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阶级结构的一般性和特殊性 ——从大学生属于哪个阶级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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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进行阶级分析，对于指导现实的工人运动，有着巨大的意义，如果这个问题没有搞清楚，那我们的工作必然是盲目的。但搞清楚这些问题，又不能仅仅局限于马列经典和一些表象，必须结合现实的社会结构来进行，比如，同样是工人，烟草公司的操作工和富士康的流水线工人肯定不属于一个阶级。左翼已经有很多对于中国阶级分析的著述，里面有很多真知灼见，笔者不揣浅陋，就中国阶级结构的一般性和特殊性，从理论联系实际的角度，谈谈对这个问题的一点认识。

在最近十多年的时间里，社会主义者曾经展开过关于保安、文员、中介和学生等群体的阶级属性的讨论。我们首先就学生的问题做一点分析。在日常生活中，一些对政治敏感的大学生经常说“我就是无产阶级啊。” 的确，在社会各阶级当中，对无产阶级身份自我认定最多的人群可能就是大学生朋友和一些自认为收入低的知识分子，但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曾明确把“学生”列作六个城市小资产阶级之一，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他进一步解释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他紧接着讲了分析知识分子和学生阶级属性的原因和意义，他说这部分人是数十年来出现的一个很大的群体，是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是先锋和桥梁，离开他们的参加，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他对这一结论没有进行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但在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比如八九风波和佳士斗争中得到了证实。我们现在面对的是比毛泽东那个时候更加复杂的情况，因为那个时候中学生以上都是精英阶层，现在则不能这样说，但这不妨碍我们借鉴毛泽东的这种分析路径。

16岁以上的学生群体除掉不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高中生，人数大概有一个亿，每年的七八月份是工价最低的时候，就是因为学生工的涌入，因此，不能认为对于学生的分析没有意义，比如电子厂没有廉价的学生工，开工是无法想象的。大学生开学后也有相当一部分会在校内做兼职，比如在图书馆整理图书，在教室打扫卫生，在食堂打菜，在超市做收银员，拿着每小时几块钱到20多块钱不等的工资，学校离开这部分学生的工作，也是无法运转的。

中专生和大专生因为出路狭窄，没有考编的可能性，主要是无产阶级的后备军，本科以上的学生一方面有的也会进入劳动力市场做兼职，另一方面也是各种投机炒作（如炒鞋，买基金）的重要群体，他们当中部分能考上编制，成为官僚阶级的后备梯队，因此，本科以上的学生是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双重后备军，编制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后面会有论述。大学生尤其是重点大学的学生（包括研究生）很多认为自己是无产阶级，但他们多数人的家庭出身、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与工人相差非常大，未来的工作多处于管理岗和专业技术岗，这不得不影响到他们的认知，即从自我处境出发，认为“我就是无产阶级啊，虽然有剥削，但还过得下去，社会矛盾并不尖锐”，接着就是过自己的生活，停留在一种思想激进的亚文化状态，有的最终走向了反面。因此，重点大学的大学生只有认识到自己事实上明显高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才能有意识地加强对自身的改造，才能与工人阶级产生对阶级矛盾的共情。

学生的阶级属性的复杂性，反映了中国阶级结构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笔者认为，要遵循马列主义对阶级的定义和划分的依据，反对阶级消失论和阶级和谐论，中国阶级结构的一般性在于，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发展起来的今天，两极分化日益剧烈，各种资产阶级脑满肠肥，穷奢极欲，无产者面对的是绝对的相对的贫困化，生存艰难，两大阶级的矛盾依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各种公开的隐蔽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中国阶级结构的特殊性是：①由于中国政府和国有资本攫取剩余价值以及体制内分配的特殊性，官僚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体制内有编制的人员属于小资产阶级上层，是社会沙文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②阶级分析应当定性与定量相结合；③中国的中间阶级阶层依旧广泛存在。只有把马列的一般规定与中国的特殊性有效地结合起来，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是具体的、历史的。

一、“资本是一种社会历史关系”——中国官僚资本所有制的特殊性

笔者认为《新时代中国的阶级斗争》一书中对官僚资产阶级的分析是基本正确的，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看看，这里用马克思的资本观进行一些补充解释。中国的资本主义有一个与西方不同的是，西方政府是守夜人的角色，其阶级分化主要是在私人企业里完成，中国的资本主要掌握在官僚手里，特别是银行和土地基本掌握在政府手里，农村土地形式上是村集体所有，但实际上征地补偿的时候，价格由政府来制定，远低于市场价格。另外，西方是小政府，政府工作人员的数量对于阶级结构影响不大，而中国的政府和附属机构异常庞大，涉及人员众多。官僚体制内的生产关系体现出几个特点：①官僚集体拥有生产资料而没有股份化到个人；②官僚以特权享受、贪污腐败和裙带资本的形式实际上占有大量剩余价值；③有编制的中下层人员分享到一部分剩余价值而小资产阶级化；④体制内单位的临时聘用和劳务派遣人员众多，构成了官僚资本的直接剥削对象。

