会自由主义者混淆起来，不怕同法兰西共和国激进社会党人[24]这个用资产阶级手段欺骗群众最高明最狡猾的资产阶级政党混淆起来呢？“……群众已经习惯了，工人已经‘爱上了’自己的社会民主党……”
这就是唯一的理由，但正是这个理由把马克思主义科学，把明天的革命任务，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客观形势，把第二国际的可耻破产，把包围着无产者的那帮“也是社会民主党人”的家伙对实际事业的破坏都丢开不管了。
这是墨守成规，不求进取和因循守旧的理由。
而我们是要改造世界。我们要结束这场有数万万人卷进去、有千百亿资本利益纠缠在内的世界帝国主义战争，而这场战争除了进行人类史上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不能用真正民主的和约来结束的。
可是我们又自己怕自己。我们还舍不得脱掉那件“穿惯了的”、“可爱的”脏衬衫……
现在已经是丢掉脏衬衫、穿上整洁的衣服的时候了。
1917年4月10日于彼得格勒
后记
由于经济破坏和彼得堡各印刷厂窝工，我这本小册子已经过时了。小册子是在1917年4月10日写成的，今天已经是5月28日了，可是还没有出版！
小册子是作为一个行动纲领草案来写的，准备在我党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全国代表会议召开以前，用来宣传我的一些观点。小册子曾经用打字机打了若干份，在会前和会上发给一些党员，也总算起了它的一部分作用。现在，1917年4月24—29日的代表会议已经开过了，代表会议的决议也早已公布（见《士兵真理报》[25]第13号增刊），细心的读者不难看出，我的小册子有不少地方成了这些决议的初稿。
现在我只希望在涉及这些决议的场合，小册子对阐明这些决议多少会有些帮助。另外我还想谈两个问题。
在第27页上我建议，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是为了了解情况［注：见本卷第175—176页。——编者注］。代表会议没有同意我这个意见，因此我不得不对关于国际的决议案投反对票。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代表会议犯了错误，事变的进程会很快地纠正这个错误。我们留在齐美尔瓦尔德，也是在推迟第三国际的建立（虽然这违反我们的意愿）；我们不摆脱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已经死亡的齐美尔瓦尔德这个沉重的包袱，就是间接地阻碍第三国际的建立。
现在我们党的处境（在全世界所有工人党的面前）正是要求我们必须立即建立第三国际。现在除了我们，谁也做不到这一点，而拖延是有害的。如果我们留在齐美尔瓦尔德只是为了了解情况，我们就能立刻放手去建立第三国际（同时，只要情况允许，还可以利用一下齐美尔瓦尔德）。
可是现在，由于代表会议的错误，我们只好消极地等待，至少要等到1917年7月5日（即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召开的日子；只要它不再来一次延期，就是万幸！它已经延期一次了……）[26]
不过，代表会议闭幕后我党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的、登在5月12日《真理报》第55号上的一项决议把错误纠正了一半。决议说，如果齐美尔瓦尔德去同部长们商量问题，我们就退出齐美尔瓦尔德。［注：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关于召开有社会沙文主义者参加的所谓的社会党人国际代表会议》。——编者注］我愿表达如下希望：一旦我们召开“左派”（即“第三派”，“真正的国际主义者”；见上面，第23—25页［注：见本卷第170—173页。——编者注］）的第一次国际会议，另一半错误将会很快得到纠正。
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1917年5月6日成立的“联合内阁”[27]。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好象更是过时了。
其实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小册子一点也没有过时。它的一切论述都是以阶级分析为依据的，这种分析对交出6个部长给10个资本家部长做人质的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来说，象火一样可怕。既然小册子的一切论述是以阶级分析为依据的，它就没有过时，因为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加入内阁，只不过稍微改变了一下彼得格勒苏维埃同资本家政府协议的形式，而我在小册子第8页上曾有意强调，“我所指的，不是形式上的协议，而是事实上的支持”［注：见本卷第155页。——编者注］。
事情愈来愈清楚：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不过是资本家的人质，“革新了的”政府无论在对外政策或对内政策上，根本不想而且也不会履行自己的任何漂亮诺言。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在政治上已经自杀，他们已经成了资本家实际扼杀革命的帮手。而克伦斯基则已堕落到对群众使用暴力的地步（参看小册子第9页：“古契柯夫还只是威胁说要使用暴力来对付群众”［注：同上，第156页。——编者注］，而克伦斯基竟已经来实现这种威胁了……）[28]。切尔诺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已经使自己以及自己的孟什维克党和社会革命党在政治上自杀。这一切，人民是会看得愈来愈清楚的。
联合内阁只是我的小册子简要分析过的我国革命根本阶级矛盾发展中的过渡现象。这种现象不会长久存在。不是后退到全面的反革命，就是前进到使政权转到另外的阶级手中。在革命时期，在世界帝国主义大战的环境中，站在原地不动是不可能的。
尼·列宁
1917年5月28日于彼得堡
1917年9月由彼得格勒波涛出版社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31卷第149—186页
注释：
[1] 有关《无产阶级在我国革命中的任务》这一著作写作和出版情况，见《后记》（本卷第183—185页）。——150。
[2] 全俄铁路职工代表会议于1917年4月6—20日（4月19日—5月3日）在彼得格勒举行。这次会议在妥协主义政党领导下，采取了护国主义立场，声明完全拥护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代表会议选举了执行委员会并通过了关于政治问题和关于整顿铁路运输的实际问题的委托书。布尔什维克伊·阿·泰奥多罗维奇是在4月8日（21日）的会议上发言的。《统一报》说他的发言给代表会议带来一些不协调的空气。——156。
