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说中的农学院看苏修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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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系俄语专业教学组

1975-09-02　江苏师院学报

在认真学习大寨、朝阳农学院的教育革命经验，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高潮中，我们看到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反面教材——苏修短篇小说《文凭到手的姑娘想出嫁》。这篇小说取材于苏修教育的现状，写的恰恰也是发生在农学院的故事。因此很值得一读。这对于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特别是弄清楚在教育领域内必须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问题，以及进一步认识大寨、朝农经验的战略意义，很有益处。

小说写到的农学院，办在苏修统治的中心莫斯科。主要人物索妮契卡是这所农学院的毕业班的女学生。她刚参加过实习，又交掉了毕业论文，只待国家考试完毕，就可以拿到毕业文凭了。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毕业以后会怎么样？索妮契卡不愿离开莫斯科，她早就拿定了主意不到农村去当农艺师。可是传说这届毕业生都要被派到生荒地去。这个“最最可怕的”分配方案使索妮契卡感到“一切就要完蛋了”。为了免于这场“灭顶之灾”，她决定“勇敢地奋斗一番”。她毅然来到教务处，坚定地对处长说：“我请求留我在部里工作。”理由是：“我有病”，“我的妈妈有病”。但是，教务处长对这一套把戏早已司空见惯，因此索妮契卡的这些谎言，收不到成效。于是她使出了一个绝招：“我要出嫁了！”索妮契卡这下子确是大有成功的希望了，那个教务处长也只能气急败坏地发问道：“既然你们只想嫁人，当初何必投考农学院！”

是啊，不愿意务农，为什么却要进农学院呢？不为其他，单为一张文凭。就象商品要有商标一样，在苏联“每一个有教养的姑娘都应该有张文凭”。当初，索妮契卡曾经想进综合性大学，“前门”和“后门”都走过，但是结果均成泡影。同时也没有“熟人”帮她进更吃香的档案管理学院或者外语学院。“出于无奈”才进了农学院。在今天的苏联，文凭就象学校一样，也是有等级的。农学院的文凭太低级，也不能保证索妮契卡留在莫斯科。既然“商标”名声不响，又要把“商品”卖高价，那么只得求助于玩骗术、耍无赖这套在苏修社会上颇为通行的伎俩了。最后她终于使出了这一个绝招：嫁人。只要嫁给一个有权有势的人，留在莫斯科，并进而挤进上流社会，就不成问题了。

在莫斯科的这所农学院里，象索妮契卡这样的毕业生还有很多。“每年在一百个莫斯科出生的毕业生中，就有三十个申请留在这个城市”。在和索妮契卡同届的学生中，差不多有五十个姑娘已经嫁了人。其中有一个叫阿拉的，一听说要去西伯利亚，马上就嫁给了某个一级研究员。无怪乎教务处长哀叹道：“还有谁下乡呢？”

据说，下乡的人还是有的。有的学生认为：“只要有中意的工作，上阿尔泰也行，上萨扬也行。”请注意，下乡要有条件，就是要有“中意的工作”！这些人，一无靠山可倚，二无奇货可居。既然在莫斯科没有他们角逐的余地，只好到外地去，那里有“专家”们享受的优厚待遇和各种补充物质报酬；既然不能象索妮契卡那样指望留在农业部工作，那么就到集体农庄去做官当老爷吧！虽说不是一步登天，但同样有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前途”。说穿了，农村也是“市场”。在莫斯科卖不出去的“低级商品”，可以到那儿去卖高价。只要这个“官”当得使苏修头目们满意，有朝一日受到他们的青睐，还可指望“商品”升级，卖更高的价格。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那么，为什么索妮契卡想出嫁，就大有希望留在部里工作呢？她的学业低劣，也没有什么政治靠山，可是她有一个特殊的条件：“脸蛋俊俏，身材苗条”，因此她的母亲说她“最适宜当部长的秘书，至少也要当副部长的秘书”。原来索妮契卡就是打算凭了这一“资本”，去挤进新资产阶级的圈子的。

