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返回危城，飛蛾撲火
返回目錄頁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五日，被鄧小平非法罷免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因病去世，引發長期蘊積在學生和民眾中的不滿情緒。儘管對當時知識分子的「明君」心態和「忠臣」人格不以為然，剛剛從國內出來幾個月的劉曉波，迅速作出敏銳的判斷：胡耀邦之死必將引起民眾新一輪的民主訴求。
四月十八日，遠在紐約的劉曉波與胡平、于大海、陳軍、江河、貝嶺、房志遠、李少民、吳牟人、曹長青等，發表〈改革建言〉，向中共提出「重新審查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和一九八七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的有關問題」、「修改憲法，取消四項基本原則」等五項要求。
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十萬大學生占據天安門廣場，學生代表跪呈請願書被拒，遂宣布無限期罷課。「八九」學運進入第一個高潮。同一天，劉曉波與前述諸人發表〈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建議大學生們「鞏固已經建立起來的組織聯繫」，「出版自己的通訊或其他出版物」，「加強與社會各界的聯繫」，「保持與政府和學校方面的對話」，「努力落實校園自由」等。公開信的結尾寫道：「我們都有一個強烈的感覺，中國正處在偉大的變化之中，我們正在塑造歷史，同時，我們也在塑造自己。」當天，他們好不容易跟倡導人權被鄧小平點名批判的前中國科技大學副校長方勵之通了電話，但對方反應冷淡。
〈改革建言〉和〈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這兩份文件，通過北京的朋友轉交給大學生，並在北大三角地等處張貼，產生了轟動效應。由此，劉曉波被中共當局視為操縱學生運動的「黑手」。「六四」後，北京市市長陳希同作〈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該報告指出：「這場動亂一開始就有海外、國外各種政治勢力插手。國民黨豢養的反動組織『中國民主聯盟』成員胡平、陳軍、劉曉波等人，聯名從美國紐約發出了〈致中國大學生的公開信〉……。」《北京日報》隨即發表〈抓住劉曉波的黑手〉一文，描述劉曉波回國時的情形：「也許劉曉波感到，遠隔重洋操縱國內的學潮不夠得心應手，於是便接受『中國民聯』的派遣，於四月二十七日匆忙由紐約趕回北京。本來劉曉波向北京師大中文系寫信，講他應哥倫比亞大學邀請去講學，到一九九〇年才回國。可是五月初信到北師大時，他人早已到天安門廣場了。」
對於當局扣他「黑手」的帽子，劉曉波並不引以為恥，反而引以為榮。六月一日晚，在北師大校門口的絕食演講中，他驕傲地表明「黑手」身分：「現在政府一再強調極少數人，所謂的一小撮，他的所指，看來就是類似我這樣不是學生身分的人。但我想說，我是一個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不怕當黑手，我反而以當黑手為自豪，為驕傲，為光榮！」
儘管胡耀邦的逝世沒有對劉曉波內心產生太大震撼，他對某些知識分子「對胡耀邦的美化和臣子喪主式的揪心」也不認同，但此後國內情勢的發展，讓他牽腸掛肚、夜不成寐。當時他的想法是：「無論是哪個層次上的反叛，都將或直接或間接地構成對專制制度和官方意識形態的批判。這樣我怎能面對國內前所未有的學運而逍遙海外呢？既然不能不關切，既然按捺不住，就應該實實在在做點具體事。就是回國看看，也比在大洋彼岸坐而論道要過癮得多。」隨著學生運動風起雲湧，他不願「隔岸觀火」，決定提前結束訪學計畫，返回北京。
