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六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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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原则性的分歧
苏共领导同我们，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和平共处问题上的分歧，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分歧，而是究竟怎样正确对待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原则分歧。这些分歧，主要集中在下面的三个问题上。
第一个问题：为了争取实现和平共处，要不要同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进行斗争？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向认为，在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说来，没有任何困难。和平共处的障碍从来都是来自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提出的。根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关系中，不容许侵犯别国的领土和主权，不容许干涉别国的内政，不容许损害别国的利益和平等地位，不容许发动侵略战争。而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是帝国主义的本性。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种本性是绝不会改变的。因此，就帝国主义的本性来说，它是绝不愿意接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只要有可能，帝国主义总是要破坏以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总是要侵略和奴役别的国家和民族。
历史表明：只是由于种种不利的客观原因，帝国主义才不敢冒险发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战争，或者被迫停战，接受某种程度的和平共处。
历史也表明：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始终存在着尖锐的复杂的斗争，有时甚至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和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即使在不发生热战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仍然不断进行冷战，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实际上是处在冷战共处的状态中。帝国主义国家在积极扩军备战的同时，总是千方百计地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进行军事挑衅和战争威胁。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冷战，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反对这种冷战的斗争，这是国际范围内阶级斗争的表现。
帝国主义不但对社会主义国家，而且在全世界到处推行它们的侵略计划和战争计划，镇压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国家，不能不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时紧时松，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赫鲁晓夫却不顾这些铁的事实，一味宣扬帝国主义已经承认和平共处的必要性，并且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看作是同和平共处政策不相容的。
在赫鲁晓夫看来，甚至当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向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威胁和武装进攻的时候，或者提出损害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和尊严的屈辱性要求的时候，社会主义国家也还是只有退让再退让，迁就再迁就。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他在加勒比海危机中步步退让，拿原则作交易，俯首贴耳地接受美帝国主义的屈辱性要求，叫做“和平共处的胜利”。
正是按照这种逻辑，赫鲁晓夫把中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坚持正确的原则，把中国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对印度反动派的武装进攻实行自卫反击，叫做“破坏和平共处”。
赫鲁晓夫有的时候也讲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斗争，但是，他是怎样看待这个斗争的呢？
赫鲁晓夫说：“必须努力使两种制度之间不可避免的斗争变成只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17]
在这里，政治斗争不见了！
赫鲁晓夫还说，“列宁的不同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国家的和平共处原则意味着不仅仅没有战争，意味着不是暂时的、不稳定的休战状态。它以这些国家之间保持友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为前提，规定建立和发展各种形式的和平国际合作。”[18]
在这里，任何斗争都不见了！
赫鲁晓夫像魔术师一样，变来变去，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抹煞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对立，抹煞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抹煞国际范围内的阶级斗争，把两种制度和两个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处变成了“全面合作”。
第二个问题：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必须体现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必须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基本的内容。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最根本的原则是什么呢？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列宁说过：“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结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列宁：《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七十二页。）列宁所提出的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应当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指针。
在社会主义阵营形成以后，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要处理三个方面的关系，这就是：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
