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列宁主义基础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三 理论
关于这个题目我来讲三个问题：
（甲）理论对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意义；
（乙）对自发“论”的批判；
（丙）无产阶级革命论。
(1)理论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列宁主义是实践重于理论，就是说，列宁主义的主要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变为事实，是“执行”这些原理，至于理论，列宁主义似乎是很不关心的。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曾经屡次嘲笑列宁对于理论，特别是对于哲学的“不关心”。大家也知道，现在许多列宁主义的实际工作者不很喜欢理论，特别是因为他们由于环境关系而不得不忙于浩繁的实际工作。我必须指出：对列宁和列宁主义所持的这种非常奇怪的见解是完全不正确的，而且是丝毫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实际工作者忽视理论的趋向是和列宁主义的全部精神相矛盾的，而且对工作是有很大的危险的。
理论是概括起来的各国工人运动的经验。当然，离开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而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可是，理论如果是在和革命实践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么它就能成为工人运动的极伟大的力量；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运动具有信心，使它有确定方针的能力，使它能了解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因为理论，而且只有理论，才能使实践不仅了解各阶级在目前如何进行和向哪里行进，而且了解这些阶级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行进和向哪里行进。不是别人而正是列宁说过和重复过几十次下面这个著名的原理：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三四一页；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列宁比谁都更了解理论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对于我们党这样一个党的重要意义，因为我们党负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先进战士的作用，因为我们党处于复杂的国内环境和国际环境中。列宁还在1902年预察到我们党的这种特殊作用时，就认为必须指出：
“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同上，第三四二页）
几乎用不着证明，现在当列宁的关于我们党的作用的预言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列宁的这个原理具有特别巨大的力量和特别重大的意义。
依据唯物主义的哲学，把从恩格斯到列宁这个时期最重要的科学成就概括起来，并从各方面去批判马克思主义者队伍里的反唯物主义的派别，这是一个极重大的任务，而负责完成这个任务的不是别人，正是列宁，——这个事实可以说是列宁高度重视理论的最明显的表现。恩格斯说：“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9]大家知道，不是别人，正是列宁在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10]这部杰作中为自己的时代完成了这个任务。大家知道，喜欢嘲笑列宁“不关心”哲学的普列汉诺夫竟不敢认真着手执行这个任务。
(2)对自发“论”的批判，或关于先锋队在运动中的作用。自发“论”是机会主义的理论，是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理论，是实际上否认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即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理论。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工人运动的革命性质，反对使工人运动循着反对资本主义基础的路线行进，而主张使工人运动仅仅循着资本主义“可以履行的”“可以接受的”要求的路线行进，完全主张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自发论是工联主义的思想体系。
崇拜自发性的理论坚决反对使自发运动带有自觉的和有计划的性质，反对党走在工人阶级的前面，反对党把群众提高到自觉的水平，反对党领导运动，而主张使运动中的自觉因素不致妨碍运动循着自己的道路行进，使党只依从自发运动，做运动的尾巴。自发论是降低自觉因素在运动中的作用的理论，是“尾巴主义”的思想体系，是一切机会主义的逻辑基础。
还在俄国第一次革命以前，这个理论就已经登台，而在实际上使它的那些信徒即所谓“经济派”否认俄国有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必要，反对工人阶级进行推翻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鼓吹运动中的工联主义政策，把工人运动完全交给自由资产阶级去领导。
旧《火星报》的斗争和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对“尾巴主义”理论的精彩批判不仅粉碎了所谓“经济主义”，而且还建立了俄国工人阶级真正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
当时如果没有这个斗争，就休想在俄国建立独立的工人政党，就休想使这个党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
可是，崇拜自发性的理论不仅是俄国的现象。它在第二国际所有的党内都是流行得最广泛的，虽然形式稍有不同。我指的是被第二国际的首领们庸俗化了的所谓“生产力”论，这个理论为一切事物辩护，使所有的人都调和起来，当某些事实已经被大家听厌以后，才指出这些事实并加以解释，而指出以后，就万事大吉。马克思说：唯物主义的理论不能只限于解释世界，它还应当改变世界。[11]可是，考茨基及其同伙却不管这一点，他们宁愿停留在马克思的公式的前半段上。
