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朝特刊 | 理论争鸣】如何判定革命性质以及中国革命为什么是社会主义革命？———回应《列宁道路》(4)

当代中国革命的方向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这是马列毛主义者必须思考的重要问题。在诸多派别中，《列宁道路》是鼓吹民主革命论的先锋，它提出以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作为判断革命性质的首要标准，而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组织程度很低，因此只能先搞民主革命，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不论在革命性质的一般判定准则方面，还是在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特殊判定结果上，《列宁道路》的主张都是大错特错的。

一、列宁道路是如何认识革命性质的？

在2023年2月的文章《只有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中[[1]]，《列宁道路》认为革命性质有客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和主观（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两种判断标准，而由于 “革命是由革命阶级直接完成的，而革命阶级在同样的生产力状况和生产关系条件下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因此，在判定革命性质方面，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这一主观标准具有更高的优先级：

“我们把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作为首位的判断标准，认为当无产阶级尚未充分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时候，哪怕客观上已经有发达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革命也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而当无产阶级（包括贫雇农）已经充分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时候，即使生产力并不发达，即使雇佣劳动关系并没有充分发展，也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为了进一步证明主观标准的优先性，《列宁道路》以俄国革命和1918年德国革命举例，关于德国革命：

“列宁认为德国是当时的第二号帝国主义国家，和今天特色帝国主义的地位相当。但是列宁并不因此就做出德国革命一定是社会主义性质……德国革命后来走了下降型民主革命的路线。这当然不是因为德国的帝国主义不够发达，不是因为德国的生产力水平不够高，而是因为德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

从主观条件优先决定革命性质这一原则出发，《列宁道路》认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很低，不存在足够强大的先进无产阶级阶层，不存在拥有几万乃至数十万工人党员的政党。因此不可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德国革命后来走了下降型民主革命的路线……是因为德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够。中国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的程度，我们将在第二部分加以说明，但跟当时德国“几个大城市的多数工人”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情况相比，自然是远远不如的。这种情况下的中国革命，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吗？不可能。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只是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生产力基础，但不会自动地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力量提供出来。”

二、一般判定准则：革命任务而非革命动力决定革命性质

到底是革命任务（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变革的客观要求）决定革命性质，还是革命动力（革命的参与阶级）决定性质，这是一度困扰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问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下一阶段的革命性质到底是什么？一种观点认为，大革命失败意味着资产阶级已经退出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类比1917年2月革命），中国革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种观点争论不休，且争论很快从“中国革命性质”的特殊问题，上升到“革命性质判断标准”的一般问题：到底是革命任务决定革命性质，还是革命动力决定革命性质？这场争论在中共“六大”前夕达到了高峰，周恩来曾回忆道：“可是在"六大"时，这却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什么叫革命性质？革命性质是以什么来决定的？这些在当时都是问题” 、“对革命的性质问题搞不清。在今天看来是很幼稚的问题，但在当时却是严重问题。”[[2]]

1928年，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经过了激烈讨论后，“六大”在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问题上做出了正确判断：中国革命仍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发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都没有解决，民主革命的任务没有完成。“六大”决议首次提出了“决定革命性质的不是革命动力，只能是革命任务”，确立了革命性质的一般判定准则[[3]]。虽然在其它方面仍存在着很多缺点，但“六大”关于革命性质的这些结论，为混乱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正确方向。

之所以不优先以革命动力来判定革命性质，主要有两方面原因：1）社会各个阶级（革命动力）参与革命的积极性是受革命任务制约的。比如，中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会坚决支持无产阶级及共产党，但在农业合作化阶段则会犹豫摇摆。这是因为前一阶段的任务是打倒三座大山，消灭地主和封建土地制度，而后一阶段的任务则是消灭私有制。这些任务是以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变革的客观要求产生的，而不以某个阶级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革命任务是更深刻、更本质的存在。即使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觉悟程度很高，也不可能改变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的任务，因此不可能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2）相同的革命阶级（革命动力）可能参与甚至领导两种不同性质的革命。无产阶级既可能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如俄国十月革命），也可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此，单凭革命动力是无法准确判断革命性质的。

