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八憲章》與《七七憲章》
返回目錄頁劉曉波第四次入獄，起因是《零八憲章》。雖然劉曉波並不是最初的起草者，但他是其重要的修訂者和組織者。《零八憲章》是劉曉波和朋友們在「六四」之後二十年思想成果的「點睛之筆」，是此前他參與起草和簽名的三十多份公開信和聲明的總匯集，也是老、中、青三代獨立知識分子和有社會責任感的公民寫給這個時代最誠摯的備忘錄。
這是一項危險的事業。劉曉波的老朋友江棋生，為《零八憲章》一事前去尋求其導師、長期關注人權問題的老科學家許良英的支持。許良英認為：「『憲章』這兩個字不能隨便用，用了，當局就要抓人。」後來，江棋生感歎說：「在對當局本性的把握上，許先生真是目光如炬，具有過人的政治穿透力。」不過，作為美國科學院「愛因斯坦獎」得主，許良英沒有料到，區區一份《零八憲章》會因為劉曉波的被捕和被重判而不斷發酵，劉曉波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零八憲章》遂成為劃時代的事件。
在劉曉波第二次入獄之前，丁子霖就勸告他，以後最好以個人名義寫文章，表達自己的觀點，不要再搞簽名活動，那樣風險太大。此前劉曉波三次入獄，都是因為參與起草和組織類似的公開信和聯名信，而不是他以個人名義撰寫的措辭更為激烈的文章。當局寧願容忍出自個人之手的尖銳文章，而不能包容由一群人連署的公開信。前者是個人意見，後者是群體活動──靠運動群眾起家的共產黨，最害怕的偏偏就是群眾運動。
在劉曉波與朋友們討論該文稿的過程中，劉霞憑藉女性的敏感以及長期與劉曉波一起生活的經驗，意識到這一活動蘊含著巨大危險性。在一家餐廳中跟朋友們聊天的時候，劉霞對劉曉波說，如果你做這件事，我可能又將奔波在去監獄探視的路途上。
為了安慰妻子，劉曉波答應說：「我只在這份文件上簽名，不會太深入介入。」
但是，當初步的文稿和第一批三十多人的簽署者名單徵集到之後，劉曉波很不滿意。首先，文本比較粗糙；其次，簽名者數量和分量都不夠。他認為，該有一份經得起歷史長久考驗的、完備的文本。他希望找到更多有聲望的人士參與簽名，以提升這份文件的影響力。他說：「既然我們要做這件事情，就要把它做到最好的地步，不要被當局笑話。」
在二〇〇八年秋天的那幾個月裡，劉曉波將《零八憲章》當作工作和生活的軸心，全心全意地、馬不停蹄地投入。他聯絡各界朋友，面對面地向他們徵求意見和簽名。他深信，雖然《零八憲章》的出現並不能意味著光明立即就能到來，但至少是光明的開端。此時，北京剛剛開完奧運會，中共當局正在意滿志得、論功行賞，北京的氣氛相對比較寬鬆。所以，他們前期的籌畫工作暫時沒有引起當局的注意。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發布的《零八憲章》，並非像孫悟空從石頭中蹦出來那樣橫空出世，它有其外在和內在的兩條思想淵源和精神脈絡。就外在的傳承而言，中國的《零八憲章》是對捷克的《七七憲章》（Charta 77）遙遠的致敬。[1]
《七七憲章》的核心人物哈維爾，在《零八憲章》發布之後，便敏銳地發現兩者之間的傳承性。他撰文指出：「三十多年後的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一群中國公民以我們的卑微的努力為楷模，做出了對人權，對良好的政府，以及尊重公民監督政府的責任的類似訴求──來確保他們的國家按照一個現代的開放社會的規則行事。他們發表的這份文件令人印象深刻。《零八憲章》的作者要求保護基本權利，增加司法的獨立性和代議制民主。」
另一方面，哈維爾也看到，《零八憲章》不是對《七七憲章》的簡單重複，而有諸多創新性。今日的中國社會面臨的問題，與當年的捷克相比，存在明顯之差異。當年的捷克是一個蘇聯控制下的衛星國，其執政黨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實行僵化的馬列原教旨主義，對西方閉關鎖國。另一方面，捷克的共產黨政權是蘇聯軍隊強加的，而非民眾自我選擇的，所以它的垮台非常迅速。近代以來捷克的民主傳統和更為長久、深厚的宗教信仰與教會組織，亦成為其轉型過程中潛在的、關鍵的力量。
