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0-30-专访徐贲：暴政之下，何以安身立命？｜评论｜探索学院｜深度｜端传媒 Initium Media

专访徐贲：暴政之下，何以安身立命？

“有身份的人士与暴政同流合污的危害，远远超过平头百姓在暴政下唯唯诺诺地苟活于世。”

站在2020年深秋回想2008年，大多数人脑海中闪现的高光时刻无疑是北京奥运。正如鸟巢作为地标一样，那场盛会也作为一个历史标记被人铭记。而当鸟巢上空的璀璨烟花燃尽，高光时刻过去，烟尘与阴霾悄然袭来。短短十二年后，尘霾席卷全球。

然而从个人层面而言，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徐贲面向公众的学术写作，却正从2008年爆发：从那一年的《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开始，他的《通往尊严的公共生活：全球正义和公民认同》（2009）、《在傻子和英雄之间：群众社会的两张面孔》（2010）、《什么是好的公共生活》（2011）、《统治与教育：从国民到公民》（2012）、《怀疑的时代需要怎样的信仰》（2013）、《政治是每个人的副业》（2013）、《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2014）、《经典之外的阅读》（2018）、《犬儒与玩笑：假面社会的政治幽默》（2018）相继出版。在这十余年里言论空间日益逼仄、尺度越发收紧的背景下，这些文字成为面向两岸三地华语读者（尤其大陆）为数不多既有厚重感、又有锐度的当代作品。

这十余年来，徐贲的学术写作一直围绕着“人与权力”这一主题。到了2020年，他推出迄今为止“硬核”色彩最为鲜明的一部作品——《暴政史：二十世纪的权力与民众》。

从古希腊先哲的《理想国》和《政治学》，到塔西佗的《编年史》，再经马基雅维利和孟德斯鸠，抵达二十世纪纳粹德国、苏联和中国的极权主义批判作品，《暴政史》仍然延续了徐贲此前以个人阅读体验为框架的叙述风格。这并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全面分析暴政的通史，正如副题所框定的，更多地集中在20世纪中后期这一前所未有的挑战时期，那时，传统暴政演化为现代极权主义，造成了惨绝人寰的巨大灾难，直到今天仍然余波未息。即便“后极权”统治一度引发东欧、俄罗斯和中国学界热议，但究其实质，仍然不脱暴政底色。

书中四大组成部分——贯穿于古代暴政和现代极权的专制统治原则；20世纪的极权暴政和领袖崇拜（尤其是共产意识形态国家的领袖个人崇拜）；领袖崇拜与民众感恩、膜拜和盲从的关系；以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群体所面临的诱惑、幻灭和反抗——体现出从古至今、从上层到下层、从一般到特殊的递进关系。某种意义上说，它尤其和《统治与教育》《明亮的对话》《犬儒与玩笑》等作品一样，体现出作者不同于杂文写作的体系性建构努力，并且构成了华语学界对相关历史最严肃反思的组成。

在2020年以“暴政”为主题进行写作（尤其辗转数地之后在香港出版），无疑会触及很多人心中的痛点。但是当《暴政史》面世后，或许又会让部分读者感到不够尽兴。的确，这并不是一部面向当下的作品（虽然并不避谈），但它也绝不是在故纸堆里梳理掌故。正确的打开方式，或许正是和作者一样，带着当下的问题意识回顾历史，并在史海中找到联结今日的那根锚缆。

《暴政史》在当下的面世，其最大的意义，或许是提醒人们：暴政并不是一人、一时、一事的产物，它源远流长、由来有自。更重要的是，作者上升到“人之存在”这一本体层面，指出：“要了解暴政，我们不仅需要了解暴君，而且更需要了解我们自己……（专制独裁向极权的转变）既是一种政体的延续，也是一种制度之恶和人心之恶的延续，它是包含在人类自身的延续之中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要破除暴政，也绝不是凭着一腔血气之勇能够做到的，除了外部时空限定条件，它需要行动者的决心、策略，以及对自身的深刻认知和反省。