对于索妮契卡一类的女毕业生来说，用这种办法爬进新资产阶级的圈子是行之有效的。须知在莫斯科城内，有多少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在争权夺利之暇需要找个漂亮的姑娘消遣消遣啊！这些新资产阶级分子钱多势大，飞扬跋扈，投身在他们的怀抱里，还有谁敢来把你赶出莫斯科呢！请听教务处长对索妮契卡说的话：“只有丈夫是军官，或者他的职位比您毕业后能得到的职位高，您才可以跟丈夫走，并且有权自找工作。”这意味着，学校的毕业生分配制度对那些有靠山的人没有任何约束力。可见在苏联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的学校里，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特权是至高无上的。莫斯科的新资产阶级老爷们正是依靠了特权的力量，把索妮契卡一类女学生占为己有，成为他们的私有财产。而索妮契卡们也懂得，只有依靠特权才能为她们打开方便之门，帮助她们挤进新资产阶级的圈子，成为特权阶层的一员，所以才这样不择手段而在所不惜。

然而，在索妮契卡的同学中，也有人不必用“嫁人”的办法，就能摆脱到穷乡僻壤去的命运。这些人比索妮契卡“高级”些，他们本来就是属于特权阶层的。有一个女学生，刚踏进农学院的大门不久，就提交了一份患肺结核病的证明，因此肯定不会被分配到农村去。她所以这样走运，“因为舅父是医学教授，在她即将被揭露的危险时刻，舅父亲自出马，参加了审查委员会”，从而搭救了她。你看，只要有个掌握着特权的亲戚，什么都能办到！可以想像，如果有比这个“舅父”地位更高的亲戚，那恐怕连装病也没有必要，更用不着匆忙地嫁人，只消依靠他的权势，就可以安安稳稳地留在莫斯科了。

伟大列宁说得好，资产阶级国家的学校“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小说《文凭到手的姑娘想出嫁》中的莫斯科某农学院正是这样。这儿发生的一切可笑的事情，哪一件不是资产阶级法权观念在起作用呢！其实，这是不足为怪的。在今日之苏联，由于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复辟，资产阶级法权变成特权已经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都恢复了统治作用。对于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统治者们，资产阶级法权和特权本来就是传宗接代的法宝，因此他们一上台，就拼命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加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特权。另一方面，由于“教育界的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长期以来没有按照列宁的有关指示进行革命的改造，使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而在这块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上，又长出了一批新毒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都受过它的培育。因此，在苏联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以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教育领域内更是大肆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竭力扩大和强化资产阶级法权，把学校完全变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成为培植他们所需要的修正主义后继人的温床。小说中的莫斯科某农学院，就是这个“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和修正主义温床的具体写照。

莫斯科的这所农学院，还害着一切资产阶级学校的通病，“就是书本与实践完全脱节”。它所进行的教学基本上是与农村隔绝的。从入学到毕业前夕的“实习”这几年，学生们根本接触不到农民，因而他们实际上对真正的农业知识毫无所知，至于农业生产实践更是一窍不通。就拿索妮契卡来说，在去“实习”以前，她除了同送牛奶的集体农庄女庄员攀谈过以外，还没和农民谈过话；关于集体农庄的知识，都是从小说、教科书和课堂笔记中得到的；至于莫斯科以外的俄罗斯是什么样子，也“仅仅在和妈妈去疗养地时从火车的窗口或者在她家别墅的篱笆缝里看见过”。试想一下，这种办学道路和办学方法怎能培养出对农业生产有用处的人材？如果说学生在这类学校毕业后拿到文凭，并到农村去当上了一名农艺师，也无非是徒有一个空名罢了。这是修正主义学校造成书本和实践完全脱节的必然恶果。

诚然，索妮契卡和她的同学们在毕业前也要到集体农庄去参加一次所谓的“实习”。关于这次“实习”，小说中有一段描写。起初，实习生们白天游泳、晒太阳，晚上跳舞、看电影。索妮契卡还靠着她的外貌卖弄风情，分配给她的任务也十分简单，管管收割时机械的调配。可是“好景”不长。下了一星期的雨，把所有的快意都冲光了，剩下的只是懊丧。甚至在回到学校以后，索妮契卡一想起在农村吃到的“苦头”，还是毛骨悚然。你看她站在镜子面前，一边端详着因为风吹日晒变得粗黑的面孔，一边唉声叹气，那种狼狈不堪的样子真是令人作呕。这种“实习”既无正确的思想指导和政治教育，又无明确的专业要求，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对于学生来说，也只不过是到莫斯科以外的地方去尝尝生活风味罢了，其结果当然使学生感到一切不如莫斯科。于是原来就没有到过农村，也根本没有接触过农民的学生，就十分自然地对农村更害怕、更厌恶，并驱使他们以加倍的努力逃避去农村工作。

