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革命论批判（上）

本文转自火花-台湾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

原文链接：https://marxist.tw/critique-of-continuous-revolution-theory/?variant=zh-hans

（编者按：本文转自《火花-台湾国际马克思主义趋势》。本文系统地论述了毛泽东提出的继续革命论，并根据其历史背景，以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提出分析和批判。毛建立的新中国尽管扫清了旧社会的封建残余，但其并不是作为健康的工人阶级国家而诞生的，反而是基于斯大林式的政党带领农民军队通过武装起义建立起的堕落的工人阶级国家，即官僚国家之上。作为当时官僚国家的产物，继续革命论本质上维护的是推崇一国社会主义的官僚阶层的利益，而官僚阶层对群众的运动和革命的趋势并没有真正的热忱。本文的目的是提供历史和理论学习的资料以及教训，唯有掌握正确的理论方针才能有正确的革命斗争）

第二版前言：

关于中国过去的工人国家，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一系列历史、理论和政治问题，占据了中国、甚至是在整个华语圈左翼中的很大一部分讨论。中国资本主义重建以来，新的一代华语青年开始思考，中国是如何倒退到资本主义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和他那貌似是反对资本主义卷土重来、“反对”官僚专政、鼓励群众造反的虚伪革命面孔迷惑了不少人。对于很多真诚的革命家，他们激进化的过程中首先接触到的便是毛泽东和他错误的理论。

这些发展并不使得马克思主义者意外，也没有必要使我们惊慌和疑惑。历史上我们已经见过太多次：群众的意识在激进转变的这一动态过程中，往往先会遇到一些霸占流行位置的错误的、有瑕疵的运动思想和行动手法：这种例子很多，或许是俄国民粹主义、或许是自由主义、又或许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的马列毛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不停留于静待群众和有志之士们在摸黑中寻找答案，而是及时地站出来宣传真正的社会分析、革命理论、和解决方案，指引他们走向无产阶级的历史性胜利：消灭阶级社会的共产主义。

因此，对毛时代中国官僚工人国家的性质、文化大革命以及毛泽东的文革理论（即”继续革命论“）这一引人瞩目的话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探讨和批判是马克思主义者必要的一份任务。我们在此重新修改我们于2022年三月发布的深度分析《继续革命论批判》，并将其再版，以阐明马克思主义对于这一系列话题真正革命的观点和分析。

在上次发表本文时，我们很高兴地迎接来了一些意识形态扮演家的大量辱骂和羞辱。我们认为，觉得之所以能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就是因为这篇长文戳到了许多人自身无法跳跃的理论问题，并为真正有兴趣了解革命思想和历史的人士提供了有效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当然，我们并不期待一篇文章就能解决所有的理论问题。随着社会的危机日渐靠近，革命家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再能耗在错误的理论和行动指南上了。为了摆脱我们革命运动中所有的历史迷信、错误倾向，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于毛泽东和中国革命中的错误思想和错误理论进行一系列的批判，来引导真正的革命家走上正确的道路。

本版修改了一些文法上的小错误、稍微修改了政治上的一些用语和解释，删改了一些冗余内容，并在无产阶级文化的部分添加了一小部分。未来，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哲学来源、历史发展和理论错误，我们IMT还将其他场合和文章中继续探讨，请各位读者期待！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当人们好像只是在忙于改造自己和周围的事物并创造前所未闻的事物时，恰好在这种革命危机时代，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 [1]

后文革时代社会思潮的变化

自文革结束至今，世人对文革的观点、看法不断发生著变化。这些观点的变化实际上代表着中国资本主义重建以来社会思潮的变化。在1981年，中共就文革发表了党国的评论：“【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官僚内部终于也对文革彻底否定，这对知识分子放出了一个不反对反思、批判的信号。因此，在党国的默许和间接引导下，直接受文革影响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界、文化界盛行着否定文革中群众运动和革命政治的“反思文学”、“伤痕文学”（《河殇》、《芙蓉镇》等）。这一代青年人的革命热情在文革中消耗殆尽，不再用革命的头脑思考，更不再说革命的语言。对于他们，革命早已在文革中死去，而自由主义则是他们的新欢。

同时，在“反思”的过程中，1980年代也见证了资本主义改恶（在80、90年代的中国它有个花哨的名字：“现代化” [2]）的浪潮席卷中国。这一代中国青年人他们便把过去的一切埋进时间里不再提起，或是鉆研如何在威权资本主义的当下争取自由、民主，或是苦思如何成为成功人士。中外的反共主义者也因此加入他们“反思”的行列中。文革同土改、反右、人民公社等运动一同成了“共产主义耻辱柱”下的又一灾难（马若德《文革：毛最后的革命》；冯克《毛的大饥荒》、《解放的悲剧》、《人民的历史》等）。然而，数十年以后的今天，时代变迁。当年在天安门示威的那些青年、自由主义者，纷纷受当局物质收买，已然功成名就，于是承认过去自己“幼稚”、“不成熟”[3]。自由主义者宁愿与独裁政府同流合污，充分说明了当今资产阶级的腐朽状态。

