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十三）

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相互支持、相互援助的。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资本主义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力支援。否认这一点，是完全错误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只能采取热烈同情、积极支持的态度，而绝对不能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利的态度、大国沙文主义的态度。

列宁说：“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一切被压迫的人民结成联盟，反对所有帝国主义者，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对外政策。”谁不了解这一点，把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支援，看成是一种负担，或者看成是一种恩赐，都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背道而驰的。

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成就，对于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说来，具有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

但是，这种示范作用和鼓舞作用，决不能代替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有依靠自己的坚决的革命斗争，才能取得解放。

有些人片面地夸大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竞赛的作用，企图用和平竞赛来代替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按照他们的说教，似乎帝国主义会在这种和平竞赛中自然而然地垮台，而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只要安安静静地等待这一天的到来就行了。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又有什么相同之处呢？

有些人还制造一种奇谈，说什么中国和某些社会主义国家要“发动战争”，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推行社会主义。这种奇谈，正如一九六○年声明所说，不过是帝国主义反动派制造的诽谤。这些人重复这种诽谤的目的，拆穿了说，那就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反对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也反对别人支持这种革命。

（十四）

几年以来，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已经说得不少了，说得够多了。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观点和政策，是全世界的人们都知道的，是任何人都歪曲不了的。

很可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些人尽管谈论自己怎样爱好和平，怎样憎恶战争，却不愿意稍微领会一下列宁关于战争问题所说的简单明白的真理。

列宁说：“我觉得，在战争问题上，人们常常忘记和注意不够的，以及引起很多可以说是空洞无谓的争论的，主要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即这个战争具有什么样的阶级性，它是由什么引起的，它是由那些阶级进行的，它是由什么样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造成的。”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任何战争都是同产生它的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分不开的。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个为世界全部阶级斗争历史所证实的科学论点，就永远不可能理解战争的问题，也不可能理解和平的问题。

有各种各样的和平，有各种各样的战争。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和平，是什么样的战争。把正义战争同非正义战争不加区别地混为一谈，一律加以反对，这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有人说，没有战争，革命也是完全可能的。这究竟说的是什么战争呢？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还是世界战争？

如果说的是民族解放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那么，这种说法实际上就是反对革命战争，也就是反对革命。

如果说的是世界战争，那么，这显然是无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虽然曾经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说明过世界战争不可避免地引起革命的这种事实，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主张革命非经过世界战争不可，也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主张。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把消灭战争当做自己的理想，相信战争是能够消灭的。

但是，怎样才能消灭战争呢？

列宁是这样看的：“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消灭人类划分为阶级的现象，消灭人剥削人和一个民族剥削另一个民族的现象，从而使战争根本不能发生。”

一九六○年声明也说得很清楚：“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将最终消除产生任何战争的社会原因和民族原因。”

现在，有人竟然认为在帝国主义制度和人剥削人的制度还存在的条件下，能够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主要部分，所谓没有武器、没有军队的世界，只能是没有国家的世界。列宁说过：“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去销毁一切武器。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是这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世界的现实又是怎样的呢？以美国为首的所有帝国主义国家，究竟哪里有一点准备实行全面彻底裁军的影子呢？他们不是毫无例外地都在进行全面彻底扩军吗？

为了揭露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扩军备战，我们一向认为，提出普遍裁军的主张，是必要的。经过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全世界人民的联合斗争，迫使帝国主义接受某种裁军协议，是可能的。

如果把全面彻底裁军当做争取世界和平的最根本道路，散布帝国主义会自动放下武器的幻想，借口裁军来取消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那就是蓄意欺骗世界人民，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效劳。

为了克服现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思想混乱，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恢复被现代修正主义者所抛弃的列宁的论点，以利于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以利于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

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世界人民的普遍要求。防止新的世界战争是可能的。

现在的问题是，争取世界和平的道路究竟是什么？从列宁主义的观点年来，世界和平只能是世界各国人民争得来的，而不能是向帝国主义乞求得来的。只有依靠社会主义阵营力量的发展，依靠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依靠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依靠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斗争，才能有力地保卫世界和平。