关于革命性质问题，周恩来在1944年研究总结“六大”时再次强调；“后来才知道：应以革命任务来决定革命性质，而不是以革命动力来决定革命性质” [1]。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列宁道路》把党史中的结论推倒重来，重提革命动力作为决定革命性质的首要标准，得到的只会是极其错误而混乱的观点。

三、《列宁道路》在什么意义上谈论革命性质？

关于革命性质的判定标准：

“我们把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作为首位的判断标准，认为当无产阶级尚未充分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时候，哪怕客观上已经有发达的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革命也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

《列宁道路》的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达的国家，当无产阶级尚未充分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时候（条件），如果爆发了革命（条件），无产阶级自然无法获取领导权，从而这场革命也就不能越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界限，因此，这场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结论）。在这里，发生民主革命是有条件的。

继续往前走时，《列宁道路》就开始在逻辑上混乱了：在这些国家（包括新时代中国），由于当下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觉悟程度普遍还不够高，所以革命性质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里，民主革命成为必然的阶段。

《列宁道路》的错误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把“发生一场民主革命”的可能性，偷换为“经历民主革命阶段”的必然性。

当《列宁道路》还在正常论述时，“发生一场民主革命”是有条件的，它建立在“革命发生”且“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很低”同时满足的情况下；但当《列宁道路》开始胡言乱语时，就把这些条件抽走，“民主革命”突然变成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了。

“发生一场民主革命”的两个条件是否会同时存在呢？在当前阶段，只存在“无产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很低”的条件，而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达的国家而言，并不存在着直接革命的形势，因此谈不上当前“发生一场民主革命”的事情。

在未来，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日益尖锐化，随着现有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分崩离析，许多国家将会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革命发生”的条件具备了，“无产阶级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很低”的条件存在吗？我们只能回答说：“有可能！”如果马列毛主义者没能实现和工人阶级的有效结合，如果没能形成工人阶级的成熟先锋队，如果工人阶级没有积累起丰富的斗争经验，那么它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是不足以领导一场革命的，革命将越不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范围，从而仅仅成为“民主革命”。但是，如果马列毛主义者在从当下到革命前夕进行了积极且卓有成效的工作，如果无产阶级积累了丰富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经验，从而大大提升了自身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那么发生的革命极有可能超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从而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水平。《列宁道路》看不到得出结论（“发生一场民主革命”）的前提条件（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很低），经过自觉的和艰苦的工作之后，是可以向对立面转化的（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大大提升），它默认“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觉悟程度很低”会一直持续到革命前夕，从而得出了“必然经历民主革命阶段”这一荒唐的结论。

我们顺着《列宁道路》前半部分的合理逻辑出发，得出的正确推论应该是：为了避免革命沦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了把革命提升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水平，无产阶级应该努力提升自己的觉悟和组织程度（马列毛主义者应努力将科学社会主义灌输到工人当中去），从而为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进行尽可能充分的准备，将这场社会革命提升到社会主义革命水平，并争取胜利！

2）混淆“革命性质”的两种不同用法。

马列毛主义者在两种不同的意义上判定革命性质：（1）革命任务是什么；（2）先进阶级在某场革命中的任务完成情况怎么样。

我们从矛盾论的角度出发去理解这个问题。把某个国家看作一个具体的事物，这个事物的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比如当前我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资产阶级，次要方面是无产阶级，因此我国是资产阶级国家。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资产阶级）又分成了两大集团，一个是组织严密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官僚集团和某些大型垄断民企），他们占据绝对优势，在经济上控制国计民生的经济命脉，在政治独占政权；另一个是组织松散的民营资本（绝大多数中小民企），他们在官僚集团的庇佑下，放弃政治权力，享有合法剥削工人的经济权力。因此，我国不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国家，还是一个一党专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解决当代中国的主要矛盾，为了促使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发生转化，无产阶级的使命和任务便是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公有制，由此决定了当代中国的革命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这里的革命性质，是从“革命任务是什么的”这一必然性角度去谈论的，也即革命任务一天没有实现，主要矛盾一天没有解决，革命就会必然在不远的未来再次发生。