反而，随着改革开放，中国一跃成为世界工厂，资本主义培养出了大量工人阶级，群众的阶级意识因此得到了充分发展（当然，是以及其悲惨的方式发展的）。随着资本主义自身的矛盾逐渐愈演愈烈，中国的工人阶级和年轻人再次开始寻找可以指引他们走向解放的思想，对真正社会主义理论的兴趣也重新归来。就如我们之前的一篇文章探讨的，这一变化于2019年开始逐渐加速；并且自2020年的新冠疫情始，可以观察到的是，互联网上出现的对社会现状的大量不满，成为了许多人政治化、激进化的重要转折。结合本土的毛派组织宣传，新的一批毛派出现了。

以青年人为主的他们对文革的态度一反过去数十年来的自由主义式批判与反思，贫富差距、阶级分化在中国的迅速发展迫使着他们向社会主义高速移动。然而由于本土毛派的误导与当局对文革史料的严格把控，他们中的许多人产生了对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的各种乌托邦的幻想，各式历史性谬论层出不穷。在文革失败、资本主义在中国逐渐复生的40余年后，如果沿着毛主义的结论与组织方案，那麽再真诚的革命家也不可能找到当下社会主义革命的确切且正确的方针。当然，在一场社会革命风暴开始前的低气压里，难免有人向过去的革命投去惊鸿一瞥，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十九世纪革命，当代的革命也是如此：“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事物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身的任务的。”

因此，正确认识过去的中国官僚工人国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事件以及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所谓”继续革命论“成了一项重要任务。而本文的目的则是从毛泽东提出的“继续革命论”着手，揭示其产生的物质环境和理论的内部问题，借以为当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们指引道路。

无产波拿巴主义与政治革命的必要性

1980年代始，全世界范围内的计划经济以及工人国家在各国官僚的败坏之下逐渐崩溃，社会主义运动遇到了巨大的失败。中国也不例外。要理解官僚国家如何形成，以及社会主义是如何崩溃的历史，则需要一个系统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

计划经济、工人国家立足于现实世界，而非是空想之中。19世纪时，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是超越于资本主义的——因为资本主义为社会革命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物质条件：科学、技术与运用科技的无产阶级。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第一阶段，即是社会主义，其经济发展最低的起点本该要比最发达的资本主义高。我们这么说，并不是要把马克思的观点机械地强加给历史上的工人国家，而是要通过认识具体的经济条件，从而来理解工人国家在物质上到底遇到了什么困难，以及这些困难对社会发展又构成了哪些障碍。

讽刺的是，自十月革命起逐步建立起的各工人国家，大都建立在非常低的经济起点上。苏联的起点，是“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最弱一环”。在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残酷的内战蹂躏后，苏维埃俄国在战后经济的起点甚至要比一战前还低。因此，纵然苏联国土广阔、资源众多，但却缺乏开发所需的发达技术与大量人口。

中国革命的起点则还要再低一些：中国是一个曾被帝国主义实施半殖民统治的农业国家，除了大量生活在绝对贫困中的人口，和大量无法充分利用的自然资源，技术上也是几乎一无所有。纵使在被扭曲的计划经济下，中苏的社会发展皆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这些进步在那个历史阶段的俄国与中国，是资本主义所无法成就的。然而，国际革命的低迷、工人阶级的疲倦、以及官僚的错误指挥和妖言惑众，导致革命被困在了经济起点过低的地区，政治的反动随即而来。

考察政治反动，俄国革命作为工人革命先驱的例子最为重要。对于俄国革命，尽管困难重重，列宁、卢森堡、托洛茨基等革命家们的观点始终是国际主义的。俄国革命的种种社会难题，只有一场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成功的工人革命才能化解。正如列宁所说：

要向德国人学习！要始终忠实于同德国工人的兄弟联盟。他们没有来得及援助我们。我们会赢得时间，我们会等得到他们的，他们一定会来援助我们。

是的，要向德国人学习！历史的发展是迂回曲折的。现在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正是德国人，除了体现残暴的帝国主义，同时又体现了纪律、组织、在现代机器工业基础上的紧密协作以及极严格的计算与监督的原则。

而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这正是我们要学会的。这正是我们伟大革命由胜利的开始经过许多严重考验而走向胜利的结局所缺少的东西。这正是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再做又贫穷又衰弱的国家，而永远成为又强大又富饶的国家所需要的东西。[4]

不幸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革命迟迟没有成功，因此政治上的反动随即而来。1920年代，由于各种原因，欧洲革命未有成功，此时的俄国已经出现了官僚化的各种趋势；此外，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也由于第三国际推行斯大林的错误领导，被资产阶级趁机打倒。