因此，在我们看来，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援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的，缺一不可的。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怎样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呢？难道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只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当然，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必须相互遵守五项原则，绝不容许破坏兄弟国家的领土完整，绝不容许侵犯兄弟国家的独立主权，绝不容许干涉兄弟国家的内政，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内部进行颠覆活动，绝不容许在兄弟国家关系中违反平等互利的原则。但是，仅仅实行这些原则，是远远不够的。一九五七年宣言指出，“这些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还没有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相互关系的全部实质。兄弟般的互相援助，是它们的相互关系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种互相援助有力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
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作为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实际上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助合作关系，把社会主义的兄弟国家当作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看待，这也就是意味着取消社会主义阵营。
苏共领导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我们要问，社会主义国家又应当怎样处理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呢？难道掌握了政权的无产阶级，同还没有获得解放的阶级兄弟，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不是相互支援的关系，而仅仅是和平共处的关系吗？
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曾经一再指出，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推进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根据地。斯大林也说过：“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革命，不应当把自己看做是独立自在的东西，而应当看做是用以加速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胜利的助力和手段。”“它是世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强大基地。”（斯大林：《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人的策略》，《斯大林全集》第六卷，第三百四十四页，第三百四十七页。）
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绝不能仅仅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还必须正确地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关系。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把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为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作为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
同列宁和斯大林相反，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这也就是从对外政策中排除了支援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个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任务。这绝不是对和平共处政策的什么“创造性发展”，而是借口“和平共处”，背弃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第三个问题：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
我们认为，和平共处指的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指的是独立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无产阶级只有在取得了革命胜利之后，才有可能和必要实行和平共处政策。对于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来说，他们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争取自己的解放，而不应该也不可能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和平共处。
因此，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把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引伸为资本主义世界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政策，或者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服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都是错误的。
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团结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人民和国家，从而也有利于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同时，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直接打击和削弱侵略势力、战争势力和反动势力，有利于世界和平事业和人类进步事业，从而也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实现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正确地执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利益是一致的。
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争取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同各国人民的革命，这毕竟是两类不同的问题。
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给苏共中央的复信指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阶级社会中，把和平共处看作是“解决社会所面临的最主要问题的最好的和唯一可行的道路”，把和平共处看成为“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这是完全错误的否定阶级斗争的社会和平主义，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明显的背叛。
早在一九四六年，毛泽东同志就对这两类不同的问题加以区别，并且明确地指出：苏联同美国、英国、法国在若干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仍将按照不同情况进行不同斗争”。（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一千一百八十一页。）
