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07-15-你关注的高校LGBTQ社团已被404｜大陆｜深度｜端传媒 Initium Media

你关注的高校LGBTQ社团已被404

“他们就是相信有一个境外势力，一切都是境外势力。”

7月6日晚9点53分，张和打完网球查看手机，未解锁的屏幕上弹出一条通知：微信公众号被永久封禁。张和有些错愕，解锁打开，Z社的介面已是一片灰白。Z社是上海某高校关注性别议题的学术类学生社团，已运营逾7年，累积2万多人关注。张和虽已离开Z社，但帐号未解除关联。“潜意识里知道，可能这一天迟早会来，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张和说。

当晚，清华大学“Purple”、北京大学“ColorWorld”、复旦大学“知和社”等中国大陆近20个较有影响力的关注性别议题的学生社团公众号，忽然遭到封禁。这些帐号均在9点53分收到封禁通知，过往内容无法查看，后台一片空白，甚至名称都变成了清一色的“未命名公众号”。游慧就是听说这一消息后，才去翻看曾参加的社团武汉大学“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下称“性平会”）的页面——同样变成了“未命名公众号”。

腾讯并未对封禁做任何解释，运营社团的同学们在后台找不到任何一个可以申诉的按钮。中国外交部则在7月8日对有关提问回应称：“我们依法管理互联网”。

尽管2020年7月，中国代表团曾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就基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暴力歧视问题中 发言 称：“中方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和暴力”。但以LGBTQ为主题的影视剧、言论及平权活动，却一再受到压制，被官方视为隐蔽、难以管控的相关学生社团亦陷入愈加严苛的生存环境。

2021年5月至6月，湖北、江苏、上海、天津、湖南、山西等多地高校关注多元性别的学生社团被校方约谈，江苏更一度传出来自教育部的红头文件。

张和说，高校曾是一个相对包容和可以理性讨论的环境，不少性少数个体在工作后便又会“回到柜子”里。关注高校多元性别社团的NGO从业者高硕亦指出，这些社团除了可以为校内性少数群体提供社群感之外，也是一个传播性别平等理念的平台，其中不乏质量高、社会影响力大的内容。但过去几年，校园公众倡导的空间大幅压缩，性平会另一位前成员何平说，社团注册受阻，场地受限，不可做大型活动，连贴海报发传单都时常要与保卫部周旋，公众号成了传达声音与凝聚社群的“最后阵地”。如今，这一小块阵地也被彻底抹除了。“是蛮绝望的，”张和说，“类似的事情一件一件地来，一次比一次更严重，感觉做再多努力也是徒劳的，封禁你甚至不需要任何理由。”

“钱是哪里来的”？猎巫“境外势力”

7月6日晚12点左右，LGBTQ高校社团帐号被集体封禁后，有人自发开了一个Zoom会议室，为相关社群的同学们提供一个释放情绪的地方。连线持续了一个半小时，高峰时有300人同时在线。有不少曾经经营过高校多元性别社团的人发言，大家试图传递“号没了，人还在”的信念。

新南威尔士大学中国及亚洲研究学高级讲师 王盼 博士对媒体表示，此次关停账号和控制少数群体的影响力有关。在王盼看来，很多人利用社交媒体自由发声甚至是影响舆论、组织活动，参与者尤以年轻人居多，这就产生了政府需要控制的影响力。“政府要积极提高监管力度，以防止任何不稳定的因素。尤其今年是中共建党百年，因此会加强监管审查力度。”

事实上，早在这次集体失声之前，性平会已被要求停止运行，部分在校社员遭校方持续半个月的约谈，此后又出现多地教育部审查高校多元性别社团。而性平会的“引火烧身”，来自一次对女权主义者的声援。

3月底，女权主义者肖美丽劝阻男子吸烟反被泼不明液体。事件发酵后，极端民族主义者@子午侠士 等人发起 对肖美丽的围猎 ，以其曾在2014年手举“风雨中抱紧自由！Pray for Hong Kong”的标语，指控其“港独”。随后，声援肖美丽的梁小门等其他女权主义博主，也相继被攻击，继而炸号。4月12日，十数个女权主义豆瓣小组突然集体爆破，这些小组多与 6B4T 相关，社群网站豆瓣给出的理由是“含有极端主义、激进时政和意识形态的内容”。