请看应用这个“理论”的许多例子中的一个吧。有人说，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前，第二国际各党曾经发表恐吓言论，说如果帝国主义者发动战争，它们就宣布“以战争对付战争”。有人说，在战争就要爆发的时候，这些党却把“以战争对付战争”这个口号束之高阁，而实行了一个相反的口号——“为帝国主义祖国而战”。有人说，这样变更口号的结果，几百万工人牺牲了生命。可是，如果以为这里应该归咎于什么人，这里有什么人叛变了或出卖了工人阶级，那就错了。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事情都是一定要这样发生的。第一，因为国际是“和平的工具”，而不是战争的工具。第二，因为在当时的那种“生产力水平”下，再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应该归咎于”“生产力”。考茨基先生的“生产力论”正是这样向“我们”解释的。而谁要是不相信这个“理论”，谁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党的作用呢？党在运动中的意义呢？可是，党对于象“生产力水平”这样的决定因素又有什么办法呢？……
这种假冒马克思主义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大堆来。
几乎用不着证明，这个以掩盖机会主义的真面目为使命的冒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还在俄国第一次革命前就受到列宁攻击的那个“尾巴主义”理论在欧洲的翻版罢了。
几乎用不着证明，打破这种理论上的假冒，是在西方建立真正的革命政党的先决条件。
(3)无产阶级革命论。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是从三个基本原理出发的。
第一个原理：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内占统治地位；发行有价证券是金融资本的一种主要业务；向原料产地输出资本是帝国主义的基础之一；金融寡头的极大势力是金融资本统治的结果，——所有这些都揭露出垄断资本主义的明显的寄生性，使资本主义的托拉斯和辛迪加的压迫百倍沉重起来，使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基础的愤怒更加增长，把群众引上无产阶级革命这条唯一的生路。（见列宁《帝国主义论》[12]）
由此得出第一个结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宗主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战线上的爆发因素日益增长。
第二个原理：加紧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扩大“势力范围”和殖民地领土，直到占领整个地球；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所有这些，一方面使各个民族的经济和领土变成所谓世界经济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另一方面又把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两个阵营：一方面是剥削和压迫广大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极少数资本主义“先进”国，另一方面是不得不为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而斗争的占极大多数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见《帝国主义》）
由此得出第二个结论：殖民地国家内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外部的殖民地战线上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愤怒因素日益增长。
第三个原理：独占“势力范围”和殖民地；各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不平衡使那些已经抢得领土的国家和那些希望得到自己的“份额”的国家为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疯狂的斗争；帝国主义的战争是恢复已经被破坏的“均势”的唯一手段，——所有这些都使第三条战线即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线紧张起来，因而使帝国主义削弱，并使头两条反帝国主义战线即革命的无产阶级战线和殖民地的解放运动战线易于联合起来。（见《帝国主义》）
由此得出第三个结论：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联合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
列宁把上面一切结论综合为一个总的结论说：“帝国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五页；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
因此，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性质、范围和深度问题的看法本身也要改变，整个革命的方案，也就随着改变了。
从前，通常都是根据某一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去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现在，这种看法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根据一切国家或多数国家的经济状况，根据世界经济状况来观察这个问题，因为个别国家和个别民族的经济已经不是独立自在的单位，已经变成所谓世界经济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因为旧的“文明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为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是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
从前，通常都是说，在个别国家内，或者确切些说，在某一个发达的国家内，是否已经具备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条件。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说，在世界帝国主义经济这一整体的整个体系中已经具备革命的客观条件；而且，如果整个体系，或者确切些说，因为整个体系已经成熟到发生革命的程度，这个体系中存在着工业不够发达的国家并不能成为革命的不可克服的障碍。
从前，通常都是说某一个发达的国家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认为这是个别的独立自在的现象，而以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为敌方。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必须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个别的民族的资本战线已经变成所谓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必须拿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总战线来对抗这个世界帝国主义战线。