这一系列的挫折使得俄国工人阶级大失所望，革命的、民主的趋势逐渐不受支持、最后再由官僚受抹杀。由于一战与内战的毁坏，疲惫不堪的俄国与俄国无产阶级将目光投向了斯大林所代表的新生官僚阶层，而官僚又将革命的民主果实为己吞食。正如托洛茨基解释的：

党的民主制，仅只遗留在老一代人们的记忆和回想之中了。而苏维埃、工会、合作社、以及文化机关和体育机关的民主制，也都跟着消灭了。高踞在这一切之上的，是各级党部书记的无限权威。早在‘极权主义’这一名辞从德国输入的几年之前，苏联的政制就已经是这种制度了……用败坏德性的手段使有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变成了机器，摧毁了他们的意志、人格和尊严，借此当权派才能造成一种不可撤换、不可侵犯的寡头政治以代替阶级和党。……莫洛托夫在1936年3月之能够向一个法国新闻记者夸口说党内已经没有什么派别斗争，那只是因为不同的意见现在是由政治警察自动的干涉来解决了。[5]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称这一畸形的运行模式为斯大林主义、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一个以国有制计划经济为基础的工人国家内，社会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缺少群众的广泛参与、监督，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官僚独断的控制与他们愈发膨胀的特权。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中提出了资产阶级统而不治的“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托洛茨基、泰德·格兰特则顺延这一思路，提出各地工人国家官僚独断的畸形发展模式，是工人自治被国家官僚取而代之的苏维埃波拿巴主义、无产阶级波拿巴主义。历史证明，正是波拿巴官僚集团长期的堕落、不断地出卖国际工人阶级，最终导致的经济封锁也逼迫着这帮罪犯也把整个计划经济抛弃。

官僚的统治建立起来后，中苏两大工人国家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由于本身的发展水平低下，国际上又频频受封锁，于是各类经济、社会问题频出。然而官僚的解决方案并非是通过贯彻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由此来突破自身的经济限制，而是出于官僚自身的利益，把革命限制在自己的可控范围，直到革命火苗耗尽它的氧气。

但是官僚这样的方案并不能持续下去。长久而言，当经济生活较为简单的时候，官僚独断的统治尚且能在各种错误的基础上进行有效的管理。这时，官僚的统治对计划经济的运行仅是一个相对阻碍。然而，随着经济生活发展得愈加覆杂，官僚的统治就成为了对计划经济本身的一个绝对阻碍。愈发扩大的社会生产必然超出一小撮管理者的治理能力，不管他们清廉与否、智慧与否、对革命忠诚与否——只有工人阶级对社会生产进行广泛的民主管理，才能真正摆脱各式各样的紧缺、浪费、贪污等病态的社会问题，将计划经济真正贯彻到底。说到底，计划经济并不需要一个官僚阶层便能运作；虽然社会主义阶段的半国家无可厚非地需要一个负责协调生产、研究技术、制定政策、防止旧统治阶级破坏的工人国家，但正如列宁解释的，要保持计划经济的健康运作只能依靠整个社会的大多数人广泛参与经济的、政治的管理，使公有制不再依靠强迫的镇压、单靠社会的惯性便能运行——正如资本主义依靠私有制的惯性便能运作。因此，长期而言，一个计划经济的健康运行与一个拥有大量职业军人、警察、秘密警察、特权官僚阶层的这个压迫性的暴力国家机关是互相矛盾的。

计划经济的健康运作就这样与官僚阶层的存在相矛盾。因此，为了解释自己的统治，各国官僚纷纷扬起地区独特主义、一国社会主义的旗帜：我国的历史发展、精神面貌是独特的、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主义在我国必然能够建成！布哈林1925年提出的这一理论在世界各地都能找到它的覆刻[6]：斯大林先从布哈林那借来这个理论[7]，而1955年，毛泽东又在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概念多加扭曲之后，从斯大林那搬运来中国[8]。既然俄国是特殊的，中国自然也可以是特殊的。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始人，虽然这一概念到当代已有很大变化。然而，更矛盾的一点是：历史证明，目标是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的社会主义（以消亡中的半国家、依靠公有制惯性运行的计划经济为特征）根本不可能在一国建成（建成并不等于建设）。一国社会主义也就成了各种形式的经济冒险。

而经济冒险显然有它的必然后果；政治层面而言，在无产波拿巴的官僚体制下，一切社会矛盾必然反映在霸占了所有政治空间的党内，造成的便是政治恐怖与混乱。因此，一场又一场官僚内部左右互搏的诡异拳击赛由此发生：由于本身物质落后、管理不善，各国官僚寄生阶层内部三五不时地采用自认为是“务实的”亲资本主义路线，脱离无产阶级、向资本主义堕落；然而，如果当这一路线一时走得太远，引起了群众的或是官僚的不安后，官僚内部也以清洗的方式（形式或许有不同）断臂自保，然而这并不能阻止物质落后带来的腐化；或是在清洗后，干脆放弃任何变革的企图，以刺刀维持政权（如勃列日涅夫）。

