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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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朝阳农学院委员会

1975-05-01　红旗

我们朝阳农学院，校址在距离朝阳镇几十里远的两处山沟里。设有农学、果林、畜牧兽医、农田水利等专业。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指引下，我们在农村办学，坚持学生“社来社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农民。从一九七〇年建院以来，通过办短期班，已为社队培训近万名农业生产技术骨干。长期班学生已毕业一百六十七名，绝大部分回到社队当农民。我们这样办学，贫下中农非常支持，他们说：“农大毕业当农民，太可咱们的心了。”

毛主席最近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我们联系教育革命实践，学习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感到格外亲切。我们深深体会到，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归根到底，是要不要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斗争。我们的学校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必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坚持学生不但从工农中来，而且回到工农中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我院发展壮大的过程，正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的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过程。

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为哪个阶级培养接班人，是学校成为哪个阶级专政工具的根本标志。早在一九五七年，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明确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学校要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必须切切实实地落实毛主席这一伟大指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无产阶级的一个伟大历史任务，就是要逐步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又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可是长期以来，教育这块阵地是培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温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就要拆掉这个滋生资产阶级的温床，使学校成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熔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我们一些同志没有搞清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不懂得学校是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根本道理，所以也就没能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却一拍即合，积极执行。资产阶级农业大学美其名曰培养“农学家”、“农艺师”什么的。为了“区别”于资产阶级学校，我院前身沈阳农学院就冠之以“红色”二字，也就是培养“红色农学家”之类，好象这样一来问题就解决了。其实不然。由于仍然鼓吹成名成家、个人奋斗的一套，结果只能使工农子弟仍然朝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路上走。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了有力地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们深入农村进行调查，许多事实使我们吃惊。贫下中农说：“沈农毕业的学生架子大，本领小，农村不愿呆，农活干不了。”的确如此，办学十几年，沈农毕业了七千多人，真正志愿到农村干社会主义农业的微乎其微。来自农村的贫下中农子弟，经过大学四年教育，有的变得同工农格格不入，真是“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四年不愿回家乡”。正象列宁在批判旧教育时所指出的，“工农的年轻一代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倒不如说是受资产阶级的奴化”。广大工农气愤地说：“学农不爱农、不务农，这样的大学早点黄了好！”

总结这个严重的历史教训，提高了我们贯彻执行毛主席教育路线的自觉性。我们认识到旧农业大学走过的路，无论如何不能再走了。农业大学要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就必须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知识的新农民。一九七〇年，我们搬到农村搞斗批改，迈开了教育革命的第一步。遵照毛主席关于“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我们办了“社来社去”的短训班，即学生从社队农民中来，毕业后再回到社队当农民。后来又办三年制，仍然坚持“社来社去”。

农业大学培养新农民，是向资产阶级法权挑战，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许多来自旧的传统观念的攻击与非难。有的说“这是毁灭教育”，有的说，“念了大学当农民太可惜了！”这些论调对不对呢？毛主席说：“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限制还是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统治的旧大学培养的学生，轻视工农，轻视农村，轻视体力劳动。培养这样的学生，只能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扩大三大差别，这是资产阶级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需要。农业大学培养新农民，造了“学而优则仕”这个剥削阶级旧传统的反，拆毁了通过读书爬上特权阶层的阶梯，为实现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逐步消灭三大差别搭上了桥梁，这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所需要的。如果说大学毕业后又回到工农中去是“毁灭教育”，那毁灭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这正是无产阶级专政所要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不破不立。”资产阶级教育的毁灭，意味着无产阶级教育的新生，这是值得庆贺的。“社来社去”的大学毕业生，不论是社会主义觉悟，还是运用农业科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都比旧农业大学的毕业生高得多。有一个学生回公社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现有人搞什么“产量固定到组，多产多分”，走回头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有一个老贫农在我校学了一年后，继续革命的觉悟更高了，在棉田被雹子打得平均每株不到一个桃的情况下，由于把所学的科学理论同丰富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采取有效措施，仍使皮棉亩产达到三十斤。这些事例说明，大学由培养精神贵族变为培养新工人、新农民，为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宏大部队开拓了广阔前景。这有什么“可惜”？这是一件十分可喜的事情啊！

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

我们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仍然沿袭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针、方法是不行的。旧瓶可以装新酒，但旧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针、方法不仅不能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且会把工农子弟变成资产阶级接班人。这是因为，封建社会几千年、资本主义社会几百年形成的这一整套教育制度、方针和方法，从招生、考试到分配，从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到教学方式，都体现着剥削阶级的利益和意志，都是为造就剥削阶级的精神贵族和奴仆服务的。它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文化专制的手段。继承它、沿袭它，就意味着继续在教育领域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全国解放以后，刘少奇一伙在教育方面提出学校应当“基本照旧”。旧农业大学就是按这条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办在大城市，把学生关在大院里，大搞“智育第一”、“分数挂帅”，使教育严重地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使学生受到严重腐蚀的。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要遵照毛主席关于“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彻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方法，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

毛主席不但为我们提出了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战略任务，而且在光辉的《五·七指示》、“七·二一”指示和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信等一系列指示中，指明了实现这一任务的具体道路。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对着干，就是要老老实实地走毛主席指引的办学道路。

