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

大是大非问题一定要辩论清楚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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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朝阳农学院委员会

1976-01-01 红旗

内容提要:本文旗帜鲜明地回答和驳斥了教育界中攻击朝阳农学院办学经验的一些奇谈怪论,具体分析了这些论点的阶级实质。这是在教育革命的大辩论中产生的文章,可以同本刊上一期发表的《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一文放在一起读。

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洪流,正奔腾向前。但是,在一派大好形势下,斗争仍然很激烈。教育界有人发出种种奇谈怪论,刮起一股右倾翻案风,他们想用这股歪风刮掉毛主席的革命教育路线,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们,对于我们朝阳农学院的办学经验,也进行了种种攻击和非难。他们的矛头决不是对着我们一个学校的具体工作。究竟我们走的基本道路对不对?究竟他们那些论点的真正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事关路线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辩论清楚。

办大学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

我们朝阳农学院坚持在农村办学已经六年。六年来,我们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反复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教育革命的论述,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逐步加深了对毛主席教育路线的理解。我们认识到,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同“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在实践中提出:“社会主义农业大学,首先必须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大学。”我们的意思很清楚,就是说:在学校里,政治同业务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农业大学首先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用政治统帅业务。这本来是完全符合毛主席关于“应该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和“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的指示精神的。然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却坚决反对“社会主义农业大学首先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大学”。理由呢?据说是这里没有提业务,“讲一面总是不成”。请不要偷换概念。我们讲的是统帅,是究竟什么占第一位的问题。如果政治、业务“两面都讲”,把它们都当作统帅,那岂不就取消了统帅?说穿了,那些奇谈怪论制造者的目的正是如此。他们采用“一方面,另一方面”的折衷主义手法,来贩卖“业务挂帅”的修正主义黑货。

党的基本路线告诉我们:社会主义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性。教育战线经过几次重大的政治斗争之后,在这块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不是消失了呢?没有!资产阶级要用教育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无产阶级则要用教育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因此,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学校不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必然要变成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任何专业学校,如果想办什么“纯业务大学”,不坚持政治挂帅,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忘记无产阶级专政,那就势必走到资本主义的邪路上去。教育界的奇谈怪论硬说当前是“政治冲击业务”,不学知识,轻视理论,“是主要倾向”。照他们的说法,教育战线的主要矛盾不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了,而是知识多与少的矛盾;当前的主要危险不再是修正主义了,而是忽视业务。这不是对党的基本路线明目张胆的篡改吗?

早在一九二一年,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修正主义错误时就尖锐地指出:“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毛主席也反复强调,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列宁和毛主席的这些教导,是我们正确处理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政治工作与其他一切工作的关系的指针。技术工作、业务工作,只能为政治服务,学校的专业只能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教育界发出奇谈怪论的那些人,一听见把专业学校首先办成无产阶级政治学校的说法,就跳起来反对,这说明他们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的基本观点。他们的奇谈怪论,实际上是与新老修正主义者刘少奇、林彪、托洛茨基、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一脉相承的。

教育界发出奇谈怪论的那些人,那么起劲地反对我们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为了关心我们的专业,发展我们的科学技术吗?根本没有这回事。列宁在批判那种所谓“学校可以脱离政治”的谎言时一针见血地指出:“提出这个原理的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资产阶级政治放在学校事业的第一位”。教育界的奇谈怪论正是这样。我们朝阳农学院在无产阶级政治统帅下,把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作为师生的必读课,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使学生不但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提高了批判资本主义的能力,而且也学到了农业科学技术。无数事实说明,有了正确的政治观点,不但不会妨碍学习业务和技术,反而能够促进它们的提高和发展。如果按照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去做,不把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第一位,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学习业务、学习技术,那岂不是又回到旧沈阳农学院的老路上去了?可见,他们的目的,决不是什么关心专业、发展科学,而是要重新恢复文化大革命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的状况。这条复辟倒退的路线,是教育战线上的广大师生和人民群众坚决不能接受的!

农业大学必须实行“社来社去”

农业大学要满足广大农村对于农业技术人材的迫切需要,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巩固和发展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就必须坚持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实行“社来社去”,农大毕业当农民,拿工分,受到贫下中农的热烈欢迎。然而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却反对这样做,认为这是“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也就是说我们超越阶段,步子迈得太快了。这不是和当年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唱的同一个调子吗?

大家都知道,我们所处的社会主义时期,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把它叫做旧社会的“痕迹”。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我们共产党人一个重要的战斗任务就是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逐步洗刷旧社会的“痕迹”,促使共产主义因素逐步增长,迫使资本主义走向灭亡。只有这样,才能早日迎来共产主义的灿烂明天。我们的教育要为此而斗争,就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逐步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我们实行“社来社去”,反了几千年来“读书做官”的旧传统,正是向资产阶级法权勇敢挑战,正是实现巴黎公社“在事实上而不是在口头上同升官发财的思想作斗争”的原则,正是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坚持继续革命的一个具体步骤。这本来是社会主义革命应当做的事,根本不是什么“现在就要搞共产主义”的事。我们和奇谈怪论者的分歧在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向着明天的共产主义前进,而他们则身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却心想过去的资本主义,这就难怪他们总是埋怨革命的车轮太快,总是把任何进步都看作是超越阶段了。

对于我们学校实行“社来社去”,贫下中农有句评语:“这样培养的人,我们养得起,用得上”。可见,农业大学实行“社来社去”的原则,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目前农村占主体的是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实行的是工分制,而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根本不存在工农差别,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也根本不存在什么工分制,那时还当什么农民、挣什么工分?“社来社去”当农民、拿工分,怎么叫做“共产主义”呢?真是偏见比无知距离真理更远。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是以关心“学习质量”著称的,然而看起来他们自己的“学习质量”就不那么高,你看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竟是这样的一窍不通!

