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教育的演变及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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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写作组

1975-06　广东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全国人民正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搞清楚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教育战线的同志在认真看书学习，调查研究，总结经验中，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苏联教育是怎样演变的，它对修正主义上台起了什么作用？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记取苏联“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历史经验，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搞好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很有意义的。

（一）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对教育革命的问题，作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指示。列宁反复强调，要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他明确地指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教育应当同劳动人民反对剥削者的斗争结合起来”，“同工农的劳动结合起来”。为了在教育领域实现对资产阶级的专政，列宁着重地指出：“一定要注意承认党的领导作用”，“无产阶级，通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和所有一般无产阶级组织，应当最积极地作为最主要的成分参与整个国民教育事业。”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路线指引下，联共（布）党领导广大工农群众，在同国内外阶级敌人作顽强斗争的同时，开展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教育革命，对旧教育制度进行了猛烈的冲击。十月革命刚刚胜利，苏维埃政权就紧紧抓住高等学校这块阵地，1917年底便统一由国家举办。从1918年——1921年初，又连续进行了两次学制改革，废除了沙皇时代的旧学制，为创建无产阶级教育制度作出了可贵的革命尝试。在二十年代里，苏联的教育革命，尽管受到错误路线的干扰破坏，改革还不彻底，但大方向是正确的，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当时在这个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教育革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废除了沙皇旧学制；在普通教育，工农子女有入学的优先权，并为他们入学提供物质保证；大学招生，遵照列宁的指示：“首先应该无条件地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并普遍地发给他们助学金”，还作出取消入学考试的规定，使工农及其子女有实际可能受到高等教育，以改变高校学生的阶级成分，从而较好地贯彻了无产阶级的阶级路线。据1931年的统计，高校学生的工农成分占了优势，工人和工人子弟占45.9%，农民和农民子弟占19.4%，职员和知识分子占30.3%，其它占4.4%。另外，先举办了大量的新型学校，如工农速成中学（为工农青年进入大学作准备，毕业生是大学招生的主要对象），青年农民学校（吸收青年贫雇农入学，培养渴望合作化的革命的有文化的新型农民，把普通教育和农业合作化、农业技术教育结合起来），工厂艺徒学校（培养技术熟练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由工厂企业举办，毕业生归工厂使用），七年制工厂学校（是附设在工厂的普通学校）等等。当时苏联的许多地方还把九年普通教育的最后二年改为职业技术学校。这些革新措施，为当时的革命和建设培养了各方面急需的人材，使当时苏联的教育部分地适应了政治和经济基础的要求。

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教育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生死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无产阶级要把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而资产阶级则负隅顽抗，妄图继续霸占这块“世袭领地”，把它作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温床。在教育领域里的阶级斗争的焦点，一开始就如此明朗、集中，而且在激烈地展开。

正当苏维埃政权着手改造高等学校，使工农子弟读上大学，占领大学阵地时，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就赤膊上阵，污蔑这场刚刚兴起的教育革命是“混沌”的，“没有什么希望”。他们在莫斯科等地煽动部分教师罢课达三个多月之久，躲在幕后的老奸巨猾的银行家亚布申斯基之流还从经济上支持罢课教师。他们的阴谋被粉碎后，1918年7月和9月，在教育人民委员部召开的两次高等学校改革会议上，资产阶级教授们又一次跳出来，鼓吹“大学自治”，叫嚷教育改革是“教授们的事情”，公然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对教育的领导。当时，党内的资产阶级代理人、窃取教育人民委员职务的托洛茨基“区联派”人物卢那察尔斯基，竟不顾许多同志的反对，接受了“大学自治”这一反动口号，和资产阶级一个鼻孔出气。联共（布）中央对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20年，列宁在一次讲话中尖锐指出：“在这个机构的工作中首先应该公开承认共产党的政治领导。没有其他的形式，也没有一个国家创造了其他的形式。”党的组织派出了大批共产党员到高等学校学习和工作，以增强党的力量，直至1928年，还规定派一千名党员到高等学校去。