官僚资本包括官僚掌握的国家资本，也包括官僚的私人资本。哪些人属于官僚呢？我们可以对应私人企业的结构，私人企业的大股东和总监等高管（职能资本家）构成了资产阶级，经理和主管一般是小资产阶级，员工是无产阶级。官僚体制内按照级别来划分，处级以上干部可以与企业签订合同，具有法人权力，相当于企业的高管层。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说：“中国现在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现在的人社部也是把县处级以上的才作为“领导干部”来管理，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县处级是一个实权级别的起点，需要说明的是，县里教育局和公安局两个局的局长正常属于科长级，但职务含权量特别高，属于特殊情况，但县公安局长多数会由副县长兼，也是处级干部。这部分人构成了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人数在一百万左右。

县处级以下没有决策权同时也没有法人资格的公职人员呢？笔者认为主要是小资产阶级，他们贪污腐败的空间因为没有决策权和法人资格（意味着可以在合同上签字）而变小或者没有，但又享受到了一定的剩余价值，中国有句话，叫“宇宙的尽头是编制”，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现象，编制里面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学意义，是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在企业里完成，形成工人的工资，资本家的利润即剩余价值，然后政府收税形成财政收入，二次分配中，体制内的文教人员是政府财政供养的，由于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国有企业的利润占了中国剩余价值的大头，体制内有编制的人员按照级别和职称等享受到了剩余价值，他们的收入包括工资、绩效、医保、养老金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因此，体制内中下层人员的收入包含了劳动收入和剩余价值两部分，所以中国的小资产阶级除了尚存不多的小农、手工业者、小业主之外，还包括城市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员工，这些城市小资的经济基础主要是把剩余价值这部分收入用以开店、办小工厂和投资理财（比如投资股票、购买基金、出租房产）。而无产阶级生活状态的特点就是工资只能维持自身和家庭的劳动力再生产，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工资之低甚至都没钱维持下一代再生产，造成中国生育率低于美国和日本。

公务员按规定不能办企业，也就是他们不直接掌握生产资料，说他们是小资，这是不是违反了生产资料是划分阶级的依据呢？列宁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首次明确界定了阶级概念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社会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一个集团可以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这个定义可以概括成“四个不同”。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地位高于任何其他阶级，实际掌握生产资料，在劳动中起管理作用，实际收入畸高，占有了社会的大部分剩余价值，而无产阶级在这四个方面恰恰完全相反。中国政府的官僚队伍是在事实上而非在法律上成为大量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和享受者。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就曾经说过：“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 他还明确说：“资本是一种社会历史关系。”中国官僚资本就是围绕权力以各种各样的“关系”存在着，比如享受特权、贪污公款或者投机财政，基建领域的工程项目就是重灾区，高官出书后通过体制摊牌销售以获得巨额稿费是一种最新表现，这种关系不是以官员拥有某种具体的生产资料为基础，而是以权力为基础，这种权力是一种对生产资料的不完全所有权。举个例子，周永康和黄光裕作为大资产阶级，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就不一样。同样进了监狱，黄光裕还是老板，因为他从法律上还是国美的大股东，出狱后还是呼风唤雨，这是法律明文确立的，但周永康入狱之前，中石油成为其私人领地，可以占有和享受中石油的剩余价值，比如吃一顿饭要上万元，但入狱之后对中石油却没有任何占有权了，这就是中国官僚作为实际占有者的特殊性，即由体制内的官职和级别来确定他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占有权，但没有处分权，无法出售和继承，所以官僚所有是一种不完全所有权。因为没有股份化到个人，所以官僚集团不可能独享剩余价值，体制内有编制的中下层人员是官僚的附属队伍，实际上按照级别或者职称也享受到了一定的剩余价值，所以基本是小资产阶级。体制外大企业的经理、工程师多数正是在这个意义与体制内类似，也属于小资产阶级。前些年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跳槽去了格力当副总，而不会跳槽去格力当工人，这里面起作用的就是这个局长的“社会历史关系”可以给格力带来实际的好处，他们虽然没有股份或者具体的生产资料，但不影响他们实际占有一部分剩余价值。在社会生活中，体制内人员因为对体制的依附性强，也是社会沙文主义的主要社会基础，类似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在进行基本的阶级分析之后，我们也要考虑到体制内有编人员的分化，毛泽东曾说：“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体制内有大官和小官的矛盾，小官即基层公务员受到上面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压迫，不能否认其中一些没有被完全奴化，尚存实现政治清明的理想，试图改善体制内过于黑暗的状况，苏州商务局公务员马翔宇就是其中的代表。个别的法官没有忘记匡扶正义的初心，有时也会顶住警方等强势集团的压力，虽然这些人会被不断清洗，有的甚至会被恶势力打压，投入监狱，但应该来说不可能完全消失。无产阶级斗争时要争取这一部分健康力量的同情，在历史上的一些个案中，不乏这种案例，这里不赘述。