列宁主义的政策正是这样。与此相反的政策，绝不能引向世界和平，只是助长帝国主义者的野心，增加世界战争的危险性。

近年来有些人散布一种论调，说什么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的星星之火，会导致一场毁灭人类的世界大战。事实是怎样的呢？恰恰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生的许多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并没有导致世界大战。这些革命战争的胜利，直接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难道事实不是证明这种论调是十分荒谬的吗？

（十五）

全面禁止核武器，完全销毁核武器，是保卫世界和平斗争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我们必须为此尽最大的努力。

核武器具有空前的破坏力，所以美帝国主义者十几年来采取了核讹诈的政策，企图用以实现它的奴役全世界人民和称霸世界的野心。

但是，帝国主义者用核武器威胁其他国家，也使本国人民受到威胁，促使本国人民起来反对核武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同时，帝国主义者妄图用核武器毁灭对方，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在被毁灭的地位。

禁止核武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帝国主义者如果被迫接受禁止核武器的协定，绝不是因为他们对人类的“博爱”，而只是由于世界各国人民的压力和他们本身的利害关系。

同帝国主义者相反，社会主义国家依靠的，是人民的正义力量，是自己的正确的政策，它根本不需要在世界上玩弄核武器的赌博。社会主义国家掌握核武器，完全是为着防御的目的，为着制止帝国主义发动核战争。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在历史的发展上和现实的生活中，人是决定的因素。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重视技术变革的作用，但是，如果贬低人的因素的作用，夸大技术因素的作用，是错误的。

核武器的出现，不能阻止人类历史的前进，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正如历史上一切新技术的出现，不能挽救帝国主义制度的灭亡，正如上一切新技术的出现，不能挽救各种旧制度的灭亡一样。

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也不可能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并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

因此不能说，由于核武器的出现，社会革命和民族革命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已经消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原理，已经过时和已经变成陈腐的“教条”了。

（十六）

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对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众所周知，在伟大的苏联人民打退外国武装干涉之后，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列宁领导下，随后又在斯大林领导下，一直实行这种和平共处的政策，而只是在德帝国主义者举行进攻的时候，才被迫进行自卫战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也一直坚持实行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的政策，并且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议者。

可是，几年以来，有些人忽然把列宁提出的和平共处政策算成是自己的“伟大发现”，自认为对这一政策的解释有垄断权。他们把“和平共处”当做是包罗万象的、不可思议的天书，把世界各国人民的一切斗争成就，一切功劳，都记载在这本天书上面。他们还把一切不同意他们这样歪曲列宁意见的人，都说成是和平共处的反对者，说成是对于列宁和列宁主义都毫无所知，说成是大逆不道的异教徒。

中国共产党人怎么能同意这样的观点和做法呢？不，这是不可能的。

列宁关于和平共处的原则是很清楚的，是普通人很容易理解的。和平共处是指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随心所欲地加以解释。在任何时候，都不应当把和平共处引伸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和压迫国家、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的关系方面，不应当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更不应当说什么和平共处是全人类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这是一回事。和平共处根本不容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各国的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另一回事。这些斗争，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和平共处根本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任何一个国家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只能经过本国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在实行和平共处政策的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不可避免地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行等方面存在着斗争，而绝不可能是什么“全面合作”。

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进行这样的和那样的谈判，是必要的。依靠社会主义国家的正确政策和各国人民群众的压力，通过谈判达成某些协议是可能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某些必要的妥协，并不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承受之也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实行妥协。在任何时候，谁都不能拿和平共处的名义，来要求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放弃自己的革命斗争。

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和平共处政策，有利于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有利于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有利于孤立帝国主义侵略和战争势力。但是，如果把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局限于和平共处，那就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能正确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因此，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错误的。

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在我们看来，应当包括下列内容，即：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下，发展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之间的友好互助合作关系；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争取和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和平共处，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这三项内容，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缺一不可的。

（十七）

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只是阶级斗争的形式不同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在十月革命以后，列宁多次指出：