这个时期教育战线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事实说明：“由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活动家来维护资产阶级，比资产者亲自出马还好”。1918年末，莫斯科商业学院进行学生代表机构选举，为了壮大工农学生的队伍，以粉碎反动学生对学生权力机构的把持，学院党组织号召附近工厂的青年工人加入大学生行列，随即创设了工农速成中学，帮助工人做好上大学的准备。这是为全面夺取高教阵地的一项革命措施。而卢那察尔斯基却又一次扮演了维护资产阶级对高等学校统治的反动角色，他耍尽种种阴谋去扼杀工农速成中学这一新生事物，反对由党组织和工会组织用推荐方法招收工农速成中学学生的招生路线，并妄图把工农速成中学引入歧途，他别有用心地说：“与旧的统治阶级残余，与教授们的旧世界观的顽固积习作政治上的斗争，这完全不是工农速成中学的事”，“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的事就是学习，就是每天吃饱那些对我们的相当无知的无产者特别必要的知识。”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劝说学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教育，争夺青年所惯用的伎俩。

1920年，人民委员会颁布《关于工农速成中学》的法令，积极支持和扶植这一新生事物，正式确定举办和推广工农速成中学。到1929年为止，已有4万名工农青年进入工农速成中学，其中75%毕业生进入高等学校，改变了大学生的阶级成分。卢那察尔斯基的阴谋没有得逞。

卢那察尔斯基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疯狂反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是二十年代教育战线上推行错误路线的头子。列宁在世时，他常常背着列宁，贩卖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列宁逝世以后，他更变本加厉地推行错误路线。这位被称为“最熟悉杜威的苏联教育家”，在他窃权期间，曾经请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到苏联去考察教育。他们一伙还大量翻译出版杜威的著作，并竭力推销以杜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现代教育”派的黑货，推行美国的“设计教学法”（它是以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方法为指导的，使学生通过“做”掌握适应资本主义生活环境的点滴经验，并养成资产阶级所需要的“德行”），“道尔顿制”（这是1920年在美国麻萨诸塞州道尔顿市道尔顿中学创行的，它是一种以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思想为指导的教学制度）等，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干扰和破坏。卢那察尔斯基不打自招地供认：“我们能够设立最好的学校，将是接近于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的教育学所主张的最好的学校”。一语道破了他搞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极右实质。

二十年代的苏联，出于联共（布）党有一个坚强的马克思主义领导核心，有一条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因此，能够排除错误路线的干扰和破坏，卢那察尔斯基也在1929年被苏联人民赶下台。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路线的重大胜利。

（二）

阶级斗争在继续。1928年起，苏联开始执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各方面的建设人材。同年，在顿涅茨矿区，一小撮资产阶级专家及原企业主，勾结帝国主义间谍机关，制造了大规模破坏矿区生产和设备的“沙赫特事件”。联共（布）中央责成各级党组织从事件中吸取教训，并提出加速培养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任务，这是完全正确的。为了实现这个任务，1931年至1933年，联共（布）中央连续发布了几个有关教育问题的《决定》，肯定了二十年代教育改革的巨大成绩，同时又明确指出：右倾机会主义仍然是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必须与“向资产阶级的学校开倒车的分子进行坚决的斗争”，并“建议各级党的组织加强对学校的领导”。这些，无疑是十分正确的，闪耀着列宁主义的光辉。但是，《决定》未能抓住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极右实质，并采取有力的措施，发动群众，进行深入的批判，忽视了在教育领域里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这一个极其重要的任务，而片面地强调了“基本知识”的传授。以致资产阶级的复辟势力未有受到多大的打击，他们甚至接过某些口号，为他们在教育领域里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打掩护。三十年代初，那些仍窃据教育部门领导权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反动学术权威，利用联共（布）党总结教育革命经验，克服受错误路线干扰所发生的缺点错误的时机，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肆意喧嚷二十年代学生“知识水平低下”，给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戴上“实用主义”的帽子，统统加以否定。他们主张延长学制，突出“正规”学校的地位，采取竞争性考试，取消工农及其子女入大学的优先权。1933年的学制改革，贯彻了“智育第一”的方针，这是教育界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又逐步抬头的信号。

