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招生制度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谈张铁生同志的“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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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　葛明文

1973-09-22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发表了张铁生同志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议论。不同的人对张铁生同志在这份“答卷”里提出的问题，又都交了不同的“答卷”。

大学招收什么学员，是关系到培养哪一个阶级的接班人，引导青年走什么道路的大问题。因此，大学招生考试制度，不是什么具体的方法，而是体现着一定的阶级利益的。从历史上看，有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就有什么样的考试制度；在社会主义时期，不同的路线决定了不同的招生考试办法。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加强地主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实行科举取士。那时，谁能滚瓜烂熟地背诵孔孟那一套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四书”、“五经”，作一篇“代圣人立言”的刻板的八股文，谁就能“禄在其中”，去做官了。正因为如此，历史上凡是通过层层考试中了状元的，一般都没有什么真才实学。这样的考试制度，只能够为封建统治者物色愚忠愚孝的官僚和鹰犬，驱使青年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所以，封建王朝换了一代又一代，而科举考试制度却一直实行到清朝末年。在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推行诸如“证书考试”、“学位考试”之类的考试制度，鼓吹“靠文凭吃饭”，把青年训练成资本家的代理人和代言人。总之，从来没有什么超阶级的考试制度。统治阶级的意志决定了考试制度的阶级内容。那套万变不离其宗的旧的考试制度，是剥削阶级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重要的社会支柱之一。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始终存在着的。在教育领域，资产阶级妄图继续霸占这块世袭领地，竭力维护旧的一套大学招生考试制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中，刘少奇一伙正是这样干的。他们打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破旗，实施按高分“择优录取”的手法，其目的是培养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劳动的精神贵族，为其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社会基础。这种“一张考卷定终身”的考试制度，用分数线把广大工农子女封锁在学校大门之外。这是在教育领域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文化专政的一种表现，理所当然地引起广大工农兵的反对。

无产阶级的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必须体现无产阶级的利益，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一九六八年，毛主席发表了光辉的“七·二一”指示，这为大学教育革命指明了方向。这一指示奠定了无产阶级大学招生制度的基石，堵塞了剥削阶级通过考试垄断教育的道路。经过几年的实践，大学开始改革招生制度，实现了亿万工农兵的愿望。这是人类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但是，根除剥削阶级几千年来在考试制度方面的影响，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正当我们注意在招生工作中实行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在充分重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辅以适当的文化考查的时候，一些陈旧、腐朽的东西，又企图在文化考查的新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说什么“在推荐的基础上，最终由文化考查的成绩来决定录取与否”，就是一例。正是在这个时候，张铁生同志写了“一份答卷”，从大学招生考试这一个角度，提出了当前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是理所当然的。

办好社会主义大学，是为培养宏大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创造条件的。应当按照什么标准，选拔什么样的人进大学，才能体现无产阶级的政治方向呢？

毛主席早就指出：“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我们要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大学生，就必须从广大知识青年中挑选那些真正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和工农打成一片的优秀青年。他们之中，有的被工人、贫下中农称为“红色的好管家”；有的被称为工人、贫下中农的“贴心人”。象这样既富有远大革命理想、又扎实苦干的革命青年，如果进入大学，对于改变旧大学“三脱离”的状况，造就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宏大部队，该有多大的意义啊！与此相反，有一些人到了工农中间，也能参加一些劳动，做一些工作，但他们并没有长期打算，和工农还有距离。如果因循旧考试方法，让这些人大批进入大学，再从学校和社会上接受旧习惯势力的影响，他们会被培养成为什么样的接班人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毛主席教导我们：“有两种不完全的知识，一种是现成书本上的知识，一种是偏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结合，才会产生好的比较完全的知识。”我们主张的文化考查，就是要了解被推荐对象的实践经验，了解他们运用基础文化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了解他们在学校和劳动锻炼期间掌握了哪些比较完全的知识。我们的大学生，应该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是要回到实践中去为工农兵服务的革命知识分子，而不是那种在书本上讨生活、在概念上兜圈子的“儒生”、“院士”。因此，实践经验是入大学学习的必要基础。象张铁生同志那样的广大知识青年，他们在农村种田、养猪、兴修水利等等，都有十分宝贵的实际知识，这对于他们进一步掌握有关的专门知识，当然是极其重要的条件；就是学习其它专业，也同样是有益的。人们的知识、才能，是在各种实践中累积起来的。那种以为记得书本知识就是“基础”好的看法，是旧的传统偏见。当然，我们并不是否定书本知识。我们提倡书本知识应同实践经验互相结合起来。因此，对于战斗在三大革命运动第一线的知识青年，党和国家努力给他们创造学习条件，提供精神食粮，鼓励他们结合实际搞好自学，走又红又专的道路。那种认为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就是不要文化基础知识的说法，是一种恶意的歪曲。

那么，文化考查应该如何进行呢？这是一个新问题，需要实践，需要我们用力去做。

是少数人说了算，还是由工人、贫下中农把关，这是两种招生考试路线的一个根本区别。要从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就必须依靠广大工农群众。有人说，群众把政治关，考试把文化关，在推荐基础上凭分数录取。这种把政治和业务截然分开，最后靠分数把关的做法，实质上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谬论的变种。难道工农群众只能把政治关，不能把文化关吗？广大知识青年学习、战斗、生活在工农群众之中，他们政治觉悟的高低，实践经验的多寡，能力的强弱，文化基础的好坏，工农群众（包括广大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本身在内）是最了解的。保证政治质量，固然要由群众推荐，反复比较；就是进行文化考查，也要把权力交给群众，让群众审查、评议。几年来，不少地方在对被推荐对象进行文化考查时，有工人、贫下中农代表参加，实行干部、工农群众代表、学校招生人员几方面的结合，对报考对象进行全面考查，以政治统帅业务，政治和业务统一，向社会主义大学输送了大批优秀青年。

几年来，在群众中也正在试验一些新的考核办法。比如有的单位用座谈会的形式进行考查，在会上由选拔对象汇报自己的成长过程，由“三结合”文化考查小组成员询问选拔对象对农村阶级斗争情况的认识，由老农或老工人和选拔对象共同研究工农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由选拔对象讨论运用数理化有关基础知识解决工农业生产问题等。会上，可以翻书查资料，可以你一言我一语地互相插话，选拔对象之间也可提问；同时，鼓励选拔对象发表各种创造性的见解。不少青年穿着工作服，从生产现场赶到文化考查的会场，完了之后，有的又回到生产岗位上去上班了。这种办法固然不能说已是尽善尽美，但考场气氛活跃，考生心情舒畅，对于了解选拔对象的实际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是一种有意义的尝试。特别是许多青年在这种考查面前，丝毫没有旧学校学生那种把分数当作命根子的庸俗气息，成了考场的主人。

尽管改革文化考查方法的经验还不多，但是事实证明，新路子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