无产波拿巴官僚不论左倾还是右倾也好，然则最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并无意愿最终废除自己的特权与权力。结果便是，随着官僚阶层的这个肿瘤越长越大，腐败、浪费、资源局限、管理不善等病态的社会问题也逐渐毒害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官僚进一步的右倾又打下基础。官僚的统治便在“重建资本主义”和“经济冒险主义”之间反复横跳，其中的核心便是一国社会主义、地区独特主义的反动理念。然而历史证明，社会主义绝不可能在一国内单独实现，某个地区的独特历史发展也并不能凭空造出遍地超人的国家；人有再大胆，产出也不可能脱离实际的生产条件——这些都是非常物质的现实。

如果把整个官僚阶层比喻为舵手，工人阶级为水手，那麽显然这个舵手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针和地图，是在黑夜里见风使舵，时而向右，时而向左，结果便是带着水手们在被孤立的地缘沼泽里不停打转，最终让资本主义的泥潭吞没。随着官僚阶层的愈发成长，镇压、反动性质的不断提升，改革工人国家体制愈发不可能，唯一的解决方案只有来自工人的一场政治革命，目标正是彻底消灭整个官僚体制的肿瘤，并由此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的计划经济、工人国家，施行阶级独立、国际主义的对外革命政策。

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下的继续清洗

那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这样的一个政治革命吗？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是否真正地支持一场群众推翻官僚体制的政治革命、让群众当家作主吗？自本世纪初开始出现，近来开始流行的毛派在承认官僚国家的特权以及不平等的基础上，沿用毛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当作某种形式的政治革命（萧喜东，2001[9]）。对文革有足够了解的人一听便知，这不过是用来自我感动的牛黄丸。所谓继续革命论，通过毛的实践证明，不过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下的继续清洗”！毛寄希望于持续清洗官僚（“这样的‘革命’还要再进行多次”；毛，1973）企图维持一个“健康的”官僚国家，而非是建立真正民主的工人国家；革命只能在已经腐化的党及其捍卫者毛的指导下，对官僚进行不触及体制的清洗，维持“健康的”一国社会主义。

毛泽东倾向于清洗而非彻底的一场革命，在其理论上便有所表现。将理论抽出历史背景来理解，必然会产生误解——这也是当今许多毛派的一大喜好。马克思主义不是僵化的机械理解，只有将毛的文革理论带入其历史背景，才能理解在毛泽东空洞的官僚语言后面到底上演什么样的权术话剧。对于文革理论语焉不详的毛泽东，在夺回权力后才透过中共中央在1967年11月详细总结了他的“继续革命理论”。[10]根据毛以及他届时控制的中共中央所发的文本，我们在此划分出几个重要的部分讨论，每部分都有其明确的历史背景与政治目标：

1.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革命——从侧面开始清洗部分党组织。
2. 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加剧论——掌握暴力机关，保持对革命的控制。
3. 文艺的灵魂大革命——从文艺界开始，正式发动文革。
4. 阶级斗争反映在党内——将部分官僚打成资产阶级份子，开始对党清洗。

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清洗——两条路线论？

为了一国社会主义的反动计划，中共在大跃进期间采取榨干工人、农民的政策。大跃进期间，官僚要求工人发挥共产主义精神，延长工作时间、压低工资、取消津贴（讽刺的是，诞生于大跃进期间的鞍钢宪法的实践完全与当今经济民主的幻想无关[11][12]），工人生活艰难。[13]而农村方面，官僚一拍脑袋决定强制集体化，推进人民公社运动，带来了灾难性的大饥荒，土改以来和睦的工农联盟支离破碎。[14]中国为一国社会主义付出了沈重的代价。

到了1962年，庐山会议以后，尽管中共在毛泽东的坚持与刘少奇的认同下，已经接受毛泽东三面红旗的政策，然大跃进愈演愈烈灾难性的失败，使得官僚内部再不能忍受大跃进的路线。在1962年一月初，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国家主席刘少奇公开反对毛泽东，举例湖南农村，称大跃进的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缺点、错误远大过成绩；北京市长彭真点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剑指毛泽东，要他自我批评。中共党内怨言巨大，压力在此，毛泽东在会上承认错误。在二月中旬，刘少奇继续召开了经济调整会议（西楼会议）调整大跃进的经济政策，他因此受到官僚情绪热烈的欢迎。此时，毛泽东在党内的政治地位实质上退居二线。

由于不再得势，毛泽东开始寻找旁敲侧击的机会来重整旗鼓。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谨慎地在强调”民主“、“不打断经济工作”的同时提出“阶级斗争加剧论”。在八月初北戴河的几场会议上，毛泽东首次提出了所谓的阶级斗争加剧论、资产阶级在党内[15][16]（篇幅关系，具体文本笔者不作引用）。