体制内还有临时聘用和劳务派遣人员，是官僚资产阶级的直接剥削对象，他们承担了最为繁重的工作，拿着编制内人员一半甚至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工资，还经常会被当做替罪羊抛出来。比如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办事员（最常看见的是行政服务大厅的工作人员），国企是派遣工的重灾区，长春一汽的符天博领导过临时工要求同工同酬的斗争。

分析官僚资本的存在方式的意义是什么呢？官僚直接掌握大量的资本，特别是银行、土地、矿产资源和通信，占有了社会的大部分剩余价值，但是落后的等级制度压制创新，生产效率低下，浪费和腐败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正常发展，可以确定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首要敌人。又因为这个体制特别的腐朽，任人唯亲，卖官鬻爵，甚至于军队的战斗力都受到影响，所以这个主要敌人既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

另外，对于无产阶级制定纲领而言，因为高收入以及特权享受（大部分是合法的）、贪污腐败（不合法但大量存在）和裙带关系，是中国官僚资本占有剩余价值存在的三种特定形式，这决定了左派应该把“取消特权，严惩腐败”这样的主张鲜明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成为纲领的一部分，赢得广大群众的支持。

二、阶级分析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重要性

    一定的质要通过的一定的量体现出来，量变到了一定程度会转化成质变。阶级分析也应该考虑收入的量的因素。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曾经长期搞不清楚农村的阶级状况，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毛泽东写出了《怎样分析农村的阶级》，他们那时候遇到了一些类似我们现在的问题，资本家破产了还是不是资本家？贪官被捕了还是不是官僚资产阶级？企业的没有股份的高管是不是资产阶级？毛泽东对这些采取了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解决，他认为“有些地主虽然已破产了，但破产之后仍不劳动，依靠欺骗、掠夺或亲友接济等方法为生，而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者，仍然算是地主。”“帮助地主收租管家，依靠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的生活来源，其生活状况超过普通中农的一些人，应和地主一例看待。”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对工人贵族阶层的界定也考虑了生活方式和工资数额这些因素，他说：“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小市民化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

按照以上的观点，对于划分阶级来说，收入来源和收入多少都应该考虑进去，这两者多数是同一的，利润和地租的获得者收入一般较工资收入者要高，而高工资收入者一般都会想着各种办法去投资获取收益。但是收入多少和收入来源对于有些职业来说又是不一致的。比如，商业工人的工资来源于产业工人的剩余价值，但是，商业工人并不是独立经营个体，而是受雇于商业资本家。产业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被产业资本家占有，产业资本家为了提高经营效率，会让渡一部分剩余价值给商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雇佣商业工人，商业工人和产业工人一样，劳动时间被划分为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资本家按照必要劳动支付商业工人工资，商业工人的阶级地位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马克思曾说：“真正的商业工人是属于报酬比较优厚的那一类雇佣工人，他们的劳动是熟练劳动，高于平均劳动。不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甚至同平均劳动相比，工资也有下降的趋势。”解放前共产党人有段时间把店员也列为工人，人为地扩大了工人阶级的数量，但工作效果甚微，毛泽东明确把店员列为半无产阶级，是符合实际情况的。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是，马克思说的趋势出现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商业领域的劳动越来越简单化，商业工人工资普遍低于制造业工人，在无产者家庭中，女方在超市理货，男方在工地工厂打工的情况比较常见，两者之间还存在阶级内部的流动。商业工人当中虽然曾经出现过沃尔玛工人联谊会等进步组织，但由于其较为分散，远不如制造业工人集中，因此其斗争水平低于制造业工人。

