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04-07-徒步四百里、每天吃一顿：两个印度工人的封国时刻

徒步四百里、每天吃一顿：两个印度工人的封国时刻

移民们一砖一瓦建设了城市，却始终被认为是“局外人”。而在病毒面前，他们既无法“社交隔离”，也没有阳台为医护鼓掌。

特约撰稿人 罗瑞垚 Prabhu Mallikarjunan 发自班加罗尔

2020-04-07

3月28日星期六，印度南部阿拉伯海滨的喀拉拉邦坎努尔县（Kannur），某处采石场安静得一反常态。这里已经停工四天了。工人曼朱纳斯（Manjunath S Lamani）决定，和一行卡纳塔克邦北部的老乡一起徒步回家。傍晚七点，他们出发了。

四天前的3月24日，印度总理莫迪（Narendra Modi）宣布，为控制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蔓延，印度全境封锁21天。城市突然停摆，即刻引发了农民工的返乡潮。公共交通全线停运，印度北部很多离家更近的农民工都选择了走路回家。起先，曼朱纳斯观望了几天。他的家在400公里之外的卡纳塔克邦哈韦里县（Haveri），不眠不休也要走三四天。

这天，他听到消息，前一天出发的工友在到达卡邦边境后，当地警察安排了车送他们回家。这给了曼朱纳斯一丝希望，他想着，只要走到卡邦地界，就总能找到办法回去。

曼朱纳斯已经断断续续在喀拉拉邦打工十五年了。他遇到过罢工，也见到过交通停摆，但像如今这样的全国封锁，还是他三十三年人生的头一遭。他随便收拾了一套换洗的衣服，还带了一条被单，就上路了。他还是觉得，回到家会更安全。

但他的遭遇并没有之前的工友那么幸运。那天深夜，曼朱纳斯一行在喀拉拉邦境内被警察拦下，他就地在附近的印度教寺庙里歇了一晚。第二天，3月29日，他们重新出发，下午才到了卡纳塔克邦的边境小镇维拉杰佩特（Virajpet）。

在这里，曼朱纳斯被告知不能再继续前行。他出发的当天，印度中央政府向各邦指令，严格封锁边境，对返乡的移民不再放行，同时建议对他们就地安置，提供住所和食物。

曼朱纳斯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他被安排住在一所寄宿学校的宿舍里，和他一样滞留在这里的农民工有近百人，都来自卡邦北部和中部地区。

外来采石工

曼朱纳斯从18岁起，就在喀拉拉邦的采石场打工。通常，他每两个月回一次家，歇几天再回去工作。

三月初，他又一次启程了。那时，疫情的冲击刚刚波及印度，德里和特伦甘纳邦（Telangana）同时报告了第一例输入病例，泰姬陵所在的北方城市阿格拉（Agra0，一个意大利旅游团也有14名游客确诊。这完全没有引起曼朱纳斯的警觉。当时卡邦还没有确诊病例，喀拉拉邦在一月底确诊的三个武汉大学留学生也已治愈。

他和朋友在 WhatsApp 和 Facebook 上看到肺炎的消息，以为它只发生在中国。

背土离乡也是曼朱纳斯养家糊口的最佳选择。在采石场，他的日薪是750卢比（约合港币77元），还管早餐和午餐两顿饭，他能攒下不少钱，足够老家父亲、妻子还有孩子的花销。

他出生在哈韦里县的贝鲁尔村（Bellur），这里气候干旱，只有三四个月的季风时节才有雨水光临，稻米只能种一季，其他的主要作物有石榴、玉米和高粱。

曼朱纳斯是拉马尼人（Lalani），属于印度宪法中的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政府立法确定的两大弱势群体质疑，另一个是表列种姓，即通常说的“不可接触者”），他家里没有土地，世代以替人做农活为生，每天的薪水在三四百卢比（约港币40元）左右。但这份工并不固定，他一周最多两三天有活儿干，不干活就断了收入。

2001年，读到七年级之后，曼朱纳斯就辍学了，也干起了和父亲一样的活计，补贴家用。打零工可以糊口，但没办法改变世代为农的命运。城市化的大潮，给了曼朱纳斯一次机会。

“为了让我的孩子有更好的未来，我必须要挣钱来供他们读书。”曼朱纳斯对我说，他有三个小孩，最大的7岁，最小的只有3岁。

2005年，18岁的曼朱纳斯就经老乡介绍，到喀拉拉邦寻生计。喀拉拉邦地处印度西南海岸，在热带季风的滋养下，这里草木茂盛，物资丰饶，民众也相对富裕。城市的扩张和人口的逐渐膨胀，推高了对石材等建筑材料的需求，采石场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采石场的工作终日暴露在粉尘之下，当地的呼吸道疾病发病率逐渐上升，采石场还有诱发山体滑坡的危险，本地人渐渐不愿再从事这份工作，为更便宜的外来劳工打开了通道。

