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elius Augustine

奥古斯丁的法律思想

一、生平与著作

奥里略·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e，354—430）是欧洲中世纪哲学家、神学家，还被赋予“罗马基督教拉丁教父的主要代表”、“基督教教父哲学的完成者”、“基督教最大的教父”等桂冠。之所以把奥古斯丁纳入中世纪思想家的范畴，主要是因为他的神学思想属于中世纪。实际上，奥古斯丁本人并没有生活在中世纪。

公元354年11月，奥古斯丁出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即今阿尔及利亚的苏克阿赫拉斯。当时，北非属罗马帝国的版图，基督教得到官方的支持并得到很大发展。奥古斯丁的母亲是虔诚的基督徒，父亲是异教徒，他自己出生后没有接受基督教的洗礼。奥古斯丁曾在本城学习拉丁文和算术，12岁去马都拉和迦太基攻读文法和雄辩术，主攻修辞学5年。公元375年从迦太基毕业后回家乡教授雄辩术。奥古斯丁青年时代极为放荡，但求知欲甚强，思想极为敏锐。善恶问题一直是奥古斯丁毕生思考的主题。19岁时，他对哲学问题发生了兴趣，随即皈依摩尼教，接受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学说，认为恶起源于某种实体，人的灵魂来自善，肉体则来自恶。后来，通过学习新柏拉图学派的著作并受米兰大主教圣·安布罗斯的影响，于公元386年受圣·安布罗斯的洗礼，正式加入基督教。此后他一反过去的放荡生活，辞去教员职务，终生献身教会事业，过着清心寡欲的修道士生活。公元388年返回北非故居，在隐居三年后成为神甫，并于公元395年升任主教。任职期间，他从事著述、讲经布道和组织反异端的活动，他所在的教会成为北非教会的中心。晚年，他目睹了汪达尔人的入侵，于公元430年8月28日死于汪达尔人兵临希波城之际。希波城沦陷后，汪达尔人控制的北非脱离了罗马帝国，但奥古斯丁的著作传到西方教会，成为公教会以及16世纪之后的新教的精神财富。

奥古斯丁是教父思想的集大成者，被教会封为伟大的圣师。他的著作繁多，不下百种，主要有《忏悔录》、《上帝之城》、《论真宗教》、《教义手册》、《论三位一体》等。《上帝之城》是奥古斯丁晚年耗费13年时间写成的，完成于公元426年，是神学政治法律思想的第一部巨著。该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前10卷，主要批驳异教徒的各种指责和不符合基督教思想的其他一些学说的观点。第二部分是后12卷，论述“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起源、历史和前途。该书较全面地反映了奥古斯的哲学思想以及神学政治法律思想，在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

二、原罪与救赎

奥古斯丁指出，人类的不平等与奴役出于人类的原罪。上帝造人时本来是要使人彼此平等、享有自由的，但人类的共同始祖亚当和夏娃违背神的意志偷吃了禁果、犯了罪，其本性也遭到破坏。人类从其始祖那里继承了堕落的本性，其子孙后代都有原罪。现实社会之所以存在不平等和奴役的现象，是人类罪有应得。私有财产制、奴隶制及政府本身带有必然性。

自从亚当犯罪之后，世界被划分为两个城，即“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由于上帝的恩典，一部分人依赖上帝，依靠对上帝的信仰而生活，热爱上帝而轻视自身。他们是上帝的选民，生活在上帝之城之中。另一部分人爱自己而轻视上帝，依靠肉体而不是依赖对上帝的信仰而生活。他们成为上帝的弃民，生活在世俗之城中。世俗之城充满了不平等和奴役，充满了暴力和罪恶，这起源于人的本性的堕落，起源于人类的自私。世俗之城是撒旦的王国，是被放逐的凡人集合而成的共同体。与之相反，上帝之城是基督教的“千年王国”，只有在其中才能享有真正的和平。上帝之城高于世俗之城。

正是由于人生来就具有其始祖遗传而来的“原罪”，人不能不犯罪。上帝是善的，只有上帝才是至善的，它是一切善的根源。恶是善的缺乏，人的罪恶起源于人的思想中缺乏善，归根到底是由于背离神的善，缺乏神的善。但是，人的心中毕竟还存有善性，在上帝的恩典下愿意向善。善必然是人们追求的目标，善也必将会战胜恶而占绝对的优势。人们想恢复本性而致善，只有一条路可行，即追求至善的神。他断言，追求至善的神是人的本性的需要，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也是人生的最终目的。