在现实的革命进程中，无产阶级究竟在革命任务方面完成得怎么样，却会呈现出多种可能性。在以劳资矛盾为主的多组矛盾的共同作用下，社会的冲突将越来越剧烈，最终爆发一场或多场革命。就其中的某一场革命来说，至少有两种现实的可能性。第一种是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第二种是无产阶级有组织的力量还不够，因此被冲击的资产阶级（包括官僚集团和民营资本）抛弃了曾经庇佑他们的官僚集团，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体制，而无产阶级的斗争在政治自由的基础上更加迅猛地发展起来。

上述两种情况我们都可以称为革命，在客观结果方面，第一种革命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任务，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而第二种革命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内部的调整，因此，前一种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后一种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里的革命性质，不是从“革命任务是什么”，而是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完成情况”的角度谈论的。就这点而言，两种不同的革命性质都是现实可能的。

尽管都是现实可能的，但这两种革命性质同必然的革命任务之间的关系却截然不同。（1）第一种革命，即无产阶级夺得政权。这种革命代表着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无产阶级）转化为了主要方面，而原来的主要方面（资产阶级）转化为了次要方面。因此，这种革命伴随着原有事物的“质的变化”。并且，这种革命还意味着，矛盾双方中代表着新生事物、因此也代表着历史必然性的那一方（无产阶级）获得了胜利。随着这种胜利的到来，旧有的事物（资产阶级国家）被扬弃了，新的事物（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了，一个历史阶段结束了。（2）第二种革命，即一党专政被推翻，但却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体制。这种革命中，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是资产阶级，次要方面仍然是无产阶级，双方没有发生转化，因此事物的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是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内部结构发生了变化，以前处于从属地位的民营资本，现在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国家体制从一党专政变成了民主体制。但是，这样的革命并没有结束一个大的历史阶段，通过革命而占据统治地位的，也并不是代表历史必然性的无产阶级。于是，事物虽然没有发生根本的质变，但却发生了阶段性的质变，即从一党专政变成了民主体制，

一个是必然的，一个仅仅是可能的。第一种革命是必然会发生的革命，这种必然性是由革命任务的必然性、由主要矛盾的双方所决定的。革命任务一天不解决、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一天不转化为主要方面，这个革命就必然会在将来的某天发生。第二种革命仅仅是可能的，它的发生并没有解决主要矛盾的转化问题。这种革命（此处的民主革命）是一个大的、必然会发生的革命历程（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中，诸多小的、可能会发生（也可能不会发生）的革命历程。

因此，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完成情况”这一角度出发，在同一场革命存在着诸多现实可能性，只而有同革命任务的客观内容一致的现实可能性才是必然的，而其它的仅仅是可能的。

马列毛主义者主要就是在上述两种意义上判定革命性质：1）对某一个国家在某一历史阶段的革命任务进行总结，从而判定这一历史阶段的革命性质。即从必然性的角度，从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化为主要方面的角度，判断革命性质；2）对某次革命中各阶级尤其是先进阶级在革命任务方面的实际表现进行总结，也即从现实性的角度（现实性在革命爆发的前夜体现为现实的可能性）角度，从某一次革命发生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质的变化的角度，来判断某次革命的性质。

就必然性、即“革命任务是什么”而言，革命性质由一整段历史时期中生产关系或上层建筑变革的客观要求（比如封建土地所有制内部的调整、消灭封建制度、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范围内的调整、消灭私有制和资本）所决定，它为先进阶级指明了前进方向。根据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先进阶级往往无法通过单次革命“一击必杀”，因此，在这一整段历史时期，可能会有多次革命发生，单次革命的结果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在完成革命任务方面的“表现”可能呈现出巨大的差异。

就现实可能性、即“某次革命中的任务完成情况”而言，革命性质更多地是对单次革命所能达到的客观水平的事前预估或事后总结。这次革命中先进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同阶级的力量对比、国际局势等一系列因素，会共同决定本次革命中的任务完成情况，并进一步决定本次革命的性质。

