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帝国主义不倒，中国和世界工人阶级就永无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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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中国资产阶级的诞生是建立在原无产波拿巴主义的官僚阶层对国家机器和经济的垄断基础之上的，它们的引进是为了缓解之前官僚体制统治所带来的政治与经济的危机。随着中国市场经济和资产阶级的发展，中国在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迈入了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并参与了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世界市场的瓜分与博弈。

但是饮鸩止渴的效果很快到来，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由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运行所带来的政治及经济危机又重新威胁中共统治的基础——经济增长的放缓甚至停滞的、在三年时间里针对新冠病毒所进行的严峻的封控措施所造成的大量的社会愤怒、如恒大或地方债等等层出不穷的债务危机，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迅速侵蚀中共政权的稳定性。而中共政权曾经的幻梦——充当通过强有力的、系统的政府干预和监督，调和私有财产所有权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矛盾的仲裁者，在现实危机面前已经宣布破产。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内部资本主义矛盾的加深，越来越多的人会被推到街上去表达他们的愤怒。普通工人与青年身上所背负的压力早已无法忍受。群众的怒火与改变困境的意愿正在使之重新走上阶级斗争的道路。

起初的无产阶级的波拿巴主义的政权

马克思和列宁解释说，工人需要一个半国家机器来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在整个工人阶级的控制和管理之下，组织生产。工人革命需要的将是一个半国家，一个非常简单且致力于自身的消失的结构，它将从一开始便走向消亡。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后的一段时期中的俄国工人国家正是这样的国家。

在这样的半国家中，无产阶级获得属于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和民主权力，包括对所有官员的随时任命与罢免权；没有领取高于熟练工人的工资的官员；没有常备军，只有普遍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国家中的工作由每个人轮流担任等等。

但是这一切在1949年的中国这并未发生，中国革命走了一条崎岖的道路。斯大林主义的中共把农民作为击败买办资产阶级的楔子，并在城市内借助了工人阶级的基础取得了权力；但此时工人阶级的力量的相对薄弱、在政治上被动的地位，为中共建立畸形的工人国家的准备了条件。1956年以后，中共在中国基本建立起了一个以国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但是其运行方式照搬了已经官僚化严重的斯大林主义苏联——基层的工人民主消失了。不过尽管如此，中国的计划经济在这一基础上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巨大的进步：1949年到1957年间，中国经济以平均每年11%的速度增长；1957年到1970年间，工业生产继续以9%的速度增长，远远高于同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速。

中国革命从一开始便采取了斯大林主义政权的形式，于本文主题与篇幅，需要具体了解的读者可移步阅读我们组织的关于中共官僚是如何在中国重建资本主义的另一篇小册子——《中国向资本主义的新长征》。

“改革开放”——官僚的自救、经济的发展与转变

60年代以来中国工人国家自力更生的经济政策，阶级妥协的外交政策和基层工人民主的缺失，已经严重阻碍了计划经济的健康发展，也严重损害了官僚阶层的特权和执政基础。一般而言，对于官僚阶层，只要计划经济能确保他们的权利、收入、特权和威望，他们就会捍卫计划经济。但是官僚不会只满足于基于行政职务的特权，他们还希望能把这些特权传给下一代。要让这成为可能，财产关系就不得不发生变化。

孤立的、由上至下运行的计划经济在当时所导致的低效率、严重浪费和管理不善的情况使得官僚阶层感到不安。因此，在毛死后，官僚内部的斗争更频繁地浮出水面——与世界隔绝的“自给自足”保守政策与发展中国工业以巩固官僚统治基础的需要相互矛盾。经过所谓“三年徘徊”的内部派别斗争，以邓小平为首的官僚派别的获得了党内斗争的胜利，由此开展了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的运动，开展了中国向资本主义的改恶。

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在于在维持党国独裁的前提下通过向资本主义方向运动的方法来解决体制和经济问题，通过开放国内经济与资源，换取世界资本与技术的投资，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的现代化建设提供资本与技术，以应对国内与国际各方面对统治基础的挑战与动摇；通过引入市场经济，以调节原有僵死的官僚计划生产，恢复和刺激市场对生产的调节和对经济的恢复，以应对群众对生活质量停滞不前的不满和为资本主义发展开发市场消费动力。

