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與極權體制「死磕」
返回目錄頁「四君子」剛開始絕食的時候，劉曉波對自己和幾位同仁的作用估計過高，認為他們可以將運動引向新的軌道，進入新的境界。在紀念碑下，他激動地拿著擴音器，面對人群高喊：「跟李鵬死磕！」
「死磕」是東北話中一個窮形盡相的詞語，意思是咬住不放、堅持到底。「死磕」不僅可以形容劉曉波在廣場上的表現，更可以概括此後二十多年他與極權體制之間的關係──如愚公移山，如精衛填海，如水滴石穿，如牛犢頂橡樹，雖然屢戰屢敗，卻鍥而不捨，至死方休。
九〇年代初的中國，進入了一個萬馬齊瘖的時期。雖然在兩、三年之間蘇聯和東歐的共產黨政權紛紛垮台，並且它們的垮台多多少少與中國的「六四」屠殺有關；但中共當局由此變得更加專橫，以蘇東劇變為反例來證明其鎮壓的合理性。「六四」屠殺造成了整個社會非政治化的嚴重傾向，政治上既然沒有出路，一般百姓只好將精力放在賺錢上，便出現了「全民經商」的熱潮。
在此背景下，異議人士的處境日趨邊緣化。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繼續推動經濟改革，但意識形態的極左、媒體的鐵腕控制、對批評意見的全面封殺沒有絲毫改變。整個國家除了經濟領域的畸形繁榮，其他領域一片死氣沉沉，令人窒息。因為沒有人出頭公開批評執政當局，寥寥可數的幾個「異議分子」便擔起這份責任。
由於中共當局嚴控媒體和大學，劉曉波等人徹底從公共生活中消失了。為了聯絡同道、凝聚力量，劉曉波不斷發起呼籲政治體制改革和保護人權的公開信。他不僅是文本的起草者和修訂者，而且鞍前馬後地奔波，事無巨細地參與。為了安全的需要，他們不能在電話和信件中討論這些事情，劉曉波常常騎自行車奔波在北京城的各個角落，到朋友家中徵求意見和徵集簽名。有時候，還得承受別人的拒絕甚至嘲諷──他本來是一個心靈細膩而敏感的知識分子，為了公共利益早已忘記了維護個人的「面子」。
一九九五年二月二十日，劉曉波起草並與包遵信等人連署發表了〈反腐敗建議書：致八屆人大三次全會〉，提出近期改革的八項目標──「確立全國人大對執政黨和政府的獨立的監督機制，設立人大反腐敗委員會」、「人大為揮霍浪費國家財產制定特別法」、「實行法官終身制」、「考任制」、「制定國家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辦法」、「制定國家公職人員不能在任期內從事商業經營的法律」、「開放民間輿論監督」和「制定新聞法」，及與遠期改革的五項目標──「開放黨禁」、「實行權力分離」、「創立獨立的憲法法院」、「開放報禁」和「在憲法上明確私有財產的合法性」。簽名者共十二人：包遵信、王若水、陳子明、徐文立、劉曉波（執筆）、陳小平、周舵、吳學燦、閔琦、沙裕光、廖亦武、金橙。
即便在十多年後來看，這些建議亦具有前瞻性。直至今日，建議書中的近期目標一項都未能實現，遠期目標則只實現了最後一條。雖然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載入憲法，《物權法》也獲得通過，但在實踐中兩者均被束之高閣，城市之野蠻拆遷和農村之暴力圈地司空見慣，由此引發的民眾上訪乃至官民暴力衝突亦愈演愈烈。
劉曉波和陳小平等還共同起草和發布了〈汲取血的教訓，推進民主與法治進程：「六四」六週年呼籲書〉。該呼籲書重申制定《新聞出版法》、《結社法》、《人的權利和自由宣言》、《憲法法院法》的要求，並指出：「中華民族在走向現代化民主社會的過程中曾歷經磨難，『六四』是又一次大磨難。然而，如果我們有足夠的良知、智慧、勇氣、信心和毅力面對泣血的傷口自省，那麼苦難就是最寶貴的財富，一個歷經磨難的民族就是富有的、深邃的、充滿希望的。」該呼籲書由王之虹、王丹、包遵信、劉念春、劉曉波、江棋生、吳學燦、沙裕光、陳小平、周舵、林牧、黃翔、廖亦武、金橙等十四人發起連署。
一九九六年八月，劉曉波到廣州與民運前輩王希哲相見，討論一些共同關注的問題，商定向國共兩黨提出〈對當前我國若干重大國是的意見〉，在兩黨簽署〈雙十協定〉五十一週年的十月十日發表，也稱〈雙十宣言〉。此文本主要由王希哲起草。王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結，在這一點上與劉曉波差異較大。也許因為此事迅速被當局偵知，劉曉波未能從容地對文本進行修改，使得這份有他簽名的文件與他一貫的思路並不相符。
在網路興起之前，他們發起的一系列公開信，只能在海外的媒體上發表和在國內的一個小圈子中流傳，不為大部分國人所知，影響力相當有限，簽名者也越來越少。那麼，劉曉波為何要堅持不懈地做這些「屢戰屢敗」的事情呢？
有一天晚上，劉曉波與老朋友周忠陵聊天，聊了一個通宵。周忠陵有很多困惑不解的地方，就直接問劉曉波說：「這樣的做法，對偌大的中國來講，有何意義？還不如踏踏實實地去關心那些實實在在的個體，比如像梁曉燕那樣去做農村失學兒童的工作。」
劉曉波回答說，他也很佩服梁曉燕的作為，但是還有另一些工作需要去做。在社會進步的過程中，個人選擇的角色、承擔的責任不一樣，他本人更注重於推動制度的改變。「一個制度的改變，是受惠於全民的，我做的努力就是朝著這樣的方向。比如，剛剛過去的孫志剛案件，如果沒有收容遣送制度的改變，就會繼續有無數的孫志剛受害。如果我們促成制度的改變，就能讓全民受惠。」
最後，劉曉波說，對自己在一九八九的表現有很多愧疚，為了讓自己的愧疚感得到緩解和釋然，這種工作必須往下做，不然就對不起「六四」的死難者。「別人可以放棄，可以離開，但我不能。」
周忠陵說，你是性情中人，全無心機，不是搞政治的料。
劉曉波說：「我當然知道這點。所以，我做的不是政治，而是人權。如果有一天『六四』平反了，很多人會來分這塊蛋糕，我就全身而退，不會去搶蛋糕。我的心就釋然了，就去教書了。」
那一天，他們談了很久，談得很深。劉曉波甚至對周忠陵說，如果不是為了劉霞，恐怕現在根本不可能坐在這裡跟你聊天，可能還在監獄之中。「坐牢是我的命運，未來還會有那麼一天，當那一天到來的時候，劉霞就拜託給你了。」
周忠陵回答說：「我們是一家人，不說見外的話。」在那次談話之後，周忠陵就知道，曉波終究會有那麼一天。但他沒有想到，多年後，劉曉波第四次入獄，竟是如此漫長，如此殘酷。
這是一項「孤獨求敗」的工作，像薛西弗斯（Sisyphus）推著石頭上山那樣，也許只有「流淚撒種」，而等不到「呼呼收割」。九〇年代中期，中共政權從「八九民運」的衝擊、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垮台的震盪，以及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中倖存下來，並利用數億奴隸勞工的血汗和全球化浪潮，獲得了經濟的高速增長，進而征服了大部分的民心。在這樣的背景下，繼續反對中共一黨專制，無異於以卵擊石。劉曉波卻仍舊「死磕」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