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处于什么时期？
用不着说，在我们中国的革命运动里，每个人都想要快点进入到群众运动的阶段。如果有人说，他不想进入群众运动的阶段，那倒会怀疑他贪生怕死，并不具备一个真正的革命者该有的品质和觉悟了。不过，我们的这种美好愿望——鉴于它仅仅是一种愿望——往往没有被认真地考虑过。而一旦开始考虑可行性，就会发现，想要领导群众，首先就要拥有能够提出“领导群众运动”这个问题的物质条件，即运动已经发展到了有一个比较巩固的地下活动核心，以至于如果再不用群众活动的方式深入到群众里面去领导他们，就没有办法再前进的地步。那么问题就在于，我们的运动现在有没有这个条件呢？很不幸的是，任何对运动有初步了解的人都能看出来，答案是“没有”。
我们中国的革命运动，从20年前到现在，尽管也有所进展（但愿如此），但总的来说仍然是一场知识分子的运动，处于无产阶级运动的萌芽阶段。只要看看现在运动中时兴的争论就知道了。过去的几年里，在运动中最具影响力的论战是什么呢？——融工派和政治派之争。这场论战具有迷惑性，因为它提出问题的外观和问题的实质并不一致。
与其说这是一场关于革命核心怎样扩大自身群众基础的工作方法问题（融工派讨论问题的方式特别助长了这种假象），不如说是一场关于革命核心怎样形成的问题。融工派-政治派之争之所以选定这样的外观，是因为融工派真诚地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将知识分子直接“变成”工人，从而将运动转变为工人阶级的运动。共产党政权本身对“脱不下的长衫”的批评引起了学生们多大的愤慨和无力，融工派的呼吁对那些为数甚多然而缺乏科学认识的左翼学生也就拥有多大的吸引力，而这很显然是因为“成为无产阶级”之类的话能够在这些学生心中引起无限的敬意和崇拜。与其说是融工派的主张影响了学生，不如说是学生们所来自的那个中等阶层的世界观导致了融工派这种提出问题的方式。
无论如何，融工派和政治派双方都忙着为自己辩护，说明只有自己这个派别乃至这个小组才真正同无产阶级建立了联系，甚至不乏有人为了收揽人心而虚张声势，搞出自己组织内部已有成百上千成员和工人这样的连篇谎话。而这些现象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运动在这些人眼里，甚至在很多人眼里，被认为已经进入到了必须立刻扩大群众基础的阶段，但它在实际上却位于比这更早也更糟的那个阶段，即知识分子革命核心本身还没有建立起来的阶段。在这种运动的实际情况和革命者对运动的认识严重错位的条件下，所提出的政治问题必然虚浮无力，最终只剩下各种无谓的宗派争吵，特别是热衷于争吵谁拥有的工人成员更多，哪个组织、个人更具有“无产阶级性”等等简直可笑的东西。一句话，一方面是阶级矛盾客观地促使尤其是中下阶级的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拥抱了左翼思想，而另一方面却是革命知识分子主观上无力发展潜在的革命组织，而维系自身存续的尝试反而非常容易沦为文化社群的再生产。
换句话说，我们的运动不仅在实际条件这一方面很落后，而且在革命者的准备和认识严重不足这一方面更加落后。而与运动的这种落后紧密相关的恶劣工作条件就绝不仅仅只是因为政权的镇压，并且同样也是由于我们自己还不太懂得怎样开展工作，对于去弄懂关于工作的一切还不够努力而造成的。
既然我们的同志们都特别热衷于引述列宁，那么可以这样说，好让更多人能够形象地理解：我们的许多同志原本认为现在的中国革命运动已经或者至少将要进入1903年，即各地的革命者多多少少已经联合起来，快要建立党的阶段。——而只有接近这种情形的时候，去批评别的小组陷入“手工业方式”才是有意义，否则就只是揠苗助长而已。——可是现在并不是这样。与其说我们接近了1903年，不如说我们还停留在列宁刚出生的1870年，只不过明年也并不会出现一场巴黎公社运动。这也就意味着在我们的同志们呼吁要超越小组、超越“手工业方式”的时候，我们的运动还很难说有多少部分已经进入了这个时期！之所以用这种略显夸张的方式表达观点，是因为更好地让大家理解下面这件事情：尽管左翼思想似乎在最近几年迎来复苏，在一些论坛、社交媒体（从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我们这个时期的报刊）上不乏关于左翼思潮的热烈讨论，但与此同时建立起来的并不是革命小组，而是市民社会里一个个以公众号和即时通讯群组为载体的文化社群。悖论就在这里发生了——这些社群成员认为自己是革命者或者至少半革命者，但他们没有、不想甚至很大程度上也不能做出革命的行动。这就导致中国的左翼文化社群（在没有自觉政治纲领，只是用来塑造身份认同的意义上的“文化”）在口号上比普通人更加激进，但在实际上却无所作为，甚至可能更加保守，因为他们的不满已经在口号的宣泄中慢慢平息了，并且不断地使左翼文化被统摄进市民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之内。