当然，此时依然能看到毛自62年二月以来，对党内反对意见的批判有所保留。但是很显然，在经过数个月的思考之后，毛得出的结论是，大量党员存在“小资产阶级”成分、自己与各地官僚的关系不和，并且开始从斯大林那仿制出了类似的“阶级斗争加剧论”。在9月召开的中共第八届十中全会成了正式毛泽东反击的机会：

那么，社会主义国家有没有阶级存在？有没有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肯定，社会主义国家有阶级存在，阶级斗争肯定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革命胜利后，本国被推翻的阶级，因为国际上有资产阶级存在，国内还有资产阶级残余，小资产阶级的存在，不断产生资产阶级，因此，被推翻了的阶级还是长期存在的，甚至要复辟的……

阶级斗争不要影响了我们的工作。一九五九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本来是搞工作的，后来出了彭德怀……我们把工作丢了。这次可不能，这次传达要注意，各地、各部们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工作与阶级斗争要平行，阶级斗争不要放在很突出的地位（抄者按：此指对敌斗争）……阶级斗争要搞，但要有专门人搞这个工作。公安部门是专搞阶级斗争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敌人的破坏。有人搞破坏工作……保卫工作要保卫我们的事业，保卫工厂、企业、公社、生产队、学校、政府、军队、党、群众团体，还有文化机关，包括报馆、刊物、新闻社。保卫上层建筑。

从现在起以后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月月讲，开大会讲，党代会要讲，开一次会要讲一次……[17]

毛泽东自8月初的北戴河会议开始提出“阶级斗争加剧论”来反击党内刘少奇、彭真等反对派，但是到了9月的八中全会，毛的批判已经逐渐升级到提醒党内反对派彭德怀“右倾份子”、反党集团的下场，提及了在思想领域、文化领域的颠覆性行为，并且党内“要年年讲阶级斗争”。此外，毛泽东猛烈批判了刘少奇主政以来，鼓励农村私有化的“单干风”、只讲大跃进缺点的“黑暗风”、为“反党集团”发声的“翻案风”。[18]于是，1962年九月，毛的妻子江青便着手开始寻找人手批判北京版《海瑞罢官》（59年以后毛怀疑《海瑞》攻击自己）[19]；毛在1963年初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称四清运动）开始着手对刘少奇等反对派进行反击。此一系列活动为毛泽东发起的政治战线上的清洗。

1963年中苏分裂以来，其中产生的争论，也对毛所谓思想革命（实际上的清洗）的理论产生了重要的推力。在1963-1964年间对苏共的批判中，毛提出了思想方面的一个论点：“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20]这个观点的问题在于，如前文所述，这种危险不单单在于官僚倒向资本主义的倾向，而更重要在于工人民主的缺失、被围困的国际革命形势、以及贫困的物质水平。社会主义的解决方法，只有通过旨在推翻官僚统治的政治革命，将社会革命推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此将物质的富饶带给全世界。

然而，对于毛，修正主义发生、资本主义重建的危险不在于社会物质的困乏、国际革命的困境以及官僚阶层疲于管理；出于捍卫官僚阶层的意识，他将原因归咎于官僚的主观因素：党内混入了资产阶级思想、习惯，混入了走资本主义路线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份子——总而言之，他理解的“阶级敌人”混入党内。因此，他的解决方案自然不是推翻这个错误连篇的党国体制、建立真正的工人民主，而重点在于清除整个官僚阶层中的“资产阶级思想”与“一小撮当权的资产阶级份子”。从教育、文化方面方面开始清洗思想、进行文化“革命”来消除“主观因素”的问题，便成了毛泽东试水反击的不二之选。受大跃进影响严重的农村正好属于适合整治的范围。

针对整治农村经济结构与基层组织的四清运动便发生了。中国农村到1963年已经有了三个重要的发展：一、1962年的西楼会议通过了刘少奇推动的”三自一包“政策（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允许农民在完成集体社任务、向集体社上缴部分所得之后，保留自己的所有产品——虽然此举恢覆了一定生产，但是农村已经在形式上出现了偏离集体农业的迹象；二、官僚体制下，农村基层官僚滥用权力、贪污严重，开始与脱离一般农民（当然，这一现象是否广泛存在，学术界有人提出质疑[21][22]）；三、大跃进时期，农村基层官僚普遍为完成任务不计代价，不惜对农民实施恐吓、暴力[23]。

针对这些问题，四清运动在毛的策动、刘少奇的执行下进行着整治。基层党组织被农民揪斗，被中共派遣的工作组清洗。但讽刺的是，四清运动并未解决农民对集体农业不信任的现象。整治一部分官僚并不能完全使得工农联盟完好如初。这本身就表明了官僚统治的问题所在：群众不是用来给官僚国家三五不时“发动”的工具，群众是会自行行动的社会人；只有将政权的监督、控制、管理完全交给革命群众，让他们用自己的群众组织互相协作来运作社会，才不会出现官民对立的信任危机。