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方针。正是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正确方针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毅然决然地把革命进行到底，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同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针相反，苏共领导把已经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处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方面的政策，同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总路线混为一谈，企图用前者代替后者，要各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一律服从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他们自己不革命，也要别人不革命，他们自己不反对帝国主义，也要别人不反对帝国主义。
关于这一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和赫鲁晓夫最近的一些讲话力图加以否认。他们说，指责苏共领导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是“骇人听闻的诽谤”。他们甚至装模作样地说，和平共处“不能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同资本进行的阶级斗争以及民族解放运动”。
但是，这种抵赖是没有用处的。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和平共处政策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为什么你们直到最近还说和平共处政策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的战略路线”[19]呢？你们要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被压迫民族的共产党都把和平共处作为自己的总路线，这难道还不是要用你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来代替各国共产党的革命路线，把和平共处政策任意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各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只能主要地依靠自己的斗争，怎么能把这些胜利说成是以和平共处为前提，或者是和平共处的结果呢？你们的这种说法，难道还不是要把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属于你们的所谓和平共处政策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成就和在经济竞赛中取得的胜利，无疑会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起着示范和鼓舞的作用。但是，怎么能够说，不是通过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而是通过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呢？
苏共领导鼓吹什么依靠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就可以给全部资本主义关系以“毁灭性的打击”，就可以在全世界实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这实际上就是认为，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根本用不着进行斗争，用不着起来革命，用不着推翻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着，等到苏联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普天之下的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奴隶，就都可以同压迫者、剥削者一起，进入共产主义了。这难道不正是苏共领导要用所谓“和平共处”来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取消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吗？
从上面三个问题的分析中，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同苏共领导的分歧，是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这种分歧的实质在于：我们的和平共处政策是列宁主义的，是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是有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符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的利益的；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是反列宁主义的，是抛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是有害于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事业的，是违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革命斗争的利益的。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
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遭到了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各国革命人民的坚决拒绝，但是受到了帝国主义的热烈赞扬。
西方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毫不掩饰他们对苏共领导的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的欣赏。他们把赫鲁晓夫看作是“西方在莫斯科的最好的朋友”[20]，说“苏联总理尼基塔·赫鲁晓夫的行动像个美国政治家”[21]。他们说，“对自由世界来说，赫鲁晓夫同志被看作是俄国人最好的总理。他是真正相信和平共处的”[22]。他们公开表示，“改善苏美关系的这种可能性，使美国国务院一些人士觉得，美国应当在某些限度内使赫鲁晓夫的任务得到方便”[23]。
帝国主义一向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叫嚷“共处这个字眼是既可怕又可恶的”，“让我们把这种暂时的、不自然的共处观念抛进垃圾堆”[24]。为什么他们现在却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发生这么大的兴趣呢？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已经看到，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总路线对帝国主义是有利的。
美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它的消灭各国人民革命，消灭社会主义阵营，独霸全球的战略目标，历来都是采取战争的与和平的两手策略。在国际形势的发展对它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需要在继续扩军备战的同时，更多地玩弄和平阴谋。
杜勒斯早在一九五八年就提出，美国要全力以赴地执行“用和平手段取得胜利”的“高尚战略”[25]。
肯尼迪上台以后，继承和发展了杜勒斯这一“和平战略”，并且大讲“和平共处”。他说，“我们需要一种比氢弹好得多的武器，……这种更好的武器就是和平合作”[26]。
这是不是说，美帝国主义真的愿意接受和平共处，或者用苏共领导的话来说，承认了“和平共处的明智性和现实性”了呢？当然不是这样。