事实证明，官僚通过“改革开放”向资本主义方向运动的自救措施，它们迅速将自己的执政基础转移至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暂时巩固了官僚阶层的统治，避免了中国的官僚阶层如隔壁苏联与东欧同僚的下场。与此同时，经济开发与市场的开放也为中国的经济飞跃发展提供了动力，中国在1978年的GDP总量为3645亿，这一数值到2018年为900309亿元；经济体量而言，中国1978年世界排名第九，而后在2000年超越法国，成为世界第四；而到了2010年则超越了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家；中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则从1980年的1.28% 上升到了2013年的10%，直到今天的15%以上，等等成果不胜枚举。

官僚改开后将中国彻底转型成资本主义，摧毁了旧的计划经济，而整个中国的经济主要是在资本积累、盈利动机和（中共念兹在兹捍卫的）无政府市场经济的基础上运作的。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中国已成从原来的资本吸收者转变为了世界范围内主要的资本主义参与者。在经济投资领域，中国则以大约2.4万亿美元的规模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在国际放贷领域，中国政府及其旗下的关系机构总共向全球150多个国家提供了约1.5万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和贸易信贷。这使得中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官方债权国。

这一切似乎都在朝相对衰落的美国进行赶超，这这一点非常清楚。经济方面，中国的投资，除了北美和欧洲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外，还从拉丁美洲延伸到非洲，再到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中国在各地区的资源开采已占据或正在争取主导地位、对各地区的投资与放贷也正逐渐扩大体量和相对的比例；政治方面，扩张式的外交活动以增强对各地区政治影响力也逐渐增强，势有与美国在各大地区争夺各领域政治话语权的尝试；军事方面，中国在军工与军队现代化建设方面的投资与军费开支也在逐年增加，间接甚至直接与美国围绕台湾与南海的军事竞赛也成为了中国与美国争夺周边政治与军事影响力的直接对抗，这一切都似乎朝向与美国争夺市场、资源和地区影响力的方向上行军。

随着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中国在“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外交及经济战略的部署下，利用资本输出与借贷债务等方式已成为了亚太地区的资本主义领导者，现在它正展示着自己的力量，并试图挑战美国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影响力，凭借着这种全球影响力，中国资产阶级政府则希望以典型的帝国主义方式来加强中国对贸易路线、原料的来源和安全的控制。

这一切跟中共主管是否有无“永不称霸”的念头没有关系，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必然导致资本输出的需要以及国家作为推动本国资本输出的结果。列宁早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就已经解释到这点：

“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而且他们是“按资本”、“按实力”来瓜分世界的，在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也不可能有其它的瓜分方法。实力则是随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变化的；要了解当前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知道哪些问题要由实力的变化来解决，至于这些变化是 ‘纯粹’经济的变化，还是非经济的（例如军事的）变化，却是次要的问题，丝毫不能改变对于资本主义最新时代的基本观点。”

饮鸩止渴——改恶不算迟到的后果

从1978年宣布“改革开放”到新冠疫情前的2018年，不到半世纪的时间，中国为资本主义的转向付出了代价——债台高筑、生产过剩、增长减缓等问题重新将中国官僚拖入新的统治危机，也就是迫使他们面对资本主义的有机危机。

到目前为止，国家总债务占了中国GDP的230%，而全国杠杆率（债务/收入）则为273%，平均家庭杠杆率是衡量债务对普通人生活影响的重要指标，目前则为70%。而且现在的绝大部分负债为了 “借新债还旧债”，甚至部分地方的全年财政收入已经不足以支付当期利息的严重程度，更别说还本付息的可能。如在今年的遵义市，其地方政府也动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强行推行其银行债务的重组（强行延长还款时间20年，并规定前10年只支付利息不归还本金），在房地产市场冲击影响下，地方财政的锐减正威胁着包括地方和中央在内的债务危机，这些都存在连锁效应导致的集体暴雷的巨大威胁。

资本主义在中国过去的发展速度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工业发展飞速进展的结果，毫不意外地，它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煤化工、多晶硅、风电制造、平板玻璃、钢铁、水泥等六大行业已经被官方被列入产能过剩行业，在这些过剩产业中，绝大部分产业又与房地产行业息息相关，如今房地产市场的不景气无疑是为这些过剩产业雪上加霜。而这一切又连锁作用与产业利用率，在今天，中国的工业产能利用率维持在75%左右。这些都是生产过剩危机的典型标志。