毛主席教导我们：“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我们只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基本观点，分析苏联当时的政治和经济情况，才能正确地观察教育上的问题。到1936年，苏联在所有制改造方面虽然已经基本解决，但经济基础还不稳固，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取消，在人们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不但老的资产阶级人还在，心不死，而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每日每时在产生着。因此，苏联当时存在着变修的危险。如果不是逐步地缩小三大差别，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公开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这一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尖锐斗争，必然会反映到教育领域里来。资产阶级代理人为了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往往首先从资产阶级长期盘据的、剥削阶级政治思想影响最深和资产阶级偏见特别顽固的文化教育领域对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利用资产阶级还占优势的教育阵地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培植人材。当时，那些混进联共（布）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就是这样干的。那个臭名昭著的凯洛夫，1917年于莫斯科大学毕业，是沙皇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年混入了苏联共产党，1933年又混进联共（布）中央机关，不久就当上了联共（布）中央学校教育部处长，以后长期窃取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长和教育部长等要职，成了继卢那察尔斯基之后，坚持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头目。三十年代初，凯洛夫一伙打着批判资产阶级“现代教育”派的旗号，肆无忌惮地把资产阶级“传统教育”派的反动理论搬过来。他的修正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传统教育”派理论的翻版。

在这样尖锐复杂的斗争中，苏联无产阶级能不能战胜资产阶级，战胜修正主义，关键在于能不能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当时，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曾作了坚决的斗争，处理了一批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托洛茨基、布哈林之流，使苏联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因此，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同志逝世以前，苏联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天下。但由于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还缺乏经验；在思想认识路线上，受到形而上学的束缚，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认识，偏离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过早地宣布在苏联已经消灭阶级，在上层建筑各个领域里没有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对经济建设，忽视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提出了“技术决定一切”的不当口号。那些把持着教育部门领导权的资产阶级代理人利用他们所窃取的权力，接过口号，乘虚而入，推行一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干着复辟和发展资本主义教育制度的勾当。1936年，高等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规定“只有受过完整高等教育”的人才能充当校长，各教研室的领导人，以竞选的方式选拔，只有“具有教授学衔或博士学位者，始得参加教研室领导者的竞选。”，这不但从制度上维护了资产阶级法权，而且确保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独霸学校的一统天下。1937年，重新颁布了学位、学衔的命令，确定高等学校的学衔为教授、副教授、助教三级，学位为博士、副博士两级，这种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阶加冕的制度，实际上，是进一步强化大学里头的资产阶级专政，也因此在大学里刮起了一股争名于朝，争利于市，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资产阶级妖风。此后，苏联教育上的许多变化，都明显反映出逐步变修的特点。高等学校招生片面强调追求知识标准，规定“中学毕业生有优先进入高等学校的权利”，工农子弟上大学受到诸多限制。教学计划多次修改，文化课的时数和门数越修越重，而劳动课和政治课时数越改越少。1936年甚至规定高等学校学生在上课时间内，绝对禁止各种社会活动性质的会议和集会。二十年代教育改革的新生事物，如校办工厂，深受工农欢迎的各种类型的新学校先后被砍掉，经过艰难曲折的斗争而创办的工农速成中学，也于1941年取消了。因此，1936年以后，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苏联国家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占了统治的地位，教育战线上出现了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的严重现象。在这种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是一批又一批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钻进了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他们同老资产阶级分子同流合污，成为五十年代修正主义上台的社会基础。

伟大的苏联卫国战争，对以凯洛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一次猛烈的冲击。在战争期间，学校里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爱国主义教育，大学的教员和学生参军参战，为保卫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作出了贡献；为适应卫国战争的需要，创建了多种新型学校，还缩短学制，改革课程，使教育基本上能为革命战争服务。但是，在战后，凯洛夫一伙以“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为借口，完全恢复旧的一套，使教育重走老路，在修正主义的轨道上越滑越远。1948年，采取措施，强令“彻底消除使学生在学习时间内去执行社会任务的现象”。在1947年——1948年的教学计划中，取消了政治课，取消了劳动课，中小学课程数从17门增至20门。并实行了毕业考试和毕业证书考试的制度，以及颁发金质奖章、银质奖章的制度，奖学金按分数高低发放。大学毕业成绩优异者，国家考试名列前茅者，给以“超等毕业证书”，享有选择工作地点的特权。总之，资本主义商品交换的原则已经严重地侵入到教育领域中。

