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七·二一”指示永放光芒——兼评“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这个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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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戈

1975-05-25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四月二十三日辽宁日报发表了沈阳机电学院工农兵学员的两张观点针锋相对的大字报（一张是《我们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另一张是《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展开了“社会主义学校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的讨论。“培养什么人”的问题是教育战线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建国以来，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路线同刘少奇林彪一伙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斗争的一个焦点。今天这场争论，实质上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教育路线在新形势下激烈斗争的反映。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发表了伟大领袖的光辉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毛主席的光辉指示彻底批判和否定了旧学校培养脱离工农、脱离劳动、脱离无产阶级政治的精神贵族的修正主义路线，为实现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和造就一代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指明了一条金光大道。今天，结合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重温毛主席这段教导，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到它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锐利武器和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纲领。

七年来，教育战线在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光辉照耀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特别是涌现出象朝阳农学院这样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教育方针的典型。朝农学生“社来社去”，毕业之后当农民，向资产阶级法权发出了勇敢的挑战，引起社会上各个阶级、阶层强烈的反响。广大工农兵和学校中决心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分子，热烈赞扬“好得很！”但如同任何新生事物在成长中的遭遇一样，朝农的经验也受到了资产阶级顽固派和习惯势力的种种攻击和抵制。“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实行这一条是经历过斗争的，今后还会有斗争。有些人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投了“赞成票”，但赞成的出发点并不相同。由于目前还存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三大差别，还存在资产阶级法权，还存在着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的影响，总之，还存在着滋生新的资产阶级的土壤和条件；因而，有些人总希望通过大学这个途径来改变自己的地位，幻想“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从而和农村告别，和锄头把子、榔头把子告别。所以，受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影响较深的人们，对工农兵“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是明里暗里想不通的。在某些人眼里，我们的国家还“需要进口资产阶级专家”，怎么能让为数不太多的大学生去当工人、农民呢？不过是说说罢了。可是，如今果然一批又一批大学毕业生打破“老规矩”去做工人、农民了，这就触及了这些人的灵魂，他们感到有话要说，力图要证明大学毕业做普通劳动者是不对的。《我们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这张大字报恰好迎合了这股思潮，说出了这些人想说而没有说的话。

为什么大学毕业就不能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做普通劳动者呢？这张大字报说：大学毕业生与工人之间，“决不可以划等号”，“不然，就是对社会主义新型大学教育的否定，就是辜负了党的培养，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后工农兵上大学新生事物的否定，……”。简直完全把问题弄颠倒了！

社会主义新型大学到底新在哪里？工农兵上大学这个新生事物到底新在哪里？我们认为，说到底，新大学就是新在努力贯彻执行毛主席“七·二一”指示，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新学员就是新在做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做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战士。这是旧学校根本做不到的。在人剥削人的社会里，学校始终是奴隶主阶级、地主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是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在奴隶社会里，奴隶根本没有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在封建社会里，也只有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而地主的文化是农民的血汗造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受教育的程度往往是由占有资本的多少来决定的，资本家学校也让一些工农子弟入学，但正如列宁所揭露的，他们“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几千年来，在人剥削人的社会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隔着一条鸿沟，服务于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之间存在着严重对立，这种对立反映了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关系。因为，无论是奴隶主阶级的精神贵族如孔老二之流，还是地主阶级的“秀才”，资产阶级的”博士”“教授”，都依赖于剥削者的钱袋生活，他们这些“毛”是紧紧贴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这张“皮”上的，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赖以生存的这张“皮”，鄙视劳动、鄙视劳动人民就是他们的共同特征，因而他们与工农之间的确是“决不可以划等号”的。社会主义教育区别于一切旧教育的重要标志，就是学校“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中、小学是这样，大学更是这样。由于工农兵学生从生产实践中来，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所以，他们与工农群众之间不再是那种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对立的关系，而是工农劳动者之间的同志关系；他们是工农群众的一员，不是群众的“上司”；他们把自己所学得文化科学知识运用到生产实践中去，而并不以此来傲视工农和伸手多要报酬；他们可以根据需要从事科学技术工作，但并不脱离劳动、脱离工农。总之，从阶级地位来看，从生产实践过程中与工农群众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看，工农兵大学生完全应当与工人、农民之间“划等号”。不然的话，那才真正是“对社会主义新型大学教育的否定，对工农兵上大学新生事物的否定”！

可是，有些同志（支持这张大字报的同志）却说：大学“单纯为了培养‘普通劳动者’，就失去了大学存在的实际价值。”那么，“大学存在的实际价值”是什么？站在不同的阶级、不同的路线上，会有根本不同的看法。在这些同志心目中的“实际价值”，说穿了不外六个字：“培养红色专家”。这种看法很不新鲜，是个“老调子”。文化大革命前在刘少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下的旧大学，总是以“红色工程师的摇篮”、“红色农学家的基地”等等来标榜的。这种招牌果然对工农大众有什么“实际价值”吗？没有。由于旧大学把培养目标定在“专家”这条线上，这就自然地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扩大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青年人一进大学门便套上了资产阶级等级观念的枷锁，许多人进了大学之后，不但压根儿就没有想到去当工人、农民，甚至以学得的技术和知识作为商品向党向人民要高价。所以这类“摇篮”里培养出来的“专家”，往往是“架子大，本领小”，“红色”不过是个标签。因为，一不会种田，二不会做工，三不懂得打仗，工农兵不欢迎。许多从旧大学出来的同志是深有感触的。他们要为工农兵服务，改造起来真不容易，立场上要来个大转变，世界观要动大手术，十年八年还难于与工农之间“划等号”，那教训是够深刻的了。至于为数不少的人出了大学门，更热衷于搞资产阶级法权，以至跌进修正主义的泥坑，那就更充分地说明旧大学不是什么“红色专家的摇篮”，而是滋生新资产阶级分子的温床。这样的旧大学对于无产阶级来说的确没有“存在的实际价值”，应该“寿终正寝”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掀掉了旧大学这个修正主义的“温床”，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发表，断了资产阶级妄图继续利用大学教育扩大三大差别、扩大资产阶级法权的老路，使封、资、修统治了多年的大学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始走向了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消灭三大差别而斗争的新轨道。当前，教育战线形势喜人，毛主席的指示愈来愈深入人心，出现了“农大毕业当农民”、“工大毕业当工人”这样值得大书特书的共产主义新事物，显示了大学教育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这怎么能说大学“没有存在的实际价值”呢？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阶级、政党等等都是要消亡的，但劳动者却存在，共产主义世界必定是普通劳动者的世界，人人都是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们走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道路，正是向着这个光辉灿烂的未来前进。

