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修教育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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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师范大学外国问题研究所

1975-05-19　教育革命通讯

列宁在论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时，明确地指出：必须“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列宁亲手缔造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苏联，在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下，全面复辟了资本主义，蜕变成为黑暗的法西斯主义的资产阶级专政国家。苏修现行的政治路线，决定苏修教育必然成为他们维护资产阶级专政、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的重要工具。苏修利用教育强化资产阶级法权，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罪恶事实，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反面教材。揭露它，批判它，从中引出有益的教训，对于搞清楚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对于学好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都是有益的。

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垄断教育领导大权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之后，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竭力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党、政、军和经济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窃据了教育行政部门、科研机关、宣传机构和高等学校等方面的领导职位，把教育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教育的控制，是通过一大批顶着“共产党员”帽子，披着“专家”外衣的资产阶级分子来实现的。勃列日涅夫在苏联工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就曾宣称：“苏联工人阶级要同我们的科学技术知识分子，一道起领导作用”。一个苏修御用文人说得更加露骨，“工人阶级掌握政权，就是为了在历史舞台上让位给知识分子，知识分子阶级”，“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成为革命领导阶级”。苏修教育界的现状正是这样。

就拿苏修中央一级的教育界头目来说，他们有的既是苏修中央委员，又是具有院士、教授称号的资产阶级大学阀。一般高等学校执掌大权的校长、院长，非教授、博士之类人物就不能担任，连教研室主任也必须是“具有教授学衔或博士学位的人”担任。

为了进一步加强资产阶级专家、教授对学校的统治，苏修中央和部长会议一九七四年做出了《关于进一步改善科学干部和教育科学干部鉴定工作的措施》的决议。其中规定：“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应由各主要科学部门的著名学者和专家组成”。苏修还相继成立了“高等学校委员会”、“综合大学委员会”和“高等学校校长委员会”等全国性的组织，研究什么“有根据地提出关于改进高校的教学——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建议、专家的长远培养计划、他们的分配使用、提高科学教育干部的技能等问题”。戳穿来说，也就是研究如何培植出更符合苏修统治集团需要的人。这些委员会的主要成员，都是苏修精神贵族，即所谓“名教授”、“名博士”。

今日的苏修，从中央的教育领导机构到学校的各级领导机构中，资产阶级专家、教授占统治地位，他们是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在教育领域的代理人。

卢布和权力——进入大学的通行证

十月革命后，苏联曾实行工农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一九一八年八月，列宁为人民委员会起草的《关于苏俄高等学校的招生问题》决议中规定：“应该无条件地招收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出身的人，并普遍地发给他们助学金。”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取消工农及其子女享受教育的优先权，而侈谈什么“苏联全体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性别、宗教、信仰、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用形式上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来掩盖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及其子女垄断教育，在教育上对无产阶级实行专政的严酷现实。

苏修鼓吹考试面前人人自由，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虚伪论调，来竭力推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事实证明，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子女上大学表面上靠的是什么“知识”、“分数”，而实际上却是依仗特权阶层的地位、权势和金钱。

在金钱拜物教的苏修社会中，知识已完全成为一种商品。特权阶层有足够的金钱雇到私人教师为子女补习功课，保证他们的子女能应付高考而升入大学。苏修《文学报》透露，“根据去年在列宁格勒调查的材料，几乎有百分之六十的应届毕业生和三分之二被招收到高等学校里的人，都上这种预备班。”“许多高年级学生还在数学和物理方面求教于课外辅导教师。”上这种“补习班”、“预备班”和课外辅导都要付出昂贵的学费。据统计，私人授课的学费有的学一小时要花五个卢布，等于一般工人一天半的工资，有的多达七至十个卢布。对这种靠金钱上大学的办法，广大工农群众非常愤慨。一个农村青年到城里看见四处贴着私人补习功课的广告时，无限感慨地说：“城里的晚报上也充斥着同类广告”，“然而我们住在乡村的居民怎么办呢？”他对这种高考的卢布竞争十分尖锐地指出：这里“存在着‘钱袋的比赛’”。

在这个自称是“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招生考试中行贿之风真可谓发达至极！正像苏联《东方曙光报》一九七四年五月五日所披露的那样，一批中学生进大学各行贿一万至一万三千卢布。第比利斯市一家大工厂的厂长，花了一万三千卢布的巨款，也就是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十年工资的数目，买通第比利斯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和“教授”，把自己的女儿送进了“高等学府”。这种大做肮脏交易的事，在今天的苏修，屡见不鲜。

适应特权阶层垄断教育的需要，今日苏联替资产阶级子女解决入大学的“服务行业”、假造文凭的“工厂”和办假大学的“企业”以及各种营私舞弊的行当应运而生，应有尽有。你要作弊吗？小抄影印卡片为你做好了一切准备，只要你用大量卢布买一套这种卡片，就能保证你考得好分数。你要雇人代你参加入学考试吗？雇工代考的“商号”就可以为你办理一切，只是考取后你得交五百卢布给“商号”老板。你想得到一张大学文凭吗？假大学可以用“快速教学”使你很快“大学毕业”，“文凭工厂”也有假文凭可买，代价是一千卢布。这一切都是以卢布为后盾的。分数、文凭、考试，全都变成了商品。

苏修《共青团真理报》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报道，有个叫做叶弗根尼•列文的中学生，因流氓犯罪被判处八年徒刑送去劳动教养。列文的父亲瓦西里（苏联公路建筑工程和公用机器制造部计划司的司长，部务委员会的委员）和母亲伊凡诺芙娜（苏联无线电工业部的首席专家）串通部长、莫斯科市法院和劳动教养营等有关部门，将判决改为五年徒刑并设法提前释放。列文的母亲又利用职权把列文安插到她所在部的一个下属单位工作，指使“单位的几个社会组织领导人一起，给列文签署了一个优良的鉴定书”，并“接收他入了团”。这一对家长就这样“利用自己的职权和地位”，不仅“把自己的犯罪的儿子从劳动教养营里救了出来”，而且将他安置在莫斯科无线电技术电子学和自动化技术学院学习。