基督教为人们追求神的至善提供了条件，使人们可以通过选择追求善而获得救赎。奥古斯丁说，上帝在造人时曾经赋予人以自由意志，但自从亚当犯罪之后人的意志因受到罪恶的污染而失去了自由选择的能力，处于罪恶的奴役之下。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使人恢复意志自由，在非奴役、非强制的条件下选择善，舍此而别无他途。在这里，上帝的恩典是指上帝之子耶稣牺牲自己而为人类赎罪。自从基督教诞生以后，人就重新获得了选择善与恶的能力，可以选择做基督教徒或异教徒，从而可以选择做上帝的选民或弃民：前者经过末日审判后升入上帝的千年王国，后者则坠入罪恶和痛苦的深渊。人们可以选择成为基督教徒信仰上帝从而追求上帝的善，洗掉原罪而获得救赎。

三、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

奥古斯丁写作《上帝之城》的直接动因是重新评价罗马的历史地位，在此基础上解释基督教与国家的关系。

基督教在公元4世纪被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罗马城被涂上了神圣的色彩，被认为是上帝用以救治人类的分裂与堕落的工具，这种看法在当时颇为流行。然而，当罗马在公元410年遭到哥特族的劫掠之后，罗马城的沦陷和罗马帝国的衰落使基督教世界很沮丧，异教徒则幸灾乐祸。罗马所遭受的劫乱，对基督教徒来讲意味着罗马所担负的拯救人类这一历史使命的破灭，对异教徒来讲意味着对那些背叛本民族的保护神而去崇拜基督教的人的报应。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一书中以乐观的神学社会观分析了罗马沦陷及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试图消除基督教徒对世俗政权的依赖心理和由于世俗政权被挫败而产生的沮丧情绪。他提出，人类的拯救与罗马的命运无关，只依赖于上帝的恩典和启示。罗马只是一个世俗之城，并不是担负神圣使命的上帝之城。罗马的衰败不是由于皈依基督教，恰恰是罗马的多神崇拜、对基督教不够虔诚导致了罗马的劫乱。

奥古斯丁构建了“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学说，用以解释历史事件，同时也阐明一套关于国家和社会的神学学说。奥古斯丁所说的“城”（ civitate）即社会的意思。社会是人的群体，是一群有理性的人通过就他们所爱的事物达成共同协议而结合而成的。要了解一个

群体的性质，只要了解他们爱什么就可以了。根据这一标准，两类爱分别成为两座城的构建原则，爱自己、轻视上帝者组成地上之城，爱上帝、甚至轻视自己者组成天上之城。前者荣耀自己，后者荣耀上帝。这是奥古斯丁根据伦理标准对“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区分。

另外，奥古斯丁从国家的定义中也得出了“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区分。他认为，国家的目的是提供现世生活所需要的利益，使我们能够在现世生活中享受健康、安全、人类友谊和世间和平。在这里，“和平”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种含义是“地上的和平”即世俗社会的和平，与物质生活有关，是公民间的合作。国家维持着世间的和平和治安，平息各种骚乱，保证各人自身的安全。另一种含义则是人与上帝的和平，这是信仰和服从永恒律的秩序。神圣之城的和平是以完善的秩序与和谐欢悦于上帝，以及人与人的彼此欢悦。因此，可以把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理解为人们的精神生活群体，“世俗之城”理解为物质生活的群体。

“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并不是两个相互独立的政治实体或社会实体。这是因为，人的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不是彼此隔离的两个部分。这种区分只是一种隐喻：一部分人进入天国，与上帝一起进行永恒的统治；另一部分人将会与魔鬼一起永远遭受磨难。两者所指并不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处境，而是就他们的结局而言的。“在现世里，这两个城——地上之城和天上之城是混为一体的；但在来世，被神所预先选定的得救者同被神厌弃者将被分别开来。在今世，即便在似乎是我们的敌人中间，谁将成为选民一事，也是我们无从知道的。”即是说，两个城在现世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这两部分人生活在同一国家中，双方享受同样的世间利益，也同样被世间邪恶折磨。在现实和历史中都不存在任何外在的标准可以区分“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区别两者的标准完全是内在的生活态度，是爱上帝还是爱自己。