虽说“极权就像暴政一样，带有它自己的毁灭性的细菌”（阿伦特语），但束手坐待天明，当然不是作者的本意。通过揭示古今暴政下的苟且与抗争，“如何安身立命”（尤其作为知识分子）的主题也就呼之欲出。在全书最后一章，作者以奥威尔写在雪莱《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旁注的悲怆之语——“即便是被打败，也要充满勇气”——作为标题，而在后记中，同样沉郁而不失希望地表明心迹：

“当事情坏到不能再坏的时候，新的认知便会发生，并促使新的行为。在等待这一刻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什么事都不做，耐心等待它的发生，直到耐心耗尽，彻底放弃。我们也可以做点什么，让它早点发生，我希望这本书代表的就是后面这种选择。”

《暴政史：二十世纪的权力与民众》

作者：徐贲
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年7月

暴政、精英与凡人

精英有更大的道德罪责，因为他们本应该担负更多的道德责任。精英当缩头乌龟，却要凡人挺身而出，这就像家里进了强盗，有力气的大人躲在一边，却要没力气的小孩勇敢抵抗，你说有这个道理吗？

端：您的这部新著，关键词无疑是“暴政”，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特指二十世纪的现代暴政。那么在您眼中，现代暴政具有哪些基本特征？

徐 ：20世纪最邪恶、危害最大的暴政就是极权主义。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的第三部分里对20世纪极权主义做了经典的描述和分析。她用的理论模型来自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苏联。简单地说，极权主义统治有四到五个特征：第一是宣传洗脑，包括控制所有的新闻、出版、媒体、教育、文化活动等等；第二是组织：也就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一党专政；第三是秘密警察；第四是全面统治，所谓的党领导一切，什么都姓党。这四个是常态的，还有第五个，就是搞运动，这是间息性的。它也可以常态化，那就是以各种名目发动的全面动员。

端：作为暴政理论的源头，您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进行了对比，似乎更加偏爱柏拉图，而认为亚里士多德对权力性质持中立立场的理论可能会给暴政开路。但学界（尤其自由主义）对柏拉图的理性设计有很多质疑，他的蓝图中是否反过来也有暴政的影子？例如对“哲人王”的期待、或掌权者作为“船长”或“医生”的定位？

徐 ：这是一个如何阐释柏拉图的问题。我认为，他的政治观是精英主义的，但不是专制主义的。

他不信任民众能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所以他希望有“哲人王”来带领民众。他所说的“哲人王”，扮演的就是既德性出众又能力超越的“船长”或“医生”角色。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城邦的利益放在自己个人的利益之上、依法治国，并带头遵守法律。这同古典共和关于立法者和领导者的理念是一致的。

这样的船长不是我们所知道的那种“伟大舵手”，这样的医生也不是专门给人剖心洗脑的骗子。

端：您在书中有一段对塔西佗的评述，或许会让人非常强烈地产生共鸣：“塔西佗活着的时代，专制权力的元首制已经是罗马的现实，政制前途灰暗又不可确定，可能变得更糟，也可能有所改善。共和早就已经死了，回到共和已经不再可能，以怀旧之情将共和理想化已经没有什么实质的意义。而且，对共和的理想本身就问题多多。不管怎么说，罗马的精英们都需要找到在现实中的安身立命之道……”在面对暴政的问题上，存在所谓的“精英的安身之道”吗？他们是否与大众奉行不同的道德准则？

徐 ：塔西佗是罗马元老院的一员，是罗马的政治精英，他面对暴君提比略的无力感不代表普通罗马人的日常感受。他的“安身立命”问题与普通老百姓的安身立命问题是不同性质的。这是精英与大众的分野。

就像我在书里说的，“塔西佗所关心的安身立命者不是一般的民众——他们永远只是在专制的摆布和操纵下随波逐流——而是罗马的精英：元老院里的元老、贵族、军事统帅、行政长官”。用蒙田的话来说，是那些在“政府里混的人们”。那些有身份的人士与暴政同流合污的危害，远远超过平头百姓在暴政下唯唯诺诺地苟活于世。

精英与大众的分野不是绝对的，大学教授是精英，但作为在大学里“讨生活”的读书人未必真的就是精英。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你说他是精英还是大众？每个人的无力感或安身立命也都是具体的，如果政治上没有要求，也不觉得有什么冤屈，所谓“安身立命”，无非也就是如何养家糊口的问题。