从前，总是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纯粹是某一个国家内部发展的结果。现在，这种观点已经不够了。现在首先应当把无产阶级革命看做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结果，看做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某个国家内破裂的结果。
革命将在哪里开始呢？资本战线首先会在哪里，会在哪个国家内被突破呢？
从前，通常都这样回答：在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在无产阶级占多数的地方，在文化水平较高的地方，在民主成分较多的地方。
列宁主义的革命论反驳说：不，不一定在工业比较发达等等的地方。资本战线将在帝国主义链条最薄弱的地方被突破，因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其最薄弱的地方破裂的结果；而且开始革命的国家，突破资本战线的国家，也许是资本主义不大发达的国家，而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却仍然留在资本主义范围内。
在1917年，世界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在俄国比在其他国家薄弱些。这个链条就在这里被突破，而使无产阶级革命得以爆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在俄国展开了最伟大的人民革命，领导这个革命的是革命的无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千百万被地主压迫和剥削的农民这样一个重要的同盟者。因为当时在俄国和革命对立的是沙皇制度这样一个极丑恶的帝国主义代表，它没有丝毫威信，并为全体人民所痛恨。虽然当时俄国资本主义不如法国或德国、英国或美国发达，但是帝国主义的链条在俄国却比较薄弱。
在最近的将来，这个链条将在什么地方被突破呢？还是在它最薄弱的地方。比如说，这个链条可能在印度被突破。为什么呢？因为印度有年轻的战斗的革命无产阶级，而这个无产阶级又拥有民族解放运动这样一个无疑是伟大的和重要的同盟者。因为在印度和革命对立的是外国帝国主义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敌人，它没有丝毫威信，并为印度全体被压迫被剥削群众所痛恨。
这个链条也很可能在德国被突破。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在印度发生作用的那些因素，在德国也开始发生作用；同时，印度和德国在发展水平上的巨大差别，当然不能不影响到德国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正因为如此，列宁说：
“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到社会主义……不会是经过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里平衡‘成熟’，而会是经过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进行剥削，经过对帝国主义战争中第一个战败国家进行剥削，再加上对整个东方进行剥削的道路来完成的。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的影响，东方已经最终加入了革命运动，最终卷入了全世界革命运动的总漩涡。”（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三卷第四五七页）
简单地说：帝国主义战线的链条通常一定要在它最薄弱的环节被突破，但是无论如何不一定要在资本主义比较发达、无产者占百分之多少、农民占百分之多少等等的地方被突破。
正因为如此，计算个别国家内无产阶级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百分数，在解决无产阶级革命问题时已经失去了第二国际的那些不了解帝国主义的、象害怕瘟疫那样害怕革命的书呆子们所喜欢赋予它的特殊意义。
其次，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曾经断定说（现在仍然断定说）：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隔着一道鸿沟，或者至少是一座万里长城，使这两个革命之间隔着一个相当长的间断时期，在这个间断时期中，已经获得政权的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而无产阶级则积聚力量，准备对资本主义进行“决战”。这个间断时期通常是以好几十年来计算的，甚至更长些。几乎用不着证明，这种万里长城“论”在帝国主义环境中是毫无科学根据的，它只是而且只能是资产阶级反革命欲望的掩蔽物和粉饰品。几乎用不着证明，在孕育着冲突和战争的帝国主义环境中，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的环境中，当“繁荣的”资本主义已经变为“垂死的”资本主义（列宁），而革命运动正在世界各国发展的时候，当帝国主义同包括沙皇制度和农奴制度在内的所有一切反动势力联合起来，因而使一切革命势力，从西方的无产阶级运动到东方的民族解放运动，都必须联合起来的时候，当不和帝国主义作革命斗争就不能推翻封建农奴制残余的时候，——几乎用不着证明，在这种条件下，在一个较为发达的国家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会和无产阶级革命接近，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一定会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俄国革命的历史显然证明了这个原理是正确的和不容争辩的。无怪乎列宁还在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前夜，就在他的《两种策略》一书中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看做一个链条的两个环节，看做俄国革命规模的一幅完整的图画：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无产阶级的任务，而新火星派在他们关于革命规模的一切议论和决议中，却把这些任务看得非常狭隘。”（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九卷第八十一页）
我且不说列宁的其他较晚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是列宁主义的革命论的基石之一这一点比在《两种策略》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有些同志却以为列宁在1916年才产生这种思想，以为列宁在1916年以前还认为俄国革命将停滞在资产阶级的范围内，于是政权也将从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机关手里转到资产阶级手里，而不是转到无产阶级手里。据说这种论断竟流传到我们共产党的报刊上来了。我必须指出，这种论断是完全不正确的，是完全不合乎实际情况的。