1936年以后，虽然联共（布）中央也曾多次作出决定，批判了资产阶级伪儿童学，批判了历史研究和教学中的资产阶级方向。但是，对于那套披着马列主义外衣的修正主义教育理论却缺乏警觉。凯洛夫修正主义教育理论体系的代表作《教育学》，就是苏联三十、四十年代教育界资本主义复辟经的总汇，是封、资、修教育思想的集大成，它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为复辟资本主义培植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修正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完全是建立在阶级斗争熄灭论、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动的唯生产力论和唯心主义先验论基础上的，它是资产阶级传统教育派理论的翻版，它“高明”之处，就在于它完整地保存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又巧妙地用马列主义词句加以伪装。这本《教育学》于1939年、1948年、1956年三度出笼。大力宣扬了否定教育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全民教育”论；贩卖了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智育第一”论；大肆鼓吹排斥工农，培植精神贵族的“天才教学”；极力宣扬赞美资产阶级法权，追逐名利的“知识私有”和“读书做官”等谬论。这个反动理论体系还设计了一套“三中心”（即“书本中心”、“教师中心”、“课堂中心”）的教学体制。他们把学校说成只是传授所谓“系统知识”的地方，因此，唯有具备“丰富知识”的“专家”才是“一长制”下的当然“组织者和领导者”。这一套反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体系，从根本上阉割了学校必须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革命灵魂。其实，凯洛夫之流并不是否定一切专政，他极力反对的只是无产阶级专政，他在1956年再版的《教育学》里，把原来所引列宁的有关“无产阶级专政”的词句统统砍掉，就足以看出他对无产阶级专政的仇恨到了何等的地步！他所要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他对苏修头目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竭尽阿谀奉承之能事，死心塌地地为苏联新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卖命，就是明证。

苏联三十年代后的教育制度，正是在这种教育理论支配下逐步形成的。请同志们想一想，在这样的修正主义理论体系支配下形成的教育制度，怎能不是为资本主义复辟创造条件！？这种教育制度培养出来的所谓红色专家，难道不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教育领域内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培养出来的人成了资产阶级的接班人，这个历史经验，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的。

（三）

斯大林逝世后，隐藏在苏共党内的走资派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搞了反革命政变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毛主席尖锐地指出：“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在苏联，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是血腥镇压苏联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分配大权。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蜕变为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教育也就堕落为新型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工具。

在今日的苏联高等学校，已成了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统治人才的豢养所，大学的领导权已经完全落在那些资产阶级学阀、专家、教授手里。在莫斯科大学三十九人组成的校党委中，资产阶级教授、副教授占了三十名，大学党委会成了新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苏修叛徒集团对各级学校党组织大肆清洗，排斥异己，招降纳叛，特别是对少数民族地区高等学校党组织进行大规模改组，许多大专院校的原有领导人被撤换，开除或逮捕，大学设立了大量的“监察组”、“监察哨”等特务网，对广大青年学生和教师进行监视和审讯，苏联的大学已成了社会法西斯专政的工具。

新的资产阶级垄断了教育大权，苏联大学已成了特权阶层的世袭领地，精神贵族的利禄阶梯。据苏修某杂志供认，在新西伯利亚州，百分之八十二的大学生出身于政府官员、知识分子和其它富裕家庭，特权阶层子女读了大学，捞个副博士之类的学位以后，可以入党做官，发财致富。现在苏联从高等院校出来的有副博士以上学位的人，多数已被拉入党内，各级政权机构极力排斥工农干部，而代之以大学培植的所谓红色专家。苏修15个中央政治局委员，7个候补委员全部是大学毕业生，“三驾马车”全是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据1966年《政治自学》杂志透露，格鲁吉亚二百二十一个党的州委、市委、区委书记中，就有二百一十七个也是这样的人。在苏联，大学教授的工资一般超过普通工人几十倍，有的竟达二百倍，大学生在校享受的助学金也比普通清洁工工资高三倍、四倍，此外，还有高奖金、高稿酬，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等等，这一套，扩大了三大差别，维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特权阶层子女为了读书求仕，在利禄途上狗苟蝇营。在莫斯科，出现了一种新的“商行”，专门替这班公子哥儿经营代考生意，三年内，“商行”成员单独受贿三千至五千卢布。甚至学位审查的有关机构也串同舞弊，弄虚作假，把所谓博士、副博士学位论文，作为商品交易、追求名利的手段。这幅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的图景，正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腐朽本质的一种反映。

