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遲來的大學生涯
返回目錄頁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吉林大學七七級新生入學報到第一天。劉曉波與其他中文系新生一樣，到第七學生宿舍報到。次日早晨，他和同學們一起吃了入校後的第一頓早餐：餅乾、玉米麵粥、腐乳。那時的學生食堂是千篇一律的「大鍋飯」。劉曉波與一千二百零五名的七七級新生一起，在校禮堂（鳴放宮）參加開學典禮。被延宕了好幾年的大學生活，終於拉開序幕。
在當時大學校園裡，有許多像劉曉波的父親劉伶那樣被迫離開學術研究多年的教師。他們全心全力投入到教學上，恨不得把所有知識都傳授給學生。
七七級大學生在知識結構上存在一定缺陷，生活經歷卻無比豐富。他們如饑似渴地學習，希望將失去的時間追回來，如作家查建英所說：「這批返城知青，真的人人一肚子故事，都有經歷，追著老師討論，什麼都不怕。那真是挺特別的一個時期。」中國當代教育史上的一個教學相長、相得益彰的黃金時代降臨了。
吉林大學是歷史悠久、實力雄厚的名校。成立於一九五二年的中文系，名師雲集，菁英薈萃。五〇年代有楊振聲、馮文炳（廢名）、汪馥泉等老一輩作家、學者在此任教；「文革」後，張松如（公木）、劉柏青、劉中樹等作家、學者，繼續將「鼓勵思想個性，保護學術叛逆」的辦學理念薪火相傳。
入學之後，劉曉波學習極為刻苦，在各個方面爭強好勝。他對哲學和美學有濃厚興趣，熟讀了許多德國哲學原典。同班同學溫玉傑回憶說：「劉同學以前我接觸很少，在校時的印象一是他有點口吃；二是傳聞他記憶力在七〇年代末的中國大學裡可謂極好，能大段背誦黑格爾美學論著的原文；三是他努力走在我們班的前列──有人詩寫得好，他積極寫詩；有人發表了小說，他積極寫小說；有人研究美學，他下功夫苦讀黑格爾……。」
劉曉波住在七舍，晚上十點，熄燈鈴聲響了，各個寢室的燈光，伴隨著開關的關閉聲，及學子們的怨聲、罵聲，很不情願地關掉了。七舍的一樓、二樓住男生，三樓整層住女生。為體現男女分別，二樓樓梯口的燈光徹夜不滅。於是，在二樓西側的樓梯口，常常聚集著幾個「幽靈」──寢室的黑暗把一些夜讀的學子趕到這裡的燈光下。「幽靈」們不僅借用這微弱的燈光，還享受從三樓飄飄而下的脂粉香。這群「幽靈」中就有瘦瘦的劉曉波。他們是趨光一族，積雪囊螢是他們的本事，昏暗的燈光照亮他們的未來。
劉曉波住在二〇二房間。當時的學生宿舍是大房間，一個房間住十二個人。這間普通的學生宿舍，按上下鋪劃分。住在劉曉波下鋪的同學高文龍，後來是頗有成就的書法家。與所有大學生宿舍一樣，在黑暗中臥床夜譚是二〇二房間同學們最熱愛的娛樂。室友們很快就打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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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二十三日，中文系七七級正式上課，第一學期共開課十七門。其中，政治課四門、專業課十門、共同課三門。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學習的外語不是英語，而是日語。這跟長春曾經是偽滿首都，與日本有較深淵源，且改革開放之後中日關係一度良好有關。
那四年裡，大學的政治氣氛十分濃郁，學生必須參加政治學習。學習的內容與政治形勢息息相關。文學界的解凍與政治大環境的變動亦直接相關。這一點從中文系學生們關注的問題和討論的焦點上可以看出。比如，「文學概論」課上，老師提問說：文藝有沒有階級性，為什麼《白毛女》在資本主義國家也會產生反響？[1]
引起了同學們的討論。在「寫作」課上，大家一起討論小說《傷痕》。該小說的作者是復旦大學中文系七八級新生盧新華。一九七八年八月十一日，《文匯報》以整版篇幅刊登小說《傷痕》，在全國引起強烈回響，由此成為「傷痕文學」的先聲。