人们只要认真地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美帝国主义所说的“和平共处”的真正的含义和目的。
它的真正含义和目的是什么呢？
第一，美帝国主义力图用所谓“和平共处”来束缚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的手脚，不许它们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
杜勒斯说过：“就苏联政府而论，如果它摆脱国际共产主义的规定方向，而主要谋求俄国国家和人民的福利的话，它是能够结束‘冷战’的。同样，如果国际共产主义放弃它在全世界的目标，……‘冷战’也能结束。”[27]
肯尼迪说过：如果要改善美苏关系，苏联就必须放弃“使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计划，就必须“只照管它的本国利益，并且只照管使它的人民在和平的条件下过美好的生活”[28]。
腊斯克说得更加露骨。他说，“在共产党领导人放弃他们的世界革命目标之前，是不可能获得有保障的持久和平的”。他还说，一些迹象表明，苏联领导人“对于他们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所承担的义务和加于他们的负担和风险抱有反感”。他甚至公开要求苏联领导人“撇开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的幻想而从那里继续前进”[29]。
这些话的意思是再清楚不过了。美帝国主义把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为争取自己的解放而进行的革命斗争，都说成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全世界共产主义化”的结果。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条件是你们绝对不能支持资本主义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并且要负责使这些国家的人民不起来革命。这样，按照美帝国主义的如意算盘，就可以便利于他们放手地扑灭资本主义世界各国的革命运动，把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置于美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之下。
第二，美帝国主义在所谓“和平共处”的名义下，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力图实现资本主义制度的复辟。
杜勒斯说过：“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30]。“处于守势是不够的，自由必须成为能够渗透进去的积极力量”[31]。“我们希望鼓励苏联世界内部的演化”[32]。
艾森豪威尔说过：美国将竭尽全力使用“和平手段”，“以便让那些处在独裁暴政束缚下的人民，能够最终享有用自由表决来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33]
肯尼迪说过：“我们的任务是，尽我们的一切力量”，使“苏维埃帝国以及各大洲正在发生的变化，都能给更多的人带来更大的自由，并且带来世界和平”[34]。肯尼迪还宣布对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奉行一种耐心地鼓励自由、谨慎地压制暴政的政策”，以便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提供所谓“自由选择”[35]。
这些话也是非常清楚的。美帝国主义把社会主义制度诬蔑为“独裁”和“暴政”，把资本主义复辟说成是“自由选择”。他们向苏联领导人说：你们希望同美国和平共处吗？可以的！但是，这绝不意味着美国承认社会主义国家的现状，相反地，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这也就是说，对于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美帝国主义绝不甘心，它总是妄想要消灭一切社会主义国家。
总之，美帝国主义的所谓“和平共处”的含义是：一切受帝国主义奴役和统治的人民不许争取解放，一切已经解放了的人民必须重新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统治，全世界都要统一到美国的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
人们不难看到，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正好是投合了美帝国主义的口味。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竭力讨好美帝国主义，不断地宣扬美帝国主义的代表人物“关怀和平”，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欺骗政策的需要。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的关系中去，反对革命，取消革命，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不许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要求。
苏共领导借口“和平共处”，在国际范围内用阶级合作代替阶级斗争，鼓吹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全面合作”，为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大开方便之门，这恰恰适应了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的要求。
帝国主义从来是最好的反面教员。在这里，我们不妨把杜勒斯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说过的两段话抄录在下边。
杜勒斯说：“有迹象表明，在苏联内部有要求较大的自由主义的力量”。“如果这种力量在苏联内部继续发展，而且声势日大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也有理由希望，像我曾经说过的，在十年或者一代期间里，我们可以达到我们政策的伟大目标，这就是出现这样一个俄国，它是由能够反映俄国人民的愿望、放弃了统治全世界的掠夺野心，并且遵循文明国家的原则和联合国宪章中所体现的原则行事的人们所统治的。”[36]
杜勒斯还说：“长远的前景——说实在的，我要说，长远的必然性是，苏联统治者们目前的政策将要有所演变，从而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成分将要增加，而国际主义的成分将要减少。”[37]
看来，杜勒斯的幽灵缠住了那些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人，以致他们简直对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着了迷，根本不愿意想一想，他们的所做所为是多么符合美帝国主义的希望。
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苏共领导几年来开口“和平共处”，闭口“和平共处”，实际上他们对待中国和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态度，不仅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而且也不符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共领导所以不断宣扬和平共处是他们对外政策总路线，说穿了，就是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要全世界所有共产党，都服从他们这些年来梦寐以求的苏美合作。
苏美合作主宰世界，这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请看他们的妙论：
“现代两个最伟大的强国——苏联和美国，把世界上任何一个其它的国家都远远地留在后面。”[38]
“这两个国家中的每一个，率领着一大批国家——苏联率领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美国——资本主义阵营。”[39]
苏联和美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如果我们为和平而联合起来，那么就不会有战争。那时，如果有某个疯子想挑起战争，我们只要用手指吓唬他一下，就足以使他安静下来”[40]。
