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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建平谈谈“一人百次上街”与“百人上一次街”等
赖建平20190919
我提出“一人百次上街不如百人上一次街”，“平时多次上街不如特殊时间上一次街”，其中并没有否定“一人上街”、“平时上街”的作用和意义，相反，我认为它是有价值的，没有一人上街、平时上街的积累就没有多人上街、特殊时间上街，因此，我敬佩那些长期坚持抗争的同道，视之为勇士之义举。
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不能停留于此，是一种效率和效果的比较，是“好”和“更好”的关系，不能因为存在“更好”就否定“好”，但也不能因为有了“好”就不再追求“更好”。
我想谁也不会否定合力优于单力的简单相加，“一人百次上街，不如百人上街一次”，历史的所有重大改变都是因为某一天合力的力量达到了质变的程度，突破了原有的秩序，这样的合力一次就足以改变历史，所有人单独的、分散的抗争其实都是为了积累能量促成某一次合力的发生，合力是所有人抗争的终极目的，我想对此无需更多解释，我的说法应该没有问题，其中丝毫没有否定“一人上街”的意思，我巴不得天天有人上街，管它一人还是多人。这话再明确点就是：既然一人都愿意上街，更应该和多人一起上街。这里的“应该”不是道德性的，而是技术性的。
其次，我以为“特殊时间”与“平时”的价值和意义也大不相同，时间和时间是有差别的，前一秒、一分、一时、一天、一年可能与后续等量时间具有本质不同的意义。无论对于个体还是群体，平时只是一种时间的简单的、均匀的绵延、延续，它只是量变阶段，不直接导致新的重大的因果关系发生，而特殊时间则是相比更有价值和意义的时间，它带来量变，直接导致突变、破局。因此，我们对于平时其实是没有多少记忆的，社会历史如此，所有重大历史转变都是在特定时间节点上发生的，个人的人生历程也是如此。我们个人一生能够记忆起来的所有时间、时光都是发生了特定事件的特定时刻，它构成有意义的“时刻”，为了它，人们甚至要刻意创造出有意义的时刻，比如过生日或各种庆典，目的是通过特殊的仪式感，造就不同的时刻，使它有意义、能记忆。因此，我判断说，“重要时间上街比平时上街更为重要”。也正因为如此，中共才每逢十年国殇日要大搞一次庆典、阅兵。反共人士没有理由把今年十一与平常年份的十一等量齐观，就像今年六四不同于平常的六四。
如果说，我那些判断构成后者对前者的否定，那就会变成这样一种逻辑：“一人上百次街”和“百人上一次街”是等价的，“平时上街”与“特殊时间上街”是同效的，作为一种认知，这是我不能认同的。
我写出那些文字是基于我个人对于反共方法与策略的一点想法，是一种泛泛的方法论判断，没有评价任何具体的人和事，如对于那些勤勉实践的朋友造成任何伤害，我深表歉意。但是我仍要借此机会评价一种现象，那就是反共实践中的“个人英雄主义”（甚至可以称为“匹夫之勇”）和山头主义。“应不应该联合”与“事实上能不能联合”是不同的命题，反共圈内一直有一种思想，认为不需要联合，只要大家各自努力去往前拱就行了，等条件成熟了，自然就会有联合，他们从观念上、主观上排斥联合，在合作观上持一种任其自然的消极的、自然主义态度。另一种做派是山头主义，它们认人不论事，只要是自己人搞的，无论好坏都支持，相反，如果是其他帮派组织的活动，再好也不支持，不拆台就谢天谢地了。
观念上认同应该联合的人，会想方设法寻求、促成一切合作契机，会为之妥协，包容。而存在相反观念的人，即使有机会，也不愿与人合作，不愿参与非本人、本组织、本帮派发起的活动，这种“王伦现象”的存在是客观事实，我们不能讳疾忌医。上个月，我给多个著名人物发私信，请他们帮忙统一发推、希望他们同意联署“十一活动倡议”，结果好几位回复说没有兴趣，不愿签名，一再游说未果。我就纳了闷，我一向敬佩、私人关系尚好的著名反共人士，冷眼旁观倒也罢，居然连名字都那么金贵，不愿出现在反共活动倡议者名单之中，我无论如何想不出他们的动机。在我看来，既要“埋头拉车”更要“抬头看路”，不但要“勤勉反共”，更要“科学反共”，不能联合、不能发动群众的反共事倍功半，甚至，不会合作就不可能建构起未来的民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