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詹姆斯·乔伊斯的《都柏林人》：对腐朽资本主义的精彩描绘

“当一个人的灵魂在这个国家出生时，就会有网子向它抛来，使它无法飞翔。你跟我谈起国籍、语言、宗教。我将努力冲破这些网飞翔”。

——詹姆斯·乔伊斯 (James Joyce)

当我在准备第39期《捍卫马克思主义》杂志时，约翰·麦金纳利(John Mclnally) 所写的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Ulysses)出版百年纪念一文吸引了我自己去读乔伊斯。没有什么能更好地证明这篇文章充分发挥了它的作用：扩大我们读者的视野，并帮助我们深入探索世界文学的伟大宝藏。

因此，在稍作研究后，我决定从乔伊斯的第一部主要作品《都柏林人》（Dubliners）开始。这是一本由15个短篇小说组成的不起眼的书，根据乔伊斯的说法，这些故事按照 “童年、青少年、成年和公共生活”的顺序进行，每一个都用简单朴素的语言描绘了普通都柏林人生活中的日常故事。

不过，书不可貌相。在这本书无辜的外表下，我发现了深刻的、尖锐的批判；不仅是对1900年左右的爱尔兰社会，还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严厉控诉。正如乔伊斯自己所说：

“就我自己而言，我总是写都柏林，因为如果我能够进入都柏林的灵魂，就能进入世界上所有城市的灵魂。普遍包含在特殊中。”

瘫痪（Paralysis）

“这次他没有希望了：这是第三次中风了。”这是第一个故事《姐妹》（The Sisters)的开端。它描述了弗林神父(Father Flynn) 的遗产——这位天主教神父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似乎失去了信仰和理智。这个故事为乔伊斯祖国爱尔兰的天主教会的腐朽以及其名副其实的独裁统治对人民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恰当的隐喻。

乔伊斯笔下的叙述者是一个受弗林神父影响的小男孩，他在这一开头段落中继续说道：

“......我轻轻地对自己说‘瘫痪’这个字，它在我的耳中总是听起来很奇怪，就像《欧几里得》中的‘日规形’(gnomon)和《教义问答》中的‘买卖圣职’(simony)。但现在它在我听来就像一些邪恶的、有罪的生物的名字。它让我充满了恐惧，但我又渴望接近它，看看它致命的后果。”

在这几句话中，乔伊斯声明了他的任务：研究笼罩爱尔兰民族的“邪恶”和“有罪”的瘫痪所造成的“致命的后果”。在接下来的14个故事中，他冷静而有条不紊地对其进行剖析和检视。他的批判因其冷静平淡的风格而变得更加有力，使人没有借口可以轻易拒斥他。

童年

托洛茨基曾经指出，将童年想象为和平、幸福和自由的时期的这种理想化属于特权和贵族文学的范畴。他写道：“生活打击弱者”，“谁比孩子更弱呢？” 在《都柏林人》中，童年被呈现为大多数人的情况：一个充满恐惧、不确定性和压迫的时期。

在《一次偶遇》(An Encounter)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群富有冒险精神的学校男孩，他们充满了活力、欢乐和玩耍的好奇心。他们喜欢扮演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并阅读美国杂志和侦探故事。然而，我们了解到，他们天生的幼稚行为并没有得到宽恕。叙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插曲：他们的老师巴特勒神父羞辱和责骂其中一个男孩，因为他读美国漫画书而不是研究罗马帝国。

有一天，为了摆脱他们熟悉的环境中的沉重气氛，一些男孩决定逃学，去都柏林冒险。但外面的世界没有提供什么喘息的机会。起初，我们的探险者受到另外两个误以为他们是新教徒的出身贫寒的小男孩的辱骂——无情地提醒我们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差异，以及宗教宗派主义的反动作用。

经过第一难后，主角们最终遇到了一个更大的危险。一个年长的男人走了过来，他看起来热情友好。但我们逐渐发现，他其实有严重的焦躁，以及虐待狂和变态倾向。乔伊斯出色地传达了叙事的小男孩的紧张和焦虑，直到他设法甩开老人。

也许，这是一个千钧一发的时刻——没有犯罪发生。然而，难以言喻的伤害已经造成了。这一天由冒险和解放的尝试开始，但在其结束时，男孩们感到比以前更被束缚，更加孤立。这里无路可逃。