关于这些问题，原先有一本比较有代表性的小册子《我们的组织任务》已经提出来过，并呼吁以思想团结和同志之间的有机关系等等办法加以克服。事后应该可以指出，这本《组织任务》提出问题的方式和解决办法恰恰同新民学会时期的毛泽东有相似之处，那时的毛泽东也认为：“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道趋赴”。这种对组织提出从人际关系的团结前进到思想团结这一要求的做法，恰恰不是超越小组时期的标志，而是尚且不是革命者的文化左翼对自己提出了一定的革命要求，从而使自己进入小组时期的特征。换句话说，只有比较有觉悟的人才能够提出上面这样的问题。而那些没有觉悟，也就是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应当作为一个小组活动的“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亚文化的朋友圈子）显然不能被认为已经进入了小组时期。假使已经具备超越小组时期的物质条件，那么问题就不会像上面这样提出来，而是应当像列宁那样提出建立统一政党的任务。当然，从过去到现在早就有许多人提出过建立全国政治报和全国政党的任务，但无一例外都仅仅是空谈，因为这只是一种蛊惑人心的口号，而不是能够认真完成的任务。
我们的运动发展到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极少数（也许只有几个，最多十几个）高度成熟，想要同其他小组建立联系，引导其他小组从不成熟进入成熟阶段的小组，它们的理论足够发达，但处于边缘状态；些许发展情况不上不下，然而提出了错误的问题，不从运动实际所处的状况出发决定政治任务，而是要求径直跳过这个时期，进入建党乃至群众党时期的小组，它们是论战的主力军；还有众多在市民社会中随波逐流，尚未成形而多多少少自认为左派分子的亚文化圈子（即所谓的“网左”），它们是当前左翼文化的主要消费者，是造成我们的运动人很多，但人又很少的现象的主要原因。简要地说，这就是我们运动的现状。如果有人硬要说中国的革命运动已经到了更先进的阶段，那我们也无可奈何，毕竟每个时代都有幻想家。更无奈的是，这些幻想家不好好睁眼看看现实情况，而总是指责别人是过度地低估了革命潜力的右倾投降主义者。
提出“我们的运动处于什么时期？”这个问题，不是故意浇一盆冷水扫所有人的兴，而是指出客观的物质条件，以便整个运动在更加确切的认识中重新把握方向，以便能够走得更远、走得更好。
我们的结论是，中国的革命运动正处于小组时期的较不成熟阶段，这时的运动仍然是一场知识分子的运动（意思是说知识分子还没有成为无产阶级的组织者，而不是说知识分子不应当存在），这些知识分子彼此积聚，互相牵引，在加深对社会的认识和同无产阶级发生联系的过程中建立、发展着小组。在这一时期的这一阶段，小组的主要任务不是立刻建立群众网络和广泛地吸收工人成员——这只能被视为唯心主义的盲动——，而是一边利用现有的社会网络，将还很幼稚的文化左翼分子（无论他们是工人还是学生）提高为小组里面的革命者，另一边积极同其他小组联系，争取早点建立一个比较广泛的各小组之间的通讯网络，以作为下一个阶段即各小组统一起来的阶段的基础。
因此，我们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宣传，而非鼓动。什么意思呢？“例如宣传员讲到失业问题的时候，就应当解释清楚危机的资本主义本质，指出危机在现代社会中不可避免的原因，说明必须把现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等等。总之，他应当提供‘许多观念’，多到只有少数人（相对地讲）才能一下子全部领会，完全领会。”也就是说，对于那些拥有一些激情——尽管这种激情或久长或短暂——的左翼同情者，应当教给他们比较全面的科学知识。“而鼓动员讲到这个问题时，却只要举出全体听众最熟悉和最明显的例子，比如失业者家里饿死人，贫困加剧等等，并尽力利用大家都知道的这种事实来向‘群众’提供富者愈富和贫者愈贫的矛盾是不合理的这样一个观念，竭力激起群众对这种极端不公平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让宣传员去全面地说明这种矛盾。”这也就是说，对工人阶级要晓之以情，从他们的生活经验中激发革命的一般道理和激情。