學生們的娛樂活動，跟當時中國社會「脫毛」的步伐環環相扣。毛時代被壓抑的人性逐漸復甦，人們敢於對真善美作出獨立判斷。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七日，劉曉波和同學們在教室觀看電視播放的話劇《於無聲處》。該劇批判極左思潮，在上海公演後引起轟動，《文匯報》連續三天全文發表劇本。電視播放結束時，教室裡爆發出一陣掌聲。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劉曉波和全班同學在學校禮堂聽校團委書記陳秉公傳達共青團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精神。會上透露，團十大代表在聯歡時與北京大中學生跳集體舞，吉林大學也將開展大學生跳集體舞活動。不久，舞會風靡一時，交誼舞比集體舞更受歡迎。在埋頭苦讀之餘，劉曉波偶爾去參加舞會，雖然他的舞技並不新潮，但這個時髦他不會錯過。
那時的中國，正處在改革之初的極度精神饑渴中，年輕一代汲取新鮮觀念的熱情，甚至到了饑不擇食的程度。從七〇年代末到八〇年代初，對中國人的觀念轉變產生最深刻影響的文化事件，絕不是官方發動的「真理標準」大討論，而是一波接一波的民間思潮，特別是鄧麗君的歌和《今天》詩刊，對這代大學生有著深遠影響。正是來自民間的「靡靡之音」和「反叛之聲」，讓毛澤東時代的階級性堅冰融化為人性的春風，讓革命化審美裂變為現代性審美。
劉曉波回憶說，七〇年代末，鄧麗君的歌征服了中國的年輕一代，喚醒了國人生命中最柔軟的部分。她用氣嗓唱出的情歌，唱垮了人們用鋼鐵旋律鑄造的革命意志，唱軟了人們用殘酷鬥爭錘煉出的冷酷心腸，也喚醒了人們身上被擠壓到生命黑暗處的情欲，人性中久被壓抑的柔軟和溫情得到了釋放。在私下裡，大家都圍著一台俗稱「磚頭」的收錄音機反覆聽，在寢室裡、走廊上、飯堂中一遍遍地唱。那時，誰擁有那塊日本產的「磚頭」，誰就會得到眾星捧月般的簇擁。
與此同時，劉曉波和同學們也經歷了外來影片、文學、音樂和繪畫的審美洗禮。當時，最為流行的是日本影片。《追捕》、《生死戀》、《望鄉》、《金環蝕》、《人證》、《遠山的呼喚》、《幸福的黃手帕》等影片，《姿三四郎》、《鐵臂阿童木》（台譯：原子小金剛）、《血疑》、《排球女將》、《阿信》、《聰明的一休》（台譯：一休和尚）等電視劇，都是國人百看不厭的影視作品。《追捕》的主題曲《杜丘之歌》和《人證》的主題歌《草帽》，也隨之家喻戶曉。著名導演黑澤明、溝口健二和小津安二郎的影片，對八〇年代中國先鋒導演很有影響。開始研究美學的劉曉波，也從日本文藝中汲取不少靈感。
雖然遠離首都北京，但北京出現西單民主牆的消息還是點點滴滴地傳來。劉曉波回憶說，「民主牆運動」的思想啟蒙標誌著一代人的精神覺醒，它所產生的精神成果是刻進這代大學生血肉中的印記。比如，胡平的〈論言論自由〉、魏京生的〈第五個現代化〉和徐文立的〈庚申變法建議書〉，日後都成為這一代人的精神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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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個文學的黃金時代。成績最好的文科生，通常報考中文系。他們相信文學可以改變世界、啟迪人心。上中文系、當作家，是青年人的夢想。校園文學的繁榮時代來臨了。大學裡，各種文學社團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劉曉波的同學、詩人徐敬亞回憶說，一九七六至一九七九那幾年，是中國時局最迷離的年代，也是人們心理密度最大的幾年。剛剛解禁的《現代文學史》，幾乎在各大學中文系同期開課。「五四」後的文學社團高潮──這一被長期遮蔽的歷史，被正面、公開宣講後，像示範的星火般，迅速在七七、七八級蔓延，民間性的文學結社，突然大為興起！
吉林大學的「赤子心」詩社，與北京大學的「五四文學社」、復旦大學的「復旦詩社」、安徽師範大學的「江南詩社」並稱為當時全國高校四大詩社。「赤子心」詩社存在的準確時間是整整三年：頭一個學期還是空白，最後一個學期大家都「無心戀棧」。詩社油印社刊《赤子心》，每學期出刊一次，有些學期還出過兩期，一共出了九期，與當時北京的民間文學刊物《今天》幾乎同步。