端：近年来有一句话非常流行（甚至被官方和民间各自做不同解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在面对暴政时，凡人该如何挺身而出，才是一种合理的选择？

徐 ：什么是挺身而出呢？上大街抗议游行？还是去丢石块、砸路灯？还是公民不合作，公民抗命？还是关掉铺子不营业？因为不喜欢某种课程或教科书拒绝进课堂？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我没有资格说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

精英有更大的道德罪责，因为他们本应该担负更多的道德责任。精英当缩头乌龟，却要凡人挺身而出，这就像家里进了强盗，有力气的大人躲在一边，却要没力气的小孩勇敢抵抗，你说有这个道理吗？

端：您似乎对《1984》的作者奥威尔情有独钟，而且我注意到，关于奥威尔的两章并没有排在一起，一章似乎特意安排在全书结尾，冠名为“即使是被打败，也要充满勇气”，体现出一种乐观情绪。而在全书后记，您面对历史轮回，情绪似乎又明显低落下来。作为作者，哪一种是您在这个时代安身立命的更真实态度？

徐 ：在绝境中不绝望，既充分看到环境的恶劣，但又始终保持勇气，不相信世界会永远如此。这二者并不矛盾。

奥威尔本人秉持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态度，这已经是超过随遇而安的那种安身立命了。因为安身立命只是为了活下去，不需要信仰，而保持勇气则不仅需要信仰，而且它本身就是一种信仰。

端：在这个充斥极化思维、尤其是“另类事实”（alternative facts，特朗普幕僚被追问发布不实信息时的辩辞）大行其道的年代，奥威尔式的追求真相、或者哈维尔式的“生活在真实中”（Living in truth），作为一种安身立命的原则，是否面临新的挑战？

徐 ：是的，有新的挑战是因为许多人选择了犬儒主义的生活态度和生存方式。对他们来说，已经不是如何在真实和虚假之间进行选择的问题，而是真实和虚假的区别已经失去了意义。真假、善恶、对错的区别已经完全不重要，甚至不相干了。既然如此，那还有什么真相，又如何坚持真实？

在没有真伪之辨的国家里，全民说谎，心安理得地说谎。他们知道别人不相信却依然说谎，他们把说谎当作一种安身立命的处世智慧。当上面把说谎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时候。所有人说的都是非常粗糙的谎言，在说谎时也都敷衍了事，根本不在乎能不能自圆其说。说谎的人根本就没有指望有谁会真的上当受骗。

在一个平常的社会里，说谎的人都希望搭诚实的便车，也就是，希望别人都诚实。别人都诚实，自然也就不会疑心他是在说谎。但是，在极权社会里是没有这种诚实便车可搭的，因为人人都不能免于恐惧，为了自我保护，人人都精于说谎之道。因此，人人也都变成了识谎的高手，谁也骗不了谁。人们只是在自己需要装作诚实或需要装作相信别人诚实的时候，假装看不见谎言而已。

欺骗和暴力都是对人的蓄意侵犯，都是强迫人违背自己的意愿行事。暴力造成的伤害，欺骗也都能造成。但是，欺骗的作用更加微妙，因为它不仅作用于人的行为，而且也作用于人的想法。欺骗的伤害不仅是对个人的，也是对全社会的，其结果便是整个社会的高度犬儒化。

端：您对知识分子、尤其是二十世纪下半叶极权体制内外的左翼知识分子有严厉批判，那么如何看待中文语境中经常被嘲笑的西方“白左”？二者有可比性、有内在关联吗？此外又如何理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家主义化”或者“向左转”的现象？

徐 ：20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左派知识分子是斯大林主义的同路人，今天美国的“白左”未必都是这个意义上的左派知识分子，他们支持堕胎、枪支管制、福利制度、文化多元、积极平权（affirmative action）。而“左”是个非常模糊不清的说法，就算不是滥用，也需要放到具体的国家和政治环境中去理解。姚文元的“左”和乔姆斯基的“左”能是一回事吗？在纳粹德国，支持希特勒国家主义的知识分子，你能说他“向左转”吗？