这个故事轻松的讲述方式不过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事一直在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孩子与生俱来的生命和冒险之火逐渐熄灭。取而代之的是羞耻、恐惧和......瘫痪（paralysis）。

随着本书从童年过渡到青春期，再到成年，开篇时提出的简单前提逐渐发展成完整的体系。这些故事不是由轰轰烈烈的戏剧性事件，而是由乔伊斯笔下人物的内在生命力与现有秩序的道德之间微妙却又激烈的斗争所推动。

就像腐朽的中国贵族的裹脚那样，他笔下的都柏林人逐渐被破坏，束缚，挤压到僵硬而狭窄的模具中——这对他们的灵魂来说太小了。他们成长为畸形的生物，发现自己与社会、他人、甚至是自身疏远。然而，乔伊斯总是向我们展示在这一切之下仍然有存留并不断挣扎向上的人性余烬。这种人类精神正是乔伊斯希望通过他的作品唤醒的。

教会

“......天主教的瘟疫......在地下墓穴中产生的害虫，在欧洲的平原和山地散布开来。就像《卡利斯塔》(Callista)中描述的蝗虫瘟疫一样，它们似乎阻塞了河流，填满了山谷，遮蔽了太阳。对肉体的人性的蔑视、虚弱、神经质的颤抖、对白天和欢乐的恐惧、对人和生命的不信任、意志的偏瘫，像可怕的黑色虱子一样困扰着教徒们。”

——乔伊斯 《斯蒂芬英雄》(Stephen Hero)

在《都柏林人》全篇中，天主教会都受到了极其彻底的揭露。例如，在《一对一》(Counterparts)的结尾，主角法林顿 (Farrington)，一个失败者和酒鬼，一天晚上回到家，发现只有他的小孩在家中，其中一个告诉他他们的母亲在教堂里。找不到食物也没有火的法林顿把压抑的挫折感发泄在他的小儿子身上，用棍子使劲地打他。惊恐的小男孩跪在地上哀求道：“哦，爸爸！......不要打我，爸爸！我会......我会为你念圣母经......我会为你念圣母经，爸爸，如果你不打我......我会念圣母经......”

这一令人痛心、屈辱而徒劳的安抚可怖的加害者的尝试显然是乔伊斯对他所看到的爱尔兰人民和天主教会之间关系的隐喻。

逆流而上

乔伊斯对爱尔兰资产阶级社会进行了考查，并发现了它的种种缺陷：教会，虚伪而压迫；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无能而懦弱；小资产阶级，无知而狭隘。

乔伊斯作品的每一页都一丝不苟地揭开了爱尔兰社会所有道德支柱的神秘面纱：宗教、传统、民族和阶级——没有什么能逃过审视。渐渐地，这本书证明，在人类看来独立、神秘、永恒的实体，不过是人类关系本身的产物。

《都柏林人》中描绘的道德败坏只是反映了社会上层的堕落和保守，他们与大众的需求和愿望直接对立。这一点在被这些上层人士彻底背叛的1916年复活节革命起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顺带一提，乔伊斯并没有直接支持起义，虽然他也没有否定它。然而，他的作品可以被看作是预示着这些事件的旧思想的危机和新革命思想的崛起的普遍进程的一部分。

事实上，尽管没有直接表达出来，但乔伊斯的思想是完全革命的。就像童话故事中宣称皇帝没穿衣服的男孩一样，他揭露了现行体制真实、畸形的反动本质——爱尔兰人民的灵魂被其压垮了。为此，当局从未原谅他。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主动流亡中度过的，他认为这是他能够从事自己的艺术工作的唯一方式。在他的一生中，教会和其他当局不断地迫害他，无论是在爱尔兰还是在别的地方。事实上，他花了九年时间才让《都柏林人》出版，之前他接触了无数的出版商，但都没有成功。

乔伊斯与其主要出版商的通信就像该书的一个附加章节，揭示了建制对文化的窒息和小资产阶级的懦弱。在一封又一封的信中，出版商试图对该书的各个方面进行修改，以避免触犯资产阶级舆论。乔伊斯毫不动摇地坚持他所写的不是怪事，而是现实。

在1906年6月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实在相信，你们会阻止爱尔兰人民在我精心打磨的镜子中好好看看自己，从而延缓爱尔兰的文明进程。”

