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看工农兵学员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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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　段学复　黄昆

1976-01-01　红旗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决心为教育革命作出贡献的年老教师，在党的亲切关怀下，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和工农兵学员一起，积极参加教育革命实践，亲眼看到教育革命的大好形势，看到北京大学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工农兵学员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迅速、茁壮地成长，感到由衷的喜悦。自己能对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一些有益的工作，觉得无比的幸福。

可是，在这大好形势下，教育界却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出现了种种奇谈怪论，说什么工农兵大学生“无论政治上、业务上都不如过去中技高”，诬蔑现在学校“不讲学文化”、“轻视理论”。这种谬论的实质，就是妄图从工农兵学员的质量问题上打开缺口，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复辟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案。因此，怎样看待工农兵学员的质量问题，是一场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之争，不可不辩论清楚。作为从旧社会过来的老知识分子，我们对于旧中国的反动教育的罪恶，对于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危害，都有深切的感受；对于这几年的教育革命，更有亲切的体会。面对着教育质量“今不如昔”的奇谈怪论，我们要用切身经历的事实，给予驳斥。

如何看待教育质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标准鲜明对立，评价天渊有别。列宁说：“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们讲质量，首先要讲政治质量，看方向，看路线，看培养哪个阶级的接班人。社会主义大学培养的学生，应当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建设社会主义服务的反修防修的战士，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可是，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北大，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学校里充斥着“智育第一”、“知识私有”等一套封、资、修的货色。学生一入学，见到的第一条大标语就是：“欢迎你，未来的数学家！”“欢迎你，未来的物理学家！”给学生指出的是一条“助教——讲师——教授”的道路。这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使许多青年学生根本不关心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拼命去爬那个精神贵族的“小宝塔”尖，把成名成家作为自己终生的奋斗目标。毕业分配时，不少人留恋大城市，不愿到艰苦的地方去。学生中有少数人，甚至堕落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代数专门组五四级七个学生中出了三个右派。物理系半导体物理专门组一九五六年毕业生十人中也有三人成了右派。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教育阵地开刀，极其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自从工人阶级开进上层建筑领域，领导教育革命以来，我们学校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转变学生的思想放在首位。今天的新北大，学员一入学，迎接他们的第一条大标语是：“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经过几年的学习，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他们刻苦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改造世界观，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在政治运动中，他们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发挥了生力军作用。我们从他们身上得到了勇气和力量，鼓舞我们积极参加现实的斗争。他们努力实践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大破因循守旧，坚持革新创新，常常给我们以促进。他们豪迈地提出：“人民送我上大学，我上大学为人民”，自觉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不少学员要求毕业以后重返农村，做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缩小三大差别的促进派。他们来自工农，不忘工农，学习工农，永当工农。这些都激励着我们，使我们深深感到：工农兵学员的这种政治觉悟、思想境界，是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的旧大学的学生无法与之相比的。

如何衡量业务质量，也要从路线上看，而不能以上了多少课程、念了多少本本为标准，要看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业务质量决不是一个单纯的业务问题，这里面首先有一个政治方向问题。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旧北大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公开提倡成名成家。在这种思想腐蚀下，学生被个人的蝇头小利、蜗角虚名限制了自己的眼界，束缚了自己的胸怀。作毕业论文时，往往争导师，争题目，争发表，甚至连点滴的心得也互相保密。这样的指导思想，决定了他们只能从杂志缝里找题目，跟着洋人屁股转。而我们今天的工农兵学员，则总是把自己的学习同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目标联系在一起。他们首先注意科学技术中的方向、路线问题，总是把技术攻关仗当作政治仗、争气仗来打，一心为打破帝修反的科技垄断，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作贡献。电子仪器厂半导体物理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最后一年多的教学是结合研制一种超高速集成电路进行的。这种超高速集成电路是我国研制大型高速电子计算机急需的产品。在开始选择这项战斗任务时，由于难度较大，不少教师的思想上曾有过动摇。但是，工农兵学员听说帝国主义为了卡我们的脖子，在谈判向我国出售大型电子计算机时，提出了一系列无理要求，十分气愤。他们说，为了粉碎帝国主义的挑战，任务再艰巨，我们也要上，毅然决然地接受了这项战斗任务。在技术攻关战斗中，他们“不为名，不为利，一心为社会主义祖国争口气”，经常连续奋战几十个小时不下火线。经过几个月的共同努力，终于拿出了样品，现已小批量生产。这说明，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使得工农兵学员在业务学习上能够很快提高，取得丰硕的成果。

