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党内意见分歧

但还不止于此。

过了一些时候，他们看出，除了几个幼稚的人而外，谁也没有理睬他们反对“多数派”和列宁的那种煽动，他们看到“事情”不妙，于是决定再来粉饰一番。同一个普列汉诺夫、同一个马尔托夫和同一个阿克雪里罗得又于1905年3月10日用党总委员会的名义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同志们！〈他们向“多数派”说〉……双方〈即“多数派”和“少数派”〉都曾屡次表示自己确信：现有的策略上组织上的意见分歧，并不是一种使双方不能在统一的党组织范围内进行工作的意见分歧。”（作者注：《火星报》第91号第3版。）他们说，因此我们要召集同志裁判会（由倍倍尔等组成）来解决我们之间的小小争执。

一句话，党内的意见分歧不过是一种可以由同志裁判会来解决的意气之争，而我们大家——他们说——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然而怎么会这样呢？人家居然号召我们这些“非马克思主义者”到党组织中去，说我们大家还是一个统一的整体等等……这是什么意思呢？“少数派”的领袖们，要知道这是你们叛变了党！难道可以委任“非马克思主义者”担负党的领导职务吗？难道社会民主党内有“非马克思主义者”立足的余地吗？或许是你们也叛变了马克思主义，所以改变了阵线吧？

然而，若要等待他们回答，就未免太幼稚了。原来这些妙不可言的领袖们在口袋里装着几种“原则”，需要哪一种就掏出哪一种来。你看他们是多么反复无常呵！……

所谓“少数派”的领袖就是这样的。

不难想象，跟随在这种领袖后面的喽罗们，即梯弗利斯的所谓“少数派”该是些什么样的人了……还有一件不幸的事，就是尾巴有时不听头脑的指挥，不肯服从它。例如在“少数派”的领袖们认为可能调解并号召党的工作人员取得一致时，而梯弗利斯的“少数派”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却继续在那里大闹特闹，说“多数派”和“少数派”之间的斗争是“生死存亡的斗争”（作者注：见《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所以我们一定要厮杀一番！真是各人唱各人的调子。

“少数派”埋怨我们把他们叫作机会主义者（无原则的分子）。可是，既然他们自食其言，既然他们出尔反尔，既然他们始终动摇，试问，这不叫作机会主义又叫作什么呢？难道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能常常改变自己的信念吗？要知道，就连手帕也不是这样经常更换的。

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一味固执地说，“少数派”具有真正的无产阶级性格。真是这样的吗？好，我们来看看吧。

考茨基说：“无产者比较容易接受党的原则，他倾向于不以一时情绪、不以个人利益或局部利益为转移的原则性的政策。”（作者注：见《爱尔福特纲领》第88页，中央委员会出版。）

而“少数派”呢？他们也是倾向于这种不以一时情绪和其他东西为转移的政策吗？恰恰相反，他们经常摇摆，他们永远动摇，他们憎恨坚定的原则性的政策，他们宁愿采取无原则的立场，他们听从一时的情绪的驱使。至于事实，我们早已知道了。

考茨基说：无产者喜爱党的纪律，“无产者在他还是孤零零的个体时是没有什么力量的。他的全部力量，他走向进步的全部能力，他的一切希望和愿望，都是从组织中……汲取来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不为个人利益所诱，不为个人荣誉所惑，他“在指定的任何岗位上都履行自己的职责，自愿地服从那贯穿在他的全部情感和全部思想中的纪律”。（作者注：《进一步，退两步》第93页，那里引证了考茨基的这段话）

而“少数派”呢？他们也是这样被纪律性所贯穿的吗？恰恰相反，他们藐视党的纪律，嘲笑党的纪律（作者注：见《同盟代表大会记录》）。“少数派”的领袖们就是天字第一号破坏党内纪律的人。请你们回想一下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斯塔罗维尔、马尔托夫及其他不服从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的人们吧。

考茨基继续说：“知识分子却完全不是这样的。”他服从党的纪律是很勉强的，是迫不得已，而不是出于自愿的。“他认为纪律只有群众才需要去遵守，而上等人物是不必遵守的。至于他自己，当然是属于上等人物之列的……李卜克内西是……理想的知识分子的榜样，他充满了无产阶级的情绪，他……在指定给他的任何岗位上工作，他使自己完全服从于我们的伟大事业，并鄙视……知识分子一落到少数地位时……的那种颓丧的啜泣。这里还可以举马克思为例，他从来没有想要出什么风头，他在国际中不止一次地处于少数地位，每次他都十分严格地服从党的纪律。”（作者注：《进一步，退两步》第93页，那里引证了考茨基的这段话）