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

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

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

4，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

实际生活证实了列宁以上的论断。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即使在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后的几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都不能说，那里已经完全没有像列宁所反复痛斥过的资产阶级食客、寄生虫、投机倒把者、骗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这类分子；也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已经不需要或者可以放弃列宁所提出的“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任务。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这种斗争时起时伏，是波浪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得好：“对于工人阶级说来，取得政权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革命的终结。”

否认无产阶级专政时期中的阶级斗争，否认在经济战线上、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性，是错误的，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违背马克思主义的。

（十八）

马克思和列宁都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都是属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都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国家，在这这个过渡时期中，要经历由建立、巩固、加强到逐渐消亡的辩证过程。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是这样提出问题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横着一个从前者进到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合的也有个政治过渡时期，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则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经常强调地重申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伟大学说，特别是在他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伟大的著作中，分析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发展过程，同时他又写道：“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又说：“一个阶级专政，不仅一般阶级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需要，而且，从资本主义过渡到‘无阶级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

如上所述，马克思和列宁的基本思想是：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即在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和进到无阶级社会以前的时期，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要继续存在。

如果在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是不必要的，那会怎么样呢？

那岂不是在根本上同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相抵触？

那岂不是要放纵那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的发展？

就是说，那就会引出极严重的后果，更谈不上什么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

会不会有什么“全民国家”呢？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而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只要是国家，总是具有阶级性的；只要还有国家存在，就不可能是“全民”的。一旦社会没有阶级了，也就没有什么国家了。

那么，所谓“全民国家”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呢？

任何一个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常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全民国家”，并不是一件什么新鲜的东西。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向来都把资产阶级国家叫做“全民国家”，或者叫做“全民政权的国家”。

有人会说，他们那里已经是没有阶级的社会了。我们回答说，不，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既然那里还存在着企图复辟的旧的剥削阶级残余分子，既然那里还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既然那里还有寄生虫、投机倒把分子、懒汉、流氓、盗窃国库者，等等，那怎么能说，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呢？那怎么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没有必要了呢？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除了镇压敌对阶级以外，还必须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正确处理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关系，巩固工人阶级同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联盟，并且为逐步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创造条件。

从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来看，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差别，也还存在着个体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所有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两种生产关系。在全民所有制企业中劳动的工人和在集体所有制农庄中劳动的农民，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类劳动者。因此，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这种差别，只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级才能消失。现在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水平，都还离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很远很远。因此，要消灭工人和农民的阶级差别，还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而只要这些阶级差别还没有消失，那么，就不能说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就不能说无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必要了。

把社会主义国家叫做“全民国家”，这是不是要用资产阶级的国家学说，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呢？是不是要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是不是要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

如果是这样，只能是历史的大倒退。南斯拉夫社会制度的变质，就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十九）

列宁主义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敌人，要改造农民及其他小生产者，要经常整顿无产阶级的队伍，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过渡到共产主义，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不行的。

会不会有什么“全民的党”呢？可以不可以用什么“全民的党”来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呢？

这个问题，也不是哪一个国家的党的内部问题，也是涉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的一个根本问题。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政党。一切政党，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党性，就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

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唯一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政党。它之所以能够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恰恰因为它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思想和意志的集中者。它之所以能够领导全体人民，就是因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它自己，就是因为它能够根据无产阶级的本性，根据无产阶级的现在和将来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对人民有无限忠心和处自我牺牲精神，因而形成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没有这样的政党，就不可能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可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

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如果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的政党已经成为什么“全民的党”，否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那会怎么样呢？

那岂不是在根本上同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学说相抵触？

那岂不是在组织上、精神上解除无产阶级和一切劳动人民的武装，等于为资本主义的复辟效劳？

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什么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那岂不是南其辕而北其辙吗？

（二十）

几年以来，有些人违反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是错误的，有害的。

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提出的学说是这样的：

1，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

2，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

3，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

列宁说，以上这些“都是起码的常识”。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和战斗的指挥部。任何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实行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必须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成为有组织的和有战斗力的先锋队。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实际上是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瓦解党的队伍。

列宁批判了那种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他说：这“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

中国共产党历来不赞成夸大个人的作用，而主张和坚持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主张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认为凡属正确的领导，都必须善于集中群众的意见。

