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修教育的不治之症——“分数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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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卓

1976-06　广东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苏联的教育得了一种不治之症，人们给这种不治之症起了个名字叫“分数狂。”苏修的报刊不打自招地承认：“分数狂——提高对学生的评分来达到学校的漂亮指标”，“分数百分比在我们这里变成了偶象，而我们就象偶象崇拜者那样崇拜它”。修正主义教育学的祖师爷、已经死去的苏修教育部长凯洛夫曾经坚持说：“分数百分比是评价教师与学校工作的标准”。其继承人、现任教育部长普罗可菲耶夫也“断然反对放弃分数数字指标”，因为这些分数数字指标“可以使人分析学校活动的进程，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在教育界的这些大头目指使下，下面的教育局长、校长便竞相强迫教师用“提高对学生的评分来达到学校的漂亮指标”，“报告关于学生成绩的赫赫战果”。他们“对教师的良心公开施加压力，直接或间接地强迫”“把占四分之一的2分改为3分”。阿塞拜疆共和国教育部中小学管理总局副局长供认：“近几年来成绩的百分比在增长，同时学校领导人不愿落后于平均水平的愿望也在增长。为了不至于落后，这些领导人就拧紧分数百分比的螺丝”，“强迫教师把学生的成绩提高。”由于各级头目施加压力，“分数狂”恶性泛滥，苏联现在有人担心：“五级分制将逐渐变为两级分制。而这两个分数——4分和5分与学生是否很好地掌握知识并无丝毫共同之处。”

据苏联《文学报》透露，由于笼统地按照分数百分比来责骂教师或夸奖教师，于是“教师就在分数百分比上下功夫”。教师不但受到上面的压力，而且互相牵制，互相施加压力：“如果您不把我班柯良的您这门课的2分改一改，从而使我那个班丢脸的话，那么您那个班的丹娘在我这门课就会得2分”。就这样，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祸害下，苏联教师被迫得尔虞我诈，拿分数作交易。

二十多年来，“分数狂”这个祸害长期地折磨着苏联的广大师生。据《文学报》透露，在“分数狂”的压力下，“有些教师一怒之下退出了学校”；“有一个教师说他四十七岁就退休了。他身体很好，精力也很充沛，但是被分数百分比的问题搞得精疲力尽。他认为‘分数狂’在破坏教师的神经，降低教师的人格和尊严”。但是受害最深的还是学生。在学校里教师把学生当作敌人，乌里扬诺夫师范学院有那么一个副教授就直言不讳地说：“教师是把自己和学生对立起来的。他们倾向于把功课、教材掌握不好只归咎于学生。”于是学习差的工农学生就受到歧视和迫害，被骂作“倒霉鬼”，“小懒虫”。教师拿2分威胁学生，2分由此获得了一些别名，叫做一种“特殊的威胁手段”，“教育耳光”。教师们“令人可怕地相信‘教育耳光’万能的威力”。你不去死啃书本吗？那就请你吃“教育耳光”。分数是通过考试来评定的。学生在考场上就象过堂受审一样，受到无情的摧残。苏修剧本《要象人们那样生活》中就津津乐道这样的考试场面：一个工人考动力技术学校时，惊慌失措，呆若木鸡：“我不明白自己出了什么事，我站在主考人面前，就象傻瓜一样，脑子里一点主意也没有”。女主角娜达莉在大学最后考试时，“她晕倒了，血从鼻子中涌出来。”……这样被摧残的青年，在苏联竟成为歌颂的典型。他们把分数当成一根包着橡皮的钢丝鞭子，驱使学生去死啃书本。苏修规定奖学金只发给学习成绩好分数高的学生，分数越高奖学金越多。中学毕业时分数高的发给金质奖章，可以优先进大学。大学毕业分数高的另行发给“优秀毕业证书”。一旦得到这种证书，无异身登龙门，可以青云直上。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分数这根橡皮钢丝鞭子无时无刻不悬在学生的头上，一步一步赶着学生走“读书做官”的道路，使他们学会弄虚作假，争名逐利。学生为了捞取高分数，有的“干脆抄别人的”，因为“抄袭比较轻松，欺骗则有利”；至于高官新贵的子女，就用卢布买分数，买一个大学入学考试的高分数，要花二千卢布。于是，在苏联，什么“私人授课”业，“代人考试”业，“论文出售”业，“毕业证书制造”业等等提供高分数的行当，应运而生。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苏联今天的教育堕落到何等卑污的地步！