中国的GDP增长从2010年到达10.6%的小高峰后，便逐年递减，特别是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在2020年一度仅为2.2%，经济发展进一步受到冲击而放缓更加明显。没有经济增长带来的红利，入不敷出的体系必将崩溃。一旦经济放缓到一定程度，将势必打击各产业包括负债程度最高、关系政府债务问题的房地产行业，紧随而来的是房地产泡沫破裂、政府债务暴雷等等事件，这都将导致的各行业萧条、大规模的下岗潮乃至经济倒退的情况。而这一切的发生势必重新威胁官僚体制政治统治的基石。

而中共官僚政权曾经的幻梦——充当通过强有力的、系统的政府干预和监督，调和私有财产所有权和社会化生产之间矛盾并从中谋取利益的仲裁者。在现实已经不由自己所控制的私有财产、市场的无政府状态和利润驱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斗争在内的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面前所反噬，一切的一切都是中共波拿巴政权利用资本主义的饮鸩止渴式改恶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并且必须为市场改恶带来的危机付出代价。

来自底层的情绪变化

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引入，正是为了维护波拿巴官僚机构的权力和特权。他们将资本主义投资、以利润为动机和获取先进技术视为增加财富和权力的手段。他们认为可以通过随心所欲的“官方意志”管理这个过程，从地区意义上说，中国确实 “强国”了，这个国家在不限于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和实力，具有参与世界帝国主义争夺的入赛资格。

然而资本主义的危机与矛盾正不断地给这个号称“全能的党”和“全能国家”提出挑战，眼下债台高筑、生产过剩、增长减缓等问题无时无刻不在威胁官僚40年来精心维护的统治基础，并有“一朝暴雷，40年发展灰飞烟灭”的势态。

经济危机日益迫近的同时，来自下层的不满情绪也开始凸显。群众的不满与愤怒在这40年间从未间断地申诉着，群众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面前，总是受到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削减公共福利、996工时等资方和官方无底线的挑战和侵蚀，这为愈演愈烈的阶级斗争奠定了基础。

然而，在中国有一股力量可以结束这种噩梦般的场景——那就是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人阶级——在过去的历史时期中遭受了巨大的苦难，尤其是在最近的两年中。我们如今已经可以从中看出一种相应的急剧上升的斗争欲望。尤其是在青年，疫情期间官僚的“智息”防控和公关行为加深了青年包括群众对官方的怀疑与不信任；停课、停产带来的冲击和给予他们的闲置时间为他们的了解和思考社会现状提供了契机与时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理解了统治阶级的压迫性。特别是后疫情的时代，中国青年和群众将更加怀疑中共的“特色社会主义”。

面对危机与挑战——我们号召联合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解释道，一切社会发展的关键是生产力的发展。在大多数人看来，过去那一个无限高速蓬勃发展经济的中国已是昨日幻梦，在今天，中国生产力的发展已经受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所有制的制约甚至经济危机的威胁。种种迹象表明：为了利润，官僚和资本家们不惜再次让群众和整个社会承担所有的后果。

为了改变这一切，我们必须在中国包括世界范围内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将会消除文明进步的障碍——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野蛮而残忍的民族国家；一个民主的计划经济将以有计划而和谐的方式集聚全地球、全人类的巨量资源，以满足大众的生活所需，而非疯狂追逐利润的这些贪婪寄生虫的特权需求。而真正全人类的历史只有在我们结束资本主义奴役，并迈向自由王国的第一步时，才会开始。为了全人类的未来，我们在这里号召社会主义的革命！

中国的广大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已经产生了强烈反感，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如今的中国特别是广大青年中间越来越多的认可和传播。在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每个人都可以、并且应该出一份力，没有所谓的贡献太小。

马克思主义者必须透过培养政治上优秀的、可信任的革命干部，并将其与无产阶级和一切劳苦大众紧密连接，来形成一个群众的革命党，由此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准备强硬的支点——在这一条件下，强大的无产阶级就能撬动整个地球。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没有革命的组织就没有革命的行动。IMT在全球各地的多年实践与干部培养中，坚决捍卫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托洛茨基主张的基本思想、原理、方针和传统。在当前整个人类历史中，个体能够改变世界的机会并不多。而很巧的是，当今的世界站在了这样的一个转折点——我们面临的要么是野蛮主义，要么就是社会主义——只有有理论的、有组织的革命斗争才能化为当前社会总的危机为总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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