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与战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战争的态度）
中国无产阶级斗争报https://telegra.ph/A-Basic-Book-List-Of-Marxist-Leninist-Maoist-09-10
第三章 重建国际
应当怎样重建国际呢？不过，先要谈一谈不应当怎样重建国际。
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的方法
哦，一切国家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是伟大的“国际主义者”！战争一爆发，他们就为国际操尽了心。一方面他们要人相信：说国际破产，这是“夸大其词”，实际上并没有发生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请听考茨基是怎样说的。他说：国际不过是“和平时期的工具”，这个工具在战时自然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另一方面，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找到了一个摆脱现状的非常简单的方法，——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国际的方法。这个方法确实不复杂：只需要等待战争结束，而在战争结束以前，各国的社会党人应当保卫自己的“祖国”和支持“自己的”政府。到战争结束以后，则应当互相“赦免”，承认大家做得都正确，承认在和平时期我们应当象兄弟一样和睦相处，而在战时我们就应当恪守某项某项决议，号召德国工人消灭自己的法国兄弟，号召法国工人消灭自己的德国兄弟。
在这一点上，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维克多·阿德勒以及海涅是完全一致的。维克多·阿德勒写道，“在我们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之后，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不要彼此斤斤计较”。考茨基断言，“直到现在为止，任何一方严肃的社会党人都没有认为人们必须为”国际的命运“担忧”。普列汉诺夫说，“握沾有无辜被杀害者的鲜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手是不愉快的”。但是他又立即提出“赦免”，他写道，“使感情服从理智在这里将是完全适当的。为了自己的伟大事业，国际应当接受即使是事后表示的懊悔”。海涅在《社会主义月刊》中称王德威尔得的行为是“勇敢的和不屈不挠的”，说他是德国左派的榜样。
总之，当战争结束时，只要任命一个由考茨基、普列沃诺夫、王德威尔得和阿德勒组成的委员会，转眼间就会拟定出一个合乎互相赦免精神的“一致同意的”决议。争端就将圆满地被掩盖起来。他们将不是帮助工人去了解已经发生过的事情，而是要用有名无实的纸上的“统一”去欺骗工人。于是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伪君子的联合，就将被说成是国际的重建。
无庸讳言：如此“重建”的危险性是非常大的。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都同样愿意这样做。他们都同样不希望他们国家的工人群众能够弄清这样一个问题：是社会主义还是民族主义。他们都同样愿意互相掩饰罪过。除“国际”伪善专家考茨基所提出的办法之外，他们谁也提不出任何别的办法。
然而，对于这种危险性，人们几乎没有认识。战争爆发一年以来，我们看到许多重建国际联系的尝试。我们不打算谈伦敦和维也纳的代表会议，当时那些态度明确的沙文主义者聚在一起，是为了帮助自己“祖国”的总参谋部和资产阶级。我们要谈的是卢加诺和哥本哈根的代表会议[9]、国际妇女代表会议和国际青年代表会议[10]。这些会议都具有良好的愿望。但是它们完全没有看到上述的危险性。它们没有制定出一条国际主义者的战斗路线。它们没有向无产阶级指出社会沙文主义者“重建”国际的方法对于无产阶级的危险性。它们至多不过重复一下旧的决议，而没有向工人指出，如果不进行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斗争，社会主义事业是没有希望的。它们至多是在原地踏步。
反对派内部的情况
毫无疑问，一切国际主义者最关心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内部的情况。曾是第二国际中最强有力的、居领导地位的正式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给了这一国际工人组织一个最沉重的打击。但是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还有一个最强有力的反对派。在欧洲的大党中，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那些仍然忠于社会主义旗帜的同志们首先发出了响亮的抗议声。我们高兴地读了《光线》杂志和《国际》杂志。我们更高兴地听说，在德国，人们在散发秘密的革命呼吁书，例如《主要敌人在本国》这样的呼吁书。这说明在德国工人中还保持着社会主义精神，在德国还有能够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人。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最明显地反映了当今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我们在这里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三个派别：机会主义的沙文主义者，他们的堕落和叛变，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达到象在德国那样的程度；考茨基的“中派”，他们在这里除了充当机会主义者的奴仆，根本没有能力扮演任何别的角色；左派，它是德国的唯一的社会民主派。
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德国左派的情况。我们把德国左派看作我们的同志，看作一切国际主义者的希望。