6B4T

为了声援这些被消失的女权声音，性平会的同学们发起行动“炸不掉的女性声音”，在校园活动区域张贴海报，于食堂、操场等地分发传单及展示贴有海报的宣传牌。并在当晚将活动照片发在微博上。

何平记得，性平会在“三八妇女节”也有做类似活动，同样制作了海报和传单在学校里分发，当时微博上不少人夸赞校方宽容度高。

然而4月16日的活动，舆论却完全朝着另一个方向狂奔。由于性平会微博在开头提及了肖美丽事件，@子午侠士 一众人很快开始罗织“罪名”：举牌是“学香港废青”，在路上的三五人是“非法游行”，还有人言之凿凿地说性平会背后有美国资金支持，就是为了煽动性别对立。攻击者们一面列举“罪状”，一面不断提及@平安武汉（注：武汉公安局官方帐号）、@武汉大学、@反邪教组织 等。到了晚间，武汉大学官方微博下方，几乎每一条评论都会带上“颜色革命”一词：“你们学校被西方颜色革命女拳渗透了，你校党委难道无动于衷吗？不落实一下党委的领导与监督责任？”。

另一位性平会前成员文星听社内的同学提及，外界的舆论风浪很快波及到社内。一位刚刚入社的同学在群里表示，担心活动影响自己 入党 ，也很委屈自己被拍到一张“像游行一样”的照片。这位同学当晚便退出了群组。此外，社团内也有其他同学感到害怕，提出之后是否不再用这样的行动方式，或不应该提肖美丽。

“那篇贴文，肖美丽只是开头很小的一部分，主要针对的是女性言论空间被压缩，”文星说，“其实也能感受到，子午他们在很有意识地转移重点。”

在当天的校园倡导行动中，性平会还有两组同学遭遇校方保卫处的围堵和质问，部份同学被拍下照片及学生证信息。4月17日上午，早前被拍下学生证的同学，被辅导员或负责人进行约谈。在后来整整两周内，校方对学生反复盘问，又根据活动当日的照片及一些同学不小心泄漏的学院等信息，不断找出“漏网”的同学。据一位不具名的前社团成员透露，有一位同学连续被盘问6次，进而求助心理咨询，没想到咨询室的老师拿出了与辅导员一模一样的盘问题纲。

盘问一直持续到五一放假前夕，辅导员们一次次确认学生们已经记忆有些模糊的细节，希望找出他们身后的“境外势力”。尽管校方最好奇的“钱是哪里来的”、“怎么开始的”等问题，在公众号中就有答案：卖周边、个人兴趣。“但他们不信，也没有看，他们就是相信有一个境外势力，一切都是境外势力。”游慧说。

5月，性平会终止运作。与此同时，江苏、上海、天津等多个省市的高校，排查校内的多元性别社团。江苏省两间大学传出了同一份红头文件——《关于核查有关情况的通知》，其中提及，据教育部维护高校稳定工作情况通报，发现多所高校存在“女权、同性恋等‘性少数’组织”，要求进行“全面核查”，并“及时稳妥整顿未经审批的涉校组织和自媒体账号”，末尾附上了该校性别社团的公众号名称。

性平会的停运说明得到了大量转发及留言，何平感动之余又觉得难过，“明明有那么多人同情，但为什么当时大家没有发声？”她问，“如果大家尽可能地多说话，我们后来面对的情况会不会不一样？”

“你不是一个人在挣扎”

作为性少数，张和中学以来就一直关注LGBTQ性别平权的新闻。2013年，他在网络中留意到“透过性别来看爱情”这一讲座，讲座呈现的多元包容的氛围，他觉得这才是一个“正常的大学该有的活动”，并因此留意到了Z社及其所在的大学。

“感觉会找到一个支持我的氛围，和一群比较相近的人，”张和说，自己的社会支持系统很大一部分来自Z社，像是一处和暖的避风港，有着相似的价值判断，可以理性讨论公共议题，“尤其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感受到不那么孤单。”

文星回忆加入性平会时的场景，当时招新的同学虽然没有固定摊位，但手里拿着彩虹旗，她看到传单上写着“关心女权主义和LGBT”，便毫不犹疑地加入了。

文星、游慧都是女权主义者，何平则关注性少数议题。三人高中时就有关注性别类议题的新闻，对当时“ 染血的婚纱 ”、“占领男厕所”等青年女权行动派的行动记忆犹新，并不时在朋友圈转发性别平权的文章。她们加入性平会，就是希望能在大学的空间里像此前的女权行动派学习，“把议题转化为行动。”