上面引用的两段话是列宁所说。我们知道，他对《火星报》和党的要求是既要宣传，也要鼓动，并且还要作为“集体的组织者”而行动。在我们这里，这个三位一体的任务暂时还不能够提出来。原因也很简单，那就是我们的运动还没有达到可以既宣传，又鼓动，并且把这些作为自身和群众运动的组织过程的阶段。换句话说，我们还没有能力去谈论“领导群众”或者“扩大群众基础”等等问题。
这并不是说革命者不应当接触群众，到他们里面去做工作——如果有人自称融工派，他多半会像这样批评这篇文章所谈到的一切——也不是只能放弃一切可能领导群众的机会，而是说在幻想这种领导之前，必须认真检视自己的武器装备，看看是否准备好，是否有能力承担这一任务。如果我们得到的结论是：没错，很不幸，我们的运动作为一个整体（个别人作为偶然因素有时是可能起领导作用的）还没有领导群众的能力，那么仅仅是无数次地提出“我们应当领导群众！”这种口号，在当下也就没有除了理论斗争以外的任何意义。而现在，在每个革命者都认可这个“应当”的时候，一味地强调它在理论上的重要意义，那只能被认为是无法把握实际的教条主义和唯心主义。
有没有革命者无力领导的证据呢？有！只需要问一句：2022年11月那场反对疫情封控政策的全民政治运动中，革命者在哪里？也许还有人记得一个更加不幸的事实，从那时延续到今日，不少左翼小报甚至认为这场运动仅仅是一场“境外势力”煽动起来的自由派反社会主义运动！而它们本来应该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共产主义者没能夺取这场运动的领导权？
即使不谈几年前的事，近期我们许多同志的融工报告也都表明这种无法也无力领导的现实——到了工厂里，待上几天，跟工人讲了几次剩余价值（而同时却很难说跟工人建立起了比较良好的关系），然后被工人反问一句：“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有什么用？”接着就什么也做不了，只能自己关起门来写融工报告，回去交给自己的小组。不要说领导群众，就是同群众的接触，也是成问题的。在各色融工报告里，工人表现出上述反映根本不是一次两次。事实上，他们这是用朴素的语言表示自己在理智上早就知道自己被剥削了。我们的同志在向工人提供的观念并没有超出工人自身的常识。
仅仅能简单地描述剩余价值的生产，指出社会生产中包含着不公，这充其量只能说在宣传方面稍稍及格。而一旦话头转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的同志往往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能一般而抽象地诉诸资产阶级的反动性质和“人民斗争”。这一切还远远算不上在宣传方面做得称职，算不上一个比较有素养的革命者。如果从列宁意义上的鼓动方面评价，那么我们的同志做的就更不称职了。工人并不会因为知道了某种知识，就立刻把它转化为真切的感受，立刻对他本来只是平时抱怨几句的资本家和政府满怀神圣的阶级愤怒。认为让工人接受教育、学习到某种知识，就能让他自动“解锁”某种反抗的动力或者情绪，这纯属是知识分子以己度人，把自己独有的那种唯智识倾向强加给工人阶级。我们的同志们在工人工作中犯下的典型错误之一就是认为自己可以不动心、不动情地理解工人，而只需要像打电报似的，首先忠实地记录下工人所说的自然语言，然后用自己随身携带的“马列语言密码本”去重新编排工人的这些话，把他归类为革命派、中间派或者反动派，并且最后再告诉他：你应该学会用密码本上规定了的方式说话！
怎样克服上面这种机械的、图式化的智识主义作风？说起来简单，但做起来难——必须去感受工人之所思所想、所爱所恨。我们有一位同志曾在开会时表达了他的困惑：他很想搞清楚无产阶级的“恨”是怎样发生的，但他一直没“想”明白。这问题问得很好，但即使列宁复生，也只能告诉他，阶级仇恨不是一个完全可以从理论中推导出来的东西，可以仅仅用脑子即用思维就能弄“明白”的观念，而只能从现实中，从工人阶级的身体里，从他们在劳动中受到的压迫、感到的痛苦中迸发出来。更重要的是，光是感受到工人阶级的感受也仍然不够，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能够再进一步，从这些感受中摸到最适合的那根线头，把它引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认识上去，紧紧绑在一起。如果愿意的话，可以说这个牵引和提高的过程这就是灌输论的微观层面表现。