旧北大根本不讲理论联系实际，不讲为三大革命运动服务。那时的理科，学制长达六年，课程三十多门，将学生整天关在高楼深院里死读书，严重“三脱离”。那样名目繁多的课程，正是象列宁批评的那样，是“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东西。学生念了这么多无用的本本之后，不但没有给他们什么建设社会主义的真本领，相反却在他们思想上打下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烙印。即使一些有用的知识，学生也是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来衡量，完全是颠倒着学的，学了也不会用。这样关门读死书，使许多学生不会做工、种田、打仗，越读越蠢，成为书呆子、修苗子。数学系学生学了数学，有的竟问：“党的领导为什么是必要的，请用数学公式证明给我看看”。学生毕业到了工作岗位以后，不少人不能把学到的理论应用于实际，工人群众说他们是“理论一大套，实际不对号”。这一切，都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恶果。今天，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在实行开门办学、结合战斗任务和典型产品组织教学的过程中，我们遵照“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使学员在学习过程中实现认识上的两个飞跃，因而他们学到的知识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几年来，数学系师生先后到北京和外地的厂矿、农村、科研机关等几百个单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并结合战斗任务和典型产品组织教学，和几十个单位挂钩，承担了五十六个科研项目，九十六个课题。其中有十三项填补了国家空白，二十四项达到国内先进水平，三十七项被工农业生产采用。在应用数学和计算方法方面，有四项属于七十年代国际上刚刚开始的工作。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有五项取得重要进展，有的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些任务，涉及农业、工业、地质、水文、石油化工、数字通讯、精密仪器、高能物理等方面。学员在内容这样广泛的实践中，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有很大提高。数学专业三年级学员和教师，在完成某精密仪器的有关计算时，想工农兵之所想，急社会主义之所急，打破洋框框，大胆革新，对电路设计提出了新方案，使仪器精度达到国际水平。一年级概率班一个学员，学习试验设计课程时，主动利用业余时间回到原单位和工人师傅一起，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研制一项电子元件新产品科学试验，使生产工序时间比原来大大缩短了，质量也有了提高。去年九月，他还出席了全国概率统计工作会议，报告了自己试验和研究成果，受到与会者的好评。电子仪器厂半导体物理专业首届工农兵学员毕业实践的三十五个项目，也同样取得了丰硕成果，有的填补了国家空白，有的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基本上已用到生产、科研上。

工农兵学员基础理论知识学得怎么样？在这个问题上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指责我们“轻视理论”，“根本不要基础科学”。这完全是不符合事实的胡说八道。我们两人中，黄昆是搞半导体的。一九五六年至一九五七年曾和另一位同志一起编写了一本《半导体物理》。当时，我国新兴的半导体工业还没有办起来，书的每章每节都是根据外国资料写成的。就是这么一本教材，一直用到文化大革命前。十年中，我国半导体工业生产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这本根据外国资料编写的教材却一直没有修改过。学生学了这些落后于实际的理论，不仅用处不大，反而不知不觉地受了洋框框的束缚。而在近几年的教育革命实践中，师生一起改革旧教材，在教学、科研、生产的基础上，通过深入调查，向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和革命技术人员学习，编写出适合生产和科研需要的八种新教材，包括老黄和同志们一起重写的《半导体物理》。这些教材密切结合我国半导体发展的实际，总结了我国工人阶级的实践经验，并在理论上作了分析探讨，教材内容有一定的先进性与实践性，受到学员和广大工人、技术人员的好评。试问：用这样的教材来教学生，究竟是学了理论，还是不要理论呢？理论教学比文化大革命以前提高了呢，还是降低了呢？这个小小的事例，难道不足以说明那种诬蔑我们“轻视理论”、“根本不要基础科学”的攻击是多么荒唐，那种“今不如昔”的质量观是多么站不住脚吗？

去年九月，一个外国固体物理考察组来北大参观访问，黄昆参加了接待。在参观访问中，物理系四名二、三年级的工农兵学员分别向他们作了有关半导体激光、低温物理和磁学方面的学术报告。报告后，外宾接连提出许多问题，对研究内容、工作进程盘根问底，这实际上是对学员的一场口试。我们的学员当场一一作答。外宾们反映“分析很透，数学与物理问题结合得很紧密”，承认“这种培养方式效果很好”，培养的学生是“高质量”的。

事实胜于雄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教育革命实践，才短短几年，就已经充分显示出了它的无限生命力，工农兵大学生无论是政治质量还是业务质量，都远远超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旧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这些都是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改革了旧的教育制度，改革了旧的教学方针和方法，坚持了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生，实行了开门办学，理论联系实际，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的结果。

几年来在教育革命实践中，我们和工农兵学员朝夕相处，共同战斗。同学们常常和我们促膝谈心，满腔热情地关心和帮助我们，有力地推动了我们的世界观改造。文化大革命前，段学复搞科研的“最后推动力”，是想在数学史上留名，希望能在海外找到“知音”。作为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却把科研的根子扎在外国，脱离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还以为“海外存知音”。参加这几年的教育革命，工农兵学员朝气蓬勃的革命精神给了老段很大鼓舞，认识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由于提高了思想觉悟，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老段虽然眼睛高度近视，又患有老年白内障，还动过直肠癌手术，但经常到工厂向工人学习，调查研究，积极发挥自己的专长，和其他师生一起解决了有关部门提出的一项比较复杂的计算课题，计算效率比原来提高了一千四百多倍。我们深刻认识到：三大革命运动实践才是科学技术的源泉，工农兵群众才是真正的知音。今天，我们看到大学里工农兵学员茁壮成长，仿佛觉得自己变年轻了。我们深切地体会到：“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什么路线培养什么人。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使我们对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更加仇恨，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更加热爱。我们坚信，教育革命的路线是正确的，方向是对头的，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迎接我们的将是更加光明灿烂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