也是在这个社团里，她们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

在停止运营前，性平会的活动以小型观影会、读书会、分享会及线上树洞、公众号推送为主。何平说，自己做公众号小秘书时，常看到有性少数同学将公众号后台，当作树洞聊天或信息咨询的空间，留言谈及他们的抑郁与困惑。

“有没有像我一样的？”何平印象最深的是一位跨性别询问者，对方对于相关概念并不熟悉，只是模糊地感受到内心认同的性别与生理性别不同，对于自己的性取向也很困惑。何平陪Ta聊天，表示有很多伙伴与Ta一样，并将Ta介绍给其他跨性别的朋友。

“不管是作为性少数还是女性，”何平说，“看到有很多人在跟你讨论、关注同样的问题，至少不是你一个人在想、在纠结，大家都有一样的挣扎，可以给我一种比较舒适的体验。”

游慧也曾遇到一个跨性别的案例，一位跨儿的家长询问如何面对孩子的情况。游慧向对方引荐了专门做跨性别公益的NGO及公众号，“希望能给到家长一些专业引导。”

“以前对LGBTQ群体不了解，也没有感觉，就是觉得不存在于我的生活里，”文星说，进入社团接触到大量性少数群体，并在推动相关活动时遇到真实的困难，“才知道原来有那么多恐同的人。”

2018年，文星与当时社团的另一位成员参加学校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的防治艾滋病的讲座。其中一场由当时武汉疾控中心防艾所干预工作人员孙必高主讲。文星对讲座进行了整场录音。在现场，文星粗略统计，讲座所使用的PPT中，有关同性传播艾滋病的内容占据9成以上。文星说，孙必高在讲座中表示，男性同性性行为是艾滋患病率升高的主要原因，并提及自己训斥支持同性恋的儿子，又表示中国女性艾滋病患病率升高的主要原因，是与黑人发生性行为。另一位成员在当场提问环节就向孙必高及主办方表达了不满，青协则要他“不要太激动”，会后，一位青协成员偷偷塞给他一枚青协的徽章。

讲座结束后，愤怒的文星与同伴将录音中有关同性恋歧视的部分整理了出来，链接此前性平会有关艾滋病的科普，发布公众号文章——《孙必高这个恐同者还会继续给我们大学生做防艾讲座吗》。

这篇推文被很多关注该议题的同学转发，并引起武汉疾控中心的注意，疾控中心随后表示，孙必高不会再到武大进行该议题讲座。

“他们砍断了你所有的说话方式，不能发传单，不能举牌子，他们说，你可以说啊但你不要用这种方式，但最后什么方式都没有了，你就是说不了话了。”

社团活动也会触及到一些此前对相关议题不了解的人群。2019年，文星与何平参与了性平会紫色校园日（Spirit Day）的校外倡导，向当地中小学家长宣传反对校园霸凌，尤其是基于多元性别的校园霸凌。文星记得，一位老奶奶在听完后对大家说，“你们在做这个挺好的。”

2021年3月，游慧参加社团举办的一个妇女节的讨论会，主题是关于女性面对的挑战。会上遇到一位在附近工作、此前从未参加过活动的姐姐，“她说一直想在武汉找到类似的活动，所以非常开心，当下加入了社团。”游慧说，“结果第二个月社团就没有了。”

一直以来，高校性别社团举办的每一次活动，都是对持续紧缩的空间的试探。

“最后你就是说不了话了”

张和曾加入的学术类性别议题社团Z社，是最早注册成立的多元性别学生社团之一。自2015年起，这处避风港就开始遭受不同程度的压力。

2015年，学术讲座被校方提醒更改活动标题，将“同性恋”、“LGBTQ”等用词，换作“多元性别表达”。2017年，Z社持续十余年的大型话剧排演被校方转换到偏僻的场地，第二年又移至校外，2019年直接未通过审批。自2018年起，Z社的学术讲座便已很难请校外老师前来，校方的理由是学校对校内老师更了解。

校方派学生旁听、记录Z社讲座，“几月几号下午几点，谁说了什么话题，其他人反应是怎样的，还有谁转发了什么文章，其他人回应如何。”

此外，自2018年、19年起，校方便开始主动派学生旁听Z社讲座，并在活动结束后填好一份活动内容概述，转交给社团管理部门。此前，这些监视活动都不是公开进行的。Z社成员还曾在社团微信群组里抓到给校方记录群聊内容的同学，那位同学不小心将记录好的文档发到了大群，虽然马上撤回，但还是被群里其他同学保存了下来。