此外，提到四清运动，便不得不提到所谓的“两条路线”的概念：毛支持群众运动，刘少奇代表走资派，企图限制运动——这是当代许多毛派对四清运动中所暴露出的高层政治问题存在的一大误解。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会的《文革史》这么写道：

大多数党的领导人，最主要是刘少奇和邓小平，相信群众运动中至关重要的因素是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和思想上的成熟及其成员和干部的质量和纪律性。这种坚定信念的具体体现就是工作组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央集权的党的机关用以约束基层党组织和党的干部，并从上面领导群众的机构。但在毛泽东看来，这是“包办替代”的体现。因为党政官僚已经具有了自己独立的利益。他坚定地认为（？），革命的真正源泉在体制之外（？）。社教运动要以由绝大多数农民自发组成的组织为基础，而不能由为上级党组织控制的“工作组”来掌握运动。后来这一分歧在1966年达到了高潮。[24]

然而，毛泽东和刘少奇两大官僚之间真的有这么大的分歧吗？与许多毛派的印象相反，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反而是走在为毛泽东献计的最前线：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发动“四清”运动，其中12日到13日的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在这次会上刘宣称：“八届十中全会讲阶级、阶级斗争，现在就要部署一个行动，搞一个阶级斗争。对象是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还有一些严重的铺张浪费，严重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严重的分散主义。……”而毛泽东对这场运动的说法却似乎比较温和，他在会议上发言时强调，“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在2月25日的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的报告。他特别强调：“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在政治上，在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包括军队的组织上，保证不蜕化变质。因此，就要想一种办法来保证，不只是要保证我们这一代，而且要保证我们的后代不蜕化变质。这个问题，是生死存亡的问题，是亡党亡国的问题，使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刘在中共领导人中首次把防止“蜕化变质”的政治运动提高到“亡党亡国”的高度，这种观念恰恰是“文革”得以顺利展开的意识形态基础。3个月后毛泽东在一份材料上写下了与刘少奇上述说法非常相似的批语：“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毛不仅把当时的“四清”运动定位为“关系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修正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此后又从这一论断出发，延伸出一系列发动“文革”的“理论”观点。

在毛的“文革理论”的形成过程中，刘少奇的一些激烈的“左”调显然启发鼓励了毛。……例如，率先提出用“造反”来对付“中央出修正主义”的就是刘少奇。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在6月8日的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刘少奇的回答是：“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刘少奇对当时全国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也比毛泽东的看法要黑暗得多。毛泽东最初的看法是，有20%的生产队的政权不在共产党手里；后来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一再向毛汇报“尖锐的阶级斗争动向”，于是毛改而认为，“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但刘少奇却强调，“三分之一打不住……，城市文化艺术单位、中小学校，农村里的学校还不只（止）三分之一，三分之一打不住。……所以，革命非搞不可。”……

中共发起“四清”运动时，农村里已经存在着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社员委员会，但刘少奇主张在运动中另行组织“贫下中农协会”，作为“夺权斗争”的体制外力量，中央曾多次颁发文件肯定这种做法。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创立的“桃园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通过在贫下中农中秘密“扎根串连”而重组“阶级队伍”。刘少奇批示的这几个“四清样板”文件一再强调，运动的目的是“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一下决心进行夺权斗争，局面就迅速打开，群众立即发动，表现了我们料想不到的革命热情。”为了“发动群众”，在“四清”运动中广泛采用了大字报。例如，在甘肃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组发动群众贴了十三万张大字报，揭发领导集团违法政策、生活特殊、排挤老工人以及设备损坏等重要错误”。……再进一步看，从“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号召对全国三分之一以上“已经烂掉了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进行夺权斗争”，到毛泽东在1967年1月号召“全面夺权”，其间的继承关系之脉络亦清晰可见。 [25]

此外，根据某毛派团体，在1964年后，毛泽东反对刘少奇的实践却是回到了捍卫官僚体制去了：

中央根据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意见，起草了四清运动的最后一个文件《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这份文件中关于尽早解放一批干部、退赔可以减缓免等规定，发生了很大的影响，纠正了各地残酷打击一大片的粗暴做法，解放了一大批干部。[26]

此外，稍微回顾一下历史，便能看出“两条路线论”漏洞百出。1959年，在批判反对大跃进的彭德怀等人的庐山会议与八届八中全会上，刘少奇依然支持着大跃进与人民公社的政策。为什么这个时候刘少奇看似左倾？此外，毛泽东前脚大喊反对美帝国主义，后脚就在1972年主持与美帝国主义的联帝反修政策，难道这不是机会主义、不是走资吗？当今许多毛派跟着文革时期的出版物以及当代的民间史料，翻找刘少奇走资的证据，但对于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以及1972年他亲自主持联帝反修的机会主义外交政策却视而不见，当作毛的“暂时妥协”。这种对毛的个人崇拜已经严重影响了一系列真诚的左翼人士思考的能力。当代的革命家要认识到，在政治革命的理论问题上，重点并不在于官僚中哪些人是走资派与否，而在于清除整个官僚阶层对计划经济和国际革命的障碍。许多毛派醉心于这样的阶级划分，或许是没注意到毛泽东提出这一论断背后的逻辑：官僚体制是好的，只要摆脱一些亚健康因素即可。但是，在当时，群众为工人民主而奋斗的政治革命中，要推翻的对象就是这一整个畸形的官僚工人国家，而非其中的一小部分亚健康因素！