接着谈谈企业的结构。企业的高管并不做任何实际工作，主要是靠所谓的管理为生，收入远高于一般工人，应该和资本家一例看待，一般称之为职能资本家。按照企业财务计算原则，企业计算利润，工人工资是算作成本的，除掉工厂开工成本和工人工资，就是毛利润，管理人员的工资是算作费用，计算在毛利润里面，减去管理费用、销售费用、财物费用，才是分给股东的净利润，因此，这些工资计算在费用这一部分的普通工作人员从收入来源（和股东一样，都是利润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和收入数量来说，可以算是小资产阶级。他们主要是人力资源、财务人员和销售人员。

 这个在革命斗争当中对于确定敌我友是非常重要的，列宁曾经举过奢侈品行业的工人和印刷业工人的例子来说明待遇高的工人极容易支持资本主义，他说：“有一些工人，如印刷工人，他们说，资本主义时代好，报纸很多，我挣钱也多，而现在却少了，我不要什么社会主义。过去有不少工业部门是依赖富有阶级或者靠制造奢侈品来维持的。在资本主义时代，大城市中有不少工人靠制造奢侈品为生。在苏维埃共和国中，我们不得不让这些工人暂时失业。我们说：‘干其他有益的工作吧。’他说：‘我干的是细活，我是首饰匠，工作很洁净，替文雅的先生们干活，而现在来了一些土头土脑的人，文雅的先生们被赶走了，我要回到资本主义去。’” 马克思把英国的管家明确列为小资产阶级，也是因为他们的收入远较一般的工人高，这种收入包括了一部分剩余价值，这个情况和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所说的地主管家情况类似。

这种定性与定量分析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呢？在现实的斗争中，监工与普工的关系较为复杂，在鞋厂、汽配厂的斗争中，与普工待遇相近而且也要参与劳动的班组长往往会成为工人集体行动的组织者。电子厂的线长干活最快，却不干活，遭到工人的反感。美团站长不送单，只起管理作用，与骑手关系是对立的，因此骑手的斗争对站长不能取团结策略。

工厂保安也需要进行分析。一种是老年保安，仅仅是维持大门口秩序，不具有镇压工人的体力的，他们一般来源于失地农民和失业工人，或者是丧失了劳动能力的建筑工人，保安的工作工位过于固定，姿势不能变动，工作时间过长，虽然他们的工资在3000元左右，会比保洁高出一些，但很多男保安忍受不了长时间不能走动，宁愿去做保洁，因此，可以认为这部分保安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工人斗争时可以团结这部分保安，至少是争取他们的同情和支持。青年保安很多兼打手，具有镇压职能，收入也较老年保安高出不少，而且容易被管理层以小恩小惠收买。工人斗争时需要对他们进行提防。

辅警虽然是统治阶级暴力机器的组成部分，其人员远多于正式警察，但其工资之低和地位之低（经常会被抛出来做替罪羊）使其在革命高潮期极有可能转向革命的一方，至少能保持中立。而统治阶级的最后支柱是军队，现实当中军人的待遇高于体制内一般人员，退伍之后能够获得大额补助，相对来说思想更为保守。

三、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是具体的、历史的

理论是灰色的，实践之树长青，现实的变化不能改变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而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与现实的社会运动包括阶级的现实变动相联系，才是有生命力的，马克思那个时候在英国观察到兼业农户是非常少的，所以他无法提炼出半无产者的概念，列宁根据俄国农民的特点，概括出了半无产者的概念。中国的农民之所以会支持共产党革命，就是来自于他们已经破产或者行将破产的阶级处境，这是当时共产党深入农村做工作的理论基础，如果没有这样的阶级处境，做一万年工作也是没有结果的。毛泽东在调查中还发现，贫雇农虽然身处农村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当中，但因为经济地位低下，完全或基本无产，其意识接近无产者，比如更愿意帮助同样穷苦的人，比较能接受男女平等观念等（见《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们不仅是农村民主革命的主力军，而且也成为了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表现出来了某种特殊性，无产阶级并不是纯粹表现出来的，马克思写《资本论》时是以英国为研究对象，因为英国是阶级分化最明显的国家，小农和小生产者已经基本消失，但资本主义本身是具体的、历史的，阶级也应该是具体的、历史的。列宁曾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介于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半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的人）之间、半无产者和小农（以及小手艺人、小手工业者和所有的小业主）之间、小农和中农之间等等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类型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没有分成比较成熟的和比较不成熟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的区分，那么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 列宁这段话表明，阶级不会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必然被各种假象包裹着，必然以各种不纯粹的现象或者过渡形式掩盖着，所以，阶级划分必须要结合每个国家的具体特点来进行，这才有助于指导无产阶级正确对待各个阶级，以进行本国的革命。

