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
返回目錄頁劉霞選擇了劉曉波，也就選擇了一種非正常的生活。一九九五年五月十八日，劉曉波因參與起草「六四」六週年的呼籲書，被北京市公安局軟禁在西山的一個祕密地點，失去人身自由八個月。劉霞被允許每半個月去探訪一次，可以帶些食品和書籍去。那時，他們還沒有真正的「名份」。
一九九六年十月八日清晨，劉曉波被警察從家中帶走，然後是長達三年的勞動教養。後來，劉曉波在給劉霞的信裡描述了當時的場景：「那個離別的早晨，陽光燦爛，對於慣於熬夜、中午才起床的我來說，顯得陌生而怪誕。在沒有任何準備的空白中，敲門聲驚醒了我們，兩個熟悉的片警出現在門口：儘管你早有心裡準備，但災難突然攪碎晨夢，恐慌和劇痛使你無力揮手告別，只能在漫長的煎熬中守候、等待。」
不久，劉曉波被移送到大連勞教所。由於劉曉波和劉霞還沒有正式登記結婚，只是「戀人」關係，當局借此阻止他們會面。在劉曉波被勞動教養的三年裡，前一年半時間，劉霞只能給劉曉波送去食品、日用品和書籍，這些東西必須通過門房送進去，她不能踏進去勞教院半步。
當局企圖通過這樣的刁難讓劉霞知難而退，沒有想到反倒堅定了他們結婚的決心、加快了他們結婚的步伐。劉霞向有關部門提出結婚申請，「我就是要嫁給那個國家的敵人！」在她那像壓傷的蘆葦般羸弱的身體中，隱藏著怎樣倔強的靈魂啊！
結婚本來是天賦人權的一部分，中國的憲法和婚姻法都有明確規定。然而，劉曉波不是普通人，不能像普通人那樣順利地辦理結婚手續。經過曠日持久的申請，層層手續的審批，由朋友找到陶斯亮幫忙。陶斯亮是中共開國元勳陶鑄的女兒，曾經擔任統戰部第六局副局長。她思想開明，在「八九」學運中對學生頗為同情，「六四」後被免職。陶斯亮在高層人脈較廣，找到公安部的一名副部長疏通此事，由該副部長親筆批示，劉曉波和劉霞才獲得「結婚權」。
劉曉波和劉霞的這張結婚證書是在大連教養院中領取的。那天的情形特別詭異，勞教院方面說，與當地民政部門聯繫好了，將派一名專職攝影師來給他們拍攝一張結婚照，然後現場辦證。然而，當這名攝影師來到勞教院為他們拍攝合影時，突然發現照相機無法按下快門。攝影師驚訝地說，這部機器用了多年，從來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問題。攝影師滿頭大汗地擺弄了半天，始終無法修好。這不像是當局故意搗鬼。
怎麼辦呢？幸虧劉霞事先攜帶了她和曉波的兩張單人照。她臨時決定，將兩張單人照拼合在一起，貼在結婚證上，然後請辦事員蓋上大印。這時，也顧不上吉利不吉利了。就這樣，他們成了一對合法夫妻。這恐怕是一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用兩張單人照拼合在一起的結婚照。
接著，是一頓簡單的慶賀午餐──無非是勞教院的食堂為他們炒了兩個菜，但對他們來說，卻是天上的美味。在這三年裡，這是他們唯一一次同桌吃飯。劉霞會做很多拿手好菜，可惜此刻她不能為劉曉波做菜。劉曉波喜歡吃肉，可是監獄中肉食奇缺。看著劉曉波狼吞虎嚥的模樣，劉霞感到陣陣辛酸，可還是強作笑顏，這畢竟是他們結婚的時刻啊！
飯後，劉霞回家了，劉曉波繼續接受勞動教養。聽起來，這不太像是一場婚禮。後來，當他們談起這段往事時，語氣平和，不乏幽默，像是在說別人的故事。劉霞幸福地笑了。她說：「一旦結婚，我就可以合法地去看望他了。」
在那段時間裡，劉霞每天都要寫一張卡片，掛在自家的牆上。三年，積攢了一千多張卡片。這一千多張卡片，就是劉霞對劉曉波愛的定格。
劉霞想，在曉波出來之前，一定要把房子好好布置一下，以便迎接曉波回家。但是，那時她辭職在家，並無固定收入，也沒有積蓄，拿不出這筆裝修的錢來。她又不願跟家人要錢，便去問周忠陵有沒有錢。周拿了一筆錢出來，劉霞這才將房子布置一新。
對於劉霞的愛，劉曉波無比珍惜。九〇年代以來，劉曉波強調責任倫理，其中很重要的一環就是家庭倫理。他對過去自己家庭倫理的缺乏作出了懺悔：「我很少關心每天生活在自己身邊的具體的人，而只關心崇高而抽象的正義、人權、自由。我把親人們整日為我的安全而心驚肉跳視為世俗的懦弱。」他反問說，那種對「革命事業」的自我神聖化以及對身邊親人感受的輕視，與共產黨有什麼差別呢？
劉曉波對愛和責任的認識，是從第一次婚姻的失敗中汲取的沉痛教訓，也是從「六四」受難家屬群體那裡學到的真諦。丁子霖如此回憶第一次與劉霞見面的場景：一九九九年的世紀末之夜，這是劉曉波此番重獲自由後與他們的首次見面，也是他們第一次見到劉霞。劉霞給他們的印象是一個單純、瘦弱的女子，不多說話。「她只是依傍在曉波身邊聽我們談論，不時呵呵地輕聲微笑。那時劉霞還留著齊耳的短髮，不到四十的年紀，已隱隱有了些許白髮。」兩位老人與劉霞一見如故，從此將她當作女兒來看待，「雖是與她初次見面，但我們想到她一個弱女子，沒有妻子的合法身分，這些年來每月往返於北京與大連之間，這份忍辱負重遠非常人所能承受。我們對劉霞的愛憐之情即始於那初次見面，這也許就是一種緣分吧！」
對於這次見面，劉曉波也有過一段描述：「臨走前，丁老師反覆叮囑我好好對待劉霞，不能再鹵莽行事，把劉霞一個人留在有形監獄裡的『心牢』裡。我很感動，這才是對我們倆口子的真正關心，做政治犯的妻子之難，一點也不次於政治犯本身，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有時我想，丁老師之所以關心劉霞勝過關心我，肯定來自她這些年的親歷，她太瞭解失去最親愛的人的遺屬們的艱難：殘暴制度的迫害和良知匱乏的社會，使獨裁制度反抗者的親人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不僅是隨時可能與親人被迫分離的焦慮，還是被監視、失去隱私的煩惱，更有官方刻意洗腦所造成的遺忘和冷漠。」
在劉曉波的人生座標中，最重要的不是中國民主化的願景，也不是諾貝爾和平獎的桂冠，而是與劉霞相知相愛，「執子之手，與子偕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