奥古斯丁并没有将“上帝之城”、“世俗之城”与教会和国家这两种组织画等号。“上帝之城”这个概念在《圣经》上有过记载，指的是天上天国，意指上帝的精神世界，基督教术语称为“天国”或者“天堂”。奥古斯丁把基督教会说成是“上帝之城”的象征或在现世的表现，但两者并不等同。他明确指出，有些人参加圣事，但却没有永久保持圣徒的精神。他们中有些人已经被识破，有些人表白自己但又与基督教的敌人一起反对上帝。圣事只不过是他们佩戴的徽章。上帝之城是虔诚的基督徒心目中朝拜的目标，教会是从事圣事的场所，两者并不等同。尽管如此，教会仍具有重要地位，“世俗之城”的成员只有在教会指引下才有希望最终进入“上帝之城”。由此，他把人类社会的发展史纳入了基督教的发展史之中，以上帝的精神世界作为人类社会的最终归宿。

“上帝之城”和“世俗之城”的区分并不意味着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对抗。奥古斯丁认为，基督教是“上帝之城”的具体体现，这种组织与世俗国家相似。二者之间的不同在于，基督教是在上帝之子耶稣的领导下建立的。它教导人们按照精神生活，追求真正的和平与至善。唯有基督教能够引导人们归向“上帝之城”。为此，虽然基督教会属于世俗的范畴，但本质上高于世俗国家，世俗国家接受它的神圣领导，以便完成人类的历史使命，等待天地末日的来临。然而，奥古斯丁不主张教会对国家事务的干预，他要求遵循“恺撒之物当归恺撒，上帝之物当归给上帝”（马太福音，22章，21节）的原则。基督徒在精神领域应当信仰和服从上帝，在世俗物质生活领域则应当服从世俗权力、服从法律，履行世俗义务，如纳税、服役等。世俗统治者和其他基督徒一样，也应该服从上帝的法律，以“上帝之城”为朝圣的目标。在这里，“上帝之城”的优越性绝不意味着教会应该统治世俗国家，因为“上帝之城”不等同于教会，而“世俗之城”也不等于异教的国家。奥古斯丁的目的是要求基督教徒不要将信仰与希望寄托给国家，在当时这更多地意味着教会与国家的分离，而不是对国家事务的积极干预。

对于奴隶制度，奥古斯丁也作了讨论。他说，上帝只想让他的有理性的被造物统治非理性的被造物，人统治野兽，而不是人统治人。因此，原始时期义人是牧人，而不是人中之王。上帝试图教导人们各种被造物的相对地位，告诉人们对这种地位的背离是罪恶。因此，奴隶制是由罪产生出来的。“奴隶”这个词产生于罪，而不是产生于自然。奴隶制和罪一样都是违背上帝意志的产物，是人的罪导致了等级差别。这种带有惩罚性的奴隶制是由意在维护自然秩序和禁止动乱的法律所规定的。基督徒应当服从奴隶制，以爱心服从、伺候他的主人，全心全意地为主人服务。由此看来，奥古斯丁虽然认为奴隶制是不自然的，但并不主张以暴力推翻奴隶制。基督徒做了他人的奴隶，但却没有做自己贪欲的奴隶，通过上帝的恩典可以获得最终的精神自由。奥古斯丁把公正交给上帝，让服从留在人间，提倡的是一种克制、忍让、等待的基督教精神。

四、神法与人法

奥古斯丁的法律观是以基督教教义为基础的。法律源于上帝的正义，其目的是维护和平与秩序。国家和法律只有在成为维护人类和平的工具时才是正当的。他的法律观受斯多葛学派和西塞罗的影响，把自然法思想融入其神学思想之中，形成了他的神学法律观。

他将法律分为神法和人法两种。神法是“上帝的法律”或“永恒法”，是“一切事物借以处于完美秩序”的法，这样的法等同于上帝的意志和智慧，正是上帝的意志和智慧引导一切事物达到它们各自的目的。神法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不随时间而变更，而且主宰一切。奥古斯丁认为，在上帝惩罚的范围之内，谁都不能逃避上帝的法律。上帝是真理的化身，上帝的法律就是真理。神法就是真理，就是正义。奥古斯丁既强调神法的普遍性、永恒性，又强调神法的“可变性”。上帝的法律一成不变、不随时间而更改，但会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形成各时代各地区的风俗习惯。上帝权衡时宜，对古人制定那样的法令，对今人制定这样的法令。但是，上帝古往今来都运用同样的正义，正义的本质绝无变易。在这种看似矛盾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思想的一贯性：神法是不变的，变化的并不是神法而是体现上帝正义的教会法律和法令。

