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全民教育”

如此“全民教育”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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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11-12 教育革命通讯

在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下,苏联的教育被一小撮特权阶层及其子女所垄断,广大工农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今日的苏修教育成了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推行社会帝国主义政治路线、实行资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越来越反动、腐朽和没落。他们极力标榜“全民教育”、“教育平等”,也终究掩盖不了事实的真相。

大搞“天才教育”

为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苏修教育界大力鼓吹“天才论”,竭力宣扬“特殊天资”和“先天素质”,大搞“天才教育”。为了培养“天才”,苏修叛徒集团费尽心机,不惜工本。在全西伯利亚,他们通过由三轮考试组成的“西伯利亚奥林匹克”来选拔所谓的“天才”学生,专门为特权阶层子女开办军事、政治、物理、数学、艺术等方面的“天才”学校。这种学校不仅有较好的设备,“较高水平”的师资,学生还享有优厚的生活待遇。下面这个材料有助于我们了解苏修的“天才教育”究竟是什么货色。

从新西伯利亚城市中心乘车往北约两小时,在白桦树林中有一座巨大的科学城。居民大部分是大学毕业不久的博士。动员这些具有优秀头脑的人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来到这个极寒冷的地区——西伯利亚,并不是轻而易举的。首先把工资提高到莫斯科、列宁格勒工资标准的两倍,甚至三倍。同时提供一幢有暖气设备的、有庭院的楼房住宅。再有,上班或去讲课,得用小汽车接送。日常生活用品比任何地方的供应都要丰富。他们过着如同沙皇时代的贵族一般的生活。在这里学习的大学生,也受到比莫斯科各方面都优厚的奖学金。
在这座科学城中,大学的数学科与物理学科进行天才教育实验,这是很有名的。在全苏境内选拔初中一二年级中有天赋才能的学生送到科学城进行大学程度的教育。“采用什么办法招收这样的学生?”他们回答说,“听到哪一个城市或哪一个村谈论有天才少年时,马上派道我们的专家对他进行考察和面谈。之后,建立二至三年接触,在接触过程中确认这个学生是具有天赋的才能,那么,就允许让他上科学城的大学。”
这里的少年大学生确实很用功。听说十五岁的数学系学生彼佳,在宿舍熄灯之后,靠月光或蜡烛默默地在学习,象得了失眠症一样。人眼看着就消瘦下去了。负责本班的保健医生几次劝他:“晚上可要好好睡觉”,而彼佳每次都很生气地说:“不要跟我开玩笑!加罗迪与高斯(天才数学家)都在十七八岁时就有了伟大成就。数学家的生命在于十几岁。再过两三年我也到加罗迪、高斯的年龄,可我还没有一点成就,时间是多么宝贵啊!夜里实在不能安安稳稳睡大觉啊!”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苏修所鼓吹的“天才教育”完全是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货色,它实际是在毒害青年,残害儿童。苏修叛徒集团正是通过大搞“天才教育”的手法,来达到他们在教育领域里排斥工农,对工农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的反动目的。

排斥工农及其子女

在今天的苏联,普及教育已成为空话。广大工农群众所受到的教育是极为有限的,他们的子女为生活所迫,常常不得不中途退学,同时,在“智育第一”、“分数挂帅”大棒的挥舞下,大批的工农子女被诬蔑为“智力落后”,“知识水平低”而被赶出学校大门。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切马索夫不打自招地说:“农村地区中途停学的学生最多。其中一些人是由于学习成绩不好。”下面这个调查材料可以说明,工农子女升入高年级的比重是很少的。

富裕家庭的孩子能够顺利地升入十年级,这样就可为日后在社会阶梯的晋升上谋求较好的职位。一九六四年对高尔基州普通学校毕业班学生的社会出身调查结果是:专家的子女占百分之四十二点八;技术工人的子女占百分之二十三点一;一般工人的子女只占百分之一点五。

工农子女就业后也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苏修一区委书记承认:“在我们所调查的工厂中只受过初等教育的工人有百分之七十,他们现在没有在任何地方学习。”苏修报刊透露:“青年工人夜校中的学生中途退学现象依然是很严重的。去年秋天开始学习的托姆斯克轴承工厂的一百八十名青年工人,只有六十五人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图拉‘红十月’工厂三百六十七名不满三十岁的工人都没有受到中等教育。”

苏修的农村教育更是一团糟。在辽阔的农村不仅没有高等学校,连普通中小学的处境也极为不妙。学校的数量少,学生常常因为路远而不能上学。这种情况与设在城市里的学校,特别是“重点”学校和“天才”学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广大群众对此极为不满。

在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下,广大工农及其子女能入大学的更是寥寥无几。除了经济上的压力外,“入学考试”是一道鬼门关。事实正如下面材料所揭露的:

“苏联的大学考试,对各阶层的子女赋予客观的‘教育平等’的权利。不满三十五岁的青年都可以投考大学,但是入学考试艰难。因此,知识分子的子女几乎全部考上大学了,而农民的子女几乎全都考不上。这是当然的。也就是说,生来就有读书条件的孩子与被牛羊围绕着的环境下的农村孩子接受同样一道考题,其结果当然是最明白不过的。在入学考试之前家庭环境给苏联青年造成了不平等的差异。”

苏修叛徒集团不仅把工农赶出大学校门,而且还诬蔑工农入大学是“白费钱”,“会降低教育的一般水平,也就等于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些话充分暴露了苏修垄断资产阶级欺压工农子女的丑恶嘴脸。

与广大工农及其子女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的情形相对照,近几年来,适应特权阶层子女独霸大学的需要,什么造假文凭的“商行”,什么办假大学的“企业”应运而生,行贿、舞弊等现象极为严重。不论是道德败坏、腐化堕落,还是吃喝玩乐、游手好闲的人,只要有钱,都可以进入大学或是买到大学文凭。对考生要求的“高深的知识”,也失去了它的威力,一切骗人的外衣都被丢掉了,统统只服从一个“原则”——卢布。

实行森严的教育等级制

苏修叛徒集团继承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所实行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反动衣钵,在苏修教育中,实行着森严的等级制,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以及学生毕业后的去向都有着严格的界限。广大工农子女上了几年小学、中学或职业学校之后,只能去当工人、农民、服务人员,从事所谓“低贱”的体力劳动,成为廉价劳动力;而特权阶层子女,可以沿着学校的金字塔不断往上爬,从事“专家”、“领导”的“高贵”工作,世袭父母的统治地位,成为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接班人。

高等学校则是资产阶级子女升官发财的阶梯。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宣称:“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的干部。”总之是培养为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服务的统治者。

今日的苏联,即使在统治阶级子女内部,也仍然存在着看谁爬得高,谁的官做得大的问题,因此,入大学的竞争十分激烈。出现了“永久考生”、“高考流浪者”的怪现象。有些人连续几年、乃至十年不干事,一心只想上大学。这些人静悄悄地在家中吃着父母的饭,准备大学考试。苏联的劳动群众把这类人称作“安静的白吃饭者”。

上述种种事实真相,完全戳穿了苏修“全民教育”的伪装。它反映了苏修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的深重危机,反映了苏修教育的日益反动、腐朽和没落。这是苏修叛徒集团彻底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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