端：对暴政的研究固然有极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但如何避免标签化？或者说如何避免善恶二元对立的简单模式？

徐 ：许多人对“极权”和“专制”等概念也有同样的疑虑，认为那是一个“标签”，是简单的“善恶二元对立”。

但是，坚持这种说法的人们，都是自己在避免使用这些概念，也都是在逃避讨论这些问题的。他们并不是真的对现有的“暴政”、“极权”、“专制”概念有所疑虑，也不是为了从学理上弄清这些概念。而是想架空这些概念，让人怀疑这些概念对现实政治的应有的解释作用，从而起到暗中为专制和极权辩护的作用。

我们避免这些概念标签化的唯一办法，不是避免使用它们，而是从不同角度去不断讨论它们。《暴政史》提供的就是这样一种讨论。

弱者抵抗暴政，唯有觉醒和不合作

对抗行为中显然包含着暴力，它会伤及无辜，造成社会恐慌。至于是否有正当性，这就像“恐怖主义”一样，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评说。但是，自我觉醒和不合作，不存在这样的伦理问题。

端：您这部著作虽然绝大部分篇幅在谈论纳粹德国和苏联，正面单独提及中国的只占其中两章（第10章和第21章），但很明显，全书一直贯穿着鲜明的中国问题意识。那么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是：中国大陆体制可以称之为“暴政”吗？似乎您并没有正面触及这个问题？

徐 ：当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它与前苏联和纳粹德国在统治方式、组织和宣传、秘密警察、洗脑和监督、践踏法治等等一系列方面高度相似，你说它能不是一个暴政体制吗？

端：但换个角度来说，如今动辄声称“共产暴政必亡”的言说，似乎又失之于意识形态化，而您的《暴政史》似乎努力有所节制。作为学者，您如何在“必要的价值评判”和“意识形态立论”之间划出界限？

徐 ：意识形态对每一个具体问题都有现成的、不容争议的答案。但是，必要的价值评判不是这样，它需要对具体事情的对错、善恶判断，根据具体的情境（situation）而定，而且它的结论会有争议，也允许争议的。

端：您在书中多次提到，毛式领袖崇拜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开创了一个恶劣的先例，为后来的领导人邯郸学步、有样学样铺平了道路，也为大多数国民接受这样的个人崇拜准备好了效忠输诚的土壤。您在全书结尾处甚至警告“我们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可怖的20世纪某个最黑暗的时刻”，在您看来，这是旧式专制改头换面重现，还是内里已经迭代升级？这种局面是否真的没有破解之道了？

徐 ：制度不变，没有破解之道。

我在《暴政史》里一再强调，个人崇拜是一个制度问题，是极权统治的内在逻辑所致，不只是个别人的道德品德问题。只要制度的土壤在那里，在统治权力有需要的时候，一定还会出现个人崇拜。

这种个人崇拜不需要作太大的改头换面，也没有什么新的头面可以改换，是很容易辨认的。只是大家装作不看见而已。

端：您提到，出现新一轮的个人崇拜，是因为有出现了新的权力危机，需要用个人崇拜来加以化解，从这个角度看，目前“新的权力危机”是什么？化解的效果如何？

徐 ：从历史经验来看，几乎所有新的权力危机都是因为遭遇到了经济、政治、国内不满和国外敌对等等危机和困局。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用具有“制度优势”的权力制度去化解危机或困局。

个人崇拜能够把权力集中再集中，无限地集中，它因此被当作唯一可行的制度优势手段。能不能真的化解危机，化解到什么程度，效果是好是坏，就要看“运气”了。

不过，这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并不是基于理性的效果评估才采取的手段。它实质上是在铤而走险，饮鸩止渴。一旦走上了这条路，便开弓没有回头箭了。不走到底，任何停顿或迟疑都意味着死无葬身之地。

端：您在描述列宁和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都提到了沙俄帝制的影响。那么中国历代王朝更替史，其中暴政屡见不鲜（当然这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暴政），是否可以说，中国政治传统存在天然有利于暴政的因素？