但是在这里，现在最要紧的并不是理论上怎么样，而是实际上怎么样。我们的同志们——不说全部，但至少也是一大部分——说着要“到工人中去”，说要吸引群众，建立群众网络，可是往往却不做，或者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做那些能在工人的生活中比较稳固地建立起联系的工作，而这就导致鼓动所必要的那种鼓动者和工人群众之间的传播渠道还没有建立。另一方面，我们的同志们在“融工”或者工人工作中对工人采取的也并不是鼓动的办法，而是宣传的办法，也就是每次交谈都搬出自己那套“正统”学说，希望工人一听到这些理论，就马上成为和自己一样的革命者。更要命的是，即使这种宣传也是十分图式化的，就像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结果工人要么懒得接招不愿意理解，要么他会直接指出，这一切都只是工人世界里每个人都知道的东西，根本没人觉得这有多新鲜。换句话说，由于对“成为工人阶级”和成为群众组织的渴望，现在的“宣传鼓动”工作极度轻视宣传的方面，并且实际上由于宣传能力的贫乏，也根本没有几个像话的宣传家能写出来革命八股文以外的评论和揭露文，而另一边又极度地强调鼓动的重要性，但在工作中，由于鼓动的组织和物质条件的缺乏，以及主观上的能力问题，这种鼓动就变成了把宣传原样照搬到工人调查中去。这时原本就弱得可怜的宣传能力被运用到根本不对路数的鼓动工作上去，灾难性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有没有人对此加以反思呢？不能说没有。的确有人对此加以反思，随后决定不再追求把自己完全变成工人。如果事情仅仅是这样，那还可以说正确了一半。但问题在于，他们没有除了调查以外的任何小组工作事项，并且把宣传工作视为一件完全次要的事情：有左翼同路人，也许还很幼稚；有现成的小组，虽然未必成熟，而他们无动于衷，因为这些发展人员和宣传自己纲领的工作是需要革命智慧和耐心的，但他们觉得这太费事，而且“没有收益”！对于他们来说，所有收益中最重要的是保持小组的目前状态，说到底也就是为了小组内部成员的私人关系的继续存在，而因为这种私人关系最初是以组织关系或者半组织关系的形式建立的，他们就不得不定期做一些无关痛痒的调查报告，诸如哪里爆发了抗议啦、哪里听说市场不景气啦，诸如此类。根据这些调查写出来的报告，只需要瞥一眼就能看出来，只不过是一篇又一篇只需要换一换主语就能无限次套用的八股之作。而这些调查报告上的信息，在资产阶级的书刊杂志上早就有了。——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宣传，就是他们自己的那点革命素养，都朝着交谊沙龙的方向一路退化。
说了这么多，我们现在的运动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很明确了。首先，对运动所处阶段的判断出错，主要工作的方向随之也出了大岔子。其次，由于这个岔子，运动就不能够前进，科学的预见也没办法实现。再然后，在长期原地踏步的状况下，小组和小组的预备性团体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就不得不保留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带来的作风和习气，而没办法锻炼革命的纪律和品质。久而久之，有的小组就只剩下一副躯壳，而被日常联谊的内容填满。最终，小组的止步不前乃至诸种退步反过来导致运动本身的停滞和反复——最开始有很多小组，它们消亡了，然后又出来很多小组，它们再次消亡。运气好的时候，我们的运动是进两步，退一步；运气不好的时候，就变成了进一步，退两步。和我们的运动相比较，得益于各种小组和文化小团体之间的互动和转化，左翼文化社群倒是越发进入了公共领域，逐渐有了成为大众文化一条支流的可能。——即使一个与世无争的普通人，偶尔也能在抖音上刷到一群人对着若伴奏干古风DJ的混剪视频发出些胡言乱语。——而市民社会对左翼文化的统摄，恰恰又导致革命运动对文化左翼的吸收越发困难。
