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19-陈纯：为什么要讨论小粉红的“主体性”｜评论｜深度｜端传媒 Initium Media

更根本的是，少数派的政治主体性跟这个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政体类型密切相关，因为他们不仅活在其中，而且是其“专政”对象。这个政体的独特性包括：它的意识形态合法性奠定在马克思主义和工农革命之上；它曾经有过一段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统治时期，在这期间，阶级斗争将国家推到生死存亡的边缘；它有一段成功的制度改革和对外开放的经验，在其中人民的自由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同时综合国力又得到显著加强；发展了四十年，这个国家并没有出现一个数量庞大且向往民主的中产阶级；它崛起的时候正是美国的衰落期，因此美国制衡它的力量略显乏力；为了应对新的危机，它全面加强了社会管控，并与新兴的数字技术相结合，变成一种数字极权主义；民粹派国家主义（小粉红）的上升，正在改变这个国家的舆论生态。

在这种政体形态下，少数派的处境与普通中国人的处境并没有截然的界限，如何应对这个政体形态以及它给这个民族所带来的这些，那是少数派作为一个政治社群的政治主体性，也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主体性。

和西方国家的民粹不一样，小粉红对执政党是高度认同的，他们要打击“恨国党”，在网络上操作已经绰绰有余。而且在他们看来，“上街”就是“废青”惯用的做法，这在他们的叙事里早已被批臭的，他们有什么动力上街呢？

小粉红也有其作为一个群体的“政治主体性”，这种“政治主体性”我已经在 《当下中国的民粹主义》 与《中国国家主义的分裂》中写过，不再赘述。有的朋友对谈小粉红的主体性或政治主体性感到排斥或反感，这里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原因和上面提到的某些内容有关，即依然怀着一种带有洁癖的对“政治参与”的想像，建立组织、发布宣言、做宣传、公开辩论、上街……我并非说这些行动类型已经“过时”，事实上，自由派、女权主义者、左翼青年依然在就此进行实践。但我们明显对数字时代的政治活动不够了解（这些在西方学界早已得到研究），对小粉红的心态也不够了解。和西方国家的民粹不一样，小粉红对执政党是高度认同的，他们要打击“恨国党”，在网络上操作已经绰绰有余。而且在他们看来，“上街”就是“废青”惯用的做法，这在他们的叙事里早已被批臭的，他们有什么动力上街呢？

然而不上街，就没有威胁吗？根据我这两年的观察，中国有关部门对民粹的“回应性”（responsiveness）是相当迅速和到位的，比如被小粉红举报的公众人物或半公众人物里，是不是大部分都炸号了？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是还被央视点名批评了？是不是还有一部分被公检法机构找了？这就是实实在在的威胁，不用拉你游街，不用上你家门批斗你，用键盘就把你的生活毁了。这就是新时代的极权和民粹的合作模式，而且以后也可能不仅限于此。

前面我说若从个体的角度来看，网暴、人肉、举报，确实很难说得上有什么“主体性”，但从群体的角度，是能将这些行为与其背后的群体对应得上的，所以就这些行为谈论作为一个群体的小粉红的“政治主体性”，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在一些传统政治行动者看来“费拉不堪”的行为，正在激烈地改变中国的舆论生态，甚至改变中国的政治景观。

还有一些朋友反对谈论小粉红的“主体性”的原因在于：倘若小粉红有“主体性”，那他们便不是被操纵的，那等于有一个庞大的群体在自发地做一些事情表达对共产党的拥护，这等于进一步坐实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但前面也说到，对于有些小粉红来说，倘若他们掌握了关于某个公共事件的真实信息，他们原有的一些言论和做法可能会发生改变；另外，有些小粉红并没有把自己的政治信念太当一回事（并非其核心信念的一部分），或者说，他们的言行是完全根据他们的现实利益来调整的，对于这些人，他们随时掉转枪头的可能性是有的。因此，确实不需要对网上小粉红的言行过分较真，但与此同时，不能过高估计民众对自由民主的向往程度，也不能过高估计国人对执政党的不满。

作为个体的小粉红，或许会有醒悟的一天，但作为群体的小粉红，其联动和整人的模式可能会不断进化。因为个体的主体性的缺陷，就对整个群体始终抱以蔑视的态度，不得不说，这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是不成熟的表现。任何一个时代墙头草都是多数，但若被墙头草砸死，岂不是冤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