[3] 出自俄国作家伊·安·克雷洛夫的寓言《猫和厨子》。厨子看见猫儿瓦西卡在偷鸡吃，便唠唠叨叨地开导它，责骂它，而瓦西卡却边听边吃，全不理会，直到整只鸡被吃完。——157。
[4] 马尼洛夫精神意为耽于幻想，无所作为。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168。
[5] 米诺利特（法文Minorité的音译，意为少数派）即龙格派，是1915年形成的法国社会党内的少数派，社会改良主义者让·龙格的拥护者。该派持中派观点，对社会沙文主义者采取妥协态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和平主义立场。俄国十月革命后，该派口头上拥护、实际上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并继续奉行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合作的政策，支持掠夺性的凡尔赛和约。1920年12月在图尔召开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龙格派和公开的改良主义者拒绝服从，另行成立一个党，仍称法国社会党（工人国际法国支部）。——170。
[6] 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170。
[7] 英国社会党是由英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合并组成的，1911年在曼彻斯特成立。英国社会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带有宗派倾向，并且党员人数不多，未能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宣传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和大战期间，党内国际主义派（威·加拉赫、约·马克林、阿·英克平等）同以亨·海德门为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但是在国际主义派内部也有一些不彻底分子，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采取中派立场。1916年2月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活动家创办的《号召报》对团结国际主义派起了重要作用。1916年4月在索尔福德召开的英国社会党年会上，以马克林、英克平为首的多数代表谴责了海德门及其追随者的立场，迫使他们退出了党。该党从1916年起是工党的集体党员。1919年加入了共产国际。该党左翼是创建英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者。——170。
[8] 《明日》杂志（《Demain》）是法国国际主义者、作家昂·吉尔波创办的文艺评论性和政治性刊物（月刊），1916年1月—1919年先后在日内瓦和莫斯科出版（1917年1—4月休刊）。为它撰稿的有作家罗曼·罗兰、斯·茨威格等。该杂志反对沙文主义，宣传齐美尔瓦尔德的纲领，刊载过列宁的一些文章和讲话。从1919年9月起，成为法国共产主义者莫斯科小组的刊物。——172。
[9] 《工联主义者报》（《The Trade-Unionist》）是英国带国际主义倾向的工会报纸；1915年11月至1916年11月在伦敦出版。——172。
[10] 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是由第一国际美国支部和美国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合并而成的，1876年7月在费拉德尔菲亚统一代表大会上宣告成立，当时称美国工人党，1877年起改用现名。绝大多数党员是侨居美国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参加者，同本地工人联系很少。19世纪70年代末，党内领导职务由拉萨尔派掌握，他们执行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政策，不重视在美国工人群众组织中开展工作，一部分领导人热衷于议会选举活动，轻视群众的经济斗争，另一些领导人则转向工联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党的领导在思想上和策略上的摇摆削弱了党。90年代初，以丹·德莱昂为首的左派领导该党，党的工作有一些活跃。从90年代末起，宗派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倾向又在党内占了上风，表现在放弃争取实现工人局部要求的斗争，拒绝在改良主义工会中进行工作，致使该党更加脱离群众性的工人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倾向于国际主义。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党内一部分最革命的分子退出了党，积极参加建立美国共产党。此后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成了一个人数很少、主要和知识分子有联系的集团。——172。
[11] 美国社会党是由美国社会民主党（尤金·维·德布兹在1897—1898年创建）和以莫·希尔奎特、麦·海斯为首的一批原美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员联合组成的，1901年7月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召开代表大会宣告成立。该党社会成分复杂，党员中有美国本地工人、侨民工人、小农场主、城市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该党重视同工会的联系，提出自己的纲领，参加选举运动，在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开展反垄断的斗争方面作出了贡献。后来机会主义分子（维·路·伯杰、希尔奎特等）在党的领导中占了优势，他们强使1912年该党代表大会通过了屏弃革命斗争方法的决议，以威·海伍德为首的一大批左派分子退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党内形成了三派：支持美国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社会沙文主义派，只在口头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中派，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少数派。1919年，退出社会党的左派代表建立了美国共产党和美国共产主义工人党。社会党的影响下降。——172。