在采石场，曼朱纳斯租住的群租房里一共住了十个人，四个是卡纳塔克邦的老乡，还有六个人来自东北部的阿萨姆邦。除他们之外，北方的比哈尔邦、北方邦和西孟加拉邦也是采石场外来劳工的主要来源。

群租房每月的房租总共为4000卢比（约港币409元），加上水电费，每个工人每月花在住宿上的钱大概要500卢比（约港币51元）。停工之后收入断了，这笔钱也成了让他们头疼的问题。曼朱纳斯告诉我，卡邦本地的工人基本都离开了，但阿萨姆和其他北部来的工友们还困在坎努尔，政府给他们提供了食物，但他们还得想办法付房租。

酒也是问题。采石场的工作是体力活儿，工人们收了工一般习惯喝点酒，本地小商铺里自酿的酒很便宜，但封城后就断了供。

在坎努尔，工人们每天只需要自己做一餐晚饭。采石场的日间饮食是当地人的口味，提供的是喀拉拉邦常见的马塔红米饭（Matta rice），曼朱纳斯已经习惯了，他只是为了赚钱养家，对饮食并不挑剔。但自己做晚餐时，他还是会闷上家乡常见的白米饭，一解乡愁。

进退维谷

每次，从家乡到坎努尔县，要先坐一夜的大巴到卡纳塔克南边的曼加罗尔市，再转乘五个多小时的火车。曼朱纳斯本该在这里待到五月，再带着两个月的工钱回家。

但曼朱纳斯很快发现事情比他想的要严重。与境外联系紧密的喀拉拉邦很快出现了新增病例，且确诊人数位居印度前列，离坎努尔县不到100公里的卡萨拉戈德（Kasaragod）更是成了“震中”，报告了喀拉拉邦近一半的确诊病例，坎努尔县也出现了病例。

3月22日那天，印度全境在总理纳伦德拉·莫迪的命令下实行了较为温和的“人民宵禁”，他提议公众不要外出，并在下午五点时站在阳台上为防疫一线的工作人员鼓掌。

曼朱纳斯没有阳台，他也没空鼓掌。当天采石场还没停工，他一直从早上七点半工作到了下午五点半。

那时，他还以为宵禁只是暂时的，但此后封锁措施的层层加码让他措手不及。3月22日，中央政府要求公共交通在三月底前停运，又过了两天，莫迪宣布了全国封锁21天的消息，采石场也彻底停工了。曼朱纳斯获取消息最主要的渠道是WhatsApp，直到停工，他还以为一到四月就可以回家。

他意识到封锁的严重性时为时已晚。3月28日中央政府的一道指令，把他拦在了归途中，至少在4月14日之前，他哪也去不了。

曼朱纳斯踏上回乡路的那天，住在班加罗尔东郊 Kariyammana Agrahara 贫民窟的阿卜杜勒（Abdul Kalam Khan）没吃上早餐。

五年前，阿卜杜勒从德里远赴班加罗尔谋生，现在和姐姐、姐夫等五个人挤在一间棚子里。封城之后，物流不便让蔬菜的价格涨了一倍，阿卜杜勒家捉襟见肘，一日三餐也无法保证，他当天只吃了一顿饭。

阿卜杜勒和上千名住在贫民窟的外来劳工一样，更关心两个问题：什么时候能开工？下一餐饭从哪里来？笼罩在贫民窟上空的阴云，并不是蔓延的病毒，而是饥饿和贫穷。

Kariyammana Agrahara 贫民窟紧邻班加罗尔的 IT 科技园区，这里见证了班加罗尔作为“外包之都”的昔日荣光，英特尔（Intel）、埃森哲（Accenture）等软件公司都坐落在此；也滋养了班加罗尔被誉为“印度硅谷”的科技创业潮，印度估值最高的创业公司Flipkart、中国最知名出海品牌之一小米的办公楼也在附近。

软件和科技公司的蜂拥，让班加罗尔老城区向东的老机场路成为了拥堵最严重的路段之一。但3月28日这天，这条主干道上几乎看不到一辆车。平日里熙熙攘攘的写字楼也空无一人，只有门口戴着口罩的保安独自享受着难得的宁静。附近的商业住宅楼阳台上，偶尔看得到居民的身影，他们大多是附近公司的员工，封城期间在家工作。