我可以引证列宁在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1905年）上的著名演说，他在这篇演说中不是把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即民主革命的胜利称为“‘秩序’的组织”，而是称为“战争的组织”。（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三五三页）
其次，我还可以引证列宁论临时政府（1905年）[13]的几篇著名论文，他在这几篇论文里描述俄国革命的发展前途时向党提出的任务是“力求使俄国革命成为多年的运动，而不是几个月的运动，使这个革命不仅得到执政当局的微小让步，而且要完全推翻这个执政当局”；他在这几篇论文里进一步阐明这个前途并把这个前途和欧洲的革命联系起来时继续写道：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时候……那时候革命的火焰将延烧欧洲；在资产阶级反动势力下备受折磨的欧洲工人也将发动起来，并向我们表明‘该怎么办’；那时候欧洲的革命高潮就会反过来影响俄国，使几年的革命时代变成几十年的革命时代……”。（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二五九页）
其次，我还可以引证列宁在1915年11月发表的著名论文，他在这篇论文中写道：
“无产阶级现在为夺取政权、为建立共和国、为没收土地……为吸收‘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参加使资产阶级俄国摆脱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即沙皇制度）的解放运动而斗争，将来还要为此英勇忘我地进行斗争。对于这种使资产阶级俄国从沙皇制度下、从地主的土地权力下获得解放的运动，无产阶级将立即（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加以利用，无产阶级不是用来帮助富裕的农民去反对农业工人，而是用来联合欧洲各国的无产者，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二页至第三八三页）
最后，我还可以引证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中的一段著名言论，他在这里援引了我们刚才从《两种策略》中引证过的那段关于俄国革命规模的话，而得出如下的结论：
“结果正同我们所说的一样。革命进程证实了我们的论断是正确的。起初同‘全体’农民一起，反对君主制，反对地主，反对中世纪制度（因此，革命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然后同贫苦农民一起，同半无产阶级一起，同一切被剥削者一起，反对资本主义，包括反对农村的富人、富农和投机者，因此革命变成了社会主义革命。除了无产阶级的准备程度、无产阶级同贫农联合的程度以外，企图在这两个革命中间筑起一道人为的万里长城，就是极端地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用自由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七六页至第二七七页）
看来已经够了。
有人会向我们说，既然如此，为什么列宁和“不断（不间断）革命”的思想作斗争呢？
因为列宁主张“用尽”农民的革命能力，彻底利用农民的革命毅力，以便彻底消灭沙皇制度，以便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而“不断革命”论者却不懂得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重大作用，过低估计农民的革命毅力，过低估计俄国无产阶级领导农民的力量和本领，因而妨碍了把农民从资产阶级影响下解放出来的事业，妨碍了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的事业。
因为列宁主张以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来完成革命事业，而“不断”革命论者却想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开始，他们不知道这样做就是闭眼不看象农奴制残余这样的“小事情”，就是不考虑到俄国农民这样的重大力量；他们不知道这样政策只能阻挠把农民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来的事业。
可见列宁和那些“不断”革命论者作斗争并不是由于不断性问题，因为列宁自己就是主张不断革命的，而是由于他们过低估计了农民这一无产阶级最大后备军的作用，由于他们不懂得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
“不断”革命的思想不能看做是一种新的思想。这种思想最初是马克思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在他的著名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中提出的。我们的“不断论者”正是从这个文件中取得不断革命的思想的。必须注意到，我们的“不断论者”从马克思那里把这个思想拿来以后，就多少改变了这个思想，而一改变了它，就把它“弄坏了”，使它不合实用了。当时需要列宁用老练的手法来纠正这个错误，取得马克思的真正的不断革命的思想，而使它成为自己的革命论的基石之一。
请看马克思在他的《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列举了他号召共产主义者应当争取的许多革命民主要求以后，关于不断革命的问题是怎样说的：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14]
换句话说：
（甲）马克思根本没有主张直接从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来开始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德国革命事业，这和我们俄国的“不断论者”的计划是相反的；
（乙）马克思只是主张以建立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来完成革命事业，一步一步地把资产阶级派别从政权的高峰上逐个推下去，以便在争得无产阶级政权后再把革命火焰燃遍世界各国，这和列宁根据他在帝国主义环境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论所教导我们的一切以及他在我们的革命过程中所实行的一切是完全符合的。
由此可见，我们俄国的“不断论者”不仅过低估计了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和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意义，而且改变了（改坏了）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思想，使它不合实用了。
