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發動「四君子」絕食
返回目錄頁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劉曉波與吾爾開希一起到人大附中院內的「中國文化書院」開「聯席會」。會議討論整頓廣場的秩序和宣傳，然而會議本身亂成一鍋粥。大家七嘴八舌，一個人的發言還沒說完就被另一個人打斷。
劉曉波在發言中說，王丹、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應該馬上準備一個對自身進行反思的材料，著重找出學生方面的失誤，並在廣場向學生們公布。他還提出是否可以考慮在廣場進行一次民主選舉，以確立大家公認的廣場指揮部。但這些意見未能得到採納。
會議快結束時，劉曉波對王軍濤說：「這會議開得無聊，什麼也決定不了，不如去絕食。」
王軍濤說：「絕食又能怎樣？」
一句無意中脫口而出的話，讓劉曉波抓到一根救命稻草。廣場上學生士氣低落，但勸又勸不走。北京學生已很少，大部分都是外地學生。既然撤不下來，就要有新的興奮點，就應該有人站出來，站出來的唯一方式就是絕食。
回到家中，劉曉波主意已定，坐下來寫〈絕食宣言〉。妻子催他去睡覺，他躺在床上，無法安睡。後來，他回憶說：「那天晚上，當我經過複雜的內心掙扎而決定義無反顧地絕食之後，頓感一種生命的昇華。僅從此次運動的角度想，我的這一決定使我有了充足的理由去蔑視其他的知識分子，甚至蔑視五月十三日那次大規模的群體絕食，因為我是在戒嚴令發布之後的白色恐怖下採取行動的，而且不是以安全感極強的群體行為而是以風險極大的個體行為。從超現實的角度看，我的選擇頗有耶穌殉難的色彩，不僅是為民族，更像是為人類，我彷彿看到十字架上的鮮血永遠呼喚著人類的良知。從自我實現的層次上看，我以絕食完成了自己的理論：沉入人類悲劇的最低層，獲得一次性的自我肯定，贖回我曾犯下的全部罪惡。死會使我的生命澄清、聖明，它是一道閃電，刺破由虛無構成的漫漫黑暗。」從這段獨白中發現，劉曉波的思想淵源駁雜而複雜──基督教的原罪意識、尼采的超人哲學、存在主義的「向死而生」，以及他的自戀和自我超越的糾結。
在撰寫絕食宣言的過程中，劉曉波感到一個人分量不夠，需要找其他人參與。那時，許多著名知識分子逐漸淡出學運，為自己安排後路，可選擇的支持者已不多。他第一個便給周舵打電話。周舵一開始不同意，表示次日再面談。
五月三十日，劉曉波和周舵同去文化書院開「聯席會」。在會場外，兩人討論絕食之事。劉曉波說：「你如果不去，我一個人也要去。」周舵說：「既然如此，我就捨命陪君子吧。」然後，兩人到會場宣布絕食決定。在場的人只有陳小平和吾爾開希表示無條件支持。
下午三點，劉曉波來到周舵家，兩人分工起草〈絕食宣言〉。他們還找到《師大週報》的前主編高新加入。
但還得有更著名的人物參與才能振奮人心。劉曉波想到了歌手侯德健。侯德健是七〇年代台灣校園歌曲的代表人物。因不滿台灣的壓抑氣氛，一九八三年出走中國。劉曉波與侯德健於一九八六年相識，其中還有一段英雄不打不相識的逸聞。侯德健在《禍頭子正傳》中寫道：「認識曉波是因為他公開批評我，說我是背著最傳統的知識分子包袱，怎麼能搞得好最需要輕鬆的流行歌曲，經朋友介紹後，他很驚訝我對他批評的讚賞及感謝，也為他不知道像《酒幹倘賣無》等詞曲也是我作的而表示了他片面批評的歉意。從此以後我們成了很好的朋友。」
那天，侯德建正在香港參加「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唱會，正好半夜給劉曉波打來電話。劉曉波問侯德健參不參加絕食。侯德建說：「我這麼瘦，要絕食身體受不了。我們回去再說吧。」侯德健回來的時候，劉曉波和吾爾開希、周舵、高新一起去機場迎接。劉曉波給侯德健看〈「六二」絕食宣言〉初稿，侯德健很受感動，同意參加絕食。
劉曉波邀請王軍濤和陳小平做「四君子」絕食的新聞發言人。王軍濤回憶說，一開始他不願意，他並不贊同絕食的想法。「但後來我看到劉曉波的文章中有『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毒化我們的智慧』兩句話，就這兩句話，特別讓我感動，覺得這就是我們的心裡話。」於是，便接下了新聞發言人的工作。
六月一日上午，劉曉波和妻子陶力一起去師大幼稚園，和兒子一起過「六一」兒童節。但他的心思根本不在過節上，時刻想著次日的絕食。陶力從不放過每一個勸丈夫改變主意的機會，但處於高度亢奮狀態的劉曉波，像個越轉越快、接近瘋狂的陀螺，停不下來了。