徐 ：中国式专制可以说有着世界上最悠久的历史，比俄国有更加发达和完善的理论体系。在中国古代的专制暴政理论里，商鞅重于法，申不害重于术，慎到重于势，韩非总结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提出了法、术、势相结合的专制集权的理论。韩非批评商鞅治理秦国只重视法治而不注意术。他说，商鞅治秦，设计伍连坐法而相告发使不得藏奸，“尝厚而信，刑重而必”，号令严厉，不可假贷，所以秦“国富兵强”。但是，由于商鞅不懂得术的重要，无以“知奸”。知奸就是要抓出隐藏的危险分子和敌人。“告密”和“检举”就是这么来的。在中国的专制理论里，这叫做“用术防奸”。

在中国的专制制度里，你不做事，可以治你的罪；你做事，照样可以治你的罪。一切都由皇帝说了算，一切都由皇帝一个人做主。这还不是最高形式的个人崇拜吗？古时候舜下令治水，有的人太积极了，在舜令还未下达之前就行动了，舜因其“先令有功”而杀之。禹召集诸侯朝会于会稽，而“防风之君后至”，禹因此而斩之.这就叫“先令者杀，后令者斩”。连舜和禹这样的“明君”都尚且如此，更何况那些昏君和暴君呢？

端：从二十世纪经验来看，弱者抵抗暴政的最有效武器是什么？以暴力对抗暴政，从伦理和客观效果上来说，是正当的吗？

徐 ：我认为弱者抵抗暴政的武器，不管有效无效，都只能是自我觉醒和不合作。

这是一个极端环境下弱者如何抵抗的问题，美国社会和政治学家詹姆斯·斯考特（James C. Scott）在《弱者的抵抗》一书里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弱者经常以暗中破坏的手段进行抵抗，他们常常会有怨恨，会有违背或破坏现有秩序和规则的强烈意愿。他们会偷盗、抢劫，逼急了还会行凶杀人。这些都不单单是刑事犯罪行为，而是斯考特说的“弱者的反抗”，有人称之为“黑夜政治”：“一些白天干着卑贱工作的下层人，到了晚上漆黑一片的时候，就会伺机对富人施暴、砸石头、毁财物。总之，这看不到的‘歹徒’很可能就是白天毕恭毕敬为你擦鞋的下人”。

这种对抗行为中显然包含着暴力，它会伤及无辜，造成社会恐慌。至于是否有正当性，这就像“恐怖主义”一样，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去评说。但是，自我觉醒和不合作，不存在这样的伦理问题。

如果人类必须选择，他们会放弃什么？

这次疫情给人类提出来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自由民主和极权之外我们还能设想一种更加可欲、但同样现实的路径吗？

端：在某种意义上，“暴政”也是一个经常被泛化的概念，例如桑德尔驳斥英才制的 The Tyranny of Merit，这并非是您论述意义上的暴政，但这种“非典型暴政”和您所论述的典型意义上的暴政有何种内在关联？

徐 ：The Tyranny of Merit 里的“暴政”是一个修辞的说法，并不是指政治体制和统治权力的运作方式，而是“很坏”“霸道”的意思。“暴政”这个说法被严重地滥用了，就像“法西斯”“希特勒”一样。

端：在您眼中，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民主体制是否、以及在何种意义上面临挑战？ 有论者批评他的治国方式中已经含有暴政的因素，尤其是他此前不同场合对朝鲜、俄罗斯甚至中国体现出来的暧昧态度。

徐 ：特朗普治下的美国，最重要的危机之一就是他本人，连同他的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正当性危机。我说的是正当性（legitimacy），不是合法性（legality），因为他是民选的总统。

要为这一局面负责任的首先是特朗普本人，但并不只是他本人。只要看看许多民主党大佬和美国媒体的作为就知道了。民主党这三年多几乎什么事都没干，把精力都花在搞垮特朗普的努力上了。美国两党的水火难容和敌对态势是美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民主是建立在协商和妥协的基础上的。美国两党的领袖怎么就忘了这个呢？

