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士抗争的正确路线和错误策略

佳士抗争失败已经快三年了。正如历史上的一切革命尝试一样，不同社会集团用不同的态度对待它，以维护自己的利益：中共当局闭口不提，期待用沉默让人们忘记这件事，并尽一切力量将效法者扼杀于未萌；某些所谓“中立”学者则鄙夷地说，它指导思想是“意识形态”，组织方式是“高压”，抗争方式“非法”、“太激进”，无非是希望未来必将爆发的群众运动能在自由派的“理论”下，无中心地“组织起来”，进行合法改良，从而为专制制度维持统治尽绵薄之力；马克思主义者回顾和纪念它，则是为了汲取经验教训，教育自己和群众，让社会主义革命少走弯路。

佳士抗争的正确方向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也是最基本的方面，表现在它是有意识地、自觉地社会主义斗争。不管运动的发起者抱有怎样的目的，运动的一线参与者大多数都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对改开后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认识很清晰，无产阶级立场也确定不移。

他们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错了吗？没有错。日常生活的一切方面、对工人阶级状况的起码了解都告诉我们，他们没有错。否认这一点，说什么特色社会主义，改开前后两个时期互不否定等等，是对常识无耻的嘲弄，是为自己脱离革命斗争而进行的苍白辩解，是帮助专制政府涂脂抹粉。只要承认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性质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雇佣奴隶地位，就必须在改良还是革命中作出选择。绝大多数佳士运动的参与者，选择了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并且不惜牺牲自己个人的一切。不能因为佳士斗争的失败而否定其社会主义的斗争方向。

佳士抗争正确方向的第二个方面，表现在其集中制的组织方式。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群众的觉悟。但群众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影响，处于身受剥削、心予认可的矛盾状态。对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统治，就需要建立党的意识形态机器，用科学的意识形态取代虚假的意识形态。工人从自己的生活条件出发，容易接受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而拒绝假马克思主义，开展自觉斗争。专制政府这时必须动用暴力国家机器，无产阶级这边则暴力反抗，这就需要党在教育外还进行组织和领导。统治集团的国家机器高度组织化、集中化，如果无产阶级的党不如此，就不可能战而胜之。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列宁写道：“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佳士抗争坚持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方向后，还坚持了上述组织方向，这也是佳士抗争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错误，成就不大且最终失败，却仍成为改开以来最强有力的社会主义斗争的原因之一。

佳士抗争的第三个方向，是其进行了走向工人的尝试。在战场上击败专制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只能是觉悟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觉悟和组织，在运动的初始阶段需要知识分子集团的帮助。佳士抗争正表现了这样的尝试，甚至一些具体选择上都对今后的工作有启发意义。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发达的两个地区是珠三角地区和长三角地区，集中了数以亿计的工人。其它地区还需要用“扶贫攻坚”建立起来的状况，在这两个地区已经由历史现成地提供出来了。佳士斗争选择在深圳这个珠三角的中心发动，而不是像北京这种政治思想活跃的中心发动，是经过考虑的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将自觉的社会主义理论运动和自发的工人运动结合成为统一的、强大的革命力量的愿望。结果与愿望虽然差距极大，但方向一致。在此意义上，佳士抗争在中国的第二次社会主义革命历史上区分了两个时代：在佳士斗争之前，社会主义只是脱离工人的一种理论运动；在此之后，社会主义理论不走向工人，就不敢自称为社会主义了。值得指出的是，要是在今天仍然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学说局限在象牙塔里，认为主要的目的仍然是培养和教育学生，那就是无视佳士斗争尝试的里程碑意义，试图维持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隔绝状态的尾巴主义。

佳士抗争最突出的策略错误，是其政治冒险主义。列宁曾批判社会革命党人将宝贵的觉悟人员用于政治冒险，浪费了本应用于向工人进行日常的、平凡的政治教育的力量，维持了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的隔绝状态，因此是和经济派修正主义一样崇拜自发性的派别。与此类似，佳士斗争希望改变政治生活一潭死水的局面，于是将觉悟力量投入一次虽然喧嚣一时、但显然毫无希望的冒险，以此激荡社会的情绪。实际上，在群众没有革命情绪的和平时期，需要对群众进行似乎没有任何直接效果的宣传、鼓动工作，甚至在条件最恶劣的时候也必须如此。这时言语即行动；在群众面临危机，表现出改天换地的革命情绪的时候，需要毫不犹豫地领导群众运动，将之推进到更高的阶段，这时行动本身将起到最大的教育意义，行动即言语。

佳士斗争试图在群众没有革命情绪时用政治事件去创造革命情绪，结果自然是双重的失败：在知识分子这边，觉悟力量损失殆尽；在群众这边，其阶级意识未见提高；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方向，只进行了尝试，并未取得成效。当时和今后正确的策略是什么呢？答案是集中已有觉悟力量，在海外出版政治报纸，在国内建立传播网络，在各省，特别是资本主义最发达地区的大工厂里进行原则坚定的社会主义教育，并在取得一定进展后建立秘密工人政党。耐人寻味的是，佳士的参与者，特别是领导者，是比较熟悉列宁的名著《怎么办？》的。此书正文共分五章，前四章讲要建立组织上巩固的党，引起了佳士斗争领导者的极大关注；第五章讲这个集中制的党要在全俄政治报计划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继续推进全俄政治报计划，却未引起佳士抗争领导者的任何注意。这可能与他们缺乏理论修养，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认为一些部分可以“中国化”有关。

佳士抗争的第二个策略错误，是其运用集中制原则时没有配合民主讨论。列宁在《怎么办？》里批评了民主原则，这可能构成了佳士抗争运用单一集中制原则的一个原因。这样一来，组织内反对政治冒险主义的声音就不能在那时影响运动的方向。这需要对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有一完整的认识。首先，需要明确集中制是第一组织原则，即使集中制的结果不佳也不能否定这一点；而民主制是第二组织原则，讨论自由不能影响决定做出后的行动一致。其次，集中制原则始终起作用，民主制原则在组织发展起来后起作用。在组织发展起来之前，工人受到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没有完整的社会主义世界观，而知识分子具备这种世界观。不能用“民主”的借口妨碍知识分子向群众灌输这种世界观。这也是列宁在《怎么办？》中反对民主制的原因。在组织具有了社会主义意识相当明确的基础之后，领导层的修正主义倾向会随着运动的发展而逐渐增强，原因是知识分子集团的生活条件脱离革命，而群众，尤其是觉悟的工人群众，由于其生活条件而能够彻底革命。这时必须用民主集中制的方式，让群众去选择领导层中的革命集团，与来自各方面的修正和动摇倾向进行斗争。佳士斗争的过程表明，其领导层斗争的彻底性不及一线参与者，但正是这些坚定的一线参与者没有决策权。坚持集中制原则，并在基层觉悟的条件下实行讨论自由、行动一致的民主程序，防止（虽不可能完全杜绝）修正主义的改良和无谓的冒险，是佳士抗争留给我们的第二个教训。

坚持佳士斗争的正确方向，改正其策略错误，在几年的时间内通过阅读《列宁全集》达到思想统一，准备出版全国政治报的计划，是马克思主义对待佳士抗争的正确态度。

（作者：傅义武，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