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月 6 日 Drosten 訪談节目『病毒永远在變异』

本文由萌叔哦卖糕的譯自 NDR 的 3 月 6 日 Drosten 談話，由新冠疫情欧洲中文臺受權轉載，由 cmp0xff 编辑。可能有出於篇幅之刪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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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已经有中国的学者发现，新冠病毒已演化出两个亚型，一种比较有攻击性，另一种攻击性略弱。我们该怎么理解？

答：当然我们需要先仔细阅读这份报告，才能知道他们的概念。他们认为，武汉爆发的病毒来势凶猛，随着时间的积累，病毒的散播逐渐结构化，演化成两个亚种。这种病毒演化并不是中国学者首先发现的，而是瘟疫病毒常见的行为。中国的学者则将演化出的病毒亚型命名为 S 型和 L 型两种：其中，S 型是比较老的类型，而 L 型较新并且比较具有攻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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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更具有攻击性该如何理解，传染力更强，还是致病性更强？

答：（这个问题打开了他的话匣子）我觉得这个研究本身是有很多问题的。我们很难通过 RNA 序列来界定哪一个病毒更有传染性，哪一个更致命。当然，在特别极端和特殊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单就病毒的遗传物质来判定其攻击性；但是当下的病毒并不是这种情况。 

我怀疑这些作者是否真的有关于病毒遗传学的研究经验，因为我在他们的文章里看到了很多的误区。根据他们在文章中的语言和用词看出，他们所持有的理论基础来自于人口遗传学和动物遗传学。要知道在病毒进化过程中所发生的改变，是在动物长期进化过程中很难观察到的改变。有一些进化方面的改变在动物来说是很重要的，但同样的进化对病毒来说可能就完全没有意义。 

他们将病毒的变异解释为和动物的变异同等的过程，这很令人不安。他们纠结于变异的同时性，并且去寻找这种变异同时性的意义；但是对于病毒进化来说，这种变异同时性完全没有观察的意义。这只是病毒早期的多样性表现而已。对于动物群体的遗传变异来说，为了能够保持住表型（phenotype），一些不适合的同时性变异就被淘汰了。而对于病毒的变异来说，就不是这么回事了。 

所以，我觉得他们完全没必要观察这种变异同时性。不过，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他们对观察结果的诠释。根据他们的理论，1月在武汉爆发的是S亚型，而现在席卷全球的则是L亚型。这个结论太过草率，因为根本就没有相关的数据支撑，更没有有效的数据模型对观察进行校正。 

于是，现在我们看到全球学术界内外对于这两种亚型的讨论，已经接近一出 freak show（畸形秀）了。有人说病毒之所以能进化出更厉害的 L 型，是因为中国对于武汉的管控太严格（无奈地翻白眼）所以对病毒产生了淘汰选择；还有人根据武汉的病死率和严重程度，说全球被 L 亚型病毒肆虐后会比武汉更惨。我本人前几天在 Podcast 发言后，有人在 Twitter 上骂我是笨蛋，还用他们非常简易的算式来给我证明他们的计算结论。现在最可怕的不是病毒，而是恐慌，是众多一知半解的人声浪高过专家，在墙上画怪兽来吓唬人。这些恐慌误导了老百姓，改变了人们的行为，使得政府不得不做出相应的策略，这个荒唐的过程本身就影响了政府本应做出正确决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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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您刚才提到的「序列」是否指病毒的遗传物质？今天的主题是『病毒的变异』，您是否可以再谈谈病毒的变异对于我们人类来说有什么样的意义？

答：是的。冠状病毒的 RNA 有大约 3 万个碱基对。病毒的变异是一直在发生的，这毋庸置疑。我们同样也必须清楚，在变异过程中，病毒的属性也在发生变化。然而，目前根据一些新闻报道的数字和临床条件下的观察，还不能对病毒变异的研究提供支撑，因为这些田野数字和观察缺乏实验室要求的苛刻条件。所以，现在我们还不从科学的角度说冠状病毒的变异对人类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需要的是对病毒进行系统进化（phylogenetic）研究，判定这个病毒目前变异到了哪一种程度，在它的基因组里，哪些变异对我们来说是有意义的。然后，我们可以给病毒画一个家谱，并且知道某一种病毒在家谱中的地位，它是新变异出来的，还是一直都存在的老病毒。 