以上证据充分表明了“两条路线”论的错误：总体来看，官僚在政治上的本质分歧并不大，他们貌似不同的政策实际上高度一致地回到捍卫注定失败的一国社会主义路线，以及维护他们的官僚特权；因此，两条路线论更不能说明官僚之间存在支持群众、支持政治革命的派别。

这一说法的错误，暴露出的不单单是对史实的错误认知，同时暴露出的也是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重建”的这一问题上，存在过分强调主观因素的错误。中国国家经济政策的左右摇摆并非是某些官僚的主观意志腐化（事实上，许多官僚为他们辩护时都认为自己是“务实派”），反而是物质的社会问题在霸占一切政治空间的中共党内的体现，并不单纯由某个官僚个体的意愿而左右。在经济政策上，波拿巴官僚时左时右的行为不外乎便是在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之间的两端摆动。

毛泽东也好、刘少奇也好、邓小平也好，他们不外乎都是透过官僚阶层的角度，由上至下地对待国内群众、国际革命与计划经济。国内方面，当群众在大跃进的冒进政策之下不能保持工作状态时，官僚就用强制手段逼迫他们就范；而冒险过头后，工农联盟临近崩溃，官僚却又姗姗来迟地倒退集体化的进程，几乎歪到资本主义去。国际方面，当阶级独立政策无法为官僚国家争取利益时，他们就鼓吹各国共产党与资产阶级合作组织“人民阵线”，放弃社会主义革命[27]；当他们一系列错误的外交政策导致国际关系已经坏到无可再坏时，便联帝反修，向资本主义投降。甚至在1980年代，当计划经济不能再在官僚体制的障碍下正常运作时，官僚就抛弃计划经济、拥抱市场，企图用资本主义改善经济。尽管官僚阶层之间或许有不同倾向，但这并不能说明是他们是革命家或是务实派——这不过是他们在扭曲的、畸形的工人国家内，在非有机发展的不同病态的情势下，对各类社会、经济等物质矛盾必然产生的反应。

因此，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必须将自己的目标定为推翻整个官僚体制，建立工人监督、控制和管理的政治经济制度，采取国际主义的对外政策，才能维持住国内和国际的计划经济的健康运作，而毛泽东并这样真正的革命计划。他将文革定为针对“一小撮资产阶级份子”的清洗；这句话背后的意思便是：官僚体制还是好的，只是受太多亚健康因素影响了，共产党需要不断做自我清洗来维持体制！显然，资本主义已然是当代中国的现状，而毛泽东一遍又一遍清洗官僚中“主观因素”的方法并没有凑效。当代的政治现实充分表明了官僚工人国家重建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几个原因：物质落后与被围困的国际形势、以及工人民主的缺失。

阶级斗争加剧论——与国家暴力机关合作

毛泽东从斯大林那学来了所谓的“阶级斗争加剧论”[28]。但是他的结论正如斯一样存在问题。关于毛泽东的结论，理论上的问题并不在于资本主义是否会复活——当今中国社会就是证明——在于他对阶级斗争到底以什么形式进行（前文已经说明了思想革命的问题所在），以及更重要的，对阶级斗争本身一词的理解。

首先我们必须理解毛提的阶级斗争到底是什么，才能理解加剧论到底剑指何人。不同于马克思主义将阶级斗争理解为两个阶级之间互相矛盾的利益所产生的时涨时落的矛盾，毛泽东时时将阶级斗争理解为从属于不同阶级的个体之间的肢体冲突，亦或是党的一切镇压行为。对于阶级一词，毛泽东更是语焉不详。00年代以来当代流行的毛派理论开创者之一萧喜东认为：

毛泽东看到在社会主义革命这个漫长的过渡期间，“阶级”并不总是以传统意义上的“处在特定生产关系中的人群”的形式出现，而更经常是以一种文化语言、思想观念的形式出现。[29]

显而易见，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的理解浮于表面，完全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就像在上一节中我们引用的部分一样，毛认为阶级斗争甚至有是专门的国家暴力机关负责，而不是整个社会的自然发展！很明显，阶级斗争在这又成了对敌斗争（参考前文提及的彭德怀“反党集团”，此处应指对毛不忠的“反党集团”），实际上剑指党内、军队内的不忠份子。因此，早在文革开始前，清洗军队的工作便以及展开了。

