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来社去”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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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新

1976-07-25　破与立(曲阜师范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报)

朝阳农学院在教育革命中创造的新鲜经验“社来社去”，是教育史上一场深刻的革命，是我国教育领域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生长着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战胜腐朽的旧事物的一次有重大意义的胜利。“社来社去”这一新鲜经验，对于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和分配制度、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创建无产阶级崭新的教育制度，对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着深远的战略意义。

“社来社去”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创举，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新诞生的共产主义幼芽。它闪耀着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思想光辉，受到广大工农群众的热烈欢迎，坚决支持，普遍拥护，但却遭到党内资产阶级的种种非难和拼命反对。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内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即马克思所说的旧社会的“痕迹”。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就是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就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冲刷旧社会的“痕迹”，促使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迫使资本主义因素走向灭亡。学校作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必须为这个任务而斗争，必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培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英勇战士、缩小三大差别的革命先锋。高等学校实行“社来社去”，“其目的在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社来社去”反了几千年反动没落阶级传统的教育思想，冲击了走资派的命根子资产阶级法权，触痛了资产阶级法权卫道士们的复辟神经。党内资产阶级及其挂帅人物邓小平反对“社来社去”，这充分证明他们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复辟派。他们越是反对攻击，越证明“社来社去”方向对，路子新，是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中诞生的有无限生命力的新生事物，必须热情扶植，大力推广，坚决搞好。

教育领域是资产阶级法权仍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世袭领地。培养精神贵族是一切剥削阶级教育的传统宗旨。“学而优则仕”、“知识私有”、“技术垄断”、“知识即权力”等腐朽反动的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不断加工制造的精神枷锁。在资产阶级失去政权和物质生产资料之后，教育领域里的这些腐朽观念，仍然流毒社会，腐蚀人心，成为资产阶级垄断教育阵地的精神支柱，成为党内走资派在文化教育阵地同无产阶级进行较量的破烂武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这个历史的教训从反面告诉我们，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打破资产阶级在知识上的优势，限制教育领域里的资产阶级法权，对教育制度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毛主席在《七·二一指示》中指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主席的指示为我们彻底改革旧教育制度指明了方向。社会主义大学应该扎根工农之中，学生来自工农，毕业后又回到工农中去，做普通劳动者。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实现“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高等学校才能逐步摆脱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早日迎来共产主义灿烂的明天。实行“社来社去”，正是在教育领域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可贵而有深远影响的措施。

实行“社来社去”是对几千年来“学而优则仕”旧传统的彻底否定，是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有力措施。一切剥削阶级历来都把孔丘的“学而优则仕”奉为培养“劳心者”、“治人者”的方针。封建统治者设立科举制度，把读书同升官发财直接联系起来；资产阶级搞“智育第一”、“知识私有”、“知识即权力”等等，把“智育”、“知识”当作攫取地位、权力和财产的资本；苏修则更加露骨地把“提高文化”看成是“最有效的投资”；刘少奇、林彪接过封、资、修的反动衣钵，主张培养什么“专家”、“尖子”即资产阶级“人上人”；邓小平继承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反对大学培养普通劳动者，反对大学毕业当工人农民和工农“划等号”，反对“从工农中来，回到工农中去”，要“挑中学生好的要直接上大学”，顽固地维护“学而优则仕”的旧传统，巩固和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八亿人口，不斗行吗？！”“不斗争就不能进步。”“社来社去”的新鲜经验是斗出来的，是同剥削阶级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彻底决裂的产物，是招生和分配制度的一场深刻革命。它打断了“学而优则仕”这个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精神支柱，拆了“读书做官”的梯子，敲响了旧教育制度的丧钟。

实行“社来社去”是对资产阶级的“知识私有”、“技术垄断”的猛烈冲击。就知识和技术作为个人的特权而论，它是教育领域资产阶级法权存在的基础。旧教育制度浸透了资本主义商品原则和竞争原则，它确认“知识私有”、“技术垄断”合法化、制度化。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旧高等学校推行管理上“教授治校”、工资按“知”论级、学衔按“知”评定、招生按“知”录取、毕业按“知”分配这样一整套教育制度，其核心就是“知识私有”和“技术垄断”，其基础是资产阶级法权，结果使“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历史的教训，千万不能忘记。