[12] 《国际主义者周报》（《The Internationalist》）是美国左翼社会党人的报纸，1917年初由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在波士顿出版。——172。
[13] 论坛派是1907—1918年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称谓，因办有《论坛报》而得名。领导人为戴·怀恩科普、赫·哥尔持、安·潘涅库克、罕·罗兰－霍尔斯特等。1907—1909年，论坛派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反对该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1909年2月，《论坛报》编辑怀恩科普等人被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开除。同年3月，论坛派成立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论坛派基本上持国际主义立场，但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持错误观点，个别领导人在同机会主义与和平主义斗争中不够彻底，受到过列宁的批评。1918年11月，论坛派创建了荷兰共产党。
《论坛报》（《De Tribune》）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的报纸，1907年在阿姆斯特丹创刊。从1909年起是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从1918年起是荷兰共产党的机关报。1940年停刊。——172。
[14] 瑞典青年党或左派党是列宁对瑞典社会民主党左派的称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青年党人采取了国际主义立场，加入了齐美尔瓦尔德左派。1917年5月，他们组成了瑞典左派社会民主党。1921年，该党在其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接受了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并改名为瑞典共产党。——172。
[15] 丹麦社会民主党原为第一国际的支部，1871年创立，1872年被政府解散。1876年该党重建，称为社会民主同盟，1884年起定名为丹麦社会民主党。这个党在丹麦工人运动中影响很大，但是改良派在党的领导中处于优势。1884年起是国会党。1889年参加第二国际。20世纪初，以弗·伯格比尔、Ｅ．安森、托·斯陶宁格为首的党内机会主义派别的势力有了加强。1913年该党代表参加了资产阶级政府。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站在维护“国内和平”的立场上。1918—1919年，在丹麦革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党内左派退出，于1920年参与创建丹麦共产党。——172。
[16] 紧密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紧密社会党人），因主张建立紧密团结的党而得名，1903年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成立。和它对立的派别叫宽广派，即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宽广社会党人）。紧密派的创始人和领袖是季·布拉戈耶夫，后来的领导人为格·约·基尔科夫、格·米·季米特洛夫和瓦·彼·柯拉罗夫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紧密派反对帝国主义战争。1919年，该派加入共产国际并创建了保加利亚共产党。——172。
[17] 边疆区执行委员会和总执行委员会都是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机关。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1893年7月，最初称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1900年8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06年4月，该党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由于党的领导成员扬·梯什卡等人在策略问题上发生动摇，1911年12月该党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在国外的总执行委员会，称为总执委会派；另一派拥护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称为分裂派。分裂派主要包括华沙和洛兹的党组织，同布尔什维克密切合作，赞同1912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1916年该党两派合并。该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苏维埃。1918年12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172。
[18] 这里说的《开姆尼茨报》指《人民呼声报》。
《人民呼声报》（《Volksstimm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报纸（日报），1891年1月—1933年2月在开姆尼茨出版。1907—1917年担任该报主编的是右派社会民主党人恩·海尔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钟声》杂志（《Die Clocke》）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社会沙文主义者亚·李·帕尔乌斯办的刊物（双周刊），1915—1925年先后在慕尼黑和柏林出版。——174。