而“少数派”呢？他们在什么地方表现过“无产阶级的情绪”呢？他们的行为象李卜克内西和马克思那样吗？恰恰相反，我们看到“少数派”的领袖们并没有使自己的“我”服从于我们的神圣事业；我们看到正是这些领袖们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落到少数地位时”，就沉溺于“颓丧的啜泣”；我们看到，在代表大会后，正是他们为了争夺“头等位置”而痛哭起来，并且正是为了争夺这种位置而挑起了党内的分裂……

可敬的孟什维克，这就是你们的“无产阶级性格”吗？

孟什维克向我们问道：那么，为什么某些城市的工人站在我们这方面呢？

是的，不错，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是站在“少数派”方面的，但这并不能证明什么。在某些城市中工人们也跟着修正主义者（德国的机会主义者）走，但这并不是说修正主义者的立场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这并不是说他们不是机会主义者。有一次，连乌鸦也找到了玫瑰花，但这并不是说乌鸦就是夜莺。难怪俗语说：

乌鸦一找到了玫瑰花，

就把自己当作夜莺夸。

现在很清楚，党内的意见分歧究竟是在什么基础上发生的。显然，我们党内暴露了两种趋向：无产阶级坚定性的趋向和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趋向。现在的“少数派”就是这种知识分子动摇性的表现者。梯弗利斯“委员会”及其《社会民主党人报》就是这个“少数派”的驯服的奴隶！

全部问题就在这里。

诚然，我们那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常常叫喊说他们反对“知识分子的心理”，并且他们还企图责备“多数派”有“知识分子的动摇性”，但这很象一个贼偷了别人的钱，却大声叫喊：“捉贼呀！”

此外，大家知道，谁害什么病，谁就老谈这种病。

[1]《略论党内意见分歧》这本小册子是斯大林于1905年4月底写成的。它是对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领袖诺·尼·饶尔丹尼亚的几篇论文（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发表的《多数派还是少数派？》和在《旅行家》杂志上发表的《什么是党？》等等）的答复。布尔什维克中央国外局很快就知道了《略论党内意见分歧》出版的消息，1905年7月18日，国外局秘书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写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委员会索取这本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在南高加索各布尔什维克组织中传播得很广泛，先进工人们根据这本小册子认识了党内的意见分歧，认识了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立场。这本小册子是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高加索联合会秘密印刷所（阿弗拉巴尔印刷所）用几种文字（1905年5月用格鲁吉亚文，同年6月用俄文和亚美尼亚文）印刷的，每种文字印了一千五百册至二千册。

[2]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于1903年7月17日—8月10日（公历7月30日—8月23日）先后在布鲁塞尔和伦敦举行。大会的主要任务是根据《火星报》提出的思想原则和组织原则建立真正的政党。列宁在大会上为在俄国建立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在讨论党纲时，列宁坚决主张在党纲中肯定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原则，着重指出农民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并坚持把民族自决权列入党纲，维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大会通过了《火星报》提出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革命纲领。在讨论党章，特别是关于党员资格的第一条条文时，列宁及其拥护者同尔·马尔托夫等人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大会通过了列宁拟订的党章，但关于党章第一条，却以一票弃权，二十八票对二十二票的多数通过了马尔托夫的条文。在选举中央机关时，拥护列宁的人获得多数票，反对列宁的人获得少数票。从这时起，前者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后者被称为孟什维克。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3]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8年3月1—3日（公历13—15日）在明斯克秘密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六个组织的九名代表：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和叶卡特林诺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代表各一名，基辅《工人报》小组的代表两名和崩得的代表三名。列宁因被流放西伯利亚未能出席。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批准了《工人报》为党的正式机关报。中央委员会以大会名义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宣言》，宣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立。但实际上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党并没有建立起来，因为这次大会既没有制定出党纲和党章，也没有形成中央的统一领导，各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和团体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联系。大会闭幕后不久，中央委员们就被捕了，因此中央委员会也没能开展工作。

[4]注：《火星报》（《Искр》）是第一个全俄马克思主义的秘密报纸，由列宁创办。创刊号于1900年12月在莱比锡出版，以后在慕尼黑、伦敦出版，自1903年春起在日内瓦出版。参加《火星报》编辑部的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尔·马尔托夫、亚·尼·波特列索夫、巴·波·阿克雪里罗得和维·伊·查苏利奇。自1901年4月起，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任编辑部的秘书。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1900—1903年列宁在《火星报》上发表了五十多篇论文，阐述了有关党的建设和俄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基本问题，并对国际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了评论。《火星报》从国外秘密运进俄国散发，其中一部分曾由国内秘密印刷所翻印。《火星报》在俄国国内有代办员网，代办员在俄国传播《火星报》思想和建立火星派组织。《火星报》在建立俄国工人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承认它为党的中央机关报。《火星报》在1903年10月出版第五十一号后，被普列汉诺夫支持下的一些孟什维克分子所篡夺。列宁于1903年11月1日退出了编辑部。从第五十二号起，《火星报》成了孟什维克的机关报。因此，人们把五十一号以前的《火星报》称作旧《火星报》，以后的称作新《火星报》。