特朗普在美国政界是个另类人物，他任性、说谎、耍无赖，令许多美国人引以为耻。但是，那些非另类的美国政治人物为什么也跟他的行为没有什么两样呢？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第一次辩论简直不堪入目，成为全世界的笑柄，也让许多美国人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感觉幻灭和失去信心。美国的建国之父们要是能从坟墓里活过来，看到今天的景象，一定认不出这就是他们创立的美国。

美国政治学家安玛丽·斯劳特（Anne-Marie Slaughter）在奥巴马时代写过一本书，叫《这才是美国：如何在一个危险的世界坚守我们的价值》（The Idea that is America: Keeping Faith with Our Values in a Dangerous World），这个问题在特朗普时代变得更加迫切了。

耶鲁大学教授提摩希·史奈德（Timothy Snyder）有一本叫《论暴政》（On Tyranny: Twenty Lessons from the Twentieth Century） 也是一个例子。他这本书的目的之一是要美国人警惕特朗普正在把美国引向“暴政之路”。还有人谴责特朗普或美国政府是“法西斯”，说蓬佩奥是“人类公敌”。我认为这些也不过是修辞手法。

暴政也好，法西斯也罢，都是有基本标准可以衡量的：人民有自由选举的权利吗？可以为政治目的集会吗？享有自由言论的权利吗？可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吗?私人财产受法律保护吗？宪法还在起作用吗？实行了共和党或民主党的一党专制吗？有一个宣传部专门给人民洗脑吗？攻击甚至谩骂特朗普就会被送进监狱或疯人院吗？如果特朗普就是法西斯或希特勒，那么，法西斯和希特勒还算什么极致的邪恶。这不等于是在淡化或开脱法西斯和希特勒的极端罪行吗？

所有这些特征加起来就可以成为对“暴政”的例证和描述性定义，在说理论证中，这是一种常见的定义方式。当然，要在今天的美国政治环境中找到一两个“暴政特征”并非难事，如特朗普直接诉诸选民看似接近法西斯的民粹群众运动。但是，以此为根据就断定特朗普是在搞法西斯，那就好比说，马有四条腿，牛有四条腿，所以马就是牛。

端：在新冠疫情爆发近一年的背景下，整个世界格局发生此前难以想像的变化。吊诡 的是，最早爆发疫情的中国，通过铁腕手段进行防疫工作，目前看起来似乎面临的形势要比欧美更加有利。如何看待这种“大变局”给一个专制体制造成的（看上去）天时地利兼备的有利局面？又如何看待这次疫情对欧美传统自由体制的冲击？

徐 ：暴政和极权相比起自由民主，在许多事情上具有无可比拟的“制度优势”，但这不是没有代价的。在这次世界性的大疫情中这就充分表现出来了。

美国副总统辩论时，民主党候选人攻击特朗普政府防治手段不力，其实，美国疫情控制不住，并不全是他的错。看看欧洲的情况就知道了。美国的情况并不比欧洲更糟。

摆在世界面前的问题是，这个疫情是怎么开始的？谁造成的？谁该为此负责？不追究这些问题，就没有办法防止下一次还会有这样的疫情。这就像学校的饭菜被人下了毒，死了学生，结果不是追究下毒的人，而是一味怪罪校长、校医、老师没有保护好学生。你说荒唐不荒唐？

一个民主国家的总统，他权力是有限的，他不可能在每个州，每个城市强制封城，不可能用警察和保安把老百姓堵在家里，不可能命令所有的媒体以一个腔调发声，不可能强迫每个公民必须出示“健康码”才能去外地，才能进商场。

这次疫情给人类提出来一个新的问题，也就是自由民主和极权之外我们还能设想一种更加可欲、但同样现实的路径吗？我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但我想，如果人类必须选择要放弃什么，那一定是放弃极权，不是自由民主。我不能设想，人类最后的集体选择的会是那种将把他们的自由剥夺个精光的极权和暴政。

你看，就算极权国家的人们也并不都庆幸自己生活在一个极权国家，只要有机会，他们也想逃离那个有“制度优越性”的国家。奥威尔的《1984》就是一个有制度优越性的国家，除了暴君和他的爪牙，谁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呢？

就暴政而言，我不觉得世界正在面临什么根本性的转折，暴政不是将要重临，而是从来没有离开过人类世界，一直在施虐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