这就是今天苏修教育的现实！列宁在揭露老沙皇时指出：“做工的无产者和种地的农民，无论在沙皇尼古拉的统治下，或者在共和国总统威尔逊的统治下，都没有可能上大学，科学和技术是为富人，为有产者服务的；资本主义只把文化给予少数人。”你看，苏修新沙皇同当年的老沙皇难道有一丝一毫的区别吗？

高等学校——繁殖新资产阶级的温床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巩固他们的资产阶级专政，竭力鼓吹“智育第一”，驱使青年走“读书做官”的邪路，把他们培养成鄙视劳动、鄙视工农的精神贵族。

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一日在苏修共青团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公开宣称：“提高文化水平……进行体育锻炼等——所有这些都是宝贵的资本。”他无耻地吆喝道：“这些在青年时代赚来而以后又不断添加的资本，将终身为你服务。”他赤裸裸地鼓吹上大学就是为了捞取更多的“资本”。教育界的头目也跟着叫喊：“高等院校中的主要东西是学习”，必须把“学习优秀生”看成是“国家最宝贵的一部分人”。一些御用学者甚至狂叫：“成为社会主要生产力量的就是智力劳动，而不是体力劳动。”学得好，就可以“爬上官职”，就“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在今天的苏联，把知识当成私有财产，把掌握知识作为资本积累的一种手段，当作走向暴发户的阶梯，把提高智育当作提高交换价值，抬高商品等级从而卖高价的现金交易，正如列宁所指出的：“这些人把知识当作专利品，把知识变成他们统治所谓‘下等人’的工具。他们利用他们的知识来破坏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公开反对劳动群众。”

他们还以“物质刺激”为诱饵，来推行“智育第一”的方针。有个哲学博士写文章指出，为了使学生好好学习，应当在学习中实行物质刺激。他说：“在学习中，应当有一定的、具体的刺激。如果一个人看不到他的学习有什么意思，他就以冷淡态度对待学习”。于是，五花八门的“学习刺激”在学校中也就应运而生了。苏联高等院校的高额助学金就是其中之一，学生能否获得助学金完全由考试成绩来确定，卢布成了刺激学生学习的动力。助学金按照不同的考试成绩分为不同的等级，有所谓“基本助学金”和“命名助学金”。此外，著有“优秀”科学论文的学生还可以获得一枚奖章，每枚奖章带有二百卢布的金币。这样的高额助学金，大大超过了广大工人农民的工资水平。苏联高薪阶层的高薪在学校的学习期间就已经扎下了根。

学位、学衔制度是高薪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苏修在高等学校大力推行学位、学衔制度，刺激学习“积极性”。获得学位的人就获得卢布与特权。一个院士的月薪加额外收入与普通工人相比，相差七十多倍。

列宁说过，“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苏修统治期间，大量地侵占了苏联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并通过强化资产阶级法权，使新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从高等学校这个温床上，不断地产生出来，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造成的严重恶果

今日的苏联，广大工农子女上了几年小学、中学或职业学校之后，只能去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受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特权阶层的子女，可以顺着高等学校这个升官发财的阶梯不断往上爬，从事“专家”、“领导”工作，世袭父母的统治地位。苏修通过教育把大批新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输送到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维护和强化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

苏修教育制度是建立在严重的阶级对立的基础之上的，推行这种教育制度，反过来必然要加深苏修社会的阶级对立，加剧苏修社会的政治经济危机。

苏修社会劳动生产率不断下降，固然有深刻的政治经济原因，但是苏修教育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加剧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对立和城乡对立，驱使青年读书做官、鄙视体力劳动，鄙视工农，也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据一份对二十二所莫斯科学校进行的调查材料表明：当要求高年级的学生说明他们喜欢哪种职业并说明原因的时候，“三千多名被询问的学生中只有三十个人想成为从事生产的工人”。“在乌拉尔西部的彼尔姆市，十个高年级学生中只有一个人想当工人。在列宁格勒，百分之八十七的高年级学生想进技术学院或研究所。”

“当有人问到各种职业的声誉时，学生们把钢铁工人列为第二十位，车工职业列为第三十九位，拖拉机手的职业被列为第五十一位。五种最有威望的职业都是属于脑力劳动。”

在农村，缺乏劳动力的现象极为严重。一九七〇年八月二十二日《真理报》的文章说，“有的地方，从事农业者的平均年龄为五十多岁。”这是对苏修这个“发达的社会主义”的一个辛辣的讽刺。

苏修教育带来更为严重的恶果是，资产阶级思想到处泛滥，年轻一代深受腐蚀和毒害。苏修头目公开鼓动青年要当“名列世界科学史册的杰出科学家，以及天才的青年科学家。”苏修官方刊物也不能掩饰：“卢布、卢布、金钱、生意……从报纸上看到和从收音机里听到的只是这些字眼。”与此同时，他们更是疯狂地鼓吹要使“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居于特别重大、特别主要的地位。”苏修教育制度的反动、腐朽和没落，引起了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不满。

马克思、恩格斯在深刻批判旧的教育制度和各种错误的教育理论时，明确提出，无产阶级要想消灭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赖以生存的基础，“必须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才可能实现这种变革”。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苏联人民只有奋起推翻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专政，重建无产阶级专政，教育制度的根本变革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