“记录还蛮详细的，”张和说，“会有几月几号下午几点，谁说了什么话题，其他人反应是怎样的，还有谁转发了什么文章，其他人回应如何。”Z社成员之后曾拿着记录质问校方社团管理人员，对方则回应称，作为管理机构，有权对各学生组织进行监督。

行动与言论公共空间的缩窄，是几乎每个LGBTQ高校社团都在遭遇的事。“2016年的时候，感觉大家很愿意做校园倡导，例如摆摊、路演、挂彩虹旗、陌生人拥抱等，也乐于分享自己的活动，很热火朝天，”高硕回忆，“但现在基本没有了。”

2018年5月初，性平会的同学发起“在武大，来一起造彩虹”的活动，游说校内商家在门前挂起彩虹旗，并准备在5月17日“国际不再恐同恐双恐跨日（IDAHOTB）”，于学校食堂等人群聚集的地方，发放科普手册和彩虹手环。

性平会在当时的推送中写道：“我们坚信大学应该是包容的、理性的......让更多的人看见彩虹，拥抱差异，反对校园暴力......希望你勇敢站出来，影响身边的朋友、同学，希望你尊重、支持每一个为LGBT群体抗争的人。”

文星记得，推文在5月15日发布，当天便被校内校外的人大量转发，阅读量接近10万。不少校内同学及校友夸赞武大“包容开明”。

也是在同一天，学校保安一一收走商家插上的彩虹旗。翌日，校内各院系辅导员便开始在群组里发布声明，称性平会为非注册社团，提醒学生不要参加相关活动，“以免被利用”。声明也因院系而异：有的相对温和，甚至承认活动的意义；有的言辞激烈，称活动“受西方亚文化影响”，是“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对抗的言行”；还有的直指性平会“具有和校外乃至国外势力串连之可能”。

事实上，性平会的同学们并非没想过注册，但中国大陆学生社团均需配有校内指导老师才可完成注册，他们一直没有找到愿意成为指导老师的人。据公益机构China SOGIE Youth Network（CYSN）2020年发布的《中国高校LGBTQ+社团发展调研》，其调研的50个多元性别高校社团中，21个为官方注册社团，27个未注册，还有2个被取消了注册资格。由学者艾晓明支持成立的中山大学彩虹社，在2006年注册并引发关注后，2007年被校方注销。尽管知名性学家李银河，曾评价其为“历史的进步”。

舆论很快反转。5月16日，部分在校学生开始发出“非注册社团凭什么代言学校”、“蹭武大热点”等声音，“境外势力”的恶意揣测也甚嚣尘上，甚至有人强行相关同日 美国驻华大使馆 发布的国际不再恐同日的活动，认为有“利用少数群体颠覆社会主义制度”之嫌。

16日傍晚，看到各院通知后，性平会的同学紧急开会，决定取消翌日公开活动，转而在8点上课前，将手环放置在食堂、图书馆等地，请有缘的同学前去寻找。

武大校友的陈威对这个活动记忆犹新，他当日遇到自愿在校园里偷偷派发彩虹物料的同学，而原本计划布置在食堂周边的彩虹旗，出现在Costa、KFC等商业餐厅里。陈威说，作为性少数，感到“终于有一个渠道可以让性少数群体被主流人群关注到”。

“它（性平会）的存在至少不会让人特别绝望吧，在越来越紧、越来越严格的这样一种校园主流文化的底子当中，它会给人一些希望和力量。”陈威说，但他表示，不少性少数学生的羞耻感和安全性顾虑仍在，尤其活动被说作“境外势力”的时候。

“近几年觉得注册和不注册的区别越来越小了，”张和说，“而且注册社团还要受到学校直接的监控。”2021年3月，Z社因3则转发贴文，被校方以“违规宣传”的名义，勒令不可以参加2021年的社团招新活动。遭受处罚的3则贴文分别为转载讲座、转载科普、转载同校其他社团的多元性别讲座信息。

“很强词夺理，”张和说“我们以前都是这么做的，以前也没有说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2018年517之后，应对环境的恶化，性平会、Z社等多数LGBT高校社团的活动，以线上公众号科普、线上树洞或联合红十字协会所做的艾滋病快检为主，偶尔会有线下小型读书会、观影会、分享会等。而5月17日、甚至整个6月骄傲月等标志性日期，都成了敏感时间，社团学生们只能在微小的缝隙里，做一些在玫瑰花花茎上贴彩虹旗等创意又隐蔽的活动，以图增加彩虹议题的可见度。