與捷克不同，中共的江山是自己打下來的，中共實施暴政更加「理直氣壯」。從毛時代到鄧時代，再到江、胡時代，中國已經成為「沒有主義」的國家，即權貴資本主義與後極權主義的「雜種」。中國經濟發展的祕密在於，以「低人權優勢」深刻地融入經濟全球化體系之中，其經濟的繁榮與政治的專制怪異地並存，並導致社會矛盾和衝突飆升。這就使得中國的民主轉型比當年的捷克更為複雜與艱巨。《零八憲章》的簽署者們深知此種現實處境。對此，哈維爾指出：「《零八憲章》的簽署者沒有停留在這些基本訴求上。隨著時間的流逝，漸漸認識到一個自由和開放的社會意味著將保護比基本權利更多的內容。在這一點上，《零八憲章》的連署人明智地呼籲更好的環境保護，消除城鄉差異，要求更健全的社會保障制度，以及對過去侵犯人權的行為做出和解的嚴肅努力。」
《零八憲章》的簽署者們高度重視東歐經驗。當年，從哈維爾喊出「無權者的權力」到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主張的「在尊嚴中生存」，從匈牙利作家、社會學家康拉德倡導的「反政治」到米奇尼克（Adam Michnik）研究的「新進化論」，反對派們提出了一系列思想、態度和價值。所有這些足以建構出一種能夠撼動傳統模式的新政治文化。而在今天的中國，像劉曉波這樣的獨立知識分子群體，也在作此種嘗試──《零八憲章》就是成果之一。
當年，《七七憲章》發表之後，哈維爾等人被捕入獄。在這一過程中，他們遭受了暴力對待。正因為有著相似的受難經歷，在劉曉波被捕之後，哈維爾是最積極聲援《零八憲章》和劉曉波案件的國際友人之一。他曾抱病冒著嚴寒親赴中國駐捷克大使館遞交抗議信。中國大使館採取鴕鳥政策，閉門不納。
在二〇一〇年諾貝爾和平獎頒布前夕，《七七憲章》的起草者哈維爾、尼姆科娃（Dana Nemcova）、瓦茨拉夫．馬里（Vaclav Maly）等人聯名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上發表文章，呼籲諾貝爾獎委員會頒獎給劉曉波，這將是對十三億追求民主自由的中國人極大的支持和鼓勵：「儘管劉曉波被監禁，但是他的思想無法被束縛。……劉曉波可能被孤立，但是他並沒有被忘記。我們呼籲諾貝爾委員會光耀劉曉波先生，其二十年間堅定、努力地以和平的方式倡導改革，使他成為獲得這個偉大獎項的中國人。這樣做，諾貝爾委員會將對劉曉波和中國政府發出一個信號，那就是中國內外許多人都堅定地和他、以及他毫不動搖地實現十三億中國人自由和人權的理想站在一起。」
這篇文章的作者之一、《七七憲章》發言人之一的瓦茨拉夫．馬里，是一位積極從事人權活動的天主教主教。因簽署《七七憲章》，他曾被禁止在教會講道。捷克民主化之後，他出任捷克天主教聯合會主席。二〇〇五年八月底，馬里以一名普通旅遊者的身分訪問中國，會見了一些獨立知識分子和宗教信仰人士。他一入境便受到中共的嚴密監控，入住酒店後，莫名其妙地被要求調換房間。當天下午，劉曉波應邀來到其下榻的酒店，與之有長達兩個小時的交談，在場的還有李柏光和余杰等人，並由李柏光擔任翻譯。雖然因為語言和時間的限制，很多問題未能展開討論，但兩人一見如故。馬里大概是唯一與劉曉波見過面的《七七憲章》簽署者。
馬里主教回國之後，傳來資訊說，他會見的幾位中國知識分子中，對劉曉波的印象最為深刻。他還多次與哈維爾談及劉曉波的情況，以及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群體的出現。沒有想到，三年之後，劉曉波便與朋友們發布了中國版本的《七七憲章》，即《零八憲章》，並因此被判處比當年《七七憲章》的所有簽署者更重的、長達十一年的徒刑。消息傳出，哈維爾、馬里等《七七憲章》的元老們，攜手撰文支持《零八憲章》並呼籲中共釋放劉曉波。而更讓馬里主教沒有想到的是，他們見面五年之後，劉曉波便榮獲諾貝爾和平獎，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國的哈維爾」。對此，馬里主教也許會感到「悲欣交集」吧。
[1] 一九六八年，「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Treaty Organization）的軍隊入侵捷克，撲滅了民主運動「布拉格之春」。在此後的數年中，專制統治日益強化。一九七七年五月，二百四十一位捷克知識分子及其他階層人士簽署並發布了這份要求保護基本人權的宣言《七七憲章》。其宣言指出：作為有責任感的公民，應該說真話，拒絕謊言，恢復做人的尊嚴。《七七憲章》試圖與執政黨和政府進行建設性對話──特別是促請當局注意對某些違反人權的事件，用文字公布這些事件真相並提出解決方法。為維護《七七憲章》所主張的人權原則，簽署人和專制制度抗爭冗l年，直至一九八九年蘇東劇變，捷克方實現民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