我们再以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例，无产阶级在这一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是什么呢？是根据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来确定是否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吗？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是依据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要求，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包含了一系列不同的革命：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在这几次革命中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呢？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总体上失败了，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获得了成功。但由于这几次革命所致力解决的问题没有越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它们达到的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水平，所以这几次革命的性质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0世纪的德国革命也是如此。步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德国社会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要求是什么呢？是消灭雇佣劳动制度（从20世纪的革命结果来看，既然垄断程度更低、小生产势力更为强大、封建残余更多、无产阶级在人口中比重更小的俄国都能推翻资产阶级，并建立社会主义政权，德国自然也存在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厚物质基础）！因此，德国无产阶级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任务便是推翻私有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20世纪初期德国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1918年，德国爆发无产阶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任务完成的情况怎么样呢？德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还很缺乏，没有形成自己强有力的先锋队，没能真正提出社会主义变革的主张和任务，仅仅推翻了君主政权，实现了资产阶级民主，这次革命没有越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限制，因此，1918年德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革命，它仅仅达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水平。但这次革命的性质（任务的完成情况）丝毫不能决定、更不能改变20世纪初期的德国革命性质（任务是什么）

我们花费这么大力气举这么多例子，就是为了说明革命性质的两种不同内涵，既可能从“任务是什么”的角度谈论革命性质（必然性的角度），也可能从“任务完成情况”的角度（现实可能性的角度）谈论革命性质。当我们讨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达的国家的革命性质时，究竟是谈论哪种意义的革命性质呢？显然是 “这些国家的革命任务是什么”这一必然性的角度，而不是“某次革命中任务完成情况，是否达到了社会主义革命水平”这一现实可能性的角度。

《列宁道路》却把两种理解混淆在一起了，当它涉及革命性质时，有时站在“一整段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是什么”，有些时候却又跳到了“任务完成情况”的角度。所谓“主观标准决定性质”，“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等错误论断的逻辑根源基本来源于这种混淆。我们把它的一些观点用更准确的语言整理出来：

（1）正确前提：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觉悟程度决定某次革命的任务完成情况（革命性质，现实可能性）

错误结论：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觉悟程度决定一整个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是什么（革命性质，必然性）

（2）正确前提：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比较发达的国家，如果无产阶级组织程度和觉悟较低，则发生的单次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性质，现实可能性）

错误结论：这些国家在当前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性质，必然性）

（3）正确前提：由于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觉悟程度不足，1918年德国革命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性质，现实可能性）

错误结论：20世纪帝国主义德国的革命任务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性质，必然性）

《列宁道路》的论证总体上便呈现出这样的特征：前提和结论都是在谈革命性质，当它论述正确的前提时，是站在“单次革命任务完成情况”的角度出发的（可能性的角度），当它进一步得出推论时，却是从“革命任务是什么”的角度阐述的（必然性的角度）。如果仅从形式逻辑出发，撇开革命性质的具体内涵，前提和结论确实可以实现无缝衔接；但是深入“革命性质”的实质内涵时，看到的便是上面那些毫无逻辑的跳跃和匪夷所思的推断。

四、再论中国革命性质

分析中国革命性质时，《列宁道路》提到：

“跟当时德国“几个大城市的多数工人”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情况相比，（中国工人阶级）自然是远远不如的。这种情况下的中国革命，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吗？不可能。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只是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客观的生产力基础，但不会自动地把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力量提供出来。”

《列宁道路》在这里的主要错误，还是混用了革命性质的两种不同内涵，这里不再赘述混淆的问题。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出发，谈谈《列宁道路》逻辑中的内在矛盾。如果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很低，因此中国革命就不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话，我们可以立刻得两个推论：

1） 由于觉悟和组织程度很低，因此中国无产阶级不可能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 由于觉悟和组织程度很低，因此中国无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革命。