马克思列宁主义教导我们，无产阶级不仅要在生产资料方面“剥夺剥夺者”，而且必须要把资产阶级“知识上的优势完全剥夺掉”。苏联变修的教训说明，如果没有这后一个“剥夺”，前一个“剥夺”是不巩固的。劳动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几千年来为剥削阶级所占有，这种被颠倒的历史必须颠倒过来。“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的革命洪流是任何反动势力阻挡不住的。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劳动人民知识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正在形成。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列宁曾经指出，“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实行“社来社去”正是列宁这一光辉思想的实践，是工农兵占领文化教育阵地，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所需要的。邓小平拼命攻击“社来社去”，要翻批“知识私有”和“技术垄断”的案，公然扬言“还我十七年”；教育界的走资派跟在后面嗡嗡叫。这证明“社来社去”在破除“知识私有”、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方面起了冲击作用，戳到了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的疼处。

实行“社来社去”，有利于在人与人的关系上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切反动没落阶级的教育造成的恶果之一，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和对立。这是由它们的剥削本质所决定的，是为它们的剥削和反动统治服务的。无产阶级的教育，是为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服务的。在社会主义时期，它的历史任务之一，就是造就“不仅用脑劳动，而且用双手劳动”的一代新人，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不断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为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中曾经提出这样一个设想：“总有一天会不再有职业的推小车者和职业的建筑师，曾经在半小时内作为建筑师发号施令的人也要推一段时间的小车，直到再需要他作为建筑师活动时为止。”实行“社来社去”，大学毕业当农民，使这新的一代大学生懂得阶级斗争，会科学种田，身不离劳动，心不离群众，能文能武，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这体现着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逐步缩小的光辉前景，堵住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分离和对立的通路。它是恩格斯上述光辉设想的实践。邓小平所以对大学实行“社来社去”咒骂攻击、暴跳如雷，是由于“社来社去”动摇了他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基石，破坏了滋生资本主义的温床。这从反面证明“社来社去”好得很。

还应该看到，实行“社来社去”也是在分配领域对资产阶级法权实行限制。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时期，在分配领域资产阶级法权还占统治地位，这是产生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肥沃土壤。列宁曾经提出过“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列宁领导联共（布）党实施了这一巴黎公社原则，并认为这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社来社去，大学毕业当农民，和农民一样参加劳动，领取同样的报酬，不搞特殊，不图名，不为利，干着社会主义，想着共产主义，这正是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所指出的：“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这有利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有利于防止修正主义，有利于消灭三大差别。

当然，限制以至逐步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消灭三大差别的过程，是一个充满斗争的过程，必然引起资产阶级的拼命抵抗，特别是走资派的拼命反抗。你要实行“社来社去”，向前迈进一步吗？邓小平说你超越阶段，“现在就要实行共产主义”。在他看来，分配领域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限制，大学毕业有了知识就不能和工农“划等号”，不能当工人农民，不能领取同工农一样的劳动报酬，而只能高官厚禄。人们不难看出，邓小平的主张实际上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反对“社来社去”，就是维护“按‘知’分配”的资产阶级原则，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

“翻案不得人心。”反对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搞复辟倒退，是永远不会得逞的。朝阳农学院“社来社去”毕业生，人人是批判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尖兵，自觉与修正主义路线对着干的英勇战士。他们的豪迈誓言，打破了邓小平的复辟迷梦。他们坚定地宣告：

这些铿锵响亮的激扬文字何等好啊！它是时代的号角，它是八亿革命人民讨伐资产阶级法权的战斗檄文。

“社来社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它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发展放射出灿烂夺目的光辉，它将在同旧制度的斗争中从胜利走向胜利。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胜利进军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