与这些现代化的住宅楼仅一墙之隔的贫民窟，完全是另一个世界。

这里完全看不到任何“社交隔离”的踪影：小商店门口挤满了购买食材的居民，妇女每人拎着两三个桶排队打水，孩童们在垃圾堆旁玩着木制的玩具。一家商店的电视里播报着冠状病毒的新闻，六七个居民驻足观看，也还有人站在商店门口闲聊。看到我拍照，居民们警觉地散开了。他们没人戴口罩，偶尔有路人蒙着面巾走过。

贫民窟的棚子是用胶合板和铝合金搭的，里面不通电，也没有排水设施，一位居民告诉我，到了季风季节，雨水会一直淹到膝盖。

脆弱的局外人

Kariyammana Agrahara 贫民窟是繁荣生长的科技园催生的副产品。产业发展带来住宅扩建，数万人日常生活的后勤需求，为外来移民提供了生计。移民大多在附近的公司和公寓里做保洁、安保等工作，阿卜杜勒则在一家科技公司做司机。

3月21日起，公司就开始了远程办公，他相当于变相休假了。骤然停工带给他的不是清闲，而是被不确定感笼罩的忧虑。公司只承诺三月份的薪资会正常发放，但封城还要持续到四月，他能不能按时领到薪金、合同还会不会继续，都还没有准信。

最大的问题还是房租。这间不到十五平方米的棚子的月租金是3000卢比（约港币306元），阿卜杜勒告诉我，如果封城持续，十天后他们就没法按时付房租。贫民窟的棚子多是私人违建的，居民的权利没有合同担保，但每月都会有人定时上门收租。

封城和停工让阿卜杜勒失去了继续留在班加罗尔的理由。他和家人的口粮配给都登记在德里，回到家就能以几卢比的价格买到一斤大米，也不用交房租，封城后他第一时间就想回家，“就算是饿肚子，跟家人在一起也总是好的。”阿卜杜勒告诉我，远在德里的父母非常担心他，要是他在身边的话，父母会开心一点。

但当时公共交通早已停摆，他和家人都回不去了。阿卜杜勒五十多岁的叔叔已经决定了，如果封城在4月14日后持续，他也打算步行返乡，回到2000多公里之外的德里。

这是24岁的阿卜杜勒，在2020年遭受的第三次打击。

年初，印度议会修订了《公民身份法》，这部将大量穆斯林排除在外来移民获取公民身份之外的法案，在印度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持续数月的抗议浪潮，也让印度国内穆斯林的生存处境更为艰难。虽然公民身份注册还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但在是印度人民党执政的卡纳塔克邦，清理外来移民的行动已经率先展开。

去年11月，卡纳塔克邦警方将59名孟加拉非法移民遣送出境。此后，阿卜杜勒居住的贫民窟也不断遭受警察的骚扰。“警察会随时出现，让我们出示身份文件，一言不合就随便抓人。”阿卜杜勒说。这种随机的恐惧一直笼罩着他。

二月初，这种恐惧变得具体。他和叔叔住的那间棚子被政府拆了，同时被拆的另外三十多间。旁边商业住宅区的居民向警察举报，称贫民窟中住有孟加拉国非法移民，还有人从事非法活动，虽然警察并没有掌握相关证据，但他们的棚子还是被夷为平地。

事后，主导此事的官员被停职，阿卜杜勒被拆毁的棚子却没了下文，他和叔叔只得挤进原先姐姐一家住的棚子里。

卡纳塔克邦的第一例确诊案例在3月9日才出现，但政府在3月13日就关闭了学校、商场等公共场所。阿卜杜勒告诉我，警察此后也开始在贫民窟周围巡逻，要求他们勤洗手、戴口罩。但他一直对疫情没有感知。公共宵禁那天，阿卜杜勒也和贫民窟的居民一起，站在街道上欢呼鼓掌。“我们不知道这有什么用，但WhatsApp上的消息说，这能让冠状病毒远离我们。”他说。

我们第一次在贫民窟见面时，阿卜杜勒正和叔叔一起，从废墟中挑拣出还能用的瓶子等物件。叔叔沉默寡言，他主动攀谈，但语气也很平静，没有太多抱怨。

封城后，我再次到访，打电话联系他，他抱怨着停工后的种种不便，不耐烦地打断了我追问细节的提问，说，“你问这些到底能怎么帮到我？我现在只想回家。”电话那头传来争吵声，阿卜杜勒说家里人在吵架，也没有再出现。

