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党史：通往革命的道路》1.6混合不平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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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党史：通往革命的道路》是一部通过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前后历史，阐述并解释了他们如何凝聚为一股马克思主义势力，一步步带领俄国的工人阶级推翻沙皇和临时政府，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早在100多年前的俄国就已经被指出，而布尔什维主义不仅仅是过去的历史，它还是人类的未来，是通往革命的道路！

《布尔什维克》杂志为读者翻译本作，学习20世纪俄国革命的历史来真正传播革命共产主义思想。这样的作品对于每一位共产主义者都是必要的。该作的意义不仅仅是对资产阶级抹黑列宁和托洛茨基这样真正的革命者的论战，同时也是一本记录着如何通过哲学的方法建立起一个真正的布尔什维克一般的工人先锋队革命党。

六、混合不平衡发展

到1860年代末，整个俄国只有1600公里的铁路线。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这个数字增长了15倍。从1892年至1901年的十年间，俄国修建的铁路线不少于26000公里。除了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个传统工业中心之外，波罗的海、巴库和顿巴斯等地区也出现了新的工业中心。从1893年到1900年，石油产量增长了两倍，煤炭产量增长了三倍。事实如此，但（俄国）工业发展却不具有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述的英国资本主义兴起时的有机特征。1861年农奴解放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前提。但是俄国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得太晚了，来不及利用这个机会。俄罗斯资本主义弱小、落后的力量无法与西欧和美国强大、发达的资产阶级抗衡。与今天的前殖民国家一样，俄罗斯工业严重依赖外国资本，而外国资本主要通过其对银行和金融体系的控制来掌控经济：

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在俄国实现融合的完备程度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不过，俄国工业对银行的依附则意味着它对西方金融市场的依附。重工业（冶金、煤炭、石油）几乎整个地被外国财政资本控制了，它们在俄国为自己建立了银行的辅助与中介系统。轻工业也步上了同样的道路。如果说外国人大约掌握了俄国全部股本的40%，那么相对主要的工业部门而言，这个比例还要高得多。强调俄国银行、工厂的控股权操在外国人手里，可以说一点都没有夸张，其中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资本所持的股份差不多超过了德国的一倍。（托洛茨基，《俄国革命史》，32页。）

外国资本对俄罗斯社会的渗透极大地推动了经济发展，使这个巨人摆脱了两千年的野蛮状态，进入现代。但这恰恰引起了爆炸性的社会局势。大量农民被从一成不变的农村生活中撕裂出来，被推入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地狱。

马克思主义的混合不平衡发展理论在世纪之交的俄国那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中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与封建、半封建甚至前封建的生存方式并排共存的，是涌现出的由法国和英国资本建造的最新型、最现代化的工厂。这正是我们现在在整个所谓的“第三世界”中看到的现象，其在1990年代前半期东南亚的发展中最突出地表现出来。这与刚好一百年前俄罗斯的发展有着最引人注目的相似性，因而政治结果完全有可能是相似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工业的发展起到了推动革命的作用。俄罗斯展示了这种情况发生的速度有多快。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俄国资本主义的暴风骤雨般的发展带来了无产阶级同样暴风骤雨般的觉醒。1890年代的罢工浪潮是1905年革命的预备学校。

在仅仅33年内——从1865年到1898年——雇佣超过100名工人的工厂数量翻了一番，从706000增加到1432000。到1914年，一半以上的产业工人实际上在超过500人的工厂工作，近四分之一在超过1000人的工厂工作——这一比例远高于其他任何国家。早在1890年代，乌克兰的七家大型工厂就雇佣了俄罗斯三分之二的金属工人，而巴库则拥有几乎所有的石油工人。事实上，直到1900年，俄罗斯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数据来自费·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起源》，第150页和本·汉·萨姆纳，《俄罗斯历史概述》，第324-31页。[1]）