正因为如此，列宁嘲笑了我国“不断论者”的理论，称之为“独创的”“卓越的”理论，责备他们不肯“想一想，究竟由于哪些原因整整十年的实际生活都没有理睬他那个卓越的理论”。（列宁的这篇论文是在一九一五年，即在俄国“不断论者”的理论出现后过了十年写 的。——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一页）
正因为如此，列宁认为这个理论是半孟什维主义的理论，说这个理论“从布尔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号召无产阶级进行坚决革命斗争和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从孟什维克方面摄取了‘否定’农民作用的思想”。（见列宁“论革命中的两条路线”一文，“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一卷第三八一页至第三八二页）。
列宁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关于利用资产阶级革命来“立刻”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就是这样。
其次，从前认为革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是不可能的，以为要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要有一切先进国家内或至少要有多数先进国家内无产者的共同发动。现在，这个观点已经不合乎实际情形了。现在必须从这种胜利是可能的出发，因为各种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帝国主义环境内发展的不平衡性和跳跃性，帝国主义内部那些必然引起战争的灾难性矛盾的发展，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增长，——所有这一切都使无产阶级在个别国家内的胜利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俄国革命的历史已经直接证明了这一点。不过这里必须记住：只有具备了某些完全必要的条件，才能顺利地推翻资产阶级；没有这些条件，就根本谈不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请看列宁在他的《幼稚病》一书中关于这些条件是怎样说的：
“一切革命，尤其是二十世纪俄国三次革命所证实了的革命基本规律就是：要举行革命，单是被剥削被压迫群众感到不能照旧生活下去而要求变革，还是不够的；要举行革命，还必须要剥削者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只有当‘下层’不愿照旧生活而‘上层’也不能照旧生活和统治下去的时候，革命才能获得胜利。这个真理的另一个说法是：如果没有全国性的（既触动被剥削者又触动剥削者的）危机，那么革命是不可能的（注：黑体是我用的。——约·斯大林注）。这就是说，要举行革命，第一，必须要多数工人（至少是多数有觉悟、能思考、政治上积极的工人）充分认识到革命的必要性，并且抱有为革命牺牲的决心；第二，必须要统治阶级遭到政府危机，这种危机甚至把最落后的群众卷入政治运动……削弱政府的力量，使革命者有可能很快地推翻它。”（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三十一卷第六十五页至第六十六页）
可是，在一个国家内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政权，还不等于保证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即组织社会主义生产的任务尚待解决。没有几个先进团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能不能解决这个任务，能不能在一个国家内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呢?不，不能。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一个国家的努力就够了，这是我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说明了的。为了获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为了组织社会主义生产，单靠一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象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国家的努力就不够了，一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几个先进国家中无产者的共同努力。因此，发展和援助其他国家内的革命是获得胜利的革命的重大任务，因此，在一个国家内获得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用以加速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工具。
列宁用一句话说明了这个意思，他说，获得胜利的革命的任务就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一个国家内所能实现的一切，以便发展、援助 和激起世界各国的革命”。（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八卷第二六九页）。
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论的特征大体上就是这样。
注释：
[9] 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三七○页。
[10] 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十四卷。
[11] 卡·马克思“费尔巴哈论提纲”（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五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二卷第四○一页至第四○四页）。
[12] 弗·伊·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二十二卷第一七三页至第二九○页，“列宁文选”两卷集一九五三年人民出版社版第一卷第九一八页至第一○三二页）。
[13] 约·维·斯大林援引的是弗伊列宁在一九○五年所写的文章：“社会民主党和临时革命政府”（从这篇文章中引了一段话），“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和“论临时革命政府”（见“列宁全集”第四版第八卷第二四七页至第二六三页、第二六四页至第二七四页、第四二七页至第四四七页）。
[1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一九三一年俄文版第八卷第四八三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一九五四年莫斯科中文版第一卷第八十八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