有什么办法呢？只有抓准运动现在所处这个时期这个阶段的最重要的问题，即革命运动核心的形成问题，更加努力地做小组的建设工作，提高宣传（从而既是理论的，也是组织技术上的）能力，更加努力地吸收、提高左翼同路人，让他们中可靠的人在组织工作中锻炼成革命核心，更加努力地联系其他已有的革命小组，为比较广泛的通讯网络奠定基础。革命者之间的交往和共同工作只能而且必须以互相认可的纲领为基础，而不能是别的任何东西。除了这些努力之外，我们没有任何别的武器。尽管看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但在大家还不能非常自觉地有所认识，不能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努力的时候，老生常谈就还是必要的，并且能够成为新进展和新灵感的来源。
不管有多渴望立刻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组织，立刻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群众运动，我们都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即到目前为止，我们运动的新鲜血液主要还是来自学校，并且其中许多人来自非无产阶级家庭。这并没有什么可耻的。中国共产党在它漫长的幼年时期甚至直接在中央文件中称自己为“学校”，可现在并没有人去嘲笑这一事实。真正可耻的是不好好去利用现有的一切条件做好宣传工作，并提高自己的革命素养和小组的建设速度。
学生成为左翼文化的爱好者，变成同路人，最后可能转化为革命者，谁把这个过程看成由道德品质——如今在我们的运动中，最大的道德品质就是“小资产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性”这一个对子了——决定的，谁就显然不理解运动本身的情况，也不可能从实际出发开展工作。我们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去分析别的一切，而唯独把我们自己的运动捧上云端上的王座，认为“革命者”这一桂冠是某种脱离了物质趣味的精神存在。当然，如果没有一点激情，而纯粹只在乎物质利益，那一个人万万不能成为革命者，至少不可能现在成为革命者。但是，任何道德和激情，都发源于一定的物质条件。我们的运动，目前正缺乏对我们运动所依赖的物质条件的分析。我们的运动现在由哪些阶层的哪些人构成呢？对社会主义抱有单纯文化兴趣和激情的中学生、即将成为底层无产者的辍学学生和职业学校学生；幸运地出生于官方所规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家庭，然而担忧自己无法成功复制父辈阶级迁越的经历，因而对社会心怀不满的大学生；富有到足够支撑长期比较优越的高等教育，然而厌恶父辈的生活方式，有志于学术与思想，因而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资本家子弟。如此等等。
不能够仅仅因阶级出身，就怀疑我们身边某位同志对于革命的忠诚。但是，为了提高我们整个运动的素质，自我批判是必要的。谁会看不见我们当中那些空有盲目的激情，而对科学一窍不通的傻瓜？谁会完全察觉不出左翼青年中不乏有人追求革命只是为了实现自己升官发财、支配他人的欲望？任何一个在运动里稍微待过几年的人都见识过下面这种事情：某个原先看似对革命无比忠诚的“同志”，一旦他被警察传唤，哪怕仅仅是普通的谈话，或者因为诸如高考、求职、恋爱等等事情改变了自己本来不满意的生活状况，就突然“浪子回头”，珍视起他原先所痛恨的日常生活，从而彻底告别了他那革命的罗曼蒂克。说运动没有因此而受损，那只是留下来的那些人自我安慰罢了。
拥有这些欲望，想要像资产阶级一样生活，这本来也是无可避免的，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潜移默化地制造着这些意识形态。不要说尚且幼稚的我们，就是在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和苏区根据地建设中，这样的事、这样的人，不也有的是吗？关键是要得到教训：只要运动还没有反过来对它自身，对小组建设和小组中的个人加以检视和批判，那么运动的前进就是一句空话。而为了防止这些灾难，运动就需要一种不停留在道德上的，而且深入进组织生活的自我改变。而要做出这种改变，至少就要知道使之被折射出来的物质和意识形态的根源，然后有意识地克服它。