“在苏联政府首脑尼·谢·赫鲁晓夫和美国总统约·肯尼迪之间达成协议，决定人类命运的国际问题就会得到解决。”[41]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美帝国主义是世界人民的最凶恶敌人，是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这一点在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上是写得清清楚楚的，你们怎么能够同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联合起来”保障和平呢？
我们要问苏共领导：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三十多亿人口，难道都无权掌握自己的命运，都必须规规矩矩地听从苏美两个“巨人”、两个“最伟大的强国”的摆布吗？你们的这种狂妄的谬论，不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十足的强权政治吗？
我们还要问苏共领导：你们当真以为，只要苏美两国达成协议，只要两个“大人物”达成协议，就可以决定全人类的命运，就可以解决一切国际问题吗？你们错了，完完全全错了！从古到今，从来就没有这样的事，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更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现在世界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有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有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有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有帝国主义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难道苏美两国达成协议，这些矛盾就会消失了吗？
在苏共领导的心目中，只看得起一个美国。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苏共领导不惜背弃苏联人民的真正盟友，不惜背弃至今还处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兄弟以及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社会主义阵营。他们用尽一切造谣诽谤的办法攻击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施加政治的和经济的压力。对于社会主义的阿尔巴尼亚，他们要置之死地而后快。他们同美帝国主义一道向革命的古巴施加压力，要古巴牺牲自己的主权和尊严。
苏共领导极力破坏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革命斗争。他们充当社会改良主义的传教士，瓦解各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革命斗志。他们适应帝国主义的需要，破坏民族解放运动，越来越露骨地充当美国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
苏共领导为了追求苏美合作，费了这样大的力气，付出了这样巨大的代价，他们究竟从美帝国主义那里捞到了什么呢？
从一九五九年以来，赫鲁晓夫就对苏美两国首脑会晤着了迷。他在这个问题上不知做了多少好梦，散布了多少幻想。他热烈赞颂艾森豪威尔是一个“懂得大政策”的“大人物”[42]，热烈赞颂肯尼迪“理解到这两个强大国家的政府所负担的重大责任”[43]。苏共领导大肆宣扬所谓“戴维营精神”，大肆宣扬维也纳会晤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苏联报刊鼓吹说，苏美两国首脑坐在一起，人类历史就进入了“新的转折点”；这两个“大人物”一握手，国际关系就出现了“新纪元”。
但是，美帝国主义是怎样对待苏共领导的呢？戴维营会谈一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公开宣布：“我不知道有任何戴维营精神”。戴维营会谈七个多月以后，艾森豪威尔派遣U—2间谍飞机侵犯苏联，破坏了四国政府首脑会议。维也纳会晤以后不久，肯尼迪公然提出苏美二十年和平的狂妄条件，那就是：苏联不得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资本主义制度。维也纳会晤一年多以后，肯尼迪下令对古巴实行海盗式的军事封锁，制造了加勒比海危机。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喧嚷一时的“戴维营精神”、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国际关系的新纪元”，如此等等，现在究竟在哪里呢？
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苏共领导又大肆鼓吹所谓“莫斯科精神”。他们说什么要“趁热打铁”，并且说苏美达成进一步协议的“有利条件都具备了”，不应该采取“慢慢来”和“不着急”的态度[43]。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苏共领导又大肆鼓吹所谓“莫斯科精神”。他们说什么要“趁热打铁”，并且说苏美达成进一步协议的“有利条件都具备了”，不应该采取“慢慢来”和“不着急”的态度[42]。
究竟什么是“莫斯科精神”呢？我们不妨看一看最近发生的这样一些事情：
苏共领导为了进一步创造“苏美合作”的气氛，在莫斯科举行庆祝苏美建交三十周年的集会，同时又派了一个文化代表团到美国去进行纪念活动。可是，苏共领导的这种“热情”，得到了什么呢？美国驻苏联大使馆的全体人员拒绝出席莫斯科的庆祝会，美国国务院发出特别备忘录，要求美国公众抵制苏联文化代表团，并且指责他们是“最危险而可疑的人物”。
在苏共领导鼓吹什么“苏美合作”的时候，美国却派出间谍巴洪到苏联去活动。苏联政府逮捕这个间谍，本来是完全正当的。可是，在肯尼迪叫嚷说，美苏小麦买卖“要靠两国有合情合理的气氛”，“这种气氛因巴洪被捕而被大大破坏”之后，苏联政府就以“美国高级官员对巴洪命运的关怀”为理由，不加审判，急急忙忙把这个被宣布为“侦讯证实”“干了反苏间谍活动”的美国间谍释放了。
所有这些，难道就是“莫斯科精神”吗？如果这就叫做“莫斯科精神”的话，那实在是太可悲了。
莫斯科，这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都的光辉名字，这个自从伟大的十月革命以来为全世界千百万人所景仰的光辉名字，今天竟然被苏共领导用来掩盖他们勾结美帝国主义的肮脏勾当而蒙受了奇耻大辱！
总之，为了向美帝国主义乞求“友谊”和“信任”，苏共领导向美帝国主义不知说了多少好话，求了多少人情，向兄弟国家和兄弟党不知发了多少脾气，施加了多少压力，向各国革命人民不知玩弄了多少花样，进行了多少欺骗。但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他们从美帝国主义那里得到的，只是屈辱，屈辱，还是屈辱。三国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苏共领导又大肆鼓吹所谓“莫斯科精神”。他们说什么要“趁热打铁”，并且说苏美达成进一步协议的“有利条件都具备了”，不应该采取“慢慢来”和“不着急”的态度[44]。
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伟大的苏联人民，在列宁和斯大林的领导下，在抗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严酷的日子里，在卫国战争的熊熊烈火中，什么时候在困难面前低过头？什么时候在敌人面前下过跪？今天，世界上是一片大好革命形势，社会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强大，帝国主义从来没有这样困难，可是，列宁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被美帝国主义欺负到这步田地，社会主义阵营的荣誉竟然被苏共领导糟蹋成这个样子。我们同全世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全世界一切革命人民，怎么能不感到莫大的痛心呢！
在这里，我们愿意诚恳地劝告苏共领导几句话。