苏修叛徒集团还加紧复辟“双轨制”，大搞“天才教育”，在教育制度上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实行一套培养精神贵族的教育制度，即读小学为了升中学，读中学为了升大学，读大学为了进研究院考副博士、博士，少数人取得了博士、副博士学位以后，就有资格进入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极乐世界”；而大多数工农子女读完小学或中学后只好去做“增加社会财富的一代”，即受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剥削、压榨的劳动力，所以，这种教育制是资本主义“双轨制”的变种。

1968年，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声嘶力竭地叫嚷：“知识、人的天才是现代每一个国家进步与强盛的最重要源泉”。为了培养“天才”，在西伯利亚，他们通过由三轮考试组成的“西伯利亚奥林匹克”来选拔所谓“天才学生”，在风景优美的地方为具有“优秀头脑”的特权阶层子女开办政治、军事、物理、数学、艺术等“天才”学校，使他们成为高踞于劳动人民头上的精神贵族。在“天才教育”大棒的挥舞下，那些幸而进入了大学的工农子女往往被诬蔑为“智力低落”而被赶出大学门外。“天才教育”实质上是特权阶层在教育领域里对工农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学校成为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的工具，在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人文学科的基调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人道主义、和平主义，为“三和”、“两全”的修正主义路线服务；现在，新沙皇为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需要，在学生中加强了军国主义教育，1972年苏修教育部长叫嚷：“我们正面临着完成进行初步军事训练的巨大计划。”他们妄图使青年成为驯服的奴仆和新沙皇对外侵略的炮灰。

毛主席教导我们：“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苏修叛徒集团的罪恶行径，是苏联广大的工农群众所不能容忍的。我们坚信，苏联无产阶级将会起来推翻苏修叛徒集团的法西斯统治，重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开创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事业，将会在苏联取得最后胜利！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苏联教育堕落演变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

它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如果不在教育领域加强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不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资产阶级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在教育领域里还比较有力量，时刻梦想恢复这块剥削阶级的世袭领地。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资产阶级思想腐蚀和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还会从这里一批批地产生出来，进入社会的四面八方，腐蚀无产阶级的政权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如果我们掉以轻心，在教育战线上忽视了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放松了对资产阶级的专政，这个阵地得而复失将是随时可能的。因此，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把需要几代人努力奋斗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它告诉我们，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教育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生死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斗争的焦点一直是领导权的问题。对学校领导权的问题，不能只看它的形式，还要看它实际上为哪个阶级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是否正确。领导权掌握在哪个阶级手里，就决定了这些学校实际上成为哪个阶级的专政工具。文化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战线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就是因为这条战线被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实际领导权落在刘少奇一伙的手上。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激烈斗争，摧毁了以刘少奇和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才把教育战线的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的手中，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教育才开始了从根本上进行革命。所以，领导权不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就谈不上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领导权不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也不可能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因此，无产阶级在教育战线上，必须全面地夺取教育的领导权，打掉资产阶级一个个的土围子，才能使之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成为反修防修的一条重要战线。

它又告诉我们，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要善于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排除各种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教育思想的干扰，要十分警惕资产阶级接过革命口号，加以割裂、歪曲来破坏无产阶级教育革命，也要警惕资产阶级打着各种漂亮的旗号，兜售封资修思想，使陈旧的东西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复活。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看书学习，深入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学习马列、毛主席教育思想，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不懈地批判资产阶级，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同修正主义的教育对着干。

它还告诉我们，教育阵地上，修正主义仍然是主要的危险。在大好形势下，不能忘乎所以，必须清醒地看到教育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和尖锐的，资产阶级还会用旧的偏见和传统势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顽固地同我们较量。只有加强工人阶级对教育工作的领导，进一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进一步发挥工人宣传队和贫下中农管校委员会的政治作用，造成无产阶级力量的优势，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才能把教育阵地占领下来，使它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让我们在毛主席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努力把学校变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为建立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