这样或那样的物质条件不仅构成我们运动的整体趋势，而且也构成了与运动息息相关的左翼文化社群的趋势。所谓的“网左”，无非就是这个趋势的一种具体表现。但我们还没有这样提出过问题：革命运动同左翼文化究竟处于什么关系？革命运动能不能有效地利用左翼文化这一趋势，在资本主义还很强大的时候扯开哪怕一个很小的口子，积蓄自己的力量，或者它只能被日益被市民社会统摄的左翼文化所排斥、吞噬，以至于最终被消灭？
同“网左”“划清界限”，辱骂他们无能低智，这不需要多少智力，更不需要反思。但这相当于什么也没做。按其严格定义而言，“网左”或者左翼文化的爱好者，他们恰恰是靠不断和市民社会里的其他人“划清界限”来维持自己的这种文化身份的。在“划清界限”这条战线上向“网左”宣战，只能使自己被迫成为另一个“网左”。必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去解决左翼文化盛行而革命运动低迷的问题。
我们的伊里奇一再地告诫我们，现实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巨大链条，而搞政治，搞革命政治，简要地说来，就是抓住目前条件下最容易解决的人和事，抓住事情的薄弱环节。对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巨大力量来说，它薄弱的地方其实并不少——十多年来没能解决的生产过剩、土地财政告终后的地方政府转型、严重缺乏技术工人劳动力，而白领过剩的问题…….但是，我们这个过于弱小的运动还没有能力从这些大问题着手对抗资本主义。如今我们所能做的，除了研究中国资本主义以外，主要就是宣传工作。从哪里着手宣传呢？也就是说，我们的宣传是对谁的？当然，要对工人，特别是工人中比较有学识，比较有斗争精神的那部分开展宣传。可就连这些人，我们往往也不是在工厂中遇见他们，而是在左翼文化社群中。即使我们要跑到工厂中去搞宣传（而不是搞鼓动！），那么宣传也需要人手。人手从哪里来？如果回答说，人手从工人中来，那么就会遇到矛盾。对工人的宣传需要人手，而人手从工人中来。可是我们的运动，众所周知，一直都没能吸引到工人，于是就只能宣告任务失败。要是到工人中去吸引工人的策略管用，那这些年里我们的运动早该有不说巨大，但也至少可喜的发展了。但这种发展并没有出现。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重视左翼文化社群这个场所，要把它建设成为革命运动的阵地。无论愿意还是恼于承认，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就是从这些社群中转变而来的，并且不少人还成功地把自己在社群中相熟的好友也转变成了革命者。那些急于证明运动主要由无产阶级构成，或者要求所有人立刻变成工人的小组，他们之所以对运动提出这种种不可理喻的要求，正是因为他们明确知道上面这个事实，但却害怕一旦承认，就会让自己丢掉革命的权威，丢掉无产阶级的属性，重新变成“网左”。显而易见，说左翼文化社群或者“网左”纯然是有害的，这是一种伪装成革命纯洁性的过分自恋，反而对我们的革命运动有毒。
我们自己有这样的转变经验，我们能够用历史唯物主义客观地分析形形色色的左翼文化社群，而它们的兴起也的确是因为社会的中下阶级中的特定部分在资本主义的竞争中焦虑、失利，并且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本身的脆弱又加倍刺激了这些社群的发展（关于中国国家意识形态的问题，我们应当仔细研究。对此还没有比较完整的成果，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个很大缺点。但在这里，我们的重点要回到我们自身）。在这些有利条件下，革命运动不去介入左翼文化社群，反而拒绝乃至嘲讽它们，这简直就是犯罪。革命小组和单纯的左翼文化社群的区分，不是靠无产阶级多不多，不是靠道德上是“无产阶级性”多还是“小资产阶级性”多，而是看有没有组织，这个组织有没有为革命做出贡献。革命小组所有而左翼社群所没有的，就是组织这一武器。在组织中，并且只有在组织中，才能拥有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及其科学知识。因为只有作为革命者，作为自我改变着的集体实践，才能认识到社会中存在着超越资本主义的潜能，而个人作为集体实践的一个要素，能够实现它。一旦革命组织不再从这一方面去认识、审视自己，而仅仅专注于个别的工作、外观上的区别，它就有再次沦为资本主义系统中的一环的危险，并且比一般的环节更坏，因为它打着革命的旗号，在革命运动内部起破坏作用。