来班加罗尔五年，阿卜杜勒只回过两次家。北部廉价劳动力更充裕，他在那里每个月只能赚到七八千卢比（约港币七八百元），而班加罗尔的薪水差不多翻了一番。

但他还是只把千里之外的德里当做“家”。“只要交通解封，我就先回家待几个月，等疫情完全结束再回来工作。”阿卜杜勒说。

城市化与被忽视的移民

阿卜杜勒所在的贫民窟，主要住的是从比哈尔邦（Bihar）、北方邦（Uttar Pradesh）等北部地区，卡纳塔克邦北部，以及阿萨姆等东北地区来的劳工。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的数据，北方邦、比哈尔邦也是移民劳工的最大贡献者，中央邦（Madhya Pradesh）、旁遮普邦（Punjab）、拉贾斯坦（Rajasthan）邦次之。

印度的移民潮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经济自由化开始， 此后的软件外包和科技创业热潮也进一步助推了城市化的进程。班加罗尔、孟买、海得拉巴、德里和清奈（金奈）等一线城市发展迅猛，工作机会充裕，吸引了本邦及全国各地的外来移民。

根据《 2017年印度经济调查 》的数据，印度国内的移民劳工数量高达1亿，占了全国劳动人口的近五分之一。在城市地区，大约33％的男性劳动人口、56%的女性劳动人口是外来移民。

印度宪法保障了国民自由迁徙的权利，这些大量涌入城市的劳工，也让城市开始分层。

正如班加罗尔科技园附近的贫民窟一样，外来移民往往居住在城市夹缝的棚户区、贫民窟等非正式住宅区。这里的人口密度大、卫生条件较差，当城市受到病毒冲击时，外来劳工无疑是最脆弱的群体——他们无法享受“居家隔离”的特权，又往往为与海外有联系的中产阶级雇主提供服务，居住条件也让他们做不到社交隔离。

孟买的贫民窟已经报告了数十起确诊案例。其中一例，就是一位68岁的家政工被雇主传染，而雇主此前从海外返回。

这些外来移民，也往往从事着低薪、危险的临时工作，如建筑、旅馆、纺织、制造和家政服务等。很多移民还揹负着沉重的债务，多是收成欠佳的农业债，和嫁女儿的嫁妆债。无力负担城市高额的房租，他们随时面临着失去栖身之所的风险。在班加罗尔，从2013开始，就出现过多次贫民窟被大规模拆除的情况。这些行动往往因周围富人区住户的投诉而起，理由有污染水源、违章建筑等，不一而足，每次都让数以千计的移民无家可归。

移民们一砖一瓦地建设了城市，却始终被认为是“局外人”，甚至是“外来威胁”，因为他们“抢走”了本地居民的工作。反移民甚至成为了举足轻重的政治主张。

在孟买，外来移民占据了人口的55%。目前执政的湿婆神军党（Shiva-Sena），就一直在比哈尔外来劳工、北方邦外来劳工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认为“孟买人”应该把这些外来移民赶出孟买。

大城市的外来移民，即使携家带口，也大多过着候鸟式的迁徙生活。

阿亚玛（Ayamma）一家住在班加罗尔老城区的一个小型棚户区，离国际品牌店铺林立的百尺路只有几百米之遥。我路过时，她的三个女儿正在路边玩耍。

2009年，阿亚玛和丈夫从卡纳塔克邦北部的古尔伯加县（Gulbarga）来到班加罗尔谋生。十一年间，夫妇俩相继生了三个女儿，她们目前都在附近的公立学校读书。但每年的暑假，阿亚玛还是会把孩子送回老家。

阿亚玛家旁边是一大片荒地，院子里堆放着塑料瓶、纸箱等可回收的垃圾，女儿还在院子里种了一株番茄。低矮的房屋里异常昏暗，房间没有通电。一家人为这间十多平米的小屋，每月支付1000卢比（约港币100元）的房租。

本来，阿亚玛和丈夫每月的收入还不错，两个人加起来能拿到3.7万卢比（约港币3774元）。但做泥瓦匠的丈夫停工之后，她做保洁每月1.2万卢比（约港币1224元）的收入不足以负担日常开支，被迫动用本来就不多的积蓄。阿亚玛告诉我，之前她每天花50卢比买蔬菜，现在则要花100卢比。她担心，如果封锁持续，家里要迫不得已去找民间放贷人借钱维生。

阿亚玛的口粮份额也登记在老家。虽然印度政府早就提出要推行口粮全国通领，但她并没有信心，一家人能在班加罗尔待多久。

受疫情影响，女儿们早早就停课了，又回不了老家，在屋子里写作业，还得借着蜡烛。