从《列宁道路》逻辑中得到的前一推论，取消了它的“民主革命论”；后一推论，取消了马列主义。如果把《列宁道路》的逻辑贯穿到底，就必然得出这上述两个推论。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列宁道路》的逻辑底色，是把“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很低”这一当前现象当作了静止的本质，当作了一成不变的东西，它看不到工人阶级觉悟和组织程度由低到高发展的必然性。一旦承认了这种必然性，社会革命性质就不能由某一阶段的“组织和觉悟程度”决定，而是要进一步地追问：在这样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之上，经过自觉力量的有意识的工作，未来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觉悟程度未来可以提升到什么样的水平?可以领导什么程度的社会变革？一旦这样提出问题，就再也没有“主观标准决定革命性质”的任何空间了。因为在觉悟和组织程度较高的基础上，在主观上无产阶级既可能仅实现民主革命的任务，也可能完成社会主义的任务， 究竟应该完成什么样的任务，就需要从这个时代生产关系变革和上层建筑变革的客观要求中去寻找答案。归根结底，正是这一变革的要求决定了革命性质。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已经谈得很详细了。[[4]]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很初级，从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基础还能薄弱的国家，如果无产阶级的组织和觉悟程度很高，完全有可能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体现；而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极其发达，资本主义已经步入帝国主义阶段，从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土壤已经极其深厚的国家，展现无产阶级历史主动性的方式，是更加坚决、充分、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巩固社会主义政权，而决不是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列宁道路》用“民主革命论”把无产阶级往后拽，模糊无产阶级的视线，阻碍无产阶级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五、小结

1、有两种意义上的革命性质：（1）一整段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是什么，它由生产关系变革的客观要求所决定，由社会的主要矛盾所决定。革命的发生和革命的进程，显示着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转化为主要方面的整个过程，革命的完成意味着旧事物的“质的变化”。这种革命是必然的，是矛盾双方中代表历史必然性的进步方面从被压迫一方转化为专政的一方。这种意义上的革命性质是由革命任务而非革命动力决定。从“革命任务是什么”的角度出发，帝国主义中国生产关系变革的迫切要求是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建立社会主义政权（更具体的分析见[3]），因此，中国革命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而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2）先进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完成情况怎么样。它是由事物的矛盾的多样性决定的，比如，矛盾的主要方面（资产阶级）的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在社会动荡中一党专政被民主制代替）。这种革命的发生和进程，显示了事物的多样性的矛盾的相互关系和转化，但这种转化不是必然的而仅仅是可能的。这种革命的完成并不是主要矛盾中代表历史进步的一方（无产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因此这种转化也没有任何历史的必然性，而仅仅是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

2、民主革命论的核心问题在于，他们混淆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的区别，把其中一种现实的可能性（会造成阶段性质变），变成了唯一的现实可能性，进而将其错误地宣布为必然性（必然经历民主革命阶段），堵住了其他一切现实可能性，麻痹了无产阶级的意思，束缚了自身的手脚，放弃了无产阶级通过日常的斗争积蓄力量进而争取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的可能性，最终只能得出这些错误和有害的结论。《列宁道路》就是如此。他们将“革命任务是什么”的问题（必然性）和 “革命任务完成情况”问题（某种现实的可能性成为现实性）混为一谈，提出以主观因素决定整个历史阶段革命性质的错误判断标准，并以今日中国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不足，幻想把未来的革命降低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水平。《列宁道路》也谈论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但是它指出的是错误的前进方向，这套 “民主革命论”，只会模糊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向，束缚无产阶级的手脚，甚至使得工人阶级在重大的历史关头放弃领导权，造成令人惋惜的失败！

3、明确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绝不意味着即将发生的革命必然地、直接地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水平。就可能性而言，在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历史阶段发生的单次革命运动，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既可能是没有越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也可能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最终以哪种具体的路径胜利，是在打倒官僚资产阶级的同时建立社会政权，还是在打倒官僚资产阶级之后经历民主化的阶段后，无产阶级再夺取政权，又或是其它某种在今天无法预估的方式，这些都要以未来具体的政治情势和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决定。但无论是哪种路径，社会主义革命性质并不会自发地将社会主义革命的力量产生出来，为了能在革命发生时夺取领导权，为了使革命提升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水平并获得胜利，为了尽可能地减少劳动群众所承受的剥削和压迫之苦，为了以尽可能小的代价走完社会主义革命历程，马列毛主义者应当积极行动起来，走入到无产阶级队伍中去，在和劳动群众打成一片的过程中进行灌输，实现科学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形成真正代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依靠这一自觉组织持续领导工人运动和其它劳动群众的斗争，为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革命积累阶级斗争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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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只有通过领导彻底的民主革命才能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列宁道路，2023.01.

[2]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

[3]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1.

[4] 民主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 ——驳《列宁道路》的民主革命论，今朝，2023.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