左翼文化社群之所以软弱无力，就是因为它们只是单纯用来交换观点、寻求文化身份认同的场所。每个人的来到和离开，都仅仅以他自己为单位。换句话说，左翼青年的聚集和流散仍然以资本主义设定好了的原子状态为基础，因此他们作为个人或作为社群的一份子，仍然是一个被动的、受支配的社会存在。面对着资本主义的一整个系统，他们必然无能为力。于是，这些文化社群，如果完全遵循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逻辑去运转，就只能得到下面这几种结果：要么成为发泄个人情绪的垃圾桶，要么成为想要自杀而不得的忧郁青年的小圈子，或者最好的，就是成为半学术的清谈馆，用来增进自己的文化资本。革命者到左翼社群中做工作，就不能仅仅满足于告诉他们一些事实、知识和理论，而且要教给他们没有组织就没有一切这一真理，关键是要坚定不移地指出，左翼社群一旦满足于它现在所处的这种境地，它在客观上就成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存续的一种装置。
工人群众——必须再次强调，吸收个别工人是完全有可能的，但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很偶然的。而这里指的是在工人中做鼓动工作和群众工作的问题——不愿意跟我们走，因为我们还太弱小，连我们自己都常常苦恼于总是在关键时刻缺少一两个有能力的同志，以至于所有工作都只能摊到极少数的那么几个人身上，就更不要说让工人群众信任我们，和我们一起开展阶级斗争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还不能从现有的左翼社群中挑选、培养人手，那运动才真是要彻底完蛋了。我们在这些社群中能够比较快地培养人手，这一方面是因为革命者和文化左翼之间至少拥有部分的共同观点或者至少共同语言，并且由于他们这种社群的交往方式，革命者往往比较容易成为他们中的焦点和权威，从而可以比较快地开展宣传和培养工作。而另一方面，在这些人中间虽然也不乏纯粹是来找乐子的混蛋，但也存在着那些厌恶现存状态，在生活中感到痛苦和无所适从，希望找到改变方法的同路人。对于这些人，不需要费太多力气，就可以向他们揭示马克思主义给出的答案是多么地正确。难点在于，一来，现在的革命小组本身缺乏可做的工作，没办法用带给运动的成果来检验它自身的革命性质，在这种自身难保的情况下，也就很难对左翼社群产生多少积极作用；二来，我们的一些同志写那种党八股的文字写惯了，未必就比左翼社群中那些比较真诚、有灵气的同路人拥有更多、更好的见解，这就导致他们很难对这些同路人揭示真理，反而很容易被指出错误，然后也就只能灰溜溜地回到组织里来，报告说这些社群完全“没有希望”了。这些问题恰恰是不能用各种客观的原因搪塞过去的。
小组工作，首先是宣传，其次是研究，再次是让新来的同志在组织的工作和生活中成长起来。我们不能因为我们自己的能力还不够，就要求我们的工作对象跟着我们一起把能力降得比我们还低。换句话说，光是抱怨别人为什么不接受我们，抱怨中国政府的镇压导致我们寸步难行，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现在我们能够客观地加以改变的只有我们自己的工作能力和工作办法。至于更多的东西，我们现在最多只能观察其动态，而不能直接地影响其结果。因此，现在这个时期，革命小组的任务应当是：
一、检视小组的自觉认识。也就是说，小组会议应当定期或者至少在重大事件发生过后有意识地作报告，指出小组所认为的革命运动的形势变化，以及小组本身在运动中的位置。
二、召开几次全部成员的集会，广泛地讨论现有工作对于小组、对于革命运动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讨论这些工作究竟是汇入了革命的大潮，还是仅仅为了维持小组本身的存在。
三、那些被认为对运动帮助有限的工作，应当考虑停止或改造。新工作的开展应当经过小组的集体讨论和确认。
四、尽量同其他小组取得联系，摆脱孤立状态，这有助于小组自身的成熟，并且将反过来影响对前述几项任务的认识程度和完成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