他们的情况怎样呢？
《国际》杂志说得很对，德国的左派还处于动荡之中，还将发生巨大的重新组合，他们的内部有比较坚定的分子，也有不够坚定的分子。
不言而喻，我们俄国国际主义者丝毫也不想干涉我们的德国左派同志的内部事务。我们知道，只有他们自己才完全有权根据时间和地点的条件来确定自己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斗争方法。我们认为，我们的权利和义务仅仅是开诚布公地说明我们对情况的看法。我们深信《国际》杂志的社论的作者说得十分正确，他断言，考茨基的“中派”比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更有害于马克思主义事业。现在谁抹杀意见分歧，现在谁假借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向工人宣传考茨基主义所宣传的东西，谁就是在麻痹工人，就比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而使工人不得不自己去辩别是非的休特古姆和海涅之流更为有害。
考茨基和哈阿兹最近竟同“领导机关”对抗起来，这样做是迷惑不了任何人的。他们和谢德曼分子之间的分歧不是原则性的分歧。一些人认为，兴登堡和马肯森已经胜利了，因此现在已经可以放手抗议兼并了。另一些人认为，兴登堡和马肯森还没有胜利，因此应当“坚持到底”。
考茨基派反对“领导机关”的斗争只是做给别人看的，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能够在战争发生后对工人掩饰原则性的争论，用一千零一个以模模糊糊的“左的”精神起草的冗长的决议把问题掩盖起来。而起草这样的决议，第二国际的外交家们都是能手。
十分明显，德国反对派在反对“领导机关”的困难斗争中，也应当利用考茨基派的这种非原则性的对抗。但是，检验任何一个国际主义者的试金石，应当仍然是看他是否对新考茨基主义持否定态度。只有反对考茨基主义，只有懂得即使在自己的领袖实行假转变之后“中派”在原则问题上仍然是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盟友的人，才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
我们对国际中所有的动摇分子持何种态度，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分子——主要是带有和平主义色彩的社会党人——在中立国和在某些交战国中都有（例如在英国有独立工党）。这些分子可以成为我们的同路人。和他们搞好关系来反对社会沙文主义者是必要的。但是必须记住，他们仅仅是同路人，他们在重建国际的主要和根本的问题上不会拥护我们而会反对我们，他们会拥护考茨基、谢德曼、王德威尔得和桑巴。在国际会议上我们决不能把自己的纲领局限在这些分子所能接受的范围内。否则我们自己就会成为动摇不定的和平主义者的俘虏。例如，在伯尔尼国际妇女代表会议上就是这样。持克拉拉·蔡特金同志的观点的德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实际上起了“中派”的作用。这次妇女代表会议所谈的，仅仅是特鲁尔斯特拉的荷兰机会主义党的代表和独立工党（Ｉ．Ｌ．Ｐ．）的代表所能接受的东西。我们不要忘记，在“协约国”沙文主义者伦敦代表会议上，独立工党曾投票赞成王德威尔得的决议案。我们对独立工党在战时对英国政府所作的英勇斗争表示最大的敬意。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党过去和现在都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而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内的反对派当前的首要任务就是：举起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决而明确地向工人说明我们是怎样看待帝国主义战争的，提出群众革命行动的口号，即把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变为国内战争时代的起点。
不管怎样，在许多国家里都有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俄国、斯堪的纳维亚（霍格伦同志所代表的有影响的一派）、巴尔干（保加利亚的“紧密派”）、意大利、英国（英国社会党的一部分）、法国（瓦扬自己在《人道报》上也承认，他收到过许多国际主义者的抗议信，但是这些信他一封也没有全文发表）以及荷兰（论坛派[11]）等国家中，都有这样的人。团结这些马克思主义分子（不管起初他们的数量多么少），以他们的名义让人们回忆回忆现在已被忘记的真正社会主义的言论，号召各国工人同沙文主义者决裂并站到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这就是当前的任务。
到目前为止，一些制定出所谓“行动”纲领的会议，只是比较完全或不够完全地宣布了纯粹和平主义的纲领。马克思主义不是和平主义。争取尽速终止战争是必要的。然而，只有在号召进行革命斗争的情况下，要求“和平”才具有无产阶级的意义。不进行一系列的革命，所谓民主的和平只能是小市民的空想。真正的行动纲领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因为只有这种纲领能够完全而清楚地向群众解答所发生的事情，阐明什么是帝国主义以及如何同它作斗争，公开声明机会主义已使第二国际破产，公开号召建立一个没有机会主义者参加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只有那种足以表明我们相信自己、相信马克思主义并宣布要同机会主义作殊死斗争的纲领，才能保证我们迟早赢得真正无产阶级群众的同情。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第三国际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早就同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决裂了。现在俄国的机会主义者又变成了沙文主义者。这只能使我们更加相信，为了社会主义的利益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是必要的。我们确信，今天社会民主党人同社会沙文主义者之间的分歧，丝毫不亚于过去社会民主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决裂时社会党人同后者之间的分歧。机会主义者莫尼托尔在《普鲁士年鉴》上说得很对，目前的统一有利于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因为它迫使左派服从沙文主义者，妨碍工人弄清争论的实质，妨碍工人建立自己的真正工人的、真正社会主义的政党。我们深信，在目前情况下革命者的首要职责，就是同机会主义者和沙文主义者决裂，这恰恰象过去为了尽快教育落后工人并把他们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队伍中来而必须同黄色分子、反犹太主义者和自由派工会等决裂一样。