有些人大肆进行所谓“反对个人迷信”，而在实际上竭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却大肆渲染某些个人的作用，把一切错误推给别人，把一切功绩归于自己。

更严重的是，有些人借口所谓“反对个迷信”，粗暴地干涉其他兄弟党和兄弟国家的内政，强行改变别的兄弟党的领导，以便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这种做法，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不是颠覆活动，又是什么呢？

现在应该是到了认真地、全面地宣传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之间相互关系的完整学说的时候了。

（二十一）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关系。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论大国或小国，经济发达或不发达，必须把相互关系建立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完整、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的基础上，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事业，主要地应当依靠自力更生。

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首先必须按照本国的具体情况，依靠本国人民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充分地有计划地利用本国一切可能利用的资源，发挥本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切潜力，才能够卓有成效地建设社会主义，才能够迅速地发展本国的经济。

也只有这样，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增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威力，才能增加援助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力量。因此，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

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只从本国的局部的利益出发，片面地要求别的兄弟国家服从自己的需要，并且借口反对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来反对别的兄弟国家实行自力更生为主的建设方针，反对别的兄弟国家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发展经济，甚至对别的兄弟国家施加经济压力，那就是真正的民族利己主义的表现。

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上实行互助合作、互通有无是完全必要的。这种经济合作，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互利和同志式的相互援助的原则基础上。

如果否认这些基本原则，假借“国际分工”、“专业化”的名义，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损害别的兄弟国家人民的利益，那就是大国沙文主义。

如果把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的损人利己的做法搬到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来，甚至认为垄断资本集团为了争夺市场、瓜分利润而建立的所谓“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市场”，可以作为社会主义各国经济互助合作的榜样，那更是极其荒谬的。

（二十二）

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规定了兄弟党关系的准则。这些准则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则，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

我们注意到，苏共中央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说，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所有共产党都是独立的和平等的，它们都应当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互相帮助的基础上建立它们之间的关系。

共产党人可贵的品质是言行一致。只有不仅在议论上，而且更重要的在行动上，真正坚持而不是违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真正遵循而不是破坏兄弟党相互关系的准则，才是维护和加强兄弟党团结的唯一正确的途径。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是独立和的原则，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不能允许干涉兄弟党的内部事务，不能允许在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没有“上级”和“下级”之分，那就不能允许把自己一党的纲领、决议、路线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

如果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协商一致的原则，那就不应当强调什么“谁是多数，谁是少数”，依恃所谓多数来强制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实行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政策。

如果同意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应当通过内部协商的途径来解决，那就不应当利用自己的和别人的党代表大会、领导人的讲话、通过决议和声明等方式，公开指名攻击别的兄弟党，更不应当把兄弟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我们认为，在目前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存在着分歧的情况下，强调严格遵循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关系准则，是特别重要的。

目前，在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中，苏联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是一个突出的问题。苏阿两党、两国关系问题，是如何正确地对待兄弟党、兄弟国家的问题，是要不要遵守宣言和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对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具有原则性的意义。

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兄弟党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是一回事。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这是另一回事。绝不能把这两个根本不同性质的问题相提并论。

你们在来信中，一方面表示“不放弃关于苏共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之间关系能够得到改善的想法”，一方面又继续攻击阿尔巴尼亚同志采取“分裂行动”。这显然是自相矛盾，无助于苏阿关系问题的解决的。

究竟是谁在苏阿关系方面采取了分裂的行动？

究竟是谁把苏阿两党之间的思想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究竟是谁把苏阿两党、两国的分歧公开暴露在敌人面前？

究竟是谁公开号召改变阿尔巴尼亚党和国家的领导？

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明明白白地摆在全世界面前的。

苏阿关系恶化到现在这样严重的地步，苏共领导同志难道真的不感到自己的责任吗？

我们再一次真诚地希望，苏共领导同志能够遵循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主动寻求改善苏阿关系的有效途径。