人法即世俗法律，它使永恒法的共同原则适应特殊社会之变动不居的要求。人法的产生是人类原罪的产物。在人类的黄金时代，人们生活在神圣的、纯洁的国度里，按照上帝的计划和安排人人享有平等和自由，不知道奴隶制或任何其他人统治人的形式。所有的人共同享有财产和利益，在理性指引下像亲兄弟一样生活在一起。但是，由于人类本质的堕落，人们由于爱自己而轻视上帝、重物质生活而轻视精神生活，因而产生了暴力，人不可能不犯罪。因此，有必要用法律惩罚犯罪的人，使他们改邪归正。尘世的法律是对人们邪恶本性的约束和惩罚，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安定。人类的原罪不仅是法律产生的原因，而且还是奴役制的原因。他认为，“罪是奴役制度之母，是人服从人的原因”。奴隶制是对犯罪的人的应有惩罚。奴隶制并没有超越上帝的指导，而是依照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指导而产生的，在至高无上的上帝那里不存在不公正的事。奴隶应顺从主人，服侍主人。“这样，一切人的暴力和国家被废除，就只有上帝是一切了。”

与永恒法相反，人法是随时间、地点变化而变化的。人法维护公益，而且必须是公正的。法律不合乎正义就不是法律，正如国家不维护正义就不是真正的国家。他的正义观也是一种神学正义观，正义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而是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如果人不侍奉上帝，怎么可能体现正义？既然他不侍奉上帝，灵魂便没有合法地支配肉体，理性也没有合法地支配感情”。没有人神关系的正义，就没有个人正义、集体正义。因此，真正的法律合乎正义，也就是合乎神的正义。

关于人法或世俗法律的效力问题，奥古斯丁认为，君王制定的法律应当得到服从。君王有权在所统治的城邑中颁布前人或本人以前未曾制定的新法，凡是服从新法，并不违反本城的旧章，而不服从新法恰就是违反本城的制度。因为服从君王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准则，那么对万能的君王即上帝的命令更应该毫不犹豫地服从。人类社会中权力有尊卑高下之序，下级服从上级，上帝则凌驾于一切之上。由此看来，奥古斯丁一方面强调人法要符合神法、服从神法，否则就是非正义的，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他也强调人们对人法的服从，其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的和平与秩序。他的法律观既维护了上帝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又为君主专制提供了辩护。这是与其神学思想一脉相承的。

奥古斯丁的神学和政治法律学说具有重要地位。他以《圣经》为依据系统地阐释了基督教的教义，为基督教神学奠定了理论基础，是西塞罗之后、阿奎那之前最主要的思想家。他的“双城”理论被后世神学家发展成为教权至上的学说，对西欧封建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法律思想从本质上讲是为奴隶制辩护的，并且从斯多葛学派和西塞罗的自然法思想滑向了神学自然法的方向，尽管如此，从思想传承的意义上讲他的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忏悔录Confessiones

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是古代基督教主要作家之一，与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同为基督教神学的两大师。

奥氏于354年11月13日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城，即今阿尔及利亚的苏克阿赫拉斯（Souk Ahras），当时北非已入罗马帝国版图，完全在罗马文化笼罩之下。父名巴特利西乌斯，是本城的一个普通市民，母名莫尼加，是信奉基督教的，奥氏自幼受母氏的熏陶，但没有正式领受洗礼。幼年在本城读书，以后先后至马都拉（即今阿尔及利亚的末达乌路赫Mdaourouch）和迦太基攻读文法和雄辩术（当时罗马教育分三级制，启蒙小学是识字和书算，十二至十六岁入文法学校，读文法、诗、文、历史，十六至二十岁入雄辩术学校，读修辞和哲学）。十九岁，开始爱好哲学，由于探索恶的来源问题，因而皈依了摩尼教。毕业后，先在本城执教，后至迦太基任雄辩术教授八年。因不满迦太基的学风，便渡海至罗马，任米兰城雄辩术教授。奥氏在迦太基时，对摩尼教教义已感觉不满，至米兰后，受该城基督教教主安布罗西乌斯（Ambroasius）的影响，正式脱离了摩尼教，一度醉心于新柏拉图派的著作，对一切怀疑，但在界想上已逐渐和基督教接近。终于经过一次剧烈的思想斗争，于386年秋决定信奉基督教；便辞去教职，预备献身教会。次年在米兰领受了洗礼，启程回乡，至梯伯河口，母亲病逝。因此延迟一年回至非洲。391年，在希波（今阿尔及利亚的彭城Bone）升为神甫。395年该城主教病卒，奥氏便受任为希波主教。从此开始他在教会中的一系列活动，与教内各宗派展开剧烈的论战，成为当时基督教学术界的中心人物。430年汪达人（Vandali）侵入北非，是年8月28日，希波城被围的第三个月，奥氏病逝。