在暴力机关的问题上，毛泽东的反应又回到了捍卫一国社会主义。文革前以及文革早期，与毛从斯大林那传承下来的“阶级斗争加剧论”这一论调同步发展的，是军事方面的政治变动和重组改编。正如斯大林的动机一样，毛泽东的提出这一理论的动机，同样是掌控国家的暴力机关。然而，如果毛真的有推翻官僚机构的革命意识，他真正要做的不是确保军队领导的忠诚，而是武装群众，让群众从下而上主导社会革命。然而，毛泽东并无此意，暴露的反而是他作为当权者对于捍卫特权体制、捍卫一国社会主义路线的忠诚，而非对推翻官僚体制的政治革命的忠诚。

首先，从文革前到文革初期，毛在意识形态上同林彪、同军队达成了联盟。早在1962年的七千人会议上，林彪已表示他对毛泽东的支持：“事实证明，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麽……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30]四清运动逐渐进入尾声的1964年，毛泽东开始号召“全国学解放军”，向军队放出结盟的信号。1966年5月18日，在毛泽东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后的两天，林彪紧跟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向他宣誓忠诚：“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31]

文革前到文革初期，林彪显然与毛泽东坚定地站在一起，反对刘、彭等人。此外，文革前军事方面一个重大的重组改编，是1965年解放军军衔制度取消一事。这一变动看似是为了消除士与官之间的隔阂，覆兴“革命精神”、反对苏联军官官僚制度，实际上是在通过取消军衔来为林彪与毛泽东控制军队做准备。军衔的取消大体上并没有影响整个指挥体系的运作，但是由于军衔变动，军队不再受文官的规章制度管束，直接掌控士兵的军官便从中得势。然而，对毛泽东不忠的军官大多已经从事文官工作，直接掌握的士兵并不多。这一变动给了林直接控制军队的机会，而林再将政治上的领导寄托于毛。[32]此外，文革初还进行了一次对警察部门的变动：警察部门被并入了解放军编制。[33]通过这些制度上的变动，毛企图借此通过林来控制国家的大部分暴力机关。

军队中的人事安排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对毛不忠的军队领袖纷纷被清除。在1959年彭德怀被整肃之后，国防部、军队的权力被转交到林彪手中。然而林彪身体欠佳，1962年生病以后，毛泽东决定由中央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而国防部的日常工作则由罗瑞卿负责。在文革前，对军队实际的权力在罗、贺二人手中。然二人对毛不比林彪忠诚，并且与林彪个人联系并不深，甚至较为冷漠。此外，罗性格强硬，与共事者关系不甚融洽；1965年5月的一次会议上，罗没有允许有备而来的叶剑英做总结，这也使得叶对罗倍感不适。但是这些问题直到1965年10月才彻底爆发。当时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报》发布，彭真控制的《北京日报》对姚的文章反应冷淡，军队控制的《解放日报》对此同样反应迟钝；毛对此大发雷霆，而罗向彭报信的行为也导致罗彻底不为毛、林信任，最终在毛、林以及叶等中央军委成员的支持下，在12月被打成“高岗反党集团”的同谋，并被撤除一切军职。而贺龙则更加与毛泽东疏远，亲近于刘少奇，且说话放任、不拘小节，政治不敏感，在1966年九月也被毛、林当作走资派清除出军队，其职位由叶剑英代替。[34]

显然，通过在文革前与初期的清洗，毛泽东企图透过军队领袖的忠诚来控制军队；不过，毛泽东与军队的结盟，暴露出的是毛作为头号官僚本无意愿推翻官僚阶层：职业军队本身是有压迫性质的，并且与官僚机构本身紧密联系，而政治、人事的变动并不能改变它压迫性的一面。毛泽东若是有真正的政治革命意识便会意识到，赢得军队的忠诚并不能保证工人革命的胜利。旨在推翻官僚的政治革命要的是彻底武装工人群众，让他们从官僚手中夺取权力，并且用属于工人力量的民主机构，取代旧的官僚政府机器，而非是透过职业军队的干预来保证革命。

在1967年一月的上海风暴中，工人造反派冲击官僚体制，并在中共文革小组的领导下，用部分自发的群众组织接管政府。造反派日渐升级的颠覆行为（尽管仍然有局限性）烧到了军队中，而军队对民间力量挑战体制的行为日发不安，最终借由著军队领袖（如毛一手提拔的叶剑英）的对毛的直接不满表现成为二月抗争——军队也不再完全支持群众运动。值得一提的是，在1月时，毛泽东就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军队的担忧，早已提出“八条命令”，明显表明了他对军队体制（也就是官僚体制的暴力机关）的捍卫：

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军内一切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

军事院校文体单位外出串连者“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

左派冲击过军事领导机关，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军队内部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

“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

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严格管教子女”。[35]

很快，在2月末毛自己也提出“不能没有党”[36]，用军队、干部、革命群众为“三结合”形成的革委会取代了尚未完全形成具体形式的上海公社体制。不言而喻的是，毛泽东并无真正的政治革命意识，所以并无解散军队的意思，更不敢将武装完全分发给工人群众。他的真正目标是对党内进行大清洗，而非一场真正的政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