提出和支持“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这个口号的同志，有一个奇怪的逻辑：如果强调“工大毕业当工人”，那么，就会有人说：“出去当工人，学那么多干啥？”学习积极性没有了，从而降低大学质量，影响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的建成。到底是什么东西把某些人的学习专业的劲头吓跑了呢？是“做普通劳动者”这几个大字？果真是这样的话，他那股“劲”显然是以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为靠山的。而以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为学习动力，希望通过积累知识来达到某种个人目的的人，怎么能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的一员呢？“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当然也是普通劳动者。如果一个从生产实践中来，学了几年又决心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成为无产阶级自己知识分子的同志，只能从“普通劳动者”这个崇高的称号中汲取力量。正如列宁所指出：“劳动者渴求知识，因为知识是他们获得胜利所必需的。”“知识是他们争取解放的武器”。老贫农王贵彬五十二岁上朝阳农学院的动人故事是生动的一例。他为了迅速改变家乡的面貌，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是那样热情地、艰苦地钻研农业科学，当他毕业回到生产大队之后，又是那样百折不挠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发展社会主义新农业中去，创造出了“农学家”们想象不到的棉花高产奇迹。工农兵大学生回到生产实践中之后所取得的许多成绩，有力地证明：大学培养普通劳动者决不是降低了大学质量，而是提高了大学质量；不是影响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而是加速了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建设。

“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这个口号，是历史唯心论的表现。持这个口号的同志力图说明大学毕业做技术工作，贡献要比工人大，似乎我国科技的发展决定于大学。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诚然，社会主义大学应该为发展科学技术、为培养科技队伍做出贡献；但必须认识到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伟大动力不是来自大学的讲坛和科学家的头脑，而是来自工农群众，是工农群众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伟大实践。社会主义大学毕业生只有走与工农相结合、与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道路，使自己成为工农群众的一员，才能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正如《国际歌》所唱的：“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劳动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是科学技术的主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如果有一部批判的工艺史，就会证明，十八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一个人的。”“在专门制造蒸汽机、走锭精纺机等等的工人出现以前，走锭精纺机、蒸汽机等等就已经出现了，这正象在裁缝出现以前人就已经穿上了衣服一样。但是，沃康松、阿克莱、瓦特等人的发明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这些发明家找到了相当数量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准备好了的熟练的机械工人。”可是，工农劳动者创造科学技术的历史却被地主资产阶级长期歪曲了。他们以为科学技术的发明和进步来源于科学家的“天才”，劳动群众不过是阿斗。这种历史的颠倒，至今仍然束缚着我们一些同志的头脑，以为大学毕业做技术员的贡献“比普通工人大”，从而不愿意与工人“划等号”。正如许多同志所正确指出的，我国社会主义工农业和科学技术事业的飞跃发展证明，历史唯心论是荒谬的。比如我国突飞猛进的石油工业，是少数科技人员的功绩吗？不是。它是成千上万“铁人”式的石油工人伟大创造的结晶。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工农群众已经开始掌握打开科学技术大门的钥匙，再不允许少数人把掌握这把“钥匙”当成专利。工农群众掌握这把“钥匙”，用以建设社会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反之，少数人垄断这把“钥匙”，则会用以扩大三大差别，瓦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复辟资本主义。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刘少奇一伙鼓吹培养所谓“红色专家”，实质上是要让少数人垄断科学技术，从而造成一小撮新的精神贵族，为复辟资本主义效劳。“决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这个口号，不是打破资产阶级对文化科学技术的垄断，而是有利于恢复这种垄断，所以这个口号是一个十分有害的口号。

正是基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要求，社会主义大学必须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工农兵学员在学校中首要任务是学政治，其次才是学文化技术。必须用政治统帅业务，达到红与专的统一、政治与业务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统一。在学习期间不脱离工农，不脱离三大革命斗争实践，学几年之后再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我们就是要按照毛主席“七·二一”指示，改造旧的大学，创办新的大学，工厂办，农村也办，一代一代办下去。千千万万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工农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文化科学技术，这就将有力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而彻底铲除少数人垄断文化科学技术部门，把它作为世袭领地这个旧社会的“痕迹”。这样，随着无产阶级专政的不断巩固和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便愈来愈小，直至最终填平这个几千年来造成的鸿沟。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社会主义大学的光荣任务。让我们坚定地沿着毛主席“七·二一”指示的光辉道路胜利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