下午四點，「四君子」來到王府飯店，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採訪。晚間，劉曉波回到北師大校門時，對人群發表絕食演講。他說：「我們的絕食是七十二小時，三天，我之所以在這個時作出這個行動，是我提出的四個口號：我們絕食、我們抗議、我們呼籲、我們懺悔。我們抗議以李鵬為代表的政府用非理性的、專制的軍事管制去鎮壓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作為中國的知識分子，我深深地懺悔，我希望通過我們的這次行動結束中國知識分子幾千年來動口不動手的軟骨症！」聽眾對演講報以熱烈的掌聲。但是，究竟有多少人能體會其激情四溢演講背後的深刻思考？有多少人將目光從「朝」轉向「野」，關切民間社會的變化，像劉曉波多年以後因言獲罪的六篇文章之一的題目所說的那樣──〈通過改變社會來改變政權〉呢？
六月二日下午，「四君子」來到廣場，宣布絕食開始。他們在〈「六二」絕食宣言〉中提出四個口號：「第一，我們沒有敵人！不要讓仇恨和暴力毒化了我們的智慧和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第二，我們都需要反省！中國的落伍人人有責！第三，我們首先是公民！第四，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尋找真的生命！」果不出劉曉波所料，「四君子」發起絕食成了學運末期最大的亮點，掀起了第四個高潮。
在〈「六二」絕食宣言〉中，帶有最濃厚的「劉曉波色彩」的地方，是對當時被社會各界捧上天的學生作出「不合時宜」的批評：「學生方面的失誤主要表現在內部組織的混亂、缺乏效率和民主程序。諸如，目標是民主的，而手段、過程是非民主的；理論是民主的，而處理具體問題是非民主的；缺乏合作精神，權力相互抵銷，造成決策的凌亂狀態；財務上的混亂，物質上的浪費；情感有餘而理性不足；特權意識有餘而平等意識不足等等。我們呼籲：學生方面要以整頓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隊伍為中心進行自我反省。」這些批評意見，使得很多自我感覺良好的學生領袖對劉曉波產生強烈不滿。
「六二」絕食開始後，冷清的廣場又人頭攢動，王軍濤等人隨之策劃接力絕食。按照接力計畫，第一批接替「四君子」絕食的，有包遵信等三人。然而，六月三日夜，槍聲響起，所有的計畫都煙消雲散，一個時代劃上了句號。
絕食宣言公布之後，劉曉波等四人在糾察隊員的連拉帶拽下，擠過圍觀的人群，進了李祿帶人搭好的絕食棚。絕食棚周圍早已被人牆似的糾察隊員封住。絕食棚經過精心布置：地上鋪著新棉被，有四張行軍床，床上有厚厚的鋪蓋，有嶄新的枕頭和毛毯，其條件比學生們絕食時不知要強多少倍。
劉曉波突然感到自己變成了孩子或寵物，所有人都在誇他、保護他、關心他，他的一舉一動似乎都有人過問。特別是那些醫務人員，完全拿出照顧病人的態度對待他們。劉曉波和侯德健要抽煙，費了很大的口舌才獲得醫務人員批准。
不斷有糾察隊員遞進一張紙、一頂帽子、一件襯衫……要求四人簽名留念。劉曉波後來反省簽名時的心態：「我給別人簽名，一開始是興奮的自我欣賞，每簽一次都有種名垂千古的感覺，只是我感覺自己的名字寫得不好，恨不得能馬上學到草聖懷素的瀟灑。繼而是對簽名的麻木，只要有人要求，想都不想地簽完了事。最後是厭惡，沒完沒了的簽名攪得一刻也不得安寧。」
六月三日，中央台廣播了四人絕食的消息，廣場上人越聚越多，人們有了新的理由前來這裡──「先看女神後看猴（侯）」。上午九點，由陳小平主持在紀念碑上召開新聞發布會。人如潮水的宏大場面，讓劉曉波迷失了自我：「從我們所在的紀念碑的最高層向下俯視，可以看到一張張激動的面孔和黑壓壓的人群。人們喊著、叫著、歡呼著，揮舞著旗幟、標語和手臂，離我近一點兒的人伸出拿著本子的手，讓我們簽名，數不清的閃光燈在閃亮，數架攝影機的鏡頭從各種角度對準我們，有些人手拿著答錄機，希望錄下我們的講話。」
新聞發布會剛開始，就被圍觀的人擠散。只好改在下午一點召開。糾察隊員們在自由女神附近圍起一塊空間，四人又分別在糾察隊員的保護下來到開會地點。圍觀的人哄著侯德健講話。侯德健不愧是歌星，在這種場合也用歌星的風格來滿足公眾的好奇心。
正在此時，不遠處，有幾個學生把吾爾開希舉起來，在公眾中邊走邊發表演講。幾分鐘之後，會場的秩序徹底混亂，「四君子」又在糾察隊員的保護下狼狽地回到絕食棚。陳小平問，新聞發布會還在哪裡開，劉曉波說：「從我們來紀念碑，已經開過三次了，每次都半途被迫中止，最好別開了。我看在廣場上，只能待在絕食棚中，其他的事什麼也幹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