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空椅子」揭露中共真面目
返回目錄頁一九三五年，德國記者、反戰活動家奧斯茨基被希特勒關入納粹集中營，不能前往奧斯陸領取諾貝爾和平獎。但是，希特勒允許挪威諾委會到監獄中為奧斯茨基頒獎。後來，一名身分不甚明確的律師代表奧斯茨基領取獎金，卻將獎金據為己有。於是，諾委會作出決定，在得獎者本人不能前來，又沒有親屬可以代表領獎時，獎章、證書及獎金均延後再發。這種情況，在以後的七十五年中極為罕見。
一九七五年，沙卡洛夫得獎時，在莫斯科激起驚濤駭浪。蘇聯當局竭盡誹謗攻擊之能事，沙卡洛夫本人被禁止出國領獎。蘇聯擔心激起全世界的公憤，允許沙卡洛夫的夫人前去代夫領獎。一九八三年的和平獎得主華勒沙的境遇相似：由於擔心出國後不被允許回國，他放棄了前去奧斯陸領獎的機會，而由妻子代為領獎。一九九一年，翁山蘇姬的獲獎令緬甸軍政府惱怒不堪，她沒能親臨奧斯陸領獎，但她的丈夫和兒子從英國前往領獎。二〇〇三年，伊朗人權律師伊巴迪榮獲和平獎，伊朗當局的反應強烈，但允許伊巴迪出國領獎，伊朗駐挪威大使甚至出席了頒獎儀式。由此，伊巴迪在不久前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中國的人權形勢比伊朗還要糟糕。伊朗當局當年有雅量出席她的頒獎典禮，如今卻在中共的壓力之下拒絕出席劉曉波的頒獎典禮，這本身便是一個非常荒誕的事件。伊巴迪說：「我感到很遺憾，伊朗不假思索地模仿中國。這樣做顯示伊朗在政治上缺乏獨立自主。」
由於劉曉波在獄中，他所有的直系親屬都被禁止出國，頒獎典禮罕有地為劉曉波設置了一把空椅子。諾委會主席亞格蘭親自將獎章和證書放置在這把空椅子上，他說：「國王和王后陛下、閣下們、女士們、先生們，正像你們所知道的那樣，劉曉波和他的親屬都不可能來到奧斯陸領取諾貝爾獎章和證書。在典禮的此刻，我們應該是頒發諾貝爾獎章和證書，就讓我們放置在為劉曉波準備的空椅子上！」話音剛落，繼之而起的是長達五十秒的全體起立鼓掌。
非常神奇的是，早在一九九八年八月，劉霞就寫過一首題為〈空椅子〉的詩，描述她坐在空椅子上的感受，不過那是梵谷（Vincent van Gogh）畫中的空椅子，而不是諾貝爾獎頒獎典禮上的空椅子。她寫道：「空椅子空椅子／如此之多的空椅子／在世界各處／梵谷畫中的空椅子格外誘人／我悄然坐上去／試圖搖晃一下雙腿／椅子裡滲出的氣息／凍僵了它們／一動也不能動／梵谷揮舞著手中的畫筆／離開離開離開／今夜沒有葬禮／梵谷直直逼視我的目光／讓我垂下眼簾／如一只待燒製的陶器／坐在向日葵的烈焰之中。」
中共的宣傳機器不僅竭力妖魔化劉曉波，甚至連這把空椅子都不放過。除了在電視、電台、報刊等傳統媒體上對和平獎頒獎禮進行封殺外，網上也是一片風聲鶴唳。除了再次封鎖了BBC、CNN等一批海外新聞網站外，在一些國內網站、論壇和博客上，亦出現大批不算太知名的網路用戶因為發表了涉及諾貝爾獎的消息而遭到刪除帳戶。被廣泛使用的新浪微博，除了「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等早已被列為敏感字元外，更將「空椅子」新增入敏感名單。唯有敢言的媒體《南方都市報》在十二月十二日當天頭版頭條的位置，刊登了有「鶴」（賀）、「空椅子」的大幅照片。
左派大本營、《人民日報》下屬的《環球時報》將諾貝爾獎頒獎典禮比作「邪教儀式」，稱頒獎典禮是「一場鬧劇」。幾乎要像當年慈禧太后那樣「向萬國宣戰」。對此，法國《解放報》評論說，中國官方連「空椅子」這個詞也在國內網路搜索欄中被封鎖，難道劉曉波和他的諾貝爾獎真的使中國那麼驚恐嗎？
十一月五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警告外國不要發表支持劉曉波的聲明，不要出席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儀式。「如果他們作出了錯誤的選擇，他們就得承擔後果。」一開始拒絕出席頒獎典禮的四個國家──烏克蘭、菲律賓、塞爾維亞和哥倫比亞，後來在國內和國際正義之聲的壓力下，改變初衷，出席了典禮。
最後，有十九個國家駐奧斯陸的使節沒有參加頒獎儀式，其中有俄羅斯、蘇丹、哥倫比亞、伊朗、伊拉克、埃及和阿富汗等國。德國「受威脅民族協會」指出，不參加頒獎典禮的十九個國家都是些在國內粗暴踐踏人權聞名的國家。該組織亞洲事務負責人德柳斯（Ulrich Delius）說，「這一圈子裡的國家還包括國際法院裡大部分的潛在調查對象。」
頒獎典禮當天，還有三、四十個當地華人在會場外舉行反對頒獎的遊行活動。他們打著「反對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劉曉波」等標語牌。一位名叫馬列的組織者用擴音器向同伴以及圍觀的媒體闡述立場，稱劉曉波是中國的一個犯罪分子，將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是「絕對，絕對錯誤」的。當他們與支持劉曉波的人群相遇時，甚至使用暴力手段從殘疾人方政手中搶奪「釋放劉曉波百萬人簽名」的橫幅。