早在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就指出，农业大学办在城里是错误的，要统统搬到农村去。多少年来，不管什么大学，都一窝蜂似的挤在城里，农业大学也挤进去，好象大学非办在城里不行。毛主席在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指示信中，表扬了他们学校分散在全省各个山头，少数在平地的做法。这不单是个办学地点问题，而是为逐步缩小城乡差别创造条件的伟大战略布局。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我们不仅把学校搬到了农村，而且在全地区六个县的重点公社建立了科教基点。这样一来，课堂大了，老师多了，科研课题也多了，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和改造原有教师队伍，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学校办在农村，仅仅为改造旧学校提供了条件，要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还必须从招生开始就要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把提高他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放在首位。学校要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决不能单纯地理解成为提高生产力服务。重要的问题是培养的学生愿不愿意回到工农中去，回去了，能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我们招生，把立志当一辈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作为录取新生的主要标准。学生到学校来不带户口。他们认为自己还是生产队的人，生产队也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社员。但是，能不能认为经过选拔的农民学员进校后就没有任何思想问题了呢？不能。学校不是真空。社会上两个阶级、两种思想的斗争一定要在学员的思想上反映出来。何况办这种培养新农民的大学是新生事物，学生产生各种想法看法是不可避免的。“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这就必须把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放在首位，以阶级斗争作为主课，帮助学生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使他们能够扎根农村干革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敢于同资本主义倾向斗，做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的战士。同时也教育他们努力掌握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为发展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做出贡献。在教学上，我们打破旧大学“三中心”的框框，实行“几上几下”。“上”，就是学生在学校结合科研、生产任务进行学习，实行半工半读，勤工俭学；“下”，就是回到选送社队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经受全面锻炼。在“几上几下”过程中，始终贯穿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普及与提高结合，教学与科研、生产结合。农学院既是学校，又是科研所，也是生产队。学员，又是实验员，又是工人，又是农民。这样做，工人、贫下中农成为教育革命的主力军，打破了知识分子对教育阵地独霸的一统天下；这样做，按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教学，打破了唯心论、形而上学对教学的长期统治。随着学生回队实践的时间逐年增多，到毕业时便自然过渡回社队。

正因为在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上采取了这样一系列的改革，才使从贫下中农中来的学生能够回到贫下中农中去，而且能够坚持乡村干社会主义。如果没有这样一套教学制度和教学方法，还搞什么“智育第一”、“关门办学”那一套，学生就难以回去，回去了也不能扎根，或者因为有技术而“拿把”，贫下中农指望不上。我院第一届毕业生回去当农民，许多人遇到了旧习惯势力的围攻。有的说：“大学毕业不当干部，算那号大学生。”“大学毕业当农民有啥出息！”有的家里给他们在城里找了工作。但这些都被他们顶住了。他们在社队，“一点不贪污地”把知识贡献给贫下中农，誓叫家乡变大寨。所以，实行学生“社来社去”，单从招生、分配上作简单规定是不行的，必须对农业大学的整个教学进行根本的改造。

关键在党委坚定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学校要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根本的一条，是党委坚持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指导教育革命实践，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如果党委“一班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上糊涂，工作上就会犯错误。文化大革命前的旧农业大学也有党委组织，但让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提高了我们看书学习和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中，我们坚持“学、批、干”。即：学习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扎扎实实地干社会主义，把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落到实处。

回顾五年来的办学过程，每前进一步都是战斗。大的斗争有三次。第一个回合，是学校搬到农村后，过了半年，刮起了一股回城风。有人说什么办学不决定于地点。这是办学路线上的分歧。我们认为农大扎根农村，与贫下中农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新农民的需要，是农业大学成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一个起点。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农业生产，而要培养新农民，那岂不成了空话？我们组织全校师生重温毛主席给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指示信，大家发出了“举抗大旗，走共大路，誓叫农大变共大”的钢铁誓言，进一步坚定了在农村办学的决心。

第二个回合是在一九七二年。有人说，学校培养“社来社去”的农民大学生“超越了农村的现实需要”，是“极左路线的产物”，甚至叫党委检查。这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潮在我院的一个具体表现。我们深入农村调查，贫下中农热烈欢迎“社来社去”。他们说，早就该这么办。农业大学毕业当农民，是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迫切需要，是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毛主席说：“农民的情况如何，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权的巩固，关系极大”。农大不面向农村，不培养农民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那种对学农不下乡、不务农的旧大学不气愤，却对大学培养新农民横加指责的人，实际上是主张倒退到修正主义办学道路上去。在省委领导下，我们带领师生深入批判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坚决顶住了这股风。

第三个回合，一九七三年下半年，出现了水利专业“特殊论”。有人提出：水利专业是面向全省的，培养目标应该是“县以上”，不能搞“社来社去”。我们农学院的水利专业虽有特殊性，但它的服务基点同农学专业一样，依然在农村，在社队。毕业生回到农村社队，也是完全应该的。“特殊论”，说穿了是不赞成大学生回到工农中去，为“读书做官“开一个后门。我们借批林批孔的强劲东风，对“特殊论”进行分析，提高了师生的革命觉悟。水利专业学员纷纷表示决裂旧观念，誓做新农民。

两条路线斗争实践，使我们深深体会到：学校党委是无产阶级在学校对资产阶级专政的战斗指挥部，必须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指示，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依靠贫下中农，依靠革命师生，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把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基层。只有这样，才能当社会上刮起资本主义、修正主义邪风时，顶得住，不迷航，不断夺取教育革命的胜利。

教育革命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几年来，我们在实践中积累了一点经验，但还很不成熟，还要经受斗争的检验，逐步完善。艰苦的斗争还在后头。我们决心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