奥氏是古代基督教拉丁教父中著述最多的一人，据奥氏本人提出《修订》的著作，至427年，已有93种，而书札和布道言论尚不在内。他著作中最被传诵的，便是这一本《忏悔录》。

《忏悔录》原名“Confessiones”，古典拉丁文本作“承认、认罪”解，但在教会文学中，转为承认神的伟大，有歌颂的意义。奥氏本来着重后一意义，即叙述一生所蒙天主的恩泽，发出对天主的歌颂；但一般都注重了第一义，因此我国过去都称此书为“忏悔录”，在欧洲则“忏悔录”已成为自传的另一名称。

本书共十三卷，以内容言，可分为两部分，卷一至卷九，是记述他出生至三十三岁母亲病逝的一段历史。卷十至卷十三，即写出作者著述此书时的情况（对于忏悔录的成书年代，据学者考证，应在400年左右，在奥氏升任主教之后，即395或396年，至401年之间）。

第一部分：卷一，歌颂天主后，记述初生至十五岁的事迹。卷二、三，记述他的青年和在迦太基求学时的生活。卷四、五，记述他赴米兰前的教书生涯。卷六、七，记述他思想转变的过程。卷八则记述他一次思想斗争的起因、经过与结果。卷九是他皈依基督教后至母亲病逝一段事迹。

第二部分：卷十是分析他著书时的思想情况。卷十至十三，则诠释《旧约创世纪》第一章，瞻仰天主六日创世的工程，在歌颂天主中结束全书。

奥氏在书中不仅流露出真挚的情感，而且对自己的行动和思想作了非常深刻的分析，文笔细腻生动，别具风格，成为晚期拉丁文学中的代表作，列为古代西方文学名著之一。

在中古时代，欧洲印刷术尚未发明，本书传抄极多，欧洲天主教本笃会隐修院中所藏旧抄本尤为繁夥。1506年始有奥氏全集出版，以后重要的版本有：1576－1577年出版的比利时罗文大学本，1679年法国巴黎出版的本笃会本（后收入米涅辑的《拉丁教父集》Migne: Patrologia Latina）和1896年奥地利维也纳出版的《教会拉丁作家丛书》本。至1926年法国拉布利奥勒（Labriolle）教授复据维也纳本，参考了十八种第七至十一世纪的古抄本和四种印本校订，出版了合校本，收入《法兰西大学丛书》，成为最完美的本子。现在此书即据此合校本移译的。

译者识

1962年8月28日

上帝之城

导言弗农·J·伯克

我们知道在世界文献史中，有许多作家因一部杰作而声名鹊起，影响久远。希波的奥古斯丁却写了好几部名著。他的《忏悔录》无疑是基督徒作家撰写的出色的精神自传；他的《关于〈创世记〉的评论》为后世对《圣经》的注释确立了标准；他最长的作品《〈诗篇〉阐释》则受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学者的最高赞誉。他的第十五部著作《论三位一体》在早期基督教会的文献中堪称无与伦比。即使是书名为《独语录》的短小对话也被独列一类，视为精神内省的样本。