奇谈怪论者一面说“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一面又说:不培养干部、技术员,“还办大学干什么?”显然,他们这里津津乐道的“干部”和“技术员”,是那种绝对不能当工人农民的人,不然的话,培养这些人的那种“大学”不是也“就取消了”吗?可见他们所要培养的“干部”和“技术员”,绝不是我们那些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广大干部,也不是与工农同呼吸、共命运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是与“十七年”旧大学鼓吹的“红色农学家”、“园艺师”、“高级建设人材”一样,都不过是高踞于工农群众之上的精神贵族而已。毛主席教导我们:“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那种主张上了大学就一定要比工农高一等的奇谈怪论,完全颠倒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是一条为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按照奇谈怪论制造者们的逻辑,培养工人农民用不着上大学,上了大学就不能再当工人农民,就不能同工人农民划等号了,这不就是说,应当永远保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应当永远由少数的特权者垄断文化科学吗?这种情况,只要看看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的苏联就行了。苏修头目毫不掩饰地说,他们的“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在那里,只要一跨进大学的门槛,就等于爬上了进入特权阶层的阶梯,也即取得了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特权。请问奇谈怪论的制造者,你们那样起劲地反对大学生当工人、农民,是不是打算步苏修的后尘呢?

农业大学必须办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之中

教育界发表奇谈怪论的人,叫嚷得最厉害的是所谓“质量”问题。他们攻击现在的大学生“无论政治上、业务上都不如过去的中技高”,“五年要普及大寨县,都象朝农水平能行吗?”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妄谈“质量”,实际上是要肯定“十七年”的修正主义老路,否定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无产阶级办学道路。

什么是大学水平?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回答。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学,讲质量,看水平,首先要看方向,看路线,看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看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毛主席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无产阶级衡量教育质量和水平的唯一标准。几年来,我们朝阳农学院的广大师生,以阶级斗争为纲,努力实践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在办学方向上,实行“社来社去”;在教学体制上,坚持半工半读、勤工俭学,“几上几下”,使学校初步形成了教学、科研、生产三结合的新体制,把学校办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根子扎在广大群众之中。“几上几下”,使大课堂和小课堂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教学中的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既有利于学生转变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又有利于他们掌握农业科学知识。正因为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朝气蓬勃。贫下中农和社队干部称赞他们是“一批实干顶用的庄稼汉”,“领导班子的好参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先锋”。难道这样的学生不能为农业学大寨服务,倒是过去那种学农不爱农、不务农、不会农,毕业时还翘尾巴、不服从国家统一分配的学生,更能为“普及大寨县”做出贡献吗?

奇谈怪论的制造者还指责我们这样办学只能普及,不能提高。他们说,还是让一些“有条件”的学校去提高吧!事实上,我们把学校分散办在农村,把大量的人力物力放在群众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不仅有利于普及,也完全能够提高。恩格斯早就指出:“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毛主席也指出,自然科学是生产斗争知识的结晶。生产实践是自然科学发展的源泉。只有与生产密切结合,科学研究才能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几年来,我们结合教学,进行了大量的科学普及工作,同时在研究工作上也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已有二十项科研成果用于生产。师生培育的朝谷四号、朝谷六号、高粱1095等新品种已开始推广。在象鼻虫的研究上,师生们通过实践,发现朝阳地区危害最重的不是过去书本上记载的两种,而是另外一个新种,叫棉尖象?。经过反复观察、研究,初步摸清了它的生活规律,找到了防治的方法。同时他们还弄清了蒙古灰象?不是一年一代,成虫越冬,而是两年一代,成虫与幼虫两种形态越冬,纠正了过去书本上的错误结论。辽宁省有关研究部门在其他几个省市的调查,也完全证实了这个问题。我院农学系棉花课题组的师生,在实践中看到棉花整枝打杈费工太多,决心培育一种没有枝杈的棉花。经过几年来与贫下中农一起搞科学实验,从零式果枝的棉花里,系统选育成功一个新品种。这种棉花抱着主茎开花,没有枝杈,成熟较早,伏前桃多,适于密植和机械耕作,现在正在繁种。大量的事实,有力地驳斥了那些奇谈怪论制造者的谬论。毛主席指出的办学道路,就是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研水平最重要的条件。此外还要找什么“条件”呢?难道那种关起门来死读书的“条件”能够造就又红又专的人材、能够促进科学研究的发展吗?不管制造什么借口,妄图使学校重新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脱节,那是绝对办不到的!

教育界出现的各种奇谈怪论,绝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这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发展时期,社会主义到处都在胜利前进。在这革命的进程中,总有那么少数人要跳出来反对新生事物,拼命维护旧事物。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在历史的转变关头,“在嚣张一时的‘知识界’中,会出现无数的哭丧妇:有的哭立宪会议,有的哭资产阶级纪律,有的哭资本主义秩序,有的哭文明地主,有的哭帝国主义的大国精神以及诸如此类等等”。现在又有人出来哭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十七年,哭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学校,哭修正主义的一整套教育制度。但是,历史的潮流总是阻挡不住的。“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朵朵新花竞相开放,更加鲜艳。让那些形形色色的“哭丧妇”去哭泣吧,去悲鸣吧,胜利永远属于我们战斗的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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