然而，大赦國際組織引述「可靠消息來源」指出，過去兩個月以來，中國外交人員持續造訪旅居挪威的中國僑民，對他們施壓，受訪的僑民都感到威脅。中國官員威脅這些僑民，如果不參加抗議活動，未來他們的生活將受到嚴重的影響。
諾委會祕書長倫德斯塔德指出，近日收到奧斯陸華人來電，稱中國使館「鼓勵」他們示威，抗議將和平獎頒給劉曉波。對此，他評論說：「中國使館花了很大力氣來抵制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並組織華人抗議，當年沙卡洛夫獲獎時，蘇聯大使館也沒像中國使館這樣下功夫。在諾貝爾和平獎一百零九年的歷史上，從來還沒有見過一個駐這裡的大使館去接觸此地所有其他的大使館，勸他們別來，這方面他們成績有限。我們也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大使館會去組織本地的某個族裔社區，也就是這次的挪威華人，鼓勵他們舉行反諾貝爾獎的示威。」
頒獎典禮前後，中共大大加強社會控制。劉曉波的親朋好友和數千名人權活動人士、異議知識分子遭到軟禁或「被旅遊」。北京各區公安局召集餐廳、酒吧老闆開會，要求一連三天不得接受六人以上的訂位，若有人帶著大批賓客到餐廳，要以「滿座」為由不予接待，同時也要留意在餐廳內外是否有人故意鬧事或展示標語。警察向老闆們表示，近日舉行慶祝活動的人，可能與慶祝顛覆國家政權罪的人物有關，要他們以全國大局著眼，不要貪圖小利而接待這些人。
在劉曉波北京住所附近的泓灝閣茶館，即劉霞平時見外媒記者和朋友的地方，週五掛上暫停營業的牌子。北京知識界聚會熱點，如海淀區萬聖書園和傳知行研究所，也都被迫停業，據稱是被物業停水電。
這場戰爭，是中共政權與普世價值的戰爭，也是劉曉波與胡錦濤的對峙。二〇一〇年十月八日，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十一月四日，胡錦濤入選美國《富比士》（Forbes）雜誌二〇一〇年全球最具影響力人物排行榜第一名，超過了二〇〇九年居於榜首的美國總統歐巴馬。《富比士》雜誌上介紹胡錦濤的文章，題目是〈胡錦濤是世界上最有權力的人嗎？〉，作者發現一個冷冰冰的事實：「在北京，克里姆林宮有另外一個名字──中南海──這是一整套的蘇聯政體。」
在前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的這兩個新聞之間，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繫。劉曉波與胡錦濤是對峙的兩極：胡錦濤是掌權者，劉曉波是無權者；胡錦濤在中南海的宮殿中，劉曉波在錦州的監獄裡。但是，劉曉波並不是胡錦濤的囚徒。劉曉波在入獄前不久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甚至每天生活在嚴密監控之下的生活，反而對中國的前途抱有樂觀的信心，因為我從和那些警察們打交道的經驗切實感到，這個非人的政權是心虛的，連它的專政工具說起話來都無法理直氣壯。」如果說胡錦濤本人就是讓中國病入膏肓的癌細胞的一部分，那麼劉曉波就是心地無私、宅心仁厚的良醫。即便劉曉波深知諱疾忌醫的胡錦濤會將他送進監獄，仍然要對症下藥、施加拯救，正如傑出的人文學者余英時所說：「二十年來劉曉波不斷發出獅子吼，都是為了挽救一個一天天沉淪下去的大國，希望它有一天回到文明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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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是歷史給人們的一個警示：劉曉波是第二位在獄中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第一位獲獎的「囚徒」是揭露納粹德國祕密擴軍、提醒公眾警惕納粹危險的德國記者奧斯茨基。奧斯茨基和劉曉波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繫獄的遭遇，深刻表明了納粹與中共之間的相似性。法國思想家雷蒙．阿宏（Raymond Aron）指出：「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同樣地排除一切自由。首先是政治自由，其次是個人自由，再就是思想自由、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科研自由，一切自由都銷聲匿跡。」所以，這兩個政權都將追求自由的公民關進監獄。