然而，尽管工业增长猛烈，俄罗斯社会的总体情况仍然是极度落后的。大部分人口依然生活在农村里，而1880年代和1890年代初期的欧洲农业危机，为那里的阶级分化的迅速演化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谷物价格的下跌毁掉了农民的所有阶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峡谷》和《农民》清楚地描绘了农民可怕的生存状况。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村半无产者在村庄周围兜售他的劳动力，成为一种常见的景象。在社会光谱的另一端，新兴的农村资本家：富农（kulak），以牺牲农村穷人为代价富裕起来，有能力从旧地主那里购买土地——这一情况在契诃夫的著名戏剧《樱桃园》中被以强大的机智和洞察力反映出来。

尽管沙皇政权竭尽全力支持它，但旧村社，“米尔”，这个根据民粹派理论家的说法应该为农民社会主义提供基础的存在，正在迅速地沿着阶级路线分崩离析。那些在村里找不到工作的人涌入城镇，为新创办的资本主义企业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工业的快速发展在农民内部产生了日益严重的阶级分化，形成了一个富农阶级，以及越来越多的无地农村贫民，而他们越来越多地流向城镇寻找工作。马克思主义者和民粹主义者之间关于资本主义在俄罗斯的发展的必然性或其他方面的激烈争论正在由生活本身来一锤定音。列宁最早的著作，如《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论所谓市场问题》和《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等都是为了跟民粹派做结算。但与普列汉诺夫早期的著作不同，这些著作是基于无可辩驳的事实、数字和论据语言。

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发展，无产阶级很快就引起了全社会的注意，因为它意图站在要求变革的斗争的前线。俄罗斯工业高度集中的特性迅速创造了工人的产业大军，他们有组织、有纪律，并位于社会和经济的战略要点。罢工运动的图表（1.2）清楚地表明了这一时期俄罗斯工人阶级信心和阶级意识的不断提升。

从1880年春天开始，工业遭受了持续数年的危机。这是一个大规模失业的时期，雇主无情地压低工人早已十分微薄的工资。除了其他所有问题，工人们还不断受到目的在于使他们保持屈从的各种小限制和独断规定的压迫。其中最主要的，是对一系列或真或假的冒犯雇主行为处以罚款的惯例。1885-86年，在莫斯科、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尔，工人们的愤怒和累积起来的不满情绪最终在一场劳工示威中爆发，最终导致在季·萨·莫洛佐夫所拥的尼科利斯科耶（Nikolskoye）[3]工厂的罢工。

莫洛佐夫工厂的11,000名工人的工资在两年内被削减了至少五次。同时，唱歌、大声说话、戴着帽子走过经理办公室等行为被处以巨额罚款。这些罚款通常相当于工人工资的四分之一，有时甚至是二分之一。1885年12月7日，在长年累月的琐碎恼事、盗窃和肆意专断中，所有被压抑的愤怒和懊恼都以狂暴的力量爆发了。罢工的领导者彼得·阿尼西莫维奇·莫伊森科（Pyotr Anisimovich Moiseyenko）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革命者，哈尔图林的北方工会的前成员，曾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服过一段苦役。莫伊森科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工人阶级的天然领袖之一，他后来写道：“我首先学会了理解，然后才学会行动。”

愤怒的工人捣毁了工厂食品商店——是那里的卡车系统迫使他们以高价购买食品，以及可恶的工头绍林（Shorin）的家，以此来发泄他们的愤怒。弗拉基米尔省省长被爆发事件的暴力程度震惊了，征召了军队和哥萨克兵。工人们向省长提出要求，但遭到镇压。六百名工人被捕。军队包围了工厂，工人们在刺刀的逼迫下被迫返回工作岗位。然而，由于工人的情绪如此之高，工厂直到一个月后才开始完全运行。

莫洛佐夫罢工以失败告终。然而，它对全俄罗斯工人思想的影响为之后十年的大规模罢工铺平了道路。1886年5月，在弗拉基米尔省对罢工者的审判中，莫伊森科和其他被告人进行了激烈的自我辩护，后来成了对工厂条件的强烈控诉，使得指控被撤销，工人的利益得到维护。莫洛佐夫案的判决在俄罗斯社会引起了震动。彻底惊慌失措的反动报纸《莫斯科新闻》（Moskovskiye Vedmosti）抗议道：