美国是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帝国主义的战略目标是妄想征服全世界。它疯狂地镇压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它公开宣称要东欧重新回到所谓“自由世界大家庭”中去。你们怎么能够设想，按照美帝国主义征服全球的侵略计划，最沉重的打击只会落到别人头上，而不会落到苏联头上呢？
美国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怎么能够设想，这两个社会制度根本对立的国家，可以实现什么“全面合作”呢？
美国同其他帝国主义大国之间，尚且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美国必欲把它们踩在自己脚下而后已，你们怎么能够设想，帝国主义的美国，会同社会主义的苏联融洽相处呢？
苏共领导同志们！请你们冷静地想一想吧，一旦世界上出现狂风暴雨，难道美帝国主义是靠得住的吗？不，美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任何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靠不住的。苏联的真正可靠的同盟者，只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国家，只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只能是各国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和发展，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的发展，是任何人也扑灭不了，阻挡不住的。任何人背叛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背叛全世界人民，妄想同美帝国主义合伙来主宰世界，到头来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苏共领导这样做，是极端错误和极端危险的。
悬崖勒马，为时未晚。现在是苏共领导抛弃你们那条所谓“和平共处”总路线，回到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的道路上来，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道路上来的时候了。
注释：
[1] 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二年十一月十八日，波诺马廖夫：《世界共产党人的胜利旗帜》。
[2]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一期，鲁勉采夫：《我们的共同的思想武器》。
[3] 赫鲁晓夫一九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4] 赫鲁晓夫一九六○年二月二十一日在印度尼西亚日惹加渣玛达大学的讲话。
[5] 赫鲁晓夫一九六○年一月十四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6] 苏联《消息报》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四日编辑部文章。
[7]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三十日给肯尼迪的贺电。
[8] 赫鲁晓夫一九六○年九月二十三日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
[9]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七月五日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驻苏使馆的招待会上的讲话。
[10]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波诺马廖夫：《革命运动的若干问题》。
[11] 苏联《共产党人》杂志一九六二年第二期，第八十九页。
[12] 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一年二月八日，波诺马廖夫：《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新阶段》。
[13] 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给中共中央的信。
[14]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15] 《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一九六二年第十二期，波诺马廖夫：《革命运动的若干问题》。
[16] 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
[17] 赫鲁晓夫一九六○年一月十四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
[18] 赫鲁晓夫答奥地利教授汉斯·蒂林问，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
[19] 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六日编辑部文章：《争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一致》。
[20] 美国《时代》周刊文章：《我们对尼基塔必须友善到什么程度？》，一九六二年三月九日。
[21] 美国副国务卿哈里曼一九六三年八月十八日的电视谈话。
[22] 英国《时与潮》周刊文章：《肯尼迪帮助赫鲁晓夫》，一九六三年四月十八至二十四日。
[23] 法新社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华盛顿电，综述美国政府官员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评论。
[24] 美国前副国务卿狄龙一九六○年四月二十日关于美国外交政策的演说。
[25] 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
[26] 肯尼迪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日在联合国大会的演说。
[27] 杜勒斯一九五九年一月二十八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发言。
[28] 肯尼迪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同苏联《消息报》主编阿朱别依的谈话。
[29] 腊斯克一九六三年九月十日在美国退伍军人团全国大会上的讲话。
[30] 杜勒斯一九五九年一月三十一日在纽约州律师协会授奖宴会上的演说。
[31] 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在加利福尼亚州商会的演说。
[32] 杜勒斯一九五九年二月八日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的证词。
[33] 艾森豪威尔一九六○年九月三十日在芝加哥美籍波兰人大会上的讲话。
[34] 肯尼迪：《和平战略》第一百九十九页。
[35] 肯尼迪一九六○年十月一日在美籍波兰人大会上的演说。
[36] 杜勒斯一九五六年五月十五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37] 杜勒斯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
[38] 尼·尼·雅科夫列夫著《三十年来……》（苏联为纪念苏美建交三十周年出版的小册子）。
[39] 尼·尼·雅科夫列夫著《三十年来……》（苏联为纪念苏美建交三十周年出版的小册子）。
[40]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九月五日同美国记者苏兹贝格的谈话。
[41] 葛罗米柯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讲话。
[42] 赫鲁晓夫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在纽约市长的早宴上的讲话。
[43] 赫鲁晓夫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的广播电视演说。
[44] 苏联《消息报》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一日评论员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