詩社成員最多時達二十四名，穩定的成員為七人：徐敬亞、王小妮、呂貴品、鄒進、劉曉波、白光、蘭亞明。最後一個進詩社的是劉曉波。那一年寒假，全班都放假回家了，宿舍裡空空蕩蕩。徐敬亞和劉曉波兩人各自獨霸一間十二個床位的寢室，每天各看各書，到了吃飯時，聚在一起聊天。整整一個寒假，都這樣度過。對沉浸於詩文之中的窮學生，簡直像是神仙日子。一九八〇年開學後，劉曉波正式成為「赤子心」詩社的第七名成員。
那時，七個人一起編輯詩刊。每一期的詩稿，都經過反覆傳閱，多次校對。印刷也是自己動手，一般在下午或晚自習的時候工作。那台老式的油印機，被幾個人圍成一圈，貼蠟紙的，調油墨的，推油滾兒的，添紙計數的……對於這群學生來說，辦刊物彷彿一種遊戲，煞有介事很美妙，就像當年地下黨辦《挺進報》。劉曉波是惡作劇的高手，這群校園詩人常常鬧成一團，搞得滿手滿臉都是油墨。最好玩的是裝訂過程──印好的詩集散頁，按頁碼一疊疊擺放在桌子周邊，詩社全體七名成員一個一個排隊圍成一圈，邊走邊拿，走完了一圈一本詩集就在手上了。
劉曉波長於理論研究，不過也喜歡寫詩，他的性格中有詩人的浪漫與敏感的一面。他沒有像「赤子心」中的同仁王小妮、曲有源那樣以詩人名世，但一直沒有放棄對詩歌的熱情。
「赤子心」詩社的同仁們，大學畢業後各奔東西，走上迥然不同的人生道路。對於大部分人來說，「六四」都是一道改變人生道路的門檻。比如，呂貴品留校任教，八〇年代中期到《深圳青年報》工作，將這份默默無聞的小報打造成追求新聞自由的先鋒。「六四」之後，呂貴品被迫離開新聞界，下海經商，成為廣告公司的老闆。同樣有過在內蒙插隊經歷的鄒進，後來在《中國》雜誌當編輯，劉曉波最初在《中國》上發表的文章，就是他編輯的。不久，《中國》雜誌被停刊，鄒進形同失業。「六四」之後，鄒進下海經商，創建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成為一家大型的民營圖書發行公司。
畢業三十年之後，當年七七級中文系的同學們相聚在網路上。除了一位去世的同學外，唯一不能現身的就是劉曉波。當同學們商議編輯一本《七七級中文系同學博客文集》的時候，「遍插茱萸少一人」。有同學沒有忘記身在牢獄之中的劉曉波，在網上發帖建議說：「可否約劉霞寫幾個字，放進書裡？」
三十年歲月的磨洗，同學與同學之間的差異已到了「不圖老子與韓非同傳」的地步。立即有人反駁說：「劉霞是重點監視對象，還是不要了。」又有同學說：「有何不可以？本來都是只敘友情、不談其他的相聚。亡者都入內，活人倒是排除在外？」還有人認為：「是同學博客，劉霞沒資格。」另有人說：「特殊時期，劉霞作代表是可以的。亡者不也是別人在寫？」最讓人瞠目結舌的是這樣一個帖子：「反對，若如此，我會宣布退出文集。不是害怕什麼，是不要招惹是非。」
不過，更多的是人性的溫暖。二〇〇九年十二月，劉曉波被判重刑之後，好幾個同學都表達了對老同學的敬重。王小妮說：「我們是大學同學呀。在那不平靜的四年後這二十多年裡，我所看到的，總是個體的弱小和茫然……我是悲觀的。」徐敬亞說：「作為同班同學，我與曉波感同身受！我不甘心我們這一代人此生永遠蒙在『因言獲罪』的陰影之中。」魏海田說：「作為曉波的大學同學，我一直為他而感到自豪，也為自己沒能站出來和他一起對抗暴政而感到羞愧，我從現在開始，要和他站在一起。」
劉曉波獲諾貝爾獎的消息公布後不久，徐敬亞在博客裡貼上一幅「赤子心」詩社成員的老照片，標題寫上：「同學獲獎」。合照中人人都寫上全名，唯獨劉曉波，以英文縮寫「L-X-B」代替。欲說還休，意味深長。
[1] 編注：《白毛女》為一九四〇年代末期，由延安魯迅音樂學院的一批藝術家們所創作的文藝作品。其內容為一位全身長滿白毛的仙姑，懲惡揚善、主宰人間禍福的故事。該作品將強烈的浪漫主義與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相結合，在當時大受歡迎。原先僅是歌劇，後來陸續改編為電影、芭蕾舞劇、京劇等型式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