但是和人民群众开玩笑是危险的。在弗拉基米尔法院的无罪判决之后，工人们肯定会怎么想？决定的消息如闪电般传遍了整个制造业区。我们的通讯员在判决宣布后立即离开了弗拉基米尔，却在所有车站都听说到了它……（引自英文版《列宁全集》，《对工厂工人罚款法的解释》，第2卷，第38页。）

莫洛佐夫罢工显示了无产阶级的巨大潜在力量。沙皇政权并没有无视该教训，尽管它支持工厂主，但它认为不得不向工人让步。它在1886年6月3日通过了《罚款法》，限制了可以征收的数额，并规定所得款项不应被雇主挪用，而应存入工人特别福利基金。从来如此，改良是工人为改变社会而进行的革命斗争的副产品。与一个世纪之前英国立法通过的 “十小时工作日法案”（1847年工厂法）一样，《罚款法》也是旨在安抚工人并阻止他们向革命方向前进，同时试图依靠工人来遏制资产阶级自由派对罚款的要求。这种“仁慈”的立法并没有阻止接下来的时期对罢工的野蛮镇压以及对工人领袖的大规模逮捕和驱逐。新法律也没有达到抑制罢工运动的预期效果。莫罗佐夫罢工鼓舞了工人以新的勇气，而强大的专制政府所给予的让步则表明了工人为他们自己的利益而勇敢地斗争能够获得什么。1887年，罢工总数超过了前两年的总和。两年后，警察局长普列夫（Plehve）被迫向亚历山大三世报告说，1889年反而“比1887年和1888年有更多的由工厂条件引发的混乱”。（《苏联共产党党史》，第1卷，第100页。）

罢工运动的剧烈涌现表明，工人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和社会中的一股力量。以莫伊森科等人为代表的更高一层人正在摸索可以阐明他们的状况并指明前进方向的思想。这一运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这些自发的爆发，经常伴随着卢德主义（Luddism）[2]行为，证明了其无组织和半自觉的性质，也向世界宣布了俄罗斯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另一方面，它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普列汉诺夫和劳动解放社的理论论证的正确性。在白热化的阶级斗争中，在数量上仍然微弱的马克思主义力量与强大但仍然不连贯的俄罗斯无产阶级力量的结合之基础就这样被奠定了。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罢工的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对工时、工资和工作条件等直接诉求的争取。即使会出现失败，罢工的真正意义却在于工人会学习。在罢工过程中，广大工人、他们的妻子和家庭不可避免地会意识到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角色。他们不再像奴隶一样思考和行动，而是开始将自己提升到拥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的真正的人类的高度。通过他们对生活和斗争的体验——尤其是对重大事件的体验——群众开始改变自己。从最活跃、最自觉的那一层开始，工人们对自己的命运深感不满，并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局限。与胜利相比，失败更能迫使工人中的积极分子渴望了解清楚社会的运作，了解经济和政治的奥秘。

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本身造就了一支强大的无产阶级军队。但是，如果没有受过良好战争教育的将军、少校和上尉，即使是最好的军队也会被打败。1880年代暴风雨般的罢工战斗向世界宣告，俄国无产阶级的部队已做好准备并愿意战斗。但这一系列罢工也揭示了运动的弱点：它自发、无组织和无意识的特点，它缺乏方向和领导。军队就在那里。有必要的是为未来的总参谋部做好准备。这个结论现在无可阻拦地在最优秀工人的意识中显现出来。他们以世界各地工人活动家所特有的严肃和一心一意的态度学习。

注释

[1]译注：尼科利斯科耶：Nikolskoye，俄国历史上的一个城市，曾是俄罗斯纺织业的重要地区，1917年后合并入奧列霍沃-祖耶沃市。

[2]原注：卢德主义，工业革命早期英国工人中出现的一种运动，卢德主义者将失业的增长归咎于机器的应用，因此破坏机器。

[3]本尼迪克特·汉弗莱·萨姆纳，《俄罗斯历史概述》：B.H. Sumner, A Survey of Russian 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