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不和工人讲平等的新贵族——评苏修剧本《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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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毅平

1976-07-01　红旗

在苏修舞台上，近年来有个名叫安娜·格奥尔基也芙娜的“能干的女人”大出风头。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的总结报告中，还特意把她夸奖了一番。究竟是什么东西使勃列日涅夫“为之而感动”、并赞不绝口呢？翻开剧本《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一看，明白了：原来这个“能干的女人”，在推行勃列日涅夫的反革命路线方面确实“能干”异常。

这个“能干的女人”，是一家有一百四十年历史的纺织厂的厂长。在厂里，她简直就是一个勃列日涅夫。一个车间完不成计划，她就下令各车间的工人放弃休息日加班；工人如果不老老实实遵从她那套规章制度，她便加以训斥、嘲骂，甚至以收回住房和解雇相威胁。在和工人的关系上，她完全以比工人高一等的统治者自居。当马尼娅等老工人在住房方面提出平等要求时，这个女厂长便振振有词地教训了她一顿：

“不，马尼娅，我们不是大家都平等的。我和你就不平等，你别见怪。过去我们曾经平等过，可是后来……我在技校里读了四年，又上了五年半大学，我们这就已经不平等了，对吗？只不过你知道，我的权利不是继承的遗产，也不是买彩票赢来的。权利大家都是一样的嘛。”

好一个“我和你就不平等”！好就好在她直言不讳，鲜明地道出了苏修社会的阶级关系，清楚地说明了苏修教育制度的性质。

人所共知，勃列日涅夫不断吹嘘苏联已处在什么“发达社会主义的条件下”，“没有敌对阶级和剥削”，到处是一片“新的、和谐的关系”。可是，他宠爱的这个“能干的”女厂长，却公开亮出坚决维护和工人“不平等”的信条。这的确和勃列日涅夫的鬼话不太“和谐”，然而却是事实。今日的苏联，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掌握着国家政权和生产资料，操纵着社会产品的分配，从而也就支配着工人的命运。从中央的总书记、部长，到每个企业的经理、厂长，构成一个新的剥削阶级。他们和工人的关系，已成为压迫和被压迫、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列宁在《论国家》中说得好：“只要剥削存在，就不会有平等。地主不会与工人平等，吃饱的人不会与挨饿的人平等”（《列宁选集》第4卷第56页）。住在有现代化设备的高级住宅里、并以压迫工人为自己“权利”的安娜，怎么会与住在十九世纪盖的“兵营”里的马尼娅讲“平等”？从这点上说，安娜不无可爱之处，因为她比勃列日涅夫坦率得多。

耐人寻味的是，安娜本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员，她和工人“曾经平等过”。从“平等”到“不平等”的奥妙何在？就是因为她“在技校里读了四年，又上了五年半大学”。受过高等教育，就不能和工人划等号了，就应该从和工人“平等”的地位上升为统治工人的贵族老爷的地位，就理所当然地要享受各种特权。在苏修新沙皇的统治下，苏联的一切文化知识，一切科学技术，统统商品化了。前不久，勃列日涅夫就公然宣称：“文化水平”是“宝贵的资本”，“这些青年时代赚来而以后又不断添加的资本，将终身为你服务”。这一妙语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苏联教育的修正主义本质。有了大学文凭，就等于赚来了“宝贵的资本”，获得了压榨工人的权力。知识，这个世世代代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出来的智慧结晶，在今天的苏联，就这样地起着资本的效用而吮吸着劳动人民的血汗，变成了新的资产阶级贵族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

把知识作为统治人民、压迫人民的工具，这不是安娜的创造，也并非勃列日涅夫的发明，而是古今中外一切剥削阶级的共同特征。从我国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表孔丘、孟轲鼓吹“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到封建文人鼓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一直到欧洲资产阶级学者鼓吹“知识就是力量”等等，都把掌握文化作为压迫和剥削人民的资本。大家知道，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是造成阶级差别的重要条件之一。在原始社会，没有也不可能有治“劳力者”的“劳心者”。只是由于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发展，伴随着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形成，才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的所谓“劳心者”。从此，文化科学知识就被这些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劳心者”所垄断，成了剥削阶级的世袭工具。这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则成了“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3卷第253页）。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消灭这种不平等。现在，苏修叛徒集团居然恬不知耻地为“劳心者”与“劳力者”之间的不平等高唱赞歌，这正好说明在他们那个名曰“发达社会主义”的社会里，“发达”的正是资本主义。

安娜之所以受到勃列日涅夫的特别宠爱，还在于他们之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是把受高等教育当作爬到工人农民头上的阶梯。正是勃列日涅夫之流，在当上所谓“红色专家”后，就自以为高人一等，不想与工人划等号了，并且拼命追求、强化、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成为骑在工农头上的吸血鬼。这些党内走资派是无产阶级最危险的敌人。时机一到，他们就篡夺党和国家权力，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伙新资产阶级分子，极端仇恨工人，压迫、剥削人民比老的资本家还厉害。从表面上看，确实如安娜所说，他们的权利“不是继承的遗产”。但是，苏修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却保障和维护了他们的继承权。当大官必然要读大学，读大学就有条件当大官。勃列日涅夫在苏修二十五大的总结报告里如数家珍般地夸耀：“现在共和国的党中央书记、党的边疆区委和州委书记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其中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受过工程技术教育及农业教育。……市委和区委书记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二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其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是工业和农业专家。今后我们应当更加坚定地贯彻这条路线。”安娜便是这条反革命路线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这条路线的狂热推行者。然而，正是通过安娜这个“能干的女人”和她那套不平等的理论，使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都看到了苏联复辟资本主义的血淋淋的现实，懂得了勃列日涅夫发誓要“更加坚定地贯彻”的“这条路线”，是把一小撮新贵族捧到天上，把劳动人民打入地狱的路线。

苏联变修的教训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不但要在经济领域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且还必须坚持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由于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三大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所以在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之间，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的痕迹。对这种不平等是限制它，缩小它，创造条件逐步消灭它，还是赞美它，扩大它，表现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邓小平刮起的右倾翻案风，不是公然反对读了大学和工人农民划等号吗？划不划等号，意味着属于哪个阶级的问题。愿意划等号，就是愿意跟工农兵一起革命，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不愿划等号，就是以为读了点书便有了资本，想爬到工农头上作新贵族了。这后一种人，在我们国家是没有出路的；要找出路，则必然热衷于资本主义复辟。邓小平的路线，在阶级本质上和勃列日涅夫的路线是一致的。如果邓小平的阴谋得逞，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不妨看看这个剧本。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能干的女人的故事》，不失为一份很好的反面教材，安娜这个被勃列日涅夫所宠爱的女厂长，不失为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