[19] 指《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告遭破产和受迫害的人民书》。这个宣言号召工人开展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争取没有兼并的和约的斗争，要求社会党议员拒绝支持帝国主义政府的军事政策。宣言发展了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宣言的思想，指出由工人阶级夺取政权是制止战争的唯一手段，但是对列宁的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口号和布尔什维克的其他明确的口号避而未提。——174。
[20] 列宁在《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与社会党人的和平主义》一文的第三篇《法国社会党人和工团主义者的和平主义》里专门批判了法国社会党和劳动总联合会的这些决议（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这两项决议都欢迎美国总统伍·威尔逊以调解人身分敦请各国“公开说明自己关于结束战争条件的意见”，即敦请各国缔结帝国主义的和约来结束帝国主义战争。
法国社会党是由1902年建立的法国社会党（饶勒斯派）和1901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合并而成的，1905年成立。在统一的社会党内，改良派居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党领导就转向社会沙文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帝国主义战争，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该党党内有以让·龙格为首的同社会沙文主义分子妥协的中派，也有站在国际主义立场上的革命派。
劳动总联合会（工会总同盟）是法国工会的全国性组织，成立于1895年。总联合会长期受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的影响，其领袖们仅承认经济斗争，不接受无产阶级政党对工会运动的领导。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总联合会的领导核心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实行阶级合作，鼓吹“保卫祖国”。——175。
[21] 《青年国际》杂志（《Jugend-Internationale》）是靠拢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盟的机关刊物，1915年9月—1918年5月在苏黎世出版，威·明岑贝格任编辑。列宁对它的评价，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青年国际》一文。
1919—1941年，该杂志是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75。
[22] 俄国临时政府为了抵补不断增加的战争支出和支付外国贷款的利息，发行了数达60亿卢布的战争公债，即所谓“自由公债”。1917年4月7日（20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21票对14票通过了积极支持发行“自由公债”的决议案。执行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反对发行公债，提出了详细阐明自己立场的决议案。有一些不属于布尔什维克党团的执委会成员也投了反对票。问题提交苏维埃全会讨论，结果2000名代表赞成发行公债，123名代表反对。在苏维埃全会讨论前，各个党团内预先进行了讨论。——177。
[23] 让死人自己去埋葬自己的尸首吧出典于圣经《新约全书·路加福音》。一个信徒请求耶稣准许他回家埋葬了父亲再跟随耶稣外出行道，耶稣就用这句话回答了他。意思是：要专注于自己的信仰，把其他一切置之度外。——177。
[24] 指法国最老的资产阶级政党激进社会党（全称激进和激进社会共和党）。该党于1901年6月成立，作为派别则于1869年形成。该党宗旨是一方面保卫议会制共和国免受教权派和保皇派反动势力的威胁，另一方面通过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来防止社会主义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它基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党内大资产阶级影响加强了。党的领袖曾多次出任法国政府总理。——181。
[25] 《士兵真理报》（《Солдатская 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报纸（日报），1917年4月15日（28日）在彼得格勒创刊。它起初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军事组织的机关报，从1917年5月19日（6月1日）第26号起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军事组织的机关报。发行50000—75000份，其中一半送往前线。1917年参加该报编辑工作的有亚·费·伊林－热涅夫斯基、弗·伊·涅夫斯基、尼·伊·波德沃伊斯基等。该报刊载过列宁的60多篇文章，其中有些是特地为该报写的。为该报撰稿的还有弗·沃洛达尔斯基、费·埃·捷尔任斯基、米·伊·加里宁、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尼·瓦·克雷连柯、德·扎·曼努伊尔斯基、维·鲁·明仁斯基等。1917年七月事变后被临时政府查封。1917年7—10月改用《工人和士兵报》和《士兵报》的名称出版，并一度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起恢复原名。1918年3月，根据俄共（布）中央决定，《士兵真理报》以及《农村贫民报》、《农村真理报》停刊，由《贫苦农民报》代替。——183。