我们认为，第三国际就应当建立在这样的革命基础上。对我们党来说，不存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是否合适的问题。对我们党来说这个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对我们党来说，现在存在的只是能否在最近时期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这一决裂的问题。
十分明显，要创立一个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组织，就必须在各个国家里都准备建立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德国这个工人运动历史最悠久、工人运动力量最强大的国家，是举足轻重的。最近的将来会表明，创立一个新的马克思主义的国际的条件是否已经成熟。如果已经成熟，我们党一定会高兴地参加这样一个清除了机会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第三国际。如果没有成熟，这就表明，为了完成这种清除工作，还需要一个稍长的发展过程。那么我们党就将成为旧国际内的极端的反对派，直到在各个国家里都具备一定的条件，使我们可以建立一个以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国际工人协会为止。
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最近几年在国际舞台上会有怎样的发展。但是我们确切知道并且确信不疑的是，我们党将朝着上述方向在我们的国家内，在我们的无产阶级中间不懈地工作，并将通过我们日常的全部工作建立起马克思主义国际的俄国支部。
在我们俄国，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中派”集团也不乏其例。这些人将反对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国际。我们知道，普列汉诺夫是和休特古姆站在同一基本立场上的，并且现在已经向休特古姆伸出亲善之手。我们知道，阿克雪里罗得领导的所谓“组织委员会”正在鼓吹俄国土地上的考茨基主义。这些人借口工人阶级的统一，鼓吹同机会主义者统一，并通过机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统一。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当前俄国工人运动的全部情况可以使我们完全相信，有觉悟的俄国无产阶级将一如既往地同我们党站在一起。
注释：
[9]哥本哈根代表会议即1915年1月17—18日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中立国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瑞典、挪威、丹麦和荷兰社会党的代表。会议通过一个决议，建议中立国的社会民主党议员敦促本国政府在交战国之间充当调停人和加速恢复和平。——[349]。
[10]指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
国际社会主义青年代表会议于1915年4月4—6日在伯尔尼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保加利亚、德国、荷兰、丹麦、意大利、挪威、波兰、俄国、瑞士、瑞典共10个国家的青年组织的代表。代表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战争和社会主义青年组织的任务。代表会议是在中派分子罗·格里姆的影响下组织和筹备的。
为了利用代表会议来团结青年国际主义分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派伊·萨法罗夫参加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团把一份包含有布尔什维克关于战争问题的基本论点的决议草案提交会议审查。这一草案是根据列宁为国际妇女社会党人代表会议写的决议草案（见本卷第220—222页）拟的。但是代表会议没有通过这个决议，而通过了根据中派的精神写的决议。
代表会议选出了社会主义青年国际局，通过了关于出版社会主义青年的国际机关刊物《青年国际》杂志的决议，并决定每年庆祝国际青年节。——[249]。
[11]论坛派是1907—1918年荷兰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称谓，因办有《论坛报》而得名。领导人为戴·怀恩科普、赫·哥尔特、安·潘涅库克、罕·罗兰－霍尔斯特等。1907—1909年，论坛派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内的左翼反对派，反对该党领导人的机会主义。1909年2月，《论坛报》编辑怀恩科普等人被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开除。同年3月，论坛派成立了荷兰社会民主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论坛派基本上持国际主义立场，但在民族自决问题上持错误观点，个别领导人在同机会主义与和平主义斗争中不够彻底，受到过列宁的批评。1918年11月，论坛派创建了荷兰共产党。——[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