朋友們都不主張劉曉波回去。劉賓雁說：「他這次回去，明明是飛蛾撲火！」杜念中也勸他留在美國多學、多看點東西，「不過充滿英雄主義情懷的曉波，根本無法抗拒來自北京的呼喚」。陳軍說：「這次劉曉波回北京參加學運承受道德和其他的壓力。當時很多人都很激動，但臨陣都不敢回去。曉波說，我不回去，將來有什麼資格談民運？」貝嶺回憶說，作出決定之後，劉曉波一掃前些日子的迷惘，有一種罕有的平靜，有些結巴地說：「咱……咱們這時不……不能只待在紐約，我們此生不都……都是在為這一時刻做準備嗎？」對於劉曉波的這一選擇，白傑明分析說：「劉曉波對自己有一種英雄觀。他言行合一的個人哲學、他作為中國爭議人物的短暫但成功的生涯以及在歷史關鍵時刻身處美國的無力感，使回國參與政治成為無法抗拒的誘惑。」
歷史在選擇人的同時，人也在選擇歷史。劉曉波不顧國內家人的勸說和國外朋友的忠告，毅然決定回國。他原計劃五月一日回國，因為四月底要去舊金山參加一個有關中國文化的討論會，會議的組織者為他訂好了往返紐約與舊金山的機票。但是，訂票處的人說，半個月內到中國的飛機票都沒有了，只有第二天的一張票。他不想給自己留退路，就訂了這張機票。機票拿到手後，他匆忙通知舊金山會議的組織者自己不能去了，甚至沒有向邀請他到哥大的黎安友教授打招呼，就心急如焚地踏上歸途。
這個決定，這張機票，改變了劉曉波的一生。多年以後，開車送劉曉波去機場的杜念中回憶說：「我從朋友家開車送他到紐約甘迺迪機場，在回鄉路上，他忽而興奮地高談闊論，忽而沉默深思。問他回北京要做什麼，他只說要和學生在一起，但更具體的卻說不上來。在機場和他揮別時，我隱隱覺得曉波已走上了一條不歸路。曉波想當文學家，想當青年導師，但他沒想到自己會變政治犯，更沒想到自己會得諾貝爾獎。」
就在回國這天，《人民日報》發表了由鄧小平欽定的〈「四二六」社論〉。該社論措辭嚴厲，將學生運動定位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鄧小平鎮壓學生運動的決心如箭在弦上。因為有一天時差，等劉曉波到東京成田機場轉機時，才得知這個消息，並獲知北京發生了百萬學生和市民上街反對社論的大遊行。
沒有人天生就是毫無畏懼的英雄。在東京成田機場候機廳，劉曉波發現，很多外國人和中國人都從國內飛出來，有一種紛紛逃離危城的氣氛。他越發忐忑不安，一度產生「打退堂鼓」的念頭：「聽到北京緊張的局勢，曾打算掉頭買回程機票，恰恰此時聽到飛往北京的航班登機呼叫，這才咬牙繼續完成返回北京的旅程。」
在回國前，劉曉波曾與胡平等朋友就北京學潮有過多次討論。臨行前，陳軍特地給北京四通公司打電話，告知劉曉波所乘坐的航班，要求四通公司派車去接劉。並說，倘若劉在機場被捕，一定要把消息及時告知中國民聯。可見，大家對形勢的估計並不樂觀。不過，當時中共當局正窮於應付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沒有額外的精力部署針對劉曉波的行動。劉曉波順利入關。
從四月二十六日在紐約登機回國到六月六日深夜被捕，短短四十二天時間，甚至長過此前三十四年的人生。此後每每想起，他都覺得那麼漫長而幽深，「它是我靈魂中的一道無法癒合的傷口，歲月不但無法抹去它，反而更加鮮淋。我的生命彷彿永遠停滯在這段時間中，它是墳墓，埋葬了三十四歲的我，誕生了不知自己為何物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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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降落在北京首都機場的時候已是晚上十一點。下飛機的時候，劉曉波還有些許緊張，住在椅子上，直到大家都下機了，才最後一個走出來。
在出口處，劉曉波看到了妻子陶力和老朋友周舵。陶力顯得有些憔悴，消瘦的臉上充滿了焦慮。此前，陶力在電話中多次勸阻丈夫歸國，卻未能奏效。
在車上，陶力和在四通公司工作的妹妹陶寧向劉曉波講述了學潮的情況。計程車經過北師大校門口，根本進不去。雖然過了凌晨，但此時正好趕上「四二七」大遊行剛結束，北師大門口人山人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