无论如何，怎样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是一个必须郑重对待的问题。只有严格遵守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的准则，才是对帝国主义反动派所谈论的“莫斯科之手”之类的诽谤的最有力的回击。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要求，对于大党和小党，对于执政的党和没有执政的党，都是没有例外的。但是，大党和执政的党，在这方面负有特别重大的责任。过去一个时期社会主义阵营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事件，不仅损害有关兄弟党的利益，而且损害有关兄弟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事实有力地证明，大国大党必须谨记列宁的遗训，千万不能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

苏共同志在来信中声明，“苏共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采取任何一个步骤，来在我国各族人民当中播下对兄弟的中国人民以及其他国家人民的恶感”。我们不愿意在这里追述过去许多不愉快的事实，但愿苏共同志能够在今后的行动中恪守这个声明。

几年来，虽然我们面临一系列违反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的严重事件，遭到许多强加给我们的困难和损失，我们的党员，我们的人民，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和维护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年声明规定的兄弟党、兄弟国家关系准则，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二十三）

为了实现各国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必须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宣言和声明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

声明特别指出：

“各国共产党一致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声明接着指出：

“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已经过时，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一九五七年宣言相对抗，把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同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对立起来，使自己的国家脱离了社会主义阵营，使它依赖美国帝国主义者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所谓‘援助’”。

因此，声明就得出这样的结论：

“进一步揭露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不受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者的反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积极斗争，仍然是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一项必要任务。”

这里提出的问题，正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直到最近，铁托集团还公开声明坚持他们的修正主义纲领，坚持他们同宣言和声明相对立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

长时期以来，美帝国主义及其北大西洋集团的同伙，用了几十亿美元豢养铁托集团。铁托集团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打着“社会主义国家”的旗号，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充当美帝国主义的别动队。

说南斯拉夫发生“一定的良好趋向”，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说铁托集团是“反帝力量”，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完全没有根据的。

现在，有人企图把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集团引进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际共产主义队伍中来，公然撕毁一九六○年兄弟党会议的一致协议，这是绝不能允许的。

几年来，修正主义思潮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泛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经验和教训，充分证明了宣言和声明所作的关于修正主义是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可是，有些人公然说什么主要危险不是修正主义，而是教条主义，或者说什么教条主义的危险不小于修正主义，等等。这究竟有什么原则性呢？

一个坚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必须把原则放在第一位。不能合原则去做交易，忽而赞成这个，忽而赞成那个，忽而主张这样，忽而主张那样。

为了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为了维护宣言和声明的原则立场，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同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一起，对现代修正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在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危险修正主义的同时，共产党人也必须反对教条主义。

一九五七年宣言说，无产阶级政党“应该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这就是说：

一方面，必须时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或者修正主义的错误。

另一方面，必须经常从实际生活出发，密切联系群众，不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独立地制定和实行符合本国情况的政策和策略。如果不这样做，机械地抄袭别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盲目地接受别人强加的意志，不加分析地把别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当作自己的路线，那就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现在，有些人正是违背了宣言早已肯定的这个基本原则。他们借口什么“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他们又把主观臆造出来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药方，说成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而强近别人无条件地加以接受。

当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许多严重现象，正是这样发生的。

（二十四）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经验是：革命能不能得到发展和胜利，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善于把领导同广大人民群众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党。

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坚持真理、改正错误，善于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革命党。

只有这样的革命党，才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才能取得民族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党而是资产阶级的改良党，

如果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而是修正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无产阶级先锋队而是资产阶级尾巴的党，

如果不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党而是代表工人贵族利益的党，

如果不是国际主义的党而是民族主义的党，

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又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性的党，

这样的党，就绝不可能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绝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绝不可能完成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

这是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自觉的工人，一切先进分子，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

（二十五）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分歧，有责任分清是非。为了团结对敌的共同利益，我们历来主张经过内部协商来解决问题，反对把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

苏共同志知道，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挑起来的，是强加在我们身上的。

公开争论既然被挑动起来，那么，这种争论，就只能在各兄弟党的平等基础上进行，只能在民主的基础上进行，只能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

我们认为，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公开攻击了其他兄弟党，挑起了公开的争论，就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禁止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回答他们。

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自己发表了大量的文章攻击其他兄弟党，那么，为什么不把其他兄弟党答辩的文章在自己报刊上公开发表出来呢？