然而，奥古斯丁认为他的名著是《上帝之城》。在整整的十四年间，他花费大部分光阴来写这部书。就在59岁，许多人已经在考虑退休的时候，他开始了第一卷的写作，在公元426年，即他72岁时，写完了第二十二卷。奥古斯丁的生平经历十分丰富。他母亲是基督徒，父亲是异教徒，他本人从小在北非的罗马行省努米底亚长大。尽管他母亲一生过着虔诚的基督徒生活，他小时候却未受过洗礼。他接受的教育是一个异教徒青年的教育。他在迦太基研习雄辩术，为他后来成为雄辩术的教师做了准备。他最初在北非教授雄辩术，后来是在罗马帝国的中心米兰教授雄辩术，那时罗马帝国的皇帝就住在那里。正是奥古斯丁在米兰城市学校任教期间，他决定加入母亲所属的教会。做出这个重要决定时，奥古斯丁已年过30。他二十几岁的时候，曾在波斯先知摩尼的奇幻教义里寻求过宗教的指引。然而他作为摩尼教徒度过的九年时间全部浪费在试图理解两个伟大的神——一个神创造了所有的善，另一个是一切恶的根源——的传说故事上了。他读了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一些论文，同米兰的一批研究哲学的学生 讨论过问题，聆听了了不起的人物、米兰的基督教主教圣安布罗斯的讲道。受这些经历影响，他皈依了基督教，这件事当时十分引人注目。《忏悔录》，还有《对话录》的前半部，是对这一皈依的感人记录。

奥古斯丁放弃了雄辩术教师的职业，最终回到现位于突尼斯的非洲的塔加斯特老家。作为在那个时代受过最佳教育的基督徒，奥古斯丁很快地被人说服成为一名长老。公元395年，他被授予圣职，成为附近的希波城的主教。他的最后三十五年时间就是在希波度过的，其中包括他撰写《上帝之城》的那些岁月。奥古斯丁从来不是逃避工作或不露锋芒的人，因此他很快作为杰出的基督徒闻名遐迩。像使徒保罗一样，他始终不知疲倦地旅行、讲道、写作，并同不信教的人争论。

就在这活跃的神职生涯中，发生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政治和军事事件。410年，哥特人攻占并且劫掠了被视为坚不可摧的罗马城。突然之间，曾统治大部分文明世界达数世纪之久的帝国陷入绝境。在整个罗马帝国，震惊之后产生的是责骂：一个经久不衰的谣言是说基督教损伤了罗马的元气。当时，罗马的官员和市民仍然分为基督徒和异教徒。我们无需太多想象力就能勾画出当时的形势。

当时北非的一个信仰基督的罗马官员马凯利努斯写信给奥古斯丁，告诉他基督教遭受的这一指控，请求他对此提出反驳。这就是促成《上帝之城》的写作的背景。在本文之后吉尔松所作的《序言》中，以及著作正文的前几卷中，读者将读到对这一背景的更详细的交代。

《上帝之城》的前十卷是对这个指控的回应。奥古斯丁在其中主要是想表明，罗马帝国的强盛并不归功于异教多神论的“旧”宗教。他详尽研究了许多神祇和女神的威力与功能，以使他的读者相信，这些传说中的神祇并未使罗马人在物质上或道德上获益。这十卷是关于古代多神论、异教世界的社会习俗和政治制度以及人类早期历史的丰富宝藏。奥古斯丁的许多信息来源现在都已佚失，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宗教历史学家、异教徒瓦罗的大部分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我们还必须记住，奥古斯丁在整个早期教育期间所接触的都是异教徒的文献。《上帝之城》不仅是研究基督教思想、而且是研究异教的原始资料。

从第十卷开始，奥古斯丁阐述了基督教的世界观，并且把它同异教的信仰进行了对照。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超越了马凯利努斯信件中所定的主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从永恒的角度看，罗马帝国的崩溃只是世界史上的小事件。第十一卷到二十二卷对人类社会做了一个正面阐释，阐释的主要对象不是罗马和它的敌人，而是两座截然不同的城。这种阐释的根源，如同它的术语，都来自《圣经》，因为“上帝之城”就是《诗篇》中的一个常用词。在奥古斯丁之前，一个名为提科纽的多纳图派作家曾把上帝之城和魔鬼之城进行了对照。但是，即使术语和基本想法不是奥古斯丁首创的，对这两座对立之城这一主题的展开还是带有他本人天赋的烙印。

这两座城之间的区分是以奥古斯丁的宗教心理学为根据的。对他来说，人（和天使）是被造的、并非无所不能的精灵，他们存在于一个实在的层面，这个层面处于永无改变和独一无二的上帝之下，却又在那本质上可变、暂时存在的肉体自然物之上。被造的精灵能通过他们的意志（皈依）转向上帝，也能转向肉体（背离上帝）。这样，意志有两种不同的承诺或两种爱 。好人和好天使珍爱上帝，并且因此构成了一个忠于上帝的真理和仁慈的、特殊的精灵社会，或精灵之城。而在另一方面，恶人和天使用他们的意志蔑视上帝，并且喜爱俗世的物质事物；他们构成了另一个社会，一个价值更低的俗世之城。一切人类历史和文化都可以视为这两种爱和这两座城针锋相对的价值之间的互动。