[26] 齐美尔瓦尔德第三次代表会议原定于1917年5月31日召开，后一再延期，最终于1917年9月5—12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派代表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各国社会党左派（瑞典左派、美国社会主义宣传同盟、由边疆区执行委员会统一的波兰社会民主党、奥地利左派、斯巴达克派、丹麦社会民主主义青年团），中派（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瑞士社会民主党、芬兰社会民主党、罗马尼亚党、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保加利亚独立工会）和社会沙文主义派（以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为首的俄国孟什维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代表会议（四月代表会议）以多数票通过了派代表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宁投了反对票，他认为，布尔什维克应和齐美尔瓦尔德联盟断绝关系，立即着手组织第三国际。他只同意为了解情况而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代表布尔什维克出席会议的是瓦·瓦·沃罗夫斯基和尼·亚·谢马什柯。代表会议是秘密举行的。主要议程有：国际社会党委员会的报告；罗·格里姆事件（指原国际社会党委员会主席格里姆充当瑞士部长阿·霍夫曼的密使，在俄国进行有利于德国帝国主义的单独媾和的试探一事）；对斯德哥尔摩和平代表会议的态度；为在各国争取和平和开展齐美尔瓦尔德运动而斗争。由于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代表成分非常复杂，会议的决议和宣言也就具有模棱两可的妥协性质。
沃罗夫斯基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和波兰社会民主党，要求代表会议表明对俄国孟什维克的态度。他指出，孟什维克作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成员，派代表参加了俄国卡芬雅克式的人物亚·费·克伦斯基的政府，应对这个政府镇压革命的一切罪行负完全责任。一些代表对与会的布尔什维克表示支持，但以胡·哈阿兹为首的多数派借口对俄国情况不熟悉，拒绝就这个问题通过决议。
代表会议的宣言号召各国工人举行反对战争和保卫俄国革命的国际总罢工，但是没有写进革命社会民主党关于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各交战国政府遭到失败等口号。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声援被捕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弗·阿德勒以及囚禁在克伦斯基监狱中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亚·米·柯伦泰等。
关于这次代表会议，可参看《我党在国际中的任务》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184。
[27] 联合内阁即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于1917年5月5日（18日）成立。这届内阁是四月危机的产物。俄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帕·尼·米留可夫于1917年4月18日（5月1日）照会盟国政府，声称临时政府将遵守沙皇政府同它们签订的一切条约。消息传出后，群众自发地举行游行示威表示抗议。4月20日和21日（5月3日和4日），游行示威发展成了声势浩大的工人和士兵运动。临时政府为了给人以改弦更张的假象，免去了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和陆军部长亚·伊·古契柯夫的职务，并建议彼得格勒苏维埃同意组织联合政府。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违背了它3月1日（14日）通过的关于苏维埃不派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于5月1日（14日）晚召开紧急会议，以44票赞成、19票反对、两票弃权通过了关于苏维埃代表参加临时政府的决议。为了谈判组成联合政府的条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其成员为：尼·谢·齐赫泽、伊·格·策列铁里、费·伊·唐恩、波·奥·波格丹诺夫（以上为孟什维克）、弗·别·斯坦凯维奇、列·莫·勃拉姆桑（以上为劳动派）、阿·拉·郭茨、维·米·切尔诺夫（以上为社会革命党人）、列·波·加米涅夫（布尔什维克）、康·康·尤列涅夫（区联派）和尼·苏汉诺夫（无派别社会党人）。5月2日（15日）晚，彼得格勒苏维埃召开紧急会议，以多数票批准了执行委员会的决定。5月5日（18日）达成了关于新政府席位分配的协议，有5名社会党人参加联合内阁。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的组成是：总理兼内务部长格·叶·李沃夫（立宪民主党人）、陆海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社会革命党人）、司法部长帕·尼·佩列韦尔泽夫（劳动派）、外交部长米·伊·捷列先科（无党派人士）、交通部长尼·维·涅克拉索夫（立宪民主党人）、工商业部长亚·伊·柯诺瓦洛夫（进步党人）、教育部长亚·阿·曼努伊洛夫（立宪民主党人）、财政部长安·伊·盛加略夫（立宪民主党人）、农业部长维·米·切尔诺夫（社会革命党人）、邮电部长伊·格·策列铁里（孟什维克）、劳动部长马·伊·斯柯别列夫（孟什维克）、粮食部长阿·瓦·彼舍霍诺夫（人民社会党人）、国家救济部长德·伊·沙霍夫斯科伊（立宪民主党人）、国家监察长И．В．戈德涅夫（十月党人）和正教院总监B．H．李沃夫。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联合内阁，拯救了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政府，甘愿做它的奴仆和卫士。关于联合内阁，可参看列宁的《革命的教训》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184。
[28] 指陆军部长亚·费·克伦斯基1917年5月11日（24日）发布命令，颁发《士兵权利宣言》一事。这个宣言实际上取消了士兵群众在二月革命中争得的权利。为了对付拒绝进攻的士兵和军官，宣言规定：长官在战时可以对不执行命令的下属使用武力。在发布命令的同时，克伦斯基动手解散一些团队，并把“煽动抗命”的军官和士兵送交法庭审判。——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