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遭到了最荒唐的攻击。那些攻击者大喊大叫，不顾事实，捏造了许多罪名，硬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把这些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了。

苏联领导人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的编辑部文章，苏共代表团团长一九六三年一月十六日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苏联真理报一九六三年二月十日的编辑部文章，这些也在我们的报纸上全文发表了。

苏共中央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和三有三十日的两次来信，我们也全文发表了。

我们对于若干兄弟党攻击我们的文章和言论，有些已经作了回答，有些还没有回答。例如，对苏共同志的许多文章和言论，我们都还没有直接回答。

我们从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到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是，一共写了七篇文章回答攻击者。这些文章的题目是：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

《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分歧从何而来？－－答多列士等同志》，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评美国共产党声明》。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的末尾，指责中国报刊对苏共进行了“毫无根据的攻击”，大概指的就是这些文章。把我们回答攻击者的文章叫做“攻击”，这完全颠倒了是非。

既然你们把我们的文章说成是“毫无根据”，是那么坏，那么，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们发表你们的文章那样，也把我们的这七篇所谓“毫无根据的攻击”的文章，统统公开发表出来，让全体苏联同志、全体苏联人民去思考，去判断谁是谁非呢？当然，你们也尽可以逐条驳斥这些你们认为是“毫无根据的攻击”的文章。

你们说我们的文章“毫无根据”，说我们的论点是错误的，可是，又不如实地把我们的真正论点告诉苏联人民。这种做法，总不能说是对待兄弟党之间讨论问题，对待真理，对待群众的严肃态度吧。

我们希望，兄弟党的公开争论能够停止下来。这个问题，必须根据兄弟党的独立、平等地、协商一致的原则来处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谁都没有权利单凭自己的意图，想发动攻击就发动攻击，想禁止对方答辩就下令“停止公开争论”。

苏共同志知道，为了给召开兄弟党会议创造良好的气氛，我们已经决定，从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起，对于兄弟党同志对我们的公开指名攻击，暂时停止作公开的答辩。我们保留公开答辩的权利。

我们在三月九日给你们的信中说，关于停止公开争论问题，“需要我们两党和各有关兄弟党讨论一下，达成一个能为各方接受的公平的协议”。

×　×　×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的意见。我们这样坦率地提出这些意见，正像我们在这封信开头的时候所希望的，会有助于彼此之间的了解。当然，对于这些意见，同志们可以赞成，也可以不赞成。但是，在我们看来，我们在这里所谈的问题，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需要注意和解决的中心问题。所有这些问题，以及你们在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都希望在两党会谈中和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中进行充分的讨论。

此外，还有一些共同有关的问题，例如，批判斯大林问题，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和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有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重大原则性问题，等等，我们也希望在会谈时坦率地交换意见。

关于举行举行两党会谈，我们在三月九日给你们的信中，曾经建议赫鲁晓夫同志到北京来，如果不方便，请苏共中央其他负责同志率领代表团到北京来，或者由我们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表示赫鲁晓夫同志不能到中国来，也没有表示愿意派代表团到中国来，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你们在三月三十日的来信中，邀请毛泽东同志访问苏联。毛泽东同志早在二月二十三日同苏联驻中国大使的谈话中，就已经明确谈过他现在不准备访问苏联的原因。关于这一点，你们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中共中央负责同志在五月九日接见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时候，已经通知你们，中共中央将派出代表团，在六月中旬前往莫斯科。后来，根据苏共中央的要求，我们又同意把两党会谈推迟到七月五日举行。

我们真诚地希望，中苏两党会谈能够取得积极的成果能够为准备召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作出贡献。

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各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在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宣言和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愿意同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一起，同全世界革命人民一起，为了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为了维护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的利益，为了维护反对帝国主义和争取世界和平事业的利益，继续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

我们希望，国际共产主义队伍里今后不再重担出现那种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现象。

中国共产党人坚决相信，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世界革命人民，在反对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在促进世界人民革命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事业的斗争中，必将进一步团结起来，克服种种困难和障碍，取得更加伟大的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

此致

共产主义的敬礼！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