就象苏修经济发生通货膨胀那样，分数狂也愈演愈烈。苏修对于这种膨胀的分数百分比象对通货膨胀一样毫无办法。《文学报》哀叹：“呜呼！这个题目在报章上已连续讨论了二十年了”，“但是祸害尚在，这个问题，显然进入了‘永恒主题’的行列”。苏联人民对“分数狂”是深恶痛绝的，有关的读者来信“象潮水一样涌进编辑部。”《文学报》一九七五年就收到一千多封这种信件，不得不装腔作势地出来对这种无法掩盖的现象谴责一番，以欺骗群众，平息民愤。但是不改变修正主义的路线和制度，这种顽症又哪能治得好！正如一个苏联女教师说的：“经过如此长期的围剿，膨胀的分数百分比应该早就寿终正寝了吧。但是学年开始了，而我觉得，一切依然照旧”。象这样明摆着的痼疾，苏修的《文学报》却仍极力进行掩饰和辩解。它在洋洋数千言的编前、编后语中，首先大力为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路线贴金，吹嘘什么“苏联普通中学的成绩是巨大的，是不容置疑的……达到了极高的教学质量”，说教育部长坚持要分数指标也是对的，因为“反映真实成绩的分数百分比仍不失为一个评价的标准。”那么错在娜里呢？《文学报》认为，错在校长“虚报成绩”，错在“教师水平低，又不敢给很多学生打2分”，把罪过往下面推，玩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把下面的人拉出来作“替罪羊”的惯伎！最后，为了掩盖矛盾和转移人民对这种教育制度的不满，《文学报》还给“分数狂”开出了一帖医治药方，叫做“取消留级制度，不及格的也升级，但他必须在新学年内补回功课，补课的钱应按法律规定由其父母支付才算公正”。满以为这样就可以欺骗苏联人民，把“分数挂帅”这种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继续推行下去。呜呼！《文学报》这种所谓医治“分数狂”的妙法，到头来只是向着学生和家长开刀，使他们从政治思想到经济上双层受害。苏修一伙这种倒行逆施的丑恶行径，使我们更加清楚认识修正主义是什么样的货色！

“分数狂”从它脱胎之日起就是修正主义路线的必然产物，苏修叛徒集团为了达到复辟资本主义，强化并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培养精神贵族的目的，就必然要把学校变成他们垄断资产阶级的工具，必然要出现“分数狂”这种不治之症。它与腐朽没落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制度是血肉相连的。“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只要苏修叛徒集团不垮台，修正主义不消除，“分数狂”就必然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文学报》玩弄的障眼法，只不过是更加疯狂地以“高分刺激”引诱苏联青年走修正主义道路罢了。

去年秋天，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刮起右倾翻案风，妄图从教育领域打开缺口，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教育界奇谈怪论的炮制者四处活动，大肆攻击教育革命，极力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说什么“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其用意就是要继续搞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学校那一套。从苏修的“分数狂”，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和教育界奇谈怪论的炮制者妄图复辟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反动实质，与苏修所搞的教育何等相似。我国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刘少奇一伙照搬苏修“智育第一”、“分数挂帅”那一套，对工农学生进行残酷的迫害，我们至今仍记忆犹新。当时在学校里，考试的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学生入学都要根据考试分数的高低决定取舍，升留级制度、退学制度等也都是以分数为主要标准。从全国到省、县，学校按分数排名次，分优劣，树“名牌”。分数成了对工农子弟实行管、卡、压的一根大棒。在这根大棒挥舞下，广大工农子弟被排斥在校门之外，他们说：“分数线，分数线，是对工农的封锁线，是资本主义的复辟线”。这种教育阵地上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政的沉痛教训，革命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对这种修正主义教育制度，毛主席早在文化大革命前就作过极其深刻的批判。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整个教育制度就是那样，公开号召去争取那个五分”；“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刀，彻底批判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教育阵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教育革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党内最大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邓小平，却公然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反对批判“智育第一”，反对同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其罪恶目的，就是要“克己复礼”，使我们重新回到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老路上去，象苏修那样，把教育变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从而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一定要牢牢把握批邓这个斗争的大方向，彻底批判邓小平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政治纲领和他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为捍卫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保卫和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而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