然后，只有经过缜密的实验，才能回答是新病毒更厉害还是老病毒更厉害。我们必须通过细胞培养来分离这两种病毒，然后观察它们是否具有同样的繁殖能力，它们是否对于人类的抗体和细胞因子等有同样的敏感性，等等。我们已经获得了病毒株，我们的实验室最近这几天已经开始着手做这种研究。同时，我们也还在对 MERS（中东呼吸综合征）病毒做同样的研究并打算发表文章。 

观察 MERS 病毒时我们就发现了，这种病毒会改变自己的外在形态。所以我们现在也开始对新型冠状病毒做同样的观察。不过，这种工作需要好几个月的时间，绝对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做出来。因为有很多的干扰因素是无法避免的，研究人员必须非常专注地观察，而且要不停地做对比实验，所以这种研究通常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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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一种病毒产生变异以后，它的遗传信息改变了，是否会成为一种新的病毒，会不会对于已经得过这种病的人免疫力产生影响？

答：这种功能改变是有可能的。不过，在考虑病毒的变异往哪个方向去的时候，我们也要想到，自然界对于病毒也是有淘汰选择机制的。之前说过，病毒是一直在变异的。几乎所有的突变对于病毒来说都是不利的。自然选择决定了，更有竞争力的病毒会存活下来。 

所以，当人群中有两种相互竞争的病毒时，那种更具有传染性的会存活下来。因为它们能让更多的人感染。相反，更具有致死性的病毒在这种情况下就处于劣势。原因很简单：高致死性的病毒间接地给那些更具有传染性的病毒创造了条件。进化生物学家把病毒的传染性称作它的适应性（fitness）。 

比如说某一种猪平均能生7个崽子，另一种则平均可以生12个，那么后者就有更好的适应性（此时主持人插话：也就是说在这种意义上，可以用饲养动物的理论来衡量病毒？回答：是的）。不过对于病毒的研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在实验室里没法确定一种病毒到底能生多少个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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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之前讨论过，疫苗的研发还需要一段时间。病毒的变异会不会使届时出品的疫苗失效？

答：疫苗的研发至少还需要半年的时间。我十分确定，病毒在这段时间的变异并不会改变它对正在研发疫苗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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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牛群免疫理论是否和我们今天所谈论的病毒变异有关？

答：（笑）Well，所有的事情之间都是有联系的。不过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概念之间没有关系。对病毒变异来说，我们关心的是哪一种病毒会被自然选择出来。换句话说，病毒将通过怎样的方式来增加自身的传染性？ 

以前的SARS病毒是感染肺部，因为它在肺部繁殖。可能会有这么一个变种，会开始在嗓子里繁殖；那么这个变种就会比前者有更好的传染性，也就会在自然选择中存活下来。从嗓子到嗓子的传染就比肺到肺的传染更为快捷，这也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情况，也就是说，病毒的这张牌已经打出来了。

不过，到此这种病毒已经进化的差不多了。再厉害一点，也许可以进化到感染鼻腔粘膜，那么它的感染性就会更强。因为人们打喷嚏的时候喷出更多的液体，这些液体很容易沾染在手上和身上，并传播给周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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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病毒的变异大概需要多少时间呢？

答：（笑）这个理论可就复杂了，也许我们之后可以谈论这个话题。在这些复杂的理论里，我可以挑一个来讲讲。比如说病毒的趋向性（tropism）。哪种人体组织更吸引病毒？肺，气管，还是鼻腔？也就是说，当病毒按照这种观察变异的时候，它改变了趋向性，或者转移了趋向性。 

还要看它的改变是基因型（genotype）还是表型（phenotype）。前者是指基因序列的改变，后者是指外在表现的改变。上面谈到的趋向性转移或者改变，就属于表型改变，也就是说，它的表现改变了。根据我的经验，病毒并不会很快发生表型变异。比如埃博拉（Ebola）病毒，它在进行更高传染性变异前就被遏制住了。想象一下，如果埃博拉病毒很快就进化到空气传播，那我们就全完了。

相比之下，我们更感兴趣的是一种病毒在变异的过程中，它的传染数（reproduction number，也就是我们常见到的R_0）如何改变。在此我也要提一下另一个理论，也就是我们对病毒的一种认知：病毒的变异总是与自然界的正向选择有关的。在人群中可能有两种正在竞争的病毒，那么传染性更强的一方自然会胜出。