一九三三年，奧斯茨基二度遭到納粹蓋世太保的逮捕，直接被關進集中營。納粹威脅挪威說，頒發諾貝爾獎給奧斯茨基是「敵對行為」、「干涉內政」，德國將加快建設波羅地海艦隊。
當時，頒獎給奧斯茨基，在挪威國內亦引發巨大爭議。歐洲主流輿論認為，奧斯茨基是觸犯德國法律、攻擊自己國家的罪犯。正是這種綏靖輿論縱容納粹主義肆虐歐洲，導致人類歷史上空前的大災難席捲全球。劫難過後，國際社會反省綏靖主義的歷史警示，拓展乃至重新定義了對「和平」的理解：不同國家之間或一個國家內部的衝突，只有在保護個人自由的法治框架內解決，才能達到真正的和平。諾貝爾和平獎因而具有了更加寬廣的精神層面。
奧斯茨基於一九三八年因重病去世。去世之後，納粹政府禁止在墓碑上刻寫他的名字，甚至強令他的妻子改姓，希望「歷史永久地忘記這個人」。然而，僅僅七年之後，希特勒便在陰暗的地堡裡自殺，第三帝國灰飛煙滅。奧斯茨基的事蹟卻被寫入戰後德國的教科書之中，在柏林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街道，街頭還矗立著他的塑像。
劉曉波的獲獎，也可以同沙卡洛夫的獲獎相提並論。今天中共殘酷對待劉曉波的做法，讓昔日蘇聯對待沙卡洛夫的方式望塵莫及。有遠見的西方人士將今天的中國置於昔日的蘇聯位置上，這並非過時的「冷戰思維」。蘇聯和中國這兩個大國實行的專制制度對世界和平都具有重大威脅，沙卡洛夫和劉曉波這兩名獲獎者都承受著龐大而蠻橫的「蛻變為帝國的祖國」的壓迫，因此沙卡洛夫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時的授獎辭：「獲獎者的思想與官方所打造的大國強國的理念對立。」也適用於劉曉波身上。當年，對沙卡洛夫的頒獎公告指出：「一個基本的前提是：國際和平不會有持久的價值，除非它建立在對社會中個人的尊重之上。」沙卡洛夫認為，當政府違反基本人權時，就對國際間信任的發展埋下隱患。他對建立在幻覺和一廂情願之上的虛假緩和的危險性提出警告。如今，劉曉波發出同樣的警告：他看到的，不是崛起的中國，乃是沉淪的中國；這樣的中國，不是對世界的祝福，乃是對世界的禍害。
沙卡洛夫時代的蘇聯，尚被西方隔絕在冷戰的鐵幕背後，沒有加入到全球化之中，對世界的威脅主要是在軍事領域。而劉曉波時代的中國，已加入世貿組織，成為全球廉價產品的加工廠和西方資本家的投資地。大部分西方政治家和普通人，認為今天的中國共產黨與當年的蘇聯和東歐共產黨不一樣，是「不咬人的老虎」。實際上，老虎哪有不咬人的？今天的中國對世界的危害甚於昔日的蘇聯。中國以其低人權、高能耗、高污染的發展模式，對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等普世價值構成直接的侵蝕與挑戰。
正如亞格蘭在頒獎演說中所指出的那樣，歷史上恐怕找不出一個民主政權向另一個民主政權發起戰爭的實例。諾貝爾在其遺囑中所提出的更深層的「各國間兄弟般的友情」，即真正實現和平的先決條件，在沒有人權和民主的前提下是無法建立的。具體到中國問題上，中國的經濟發展並沒有改變中共政權的本質，反倒讓這個政權作惡的能力大大提升。如果西方世界「與狼共舞」，後果將極為嚴重。
改變對中共的綏靖外交和經貿外交，而以人權外交為先導，長遠地看，對民主國家陣營是利人利己的做法。許多有良知的偉人已有這樣的預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波蘭團結工會領導人華勒沙，獲知劉曉波得獎之後說：「我認為，這是一個對中國和整個世界的挑戰。世界必須表明態度，是否願意幫助中國進入一個尊重民主原則與價值的領域。中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我們必須尊敬它，但它必須尊重普世價值和理念。」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秘魯作家巴爾加斯．尤薩（Vargas Llosa）在斯德哥爾摩呼籲說，國際社會要毫不遲疑地與獨裁專制進行鬥爭。「遺憾的是，民主國家沒有作出表率，同那些與獨裁鬥爭的人共同奮鬥。民主國家沒有更好地維護和支持古巴的『白衣女士』、委內瑞拉的反對派、緬甸的翁山蘇姬和中國的劉曉波等異議人士，反而去討好那些折磨他們的當權者。」他呼籲國際社會採取包括經濟制裁在內的所有方式打擊獨裁專制政權。
「文明就像一層薄膜，一觸即破」，裂口處便會冒出野蠻行為。任何人都不能低估極權主義的腐蝕性和民主制度的脆弱性。劉曉波的獲獎，不是西方對中國的恩賜，而是西方自救行為的一部分──因為劉曉波的存在，讓西方從對中國海市蜃樓般的幻想中醒過來，讓西方深切地意識到：為中國的民主化過程添把力，也就是讓西方的民主制度更加鞏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