在中国，处于过渡状态的中间阶级阶层由于生产资料的小型化和廉价化、大资本无法满足所有社会需求、统治阶级有意延缓农民的无产化进程（正如政府说要“让农民工可进可退”，农户保留了土地和宅基地，实际结果是少部分农民维持小生产状态，部分农村居民农业工人化，大部分农民进入城市农民工化，但因为社会关系、医保社保还在村里，阻碍了其城市化进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等因素，仍然大量存在。这是中国现实政治斗争不展开的阶级原因。2023年10月李克强的突然离世引发了群众性悼念活动，同时期江泽民的去世却没有在民间产生什么反响，这一政治信号也反映了中国小资产阶级的顽强存在。李克强倡导的互联网金融收割了一批中等资本家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但他大力推行的放管服政策倒是有利于小商户降低经营成本，有些餐饮店老板就认为2014-2019年是餐饮业的黄金时代，加上他大力鼓励地摊经济，因为这些政策受益的小资产阶级中下层构成了支持李克强的主要群众基础。

总的来说，阶级分析的现实意义是告诉我们，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在深入了解国情基础上，运用马列主义理论，指导革命实践。我们现在应该根据正确的阶级分析，认识到庞大的无产阶级队伍已经形成，要到超级大工厂去做工作，那里一个工厂的工人几万甚至几十万，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但我们如何确定斗争目标，如何组织阶级队伍，同时就会面对如何对待班组长，如何对待文员的问题，这里面就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

首先，无产阶级是革命的阶级，阶级处境的恶化使得其斗争性强、更为彻底，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使其斗争影响大，左翼需要研究工人阶级内部各阶层的情况，去工人阶级自发运动基础较好的地方去做工作。致丽玩具厂大火造成数百名工人被烧死，推动了1994年劳动法颁布，新世纪珠三角工人自发斗争的高涨导致了2008年劳动合同法颁布，2010年本田汽车厂工人罢工导致了一批直选工会的产生，2014年东莞裕元鞋厂数万工人争取社保和公积金的斗争说明年轻一代的农民工与小生产基本切断联系，无产化程度大为提高，要求在城市生存，这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都来自珠三角的鞋厂、汽车汽配厂等制造业工厂，这证明了在这类制造业企业当中，蕴藏着工人阶级斗争的伟大力量。另外，工人阶级争取超时加班的消极斗争依然广泛存在，比如无锡比亚迪的工人反对五天八小时，要求加班，又说明了这个阶级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仍然比较低，无法提出更高的斗争目标。比亚迪近年的利润大幅度增加，对股东也开始分红，工人完全可以争取在提高底薪的基础上接受五天八小时或者四班三倒，以恢复体力和智力，“限制工作日是一个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一切进一步谋求工人解放的尝试都将遭到失败。”（《资本论》第一卷第八章）

其次，善于分析和团结小资产阶级。根据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中对待小农的思想，无产阶级政党不能提出保护小生产的主张，但也不采取加速他们破产的做法。中国的小资产阶级虽然广泛存在，但并不是1949年生产力水平极低条件下的一个还有极为广阔发展空间的阶级，而是一个经营困难、债务沉重的走下坡路的阶级，从各地土地流转的比例来看，还在务农的农村居民无产化程度至少达到一半，城市小资也不乐观，今年法拍房在增加但成交额却在下降，城市商业萎缩，1-4月个人所得税数额下降了7％，人均债务达到14万，出现了类似恩格斯说的一种情况：“他（恩格斯指的是当时的小农—笔者注）的生存比无产者的生存更无保障。无产者至少有时还能有一天安逸日子，而受尽折磨的债务奴隶却永远没有这样的事。”在现实的反剥削反压迫的运动中，他们未必会反对，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时，行将破产的小店主小业主就支持了公社的行动。无产阶级的先进阶层不应该排斥打击这一阶级，而是应该以自身的团结斗争来吸引这一阶级参加斗争，比如，在工厂争取改善食堂伙食和反对无偿加班的斗争中，文员会和工人站在一起。

第三，还要分析统治阶级。争取政府底层工作人员（劳务派遣用工）的同情和暗中支持，比如，能中立其暴力机器中的辅警，在大规模群众斗争起来后争取军队倒戈，孤立和打击顽固的坚持反人民立场的分子。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现在也应该如此，要深入到各种社会组织当中去，分清敌我友，推动现实的革命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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