当农学院的教务处长在哀叹“还有谁下乡呢”的时候，他当然不会想到，这个状况正是农学院贯彻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造成的。相反地，他却正言厉色地责备索妮契卡。然而索妮契卡并不买他的账，反问道：“你们为什么把农学院办在莫斯科呢？”虽然索妮契卡根本不可能意识到苏修教育制度的罪恶，但是她根据这一点不肯下乡。索妮契卡只不过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受害者而已，首先应该受到指责的正是勃列日涅夫之流，正是苏修教育界的统治者们。因为他们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用资产阶级的人生观腐蚀学生，才把学生变成了轻视劳动、轻视工农、轻视实践的精神贵族。不说别的，一所农业专科大学办在莫斯科城内，不就是活见鬼吗！有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才有了这一类农学院，有这一类农学院，才有这样的农学院毕业生，这一必然的联系是十分清楚的。发生在这个学校里的各种丑恶现象，无不根源于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修正主义路线。请看，学生不愿离开莫斯科，不正是苏修头目用资产阶级的花花世界熏陶青年一代的结果吗？不是他们自己拼命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言行为青年一代造成一个个可以效法的楷模吗？学生胸无真才实学，耍无赖、搞欺骗却很有一套，不正是苏修社会上颇为吃香的做人诀窍吗？因此象教务处长那样一古脑儿地责怪索妮契卡是毫无道理的。

可笑的是，这位教务处长在把学生赶向农村的同时，自己却因为风闻学校可能迁出莫斯科而惶惶不安。不言而喻，在修正主义路线统治下，即使这所学校要迁出莫斯科，也只能是从一个城市搬到另一个城市，同样是远离农村、脱离实际的。尽管如此，处长先生还是不愿跟学校走，因为他绝对不肯离开莫斯科。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在莫斯科有个工作和职位，其他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这就十分清楚地证明：学校让这样的人把持，不出索妮契卡这样的学生，倒是咄咄怪事。

列宁曾经多次指示在教育工作中把理论和实际联系起来。他说过：“学习、教育和训练如果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会信赖的。”可是苏修的那些学校早就背弃了列宁的告诫。它们把学生禁锢在高楼深院之内，从思想上进行资产阶级的奴化教育，使之成为与广大劳动人民格格不入的“资本的走卒和奴隶”，在业务上则灌输“无边无际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使之成为不学无术的庸人。从索妮契卡身上，我们看到了这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产生出来的一个活标本。

也许有人会问：莫斯科某农学院的学生都同索妮契卡一样吗？苏修搞“天才教育”，难道在这个学校里就没有“高材生”了吗？不错，“高材生”是有的。但是这种“高材生”只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农村进一步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爪牙的代名词。我们知道，在苏联，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与资本主义全面复辟的现实是息息相关的。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又服务于经济基础。如今，苏联农村经济已经全面资本主义化，在这个过程中，莫斯科某农学院一类的学校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谓予不信，有例为证：近年来苏修忙于用“熟练的专家们——总农艺师，总畜牧师”取代那些“最多只受过中等教育”的农庄主席，并依靠他们来推行“新经济体制”。这些“专家”们不就是莫斯科某农学院一类学校培养出来的吗？不就是那些“高材生”吗？他们是搞“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变集体所有制为私有制的行家。苏修的农业越搞越糟，也应该给这些“专家”们记上一笔功劳呢！

还在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强调“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该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此，他还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采取了许多革命措施。可是，曾几何时，就在列宁主义的故乡，列宁的教导却被抛到九霄云外，苏维埃政权对旧教育进行改造的成果已经付之东流。这个历史的悲剧给了无产阶级许多深刻的教训，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教育领域内必须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读了小说《文凭到手的姑娘想出嫁》以后，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从小说所透露的苏修教育现状，我们还进一步看清楚了修正主义教育的反动、虚伪和腐朽没落。这从反面有助于我们认识，为什么朝阳农学院要同修正主义教育对着干。我们不妨把朝农和莫斯科某农学院比较一下。朝农从城市搬到农村“分散办学”，把学校和农村三大革命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它实行“社来社去”的方针，学员“一颗红心进农大，农大毕业心更红”；它规定了“几上几下”教学制度，使学员“在学习期间就成为推翻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在朝农，不仅是学员扎根农村意志坚，这儿还有睡土炕的党委书记，拿工分的大学教师，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教授。这一切都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挑战。朝农的经验，就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经验，就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经验，就是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经验。而在莫斯科某农学院，我们看到的情景则都是和这些经验截然相反、针锋相对的。这就更加说明，朝农的经验好得很！

两种学校，反映了两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经过比较，我们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