[5]作者注：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燃起了“批评”的热情（见创刊号《多数派还是少数派？》一文），不过我应该指出，它对“经济派”和“工人事业派”（他们彼此的区别不大）估计得不正确。问题并不在于他们“蔑视政治问题”，而在于他们做运动的尾巴和只是重复运动所提示给他们的东西。过去有一个时期仅仅举行罢工。那时他们宣传的是经济斗争。到了游行示威的时期（1901年），发生了流血事件，产生了失望情绪，于是工人就采用恐怖手段，以为这能拯救他们，使他们不受暴君的统治。这时“经济派—工人事业派”也加入总的合唱队并且神气十足地宣称：现在应该采取恐怖手段，袭击监狱，释放狱中同志等等了（见《工人事业》杂志《历史性的转变》一文）。可见这决不能说他们是“蔑视政治问题”的。该文作者是借用马尔丁诺夫的话来进行“批评”的，但如果他去了解一下历史事实，那就比较有益了。）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高加索孟什维克的秘密报纸，由格鲁吉亚孟什维克领袖诺·尼·饶尔丹尼亚领导，于1905年4月20日—11月26日在梯弗利斯用格鲁吉亚文出版，共出了六号。《社会民主党人报》创刊号是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梯弗利斯委员会机关报”出版的，后来该报自称“高加索社会民主工人组织机关报”。

*《工人事业》（《Рaбочее　Дело》）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国外联合会的不定期机关刊物。主要编辑是经济派著名领袖弗·巴·伊万申、波·纳·克里切夫斯基、亚·萨·马尔丁诺夫等人。1899年4月—1902年2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十二期（九册）。

[6]注：指列宁所写的《我们运动的迫切任务》一文。

[7]作者注：当时《火星报》编辑部由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斯塔罗维尔*和列宁六人组成。

*斯塔罗维尔是坡特列索夫的笔名。

[8]注：《新时代》（《DieNeue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4年该杂志发表了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恩格斯的许多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和帮助杂志编辑部的工作，并且不时地对它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提出批评。1895年恩格斯逝世后，《新时代》开始系统地刊登修正主义者的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采取中派主义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

[9]注：《旅行家》是一种格鲁吉亚文的历史－考古学和地理－民族学杂志，于1901—1905年11月在梯弗利斯出版。从1905年1月起，《旅行家》成了格鲁吉亚社会民主党人的文艺政治周刊，由菲·马哈拉泽主编。它除刊登布尔什维克的文章外，还刊登孟什维克的文章。

[10]注：海因菲尔德纲领是1888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在海因菲尔德召开的建党大会上通过的纲领。这个纲领的原则部分包含一些正确阐明社会发展进程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任务的论点。后来，在1901年维也纳代表大会上，它被含有修正主义原则的新纲领取代。

[11]注：《曙光》（《Зaря》）是列宁创办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政治杂志，和《火星报》由同一个编辑部编辑，1901—1902年在斯图加特公开出版，共出了四期（第2、3期为合刊）。

[12]注：见圣经《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第6章第9—13节。——编者注

[13]作者注：也许读者要问：这位热烈拥护过“多数派”的普列汉诺夫怎么会转到“少数派”方面去了呢？原来是他和列宁之间发生了意见分歧。当“少数派”暴怒起来并宣布抵制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就认为必须完全让步。列宁不同意他的意见。普列汉诺夫就渐渐倾向“少数派”了。他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更加扩大了，普列汉诺夫终于变成了列宁和“多数派”的反对者。关于这一点列宁写道：

“……过了几天，我真的同一位总委员会委员一起去见普列汉诺夫，当时，我们和普列汉诺夫的谈话是这样进行的：

——要知道，世界上有一种爱吵闹的老婆〈即指‘少数派’〉，对这样的老婆必须让步，免得她疯疯癫癫、当众大吵大闹起来。——普列汉诺夫这样说道。

——也许是这样，但即使是让步，自己也要保持力量，使更大的‘吵闹’不致发生。——我回答说。”（见《对同盟代表大会记录的述评》第三十七页，那里引证了列宁的信）

列宁和普列汉诺夫没有达成协议。从这时起，普列汉诺夫就开始转到“少数派”方面去了。

我们根据可靠的消息得知，普列汉诺夫又在离开“少数派”，并已创办了自己的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ДневнuкСоuuaл-Демокрama》）是格·瓦·普列汉诺夫主办的不定期杂志，1905年3月—1912年4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十六期。1916年《日志》曾在彼得格勒复刊，但只出了一期。

略论党内意见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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