上帝社会的公民不只是所有好人：好天使也属于上帝之城。奥古斯丁不至于狭隘到宣称只有基督徒才是上帝之城的成员：有不好的基督徒，而他们是属于另一座城的；在基督降临之前就有好人，而他们是属于上帝之城的。在时间的进程中，这两座城的公民在俗世的实际人类社会中是混合在一起的。

上帝之城的最优秀的属性之一是平安。在那段理应备受赞誉的有关平安的讨论的结尾处，奥古斯丁所给的定义是，“天堂之城的平安则在于那里人的完美有序、和谐统一的交融，他们在上帝那里找到了他们从上帝和从相互间得到的快乐。” 至于这种平安在俗世是否可能存在的问题，吉尔松在《序言》中做了讨论。奥古斯丁的看法并非完全不乐观；他显然认为罗马帝国在较好的时期里曾经获得一些俗世的平安。然而，如果我们把《上帝之城》当作俗世王国的宪章，那就错了。查理曼大帝和他的追随者想在神圣的罗马帝国实现天堂之城的理想，犯的就是这个错误。但是，正是他们为了填补罗马的毁灭留下的真空而建立的文明和政体所产生的推动作用，促进了现代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发展。《上帝之城》至少部分地为我们提供了国家和国际社会的道德理想。阅读这部作品，能帮助我们认识并鉴别所有世界和平计划的潜在可能性和局限性。

也许许多读者，甚至大多数读者从来不曾读完《上帝之城》的原著。这是一本大部头著作。奥古斯丁曾经数次被迫暂时搁置该书的写作任务。而每一次重新开始，他都要概述之前所讨论过的内容并重复前面的主题。此外，当时的修辞惯例（奥古斯丁在这一方面受过极好的训练）是喜好离题话。那时的离题话只是为了引发一个话题，而这种手法对当时的作者和讲道者而言并不陌生。《上帝之城》里的离题话通常很长。

最后，这本书里有许多非常详尽的叙述章节——关于古代历史、《圣经》故事、希腊和罗马神话的教义以及对当今读者没有多少重要性的历史事件。在这个版本中，这类离题话的大部分内容都被省略了。这样把同主题直接相关的《上帝之城》各部分集中起来，会有助于增强奥古斯丁思想的影响力。至少，这样一来作品的篇幅就能够被压缩到一本书里，也使普通读者能够有时间把它读完。

在这个版本中，凡有删节之处，都有过渡性的概述来说明这些章节的大意。保留了一些作者离题发挥的例子，以便让读者对原著的风味和奥古斯丁的广博知识和思考范围能够有所了解。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写作过程中，他读了许多题外的书，甚至一些希腊文的资料。

经与原出版商的商定，《上帝之城》的这个版本根据原教会神父有限公司（Fathers of the Church, Inc.，纽约，1950，1952，1954）出版的三卷本的译本重印。本书所保留的章节在这里完整地印出，对奥古斯丁的拉丁文原文的翻译未做任何改动，并保留了拉丁文原文各卷和各章的编号。这就是说，读者在摘录或引用这个版本时可以放心地使用本书中各卷章的编序，读者可以确信本书所给的出处同拉丁文原著的文字和编序是一致的。《上帝之城》最好的拉丁文版本是由唐巴特（Dombart）和卡尔博（Kalb）两人编辑的（见特博涅［Teubner］丛书）。目前的版本把全书分为五个部分，这种做法是奥古斯丁本人建议的方法。他的《再思录》和最近发现的《致非尔姆斯的信》都建议采用这样的五部分及各自的篇名。

教会神父公司的英译本有一篇序言，是由著名的中世纪哲学史家埃提安那·吉尔松所写的。他的原文长达近九十页，对于当代读者来说，这一序言是对《上帝之城》的意义所做的博学的阐释。本书重印了该序言的很大一部分，有删节的部分用星号标出。

有些读者希望进一步阅读同《上帝之城》及其背景有关的书籍，以下为可供参考的用英语发表的研究成果。除英语之外用其他语言出版的主要研究成果则可参阅吉尔松教授的序言脚注中的引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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