这部作品之所以能脱颖而出，正是因为在乔伊斯笔下，都柏林人被直截了当地描绘成他们本身的样子，即被塑造成的样子。这个形象不是很讨人喜欢。这些人物常常显得可悲、软弱，有时甚至病态和不安。但乔伊斯并没有恶意。事实上，读者能感觉到他对受苦的祖国人民深深的尊重和同情。

在我们面前的不是一个后现代作家的无目的、虚无主义的“批判”，而是与之完全相反的革命行为，一种启蒙反叛，揭开虚伪和骗人的面纱直视现实。

他在给出版商的信中说：“我为保留原文而战，因为我相信，在完全按照我的方式撰写我的道德历史篇章时，我已经向我的国家的精神解放迈出了第一步。”

死者(The Dead)

在他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斯蒂芬英雄》（Stephen Hero）中——该书和《都柏林人》写于大致相同的时期，乔伊斯描述了他自己的野心，即成为“新人类那积极、无畏、无愧的声音”。

在《都柏林人》最后一个也是最长的故事《死者》中，我们走近了这样的声音。这一杰出的作品被许多人称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短篇小说，而我是同意的。《死者》是发人深省的宝藏，值得反复阅读。在这里，乔伊斯采取了与书中其他部分不同的笔调，专注于爱尔兰文化的美好一面：亲切、快乐和一视同仁的好客。

这个故事还收束了之前铺下的叙事线。在结尾处，主角加布里埃尔(Gabriel)在经历了一个充满失望和个人失败的夜晚之后顿悟了。最终，他看着他在过去的生活中认为理所当然的，他所依据的一切，无论是他对爱尔兰的政治观点、他的道德原则还是他与妻子的关系，都土崩瓦解。他对生活和社会的旧有理想和幻想化为乌有，他的自我认知也随之而去。

乔伊斯带我们了解到这种全方位的打击给人带来的情感痛苦；残酷认识下的沉痛心灵。而且，没有回头路可走。生活将永远不会再像以前那样。的确，因为在现实中，加布里埃尔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他终于，睁开了清澈的眼睛，面对着世界看到了这一切。他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和社会内部的深刻创伤。他对自己境况的理解是他虚幻的自由的消亡，也是他真正自由的开始。他将作为一个新人进入明天；瘫痪已经打破。故事以这些美丽的文字结束：

“天又开始下雪了。他睡眼惺忪地看着那些银色的、黑暗的雪花，在灯下斜斜地飘落。是时候让他踏上西行的旅程了。是的，报纸上说的没错：爱尔兰各地都在下雪。它落在黑暗的中部平原的每一个地方，落在无树的山丘上，轻轻地落在艾伦沼泽上，在更远的西边，轻轻地落在的香农河的黑色波涛中。它也落在了山上那座埋葬着迈克尔·福瑞(Michael Furey)的孤独的教堂墓地的每个地方。它厚厚地漂浮在弯曲的十字架和墓碑上，漂浮在小门栅栏的尖顶上，漂浮在贫瘠的荆棘上。当他听到雪在宇宙中微弱地落下，微弱地落下，像他们最后的结局一样，落在所有的生者和死者身上时，他慢慢地沉睡了。”

真理

乔伊斯是一位大师。他的作品充满了意义和生活教训。但在任何时候，你都不会觉得他在宣讲或故意导向某个结论。他没有一次为了道德说教或为了塞进一个政治或哲学观点而弯曲故事情节。这种“政治”艺术充其量是无聊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令人厌恶的。乔伊斯拒绝把艺术简化为理念。他跟着他的艺术走，不管它把他带到哪里。但这不是一种抽象的、不受束缚的“为艺术而艺术”。

“（......）我大部分时间都以严谨的刻薄风格写作，”他这样反驳希望他自我审查书中部分内容的出版商，“并坚信自己是一个非常大胆的人，无论看到和听到什么，都敢于在陈述中改造，更敢于重塑。这是我所能做的全部东西。我不能改变我所写下的”。

乔伊斯向我们展示了他所看到的一切，而我们必须自己得出结论。他有着极其清晰的视野，百科全书式的文化知识，以及对英语语言的精妙把握。他的作品渗透着政治、哲学和道德教诲，因为他成功地捕捉到了人类的生命本质；每天驱动我们的内在原则，我们的欲望和愿望，以及我们与更广泛社会的关系。他曾经说过：“艺术在涉及真理时才是真实的，”——乔伊斯确实展示了在当前资本主义衰落时代人类真实的、活生生的、斗争的真理的一瞥。由此，他给在如今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奋斗的人做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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