游慧说，十年前在中学时，看到当时女权主义者做的行动，很受鼓舞。但到大学想要做点什么的时候，空间已几乎没有了，只能观观影，看看书。

“观影会其实都根本算不上公共空间，只是私人沙龙，”何平说，性平会4月只是在校园内举了举牌子，就被校方乃至公众、有关部门等看作是“要翻了天”，“整个空间就是这样被压缩的，大家也一步步自我压缩自我克制。他们砍断了你所有的说话方式，不能发传单，不能举牌子，他们说，你可以说啊但你不要用这种方式，但最后什么方式都没有了，你就是说不了话了。”

“它认为，你背后必须有势力，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它不相信一个人因为相信某一种信念，自发去做一件事。”

此前，中国政府对LGBTQ群体活动的压制，亦时有发生。2017年6月，中国广电总局发布《网络视听节目内容审核通则》，将同性恋称为“表现非正常的性关系、性行为，渲染淫秽色情和庸俗低级趣味。”同年9月，运营20余年的同性恋论坛天涯“ 一路同行 ”板块遭“不可抗力”关闭。2018年，拥有20余万粉丝的同志公益媒体@同志之声，称因“不可抗力”面临暂停，微博上一夜间涌现数以10万计的“#我是同性恋#”留言，《人民日报》的微信帐号发布评论文章，强调性倾向“不可作为哗众取宠的内容”，也指出“性倾向不止一种，不管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都属正常，绝不是疾病”。@同志之声之后被恢复。2019年，“Les”微博超级话题被封，亦在网民反对后恢复。

但到了2021年，面对LGBTQ学生社团的集体失声，微博等公共发声场域，再也看不到任何水花。

“大规模封号，大家可能会觉得是国家意志，”张和说，近年来言论审查愈发严格，不时还会面临被举报的风险，尤其在2019年之后的香港议题上，更感受到深深无力感，很多人开始自扫门前雪，从前的意见领袖们，也不再于网络防火墙内发出声音。

“这次无差别无理由封禁，更看到言论审查的不确定性，”张和补充到，“红线摸不着边际，你不知道下一个会是谁。”

尾声

当地时间7月11日下午三点，一场由女权主义者和性少数群体自发组织的“我们都是未命名公号”线下聚会活动在伦敦举行。现场陆陆续续来了三十多人，大多数是在英国高校就读的学生。他们坐在草坪上，用备好的彩笔自行绘画和创作。陈威也去到了现场，画了他曾经参与度不高、但带给他希望的性平会的Logo——一个以无限符号“♾️ ”为基础的图案。

在场的人都避免自己的脸出现在镜头里，避免以真名相称，都表达了对扣上“境外势力”之名的担心。

“它（指境外势力这样的话术）其实是在抹杀一个人的主体性，”其中一位参与者张雨表示，“它认为，你背后必须有势力，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它不相信一个人因为相信某一种信念，自发去做一件事。”

“一直到今天，从商业话语到政治运动，我看不到一点中国社会更加包容LGBTQ的趋势。资本在消费LGBTQ，权力在忽视LGBTQ，”陈威对于未来觉得很悲观，“我看不到任何自上而下的推动中国LGBTQ平等包容的努力。”

在做活动、翻译英文优质内容、及撰写推文的过程中，张和从只关注性少数议题，到开始留意女性等其他人权议题，并渐渐意识到，这些问题都是有共性的，“一个国家对于尤其少数人群是不在乎的，法制化程度低，很多事情没办法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也没有民众表达声音和不同声音达成共识的途径。”

尽管如此，文星、何平等人表示仍会继续关注性别平权的发展。“我觉得我们是有责任去过没那么娱乐化的生活的。”文星说。

“做事情好像是我活下去的动力，”游慧说，但面对大环境一次次扑来的巨浪，仍然会感到无力招架，“我觉得前路无望，究竟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活得积极也是一种反抗吧，”何平试图回应游慧的问题，“而不是任由他压在我头上，直到最后被压死。”

据端传媒了解，武汉大学等部份高校学生，目前仍然被校方及有关部门以各种理由约谈。

尊重受访者意愿，文中出现机构名及受访者人名皆为化名。

端传媒实习记者王炫迪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