现在的状况却有些不同了。我们所说的病毒之间的竞争，是基于一种季节性的病毒，也就是说这种病毒已经几乎散播到整个人群，是一种常见病毒了。但是当下我们所讨论的新型冠状病毒还没到这种状态：我们目前还处在病毒早期扩散的阶段。这支病毒来自某种动物，通过传播人类，现在逐渐向世界各国延伸。这是典型的早期传播路径；在这个阶段还没有形成病毒之间的竞争。比如说我感染了，然后我传染给我的妻子，她又传给闺蜜，闺蜜传老公，老公再传给三个同事……这种传播路径是我们可以在纸上画得出来的。在这个树状的路径图上，只有一种病毒。没有竞争的影响，这支病毒要么就继续存在，要么就消失。

进化生物学家将这种情形归纳为「建立者效应」（founder effect）。举个例子：比如在某个大陆上有一群鸟，它们有一天突然分出一大群飞去一个岛上。在飞去这个岛上的鸟群中，碰巧有两只带有遗传疾病，使得自己的后代会减少。那么，一段时间后，原先大陆上的鸟群还正常，但飞去这个岛上的鸟群可能会越来越少直至灭绝。也就是说，当建立者效应存在时，适应性（fitness）降低是有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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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那么，根据建立者效应，如果我们能把一支病毒的传播路径隔绝开，是否就可以达到降低其适应性的目的？

答：没错，这是传染病学一个很典型的理论，也是令人感到安慰的一点。所以，将当下的病毒传播路径稀疏化（rarefication）是非常应该采取的行动。但是很可惜，就算在我们德国，也已经有其他的病毒线正在人群中传播，新型冠状病毒已经面临竞争的局面了。虽然目前病毒还在一部分地区传播，但几个月内它很可能席卷整个德国，到时候我们就无法再指望建立者效应能帮上忙了。

比如十几年前的SARS，我们从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就一直在观察。在它传播的过程中，一次变异使得它失去了一个很重要的蛋白质。我们在实验室里给后来的SARS病毒重新安上了这个蛋白质，然后发现它的繁殖能力增强了。也许这个发现能成为解释为什么SARS 病毒突然消失的众多原因之一。到目前为止，新型冠状病毒还没有发生这种变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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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之前我们谈到过德国医院的状况，但没有继续说下去。

答：我知道，但是这个可能今天也没时间说了（好倔的教授）。我之前几次 Podcast 之后，社交媒体上有人说，我是在广播上粉饰太平。有人对我之前说的话断章取义，说我告诉人们这个病毒只会让人觉得着凉了。我现在想借这个机会重新阐明我的观点：对于普通人来说，这可能只是一次流感；但是对于医疗系统和整个国家来说，突然有很多人同时需要住院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会导致医院里出现重症患者排队的现象，而且检验也来不及做。我之前没有在 Podcast 里谈到过这个问题，但我想下周可以说一说，那就是目前德国医院里 ICU 的床位的问题。届时我们可以预估一下，这种巨大的挑战大约什么时候来，会有多快。我之前一直都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时间太短。如果这一切都发展得很缓慢，那一点问题都没有。

接下来还要讨论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定义「快」和「慢」。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会把我们带入一种投机的境地，在这里，数学模型已经不管用了。我们无法用一个指数模型来简单地预测几月份会有百分之多少的人感染。根源的问题就是我们无法对整个社会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方式进行建模。所以，任何一种估算都会是徒劳的。更何况，我们还不太了解这种病毒。再加上天气变化的影响，就更没法建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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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十天前您提到过会去意大利旅行。您还打算去吗？

答：我觉得这个问题给我的压力太大了。如果我回答了，那么我就是在广播上对老百姓做旅行医疗建议。这个我可不会说。不过我可以跟您说个故事：我一个好朋友前几天发短信问我，买了球票，周末带孩子去球场看球，现在应该取消行程吗？我给他回了消息：「在整个球场范围内发生病毒传播的概率，可能达到 100%。你和你的孩子被感染的概率，大约是 0.0001%」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这就是我们在个人和社会之间进行的二分法思维。当我们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时候，一个足球场里病毒是必然会进行传播的；但是当我们问一个人去不去球场，回答就会模糊很多，因为这基本上就像中彩票一样，是个概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